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动机−意志整合模型, 采用问卷法以930名青少年(年龄 = 15.24 ± 1.66岁)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 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家长与孩子双视角分析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相比低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高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且相比于低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 有着高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2)挫败感在亲子关系−教育卷入与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人生意义感调节该中介模型后半段, 即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随着人生意义感的增加, 挫败感对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逐渐减小。研究从家庭关系中家长与孩子双视角, 揭示了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为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生机制提供更多解释路径。
emoji自出现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研究关注消费者评论中的emoji, 并着重探讨负面消费者评论中, 愤怒emoji如何影响消费者对发送者愤怒感知。研究共进行了3个实验室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 (1)与句尾愤怒emoji相比, 句中愤怒emoji会使人们感到发送者更强的愤怒; (2)在愤怒emoji位置与对发送者愤怒感知关系中, 愤怒emoji位置突出感知和情感加强感知承担连续中介角色; (3)文字评论极性调节了愤怒emoji位置对发送者愤怒感知的影响作用。
通过对859名初中生历时3年的3次追踪测量, 考察了抑郁和自伤的独立与联合发展轨迹, 并对3种重要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在二者联合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发现, 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分别呈现4条和3条异质性发展轨迹; 二者的联合发展轨迹包含“低抑郁-低自伤-稳定”、“低抑郁-低自伤-增长”、“中抑郁-中自伤-降低”三类; 父母心理控制和同伴接纳分别为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的风险与保护性因素。
本文基于情绪调节理论, 以暴力犯为被试, 通过2项研究探究了情绪在攻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研究1采用改编的反应时竞争范式测量个体攻击行为。结果发现, 情绪调节动机在负性情绪与攻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证实了负面情绪状态下, 暴力犯会为了调节情绪而实施攻击。研究2进一步表明, 攻击的确能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具体来说, 在暴力犯群体中, 实施反应性攻击之后, 会伴随着正性情绪的提升和负性情绪的下降; 实施主动性攻击之后, 个体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都会提升。文章从对攻击结果的预期和攻击的实际效果两个角度, 对攻击的情绪调节理论进行了验证, 为情绪在攻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解释。今后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 应设法避免个体通过攻击调节情绪, 引导其使用合理的方式调节情绪以减少攻击行为的产生。
本研究基于评估倾向理论, 通过3项实验考察了特定负性情绪(愤怒)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并探究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实验1考察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结果发现, 愤怒组被试的延迟满足倾向显著强于恐惧组和控制组。实验2采用实验因果链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愤怒情绪可以有效增强个体的确定感和控制感(实验2a), 同时确定感和控制感能够增强个体的延迟满足倾向(实验2b)。实验3采用中介测量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 当个体进行跨期决策时, 体验到与确定感和控制感有关的偶然愤怒情绪会增强其延迟满足倾向。本研究对探究特定负性情绪对个体延迟折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情绪调节在社会情境中对认知和情感共情的影响尚待厘清, 这一问题的阐明将有助于理解社会交互中负性情绪的产生和影响机制, 为未来的社会认知干预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探讨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对共情情绪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 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共情准确性任务中,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降低自身的负性情绪体验; 在积极情境下还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情绪调节, 特别是认知重评, 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返回抑制(inhibition of return, IOR)与情绪刺激都具有引导注意偏向、提高搜索效率的特点, 但二者间是否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迄今为止尚不明确。研究采用“线索-目标”范式并在视听双通道呈现情绪刺激来考察情绪刺激的加工与IOR的交互作用。实验1中情绪刺激以单通道视觉面孔或一致的视听双通道呈现, 实验2通过在视听通道呈现不一致的情绪刺激进一步考察视听双通道情绪一致刺激对IOR的影响是否是由听觉通道一致的情绪刺激导致的, 即是否对听觉通道的情绪刺激进行了加工。结果发现, 视听双通道情绪一致刺激能够削弱IOR, 但情绪不一致刺激与IOR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 并且单双通道的IOR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仅在视听双通道呈现情绪一致刺激时, 才会影响同一阶段的IOR, 这进一步支持了IOR的知觉抑制理论。
来自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及研究结果提示, 女性性激素可能是情景记忆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 具体机制尚不清晰。本研究以女性生理周期性激素水平的自然变化构成的两个时期(卵泡后期、黄体中期)为自变量, 利用“What-Where-When Task”情景记忆任务(实验1), 结合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实验2), 探讨生理周期不同阶段完成情景记忆任务的成绩及其可能的内在机制。实验1招募生理周期稳定的33名女性为被试, 在卵泡后期和黄体中期各参加一次实验, 随机顺序依次完成O任务(仅记忆物品, object)、P任务(仅记忆物品位置, position)、OO任务(记忆物品及其呈现顺序, object + order)、OP任务(记忆物品及其呈现位置, object + position)以及PO任务(记忆物品呈现位置及顺序, position + order)。结果发现, 在完成PO任务时, 黄体中期的回忆正确率显著高于卵泡后期。实验2借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进一步探究生理周期影响情景记忆PO任务的原因, 结果发现, 黄体中期额叶脑区的P300以及LPC波的振幅显著大于卵泡后期, 且完成PO任务时的感受性与右侧额叶P300振幅显著正相关。基于上述ERP的结果, 可以认为, 黄体中期在PO任务上的好成绩可能得益于显著增强的认知控制能力, 这一解释符合前人研究结论。总之, 本研究发现：生理周期对情景记忆中客体的空间位置与时间顺序整合的记忆产生显著影响, 黄体中期的记忆效果显著好于卵泡后期, 可能是因为该时期显著增强的认知控制能力。本研究有望为理解影响情景记忆的因素提供新的视角。
恶意创造力因其独特的“危害性”而与一般创造力有所区分。积极的人格特质如心理韧性由于可以促进一般创造力但对恶意有所抑制, 故其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尚不清楚。通过2个研究考察心理韧性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以及心理韧性与应激对恶意创造力的共同作用。结果表明：心理韧性水平能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恶意创造性行为, 且主要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恶意创造性行为起作用; 心理韧性对恶意创造性行为的影响也会受到应激环境的调节, 即相对于非应激条件, 应激条件下削弱了积极应对方式对恶意创造性行为的抑制作用。这些结果表明有必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以抵御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 并正确引导其创造力的发展。
行动经济理论认为个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与其具备的资源有关, 而焦虑与资源不足有关。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来探讨3种不同性质的焦虑对重量感知判断的影响。实验1通过身体姿势诱发焦虑, 结果发现同放松的身体姿势相比, 焦虑的身体姿势能诱发出焦虑且此姿势下个体会认为背包的重量更重。实验2通过具有压力性的外部任务诱发焦虑, 结果显示同奇偶判断任务相比, 心算任务能诱发出明显的焦虑且此任务下个体将背包的重量判断为更重。实验3探讨特质焦虑的影响, 结果发现高特质焦虑个体同低特质焦虑者相比会认为背包的重量更重。本研究表明焦虑会影响个体对物体物理属性的感知。
为探讨高特质焦虑者在前注意阶段对情绪刺激的加工模式以明确其情绪偏向性特点, 本研究采用偏差-标准反转Oddball范式探讨了特质焦虑对面部表情前注意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 对于低特质焦虑组, 悲伤面孔所诱发的早期EMMN显著大于快乐面孔, 而对于高特质焦虑组, 快乐和悲伤面孔所诱发的早期EMMN差异不显著。并且, 高特质焦虑组的快乐面孔EMMN波幅显著大于低特质焦虑组。结果表明, 人格特质是影响面部表情前注意加工的重要因素。不同于普通被试, 高特质焦虑者在前注意阶段对快乐和悲伤面孔存在相类似的加工模式, 可能难以有效区分快乐和悲伤情绪面孔。
探讨8~12岁学龄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1采用问卷法和行为实验法分别考察儿童抑郁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倾向和使用能力的作用; 研究2结合眼动技术考察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在儿童抑郁和认知重评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抑郁与儿童认知重评使用倾向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2) 抑郁对儿童负性情绪向下调节的重评效果有显著影响; (3) 悲伤面孔注意解除困难在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男性代言女性产品的广告策略真的奏效吗?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产品代言人性别与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评价之间的关系。4个实验的结果显示, 与女性代言女性产品相比, 男性代言时女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会显著降低。该影响是通过身份威胁感的中介实现的。此外, 身份肯定对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具体来讲, 当被试受到女性身份肯定操控时, 主效应会加强。本文实证研究了男性代言女性产品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基于性别认同一致性理论拓展了产品性别属性的下游结果。
诸多研究显示母亲积极教养能够促进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但是迄今对其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基于“基因-环境-内表型-行为”模型, 采用问卷法和DNA分型技术, 对1082名青少年(初测年龄为12.32 ± 0.48岁, 50.3%女生)及其母亲进行为期2年的追踪研究, 考察共情在母亲积极教养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OXTR基因rs53576多态性对该中介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青少年认知共情(观点采择)在母亲积极教养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而情绪共情(移情关心)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2) OXTR基因对积极教养与亲社会行为间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3) OXTR基因能够调节“母亲积极教养-认知共情-亲社会行为”中介机制的前半路径, 并且显现出一种超显性的基因效应。在携带GG和AA基因型的青少年中, 母亲积极教养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共情, 进而增加了其亲社会行为, 而在携带AG杂合子基因型的青少年中, 这一中介效应则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从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共情能力和家庭教养等方面阐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及个体差异。
基于问卷调查、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 考察积极共同经历对青少年师生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积极共同经历正向影响师生关系, 且不同类型经历(回忆、想象、样例)均凸显促进作用; (2)积极情感联结在积极共同经历影响师生关系中存在稳定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初步提出“共同经历关系效应模型”, 推进了师生关系影响机制的研究, 具有良好的生态学效度和实际的教育价值。
奢侈品品牌热衷于使用可爱风格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本文以理想自我理论为基础, 通过4个实验探索奢侈品品牌可爱风格类型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实验1表明奢侈品品牌的可爱风格(婴儿图式/古灵精怪)会显著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偏好, 验证了主效应的因果链模型。实验2进一步明确了主效应的边界, 结果表明品牌可爱风格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只在奢侈品品牌的情境下才存在。实验3探索了自我监控水平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发现对于低自我监控的个体, 奢侈品品牌的可爱风格难以有效地影响品牌偏好。实验4分析了个体发展阶段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对于成年期个体, 古灵精怪可爱风格比婴儿图式可爱风格更能提高个体的奢侈品品牌偏好, 对于童年期个体, 婴儿图式可爱风格比古灵精怪可爱风格更易获得青睐。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 但社会比较是影响个体幸福感最普遍的因素。基于社会比较理论视角, 分别采用纵向追踪研究和日记法研究探讨了向上社会比较中典型情绪——嫉妒与幸福感的因果关系机制, 并首次尝试建立了嫉妒与一般主观幸福感(SWB, Subject Well-being)因子的循环假设理论模型。在研究1中, 对290名参与者进行间隔1年的两次(T1和T2)追踪调查, 探讨特质嫉妒与主观幸福感双因子模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 T1的特质嫉妒可以显著正向预测T2的消极情感(NA, Negative Affect)和SWB因子, 显著负向预测T2的积极情感(PA, Positive Affect)和生活满意度(LS, Life Satisfaction); (2) T1的一般SWB因子负向预测T2的特质嫉妒。在研究2中, 进一步采用日记法对178名参与者进行了持续14天的研究, 结果发现每日嫉妒仅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双因子中的NA。首次基于社会比较的理论视角, 采用多方法学视角深入揭示了嫉妒与主观幸福感的PA、NA和LS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机制, 弥补了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不足。更重要的是, 还首次自主提出了嫉妒与一般SWB因子的循环假设理论模型, 对从社会比较理论视角去拓展、理解、重评SWB的社会基础提供了较新的思路。
展示他人积极正向的产品使用过程是广告设计的常见策略, 然而游戏广告却可能存在相反的效果。通过4个线上实验和1个基于真实情境的田野实验发现, 在游戏广告中展示他人失败(相较于成功)的游戏体验会提高观察者尝试该游戏的意愿, 这一影响通过下行社会比较和竞争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实现, 而游戏任务难度和观察者自身的特质性竞争倾向则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本文基于游戏广告情境证实了目睹他人失败对观察者行为意愿的正面效应, 拓展了消费者行为与广告领域中展示失败产品体验对广告效果影响的研究, 为社会学习相关研究补充了更为完善的视角, 也为规模庞大的游戏产业提供了广告实践思路。
使用具有情绪调节含义的词语启动某种调节策略, 是实现情绪调节目标的重要方法。然而, 目前国内外尚缺乏标准化的情绪调节词语库, 这可能导致所选词语与目标策略不匹配以及不同实验室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等问题。为此, 我们对多种情绪调节词语进行筛选、分类和评定, 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情绪调节词语库, 并通过实验验证其效用。首先, 对情绪调节词语与多种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程度进行评定; 根据结果对词语进行筛选和分类, 建立词语库, 并进一步对词语属性进行评定。其次, 使用句子整理范式, 检验词语库中的词语所诱发的内隐情绪调节策略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 149个情绪调节词汇纳入词语库中, 可以较好地反映5种情绪调节目标(接受、注意分散、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表情宣泄)与中性目标; 词语库具有较好的信度与内部一致性。(2)内隐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调节了负性情绪效价和唤醒度, 内隐注意分散策略降低了负性情绪唤醒度。这说明词语库可靠性较高, 其中材料可用于情绪调节目标的实现。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师由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及机制, 并探究从消极影响转变为积极成长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国内疫情期间, 776名在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上工作的咨询师(平均年龄42.57岁, 平均咨询经验12.44年)为研究对象, 使用问卷法测量热线心理咨询师的共情、正念、寻求意义、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VPTG)。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1)咨询师的共情正向预测STS和VPTG; (2) 正念在共情和STS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寻求意义在共情和VPTG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共情还可以分别通过STS、STS-寻求意义、正念-STS、正念-STS-寻求意义的中介路径对VPTG起正向预测作用。该结果提示要辩证看待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关注从消极反应到积极成长的转变, 这不仅能够深化共情及其影响的理论, 还能为相关研究应用提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