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在社会情境中对认知和情感共情的影响尚待厘清, 这一问题的阐明将有助于理解社会交互中负性情绪的产生和影响机制, 为未来的社会认知干预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探讨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对共情情绪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 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共情准确性任务中,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降低自身的负性情绪体验; 在积极情境下还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情绪调节, 特别是认知重评, 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内卷”引发了全民关注与讨论, 但研究者对内卷的心理内涵、特征维度及其测量工具仍在探索中。本研究首次以文化心理学作为研究视角, 提出中国社会的内卷极具新时代意义, 是与中国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多维心理概念。研究1采用访谈法, 通过分析在校学生与在岗社会人员对内卷看法的一手资料, 结合扎根理论初步提出内卷的心理内涵及其特征维度, 即资源稀缺、社会规范、心理压力、竞争行为。研究2在访谈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内卷感知测量问卷,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包含18个条目的四维度问卷。研究3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效标效度检验, 在跨人群样本中验证了内卷的4个特征维度。研究4采用内卷情境任务发现, 在高校情境和组织情境中, 内卷感知更高的个体均更易表现出内卷行为倾向。综上, 本研究首次明晰中国社会中内卷的心理内涵及其特征维度, 并提供了测量个体感知内卷的有效工具, 有助于未来探究内卷对个体心理以及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机制。
先前研究表明, 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则拖延行为越少, 但情绪调节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仍不清楚。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拖延与否主要取决于任务厌恶与结果效用之间的权衡。因此, 情绪调节可能是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或提升结果效用来改善拖延。为探明此问题, 本研究选取高拖延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积极重评组(34人)和无效策略组(34人), 对两组被试进行了为期7天的经验采样法的纵向追踪(共14次)研究。结果发现：(1)后测中积极重评组执行意愿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2)后测中积极重评组任务厌恶显著低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 后测中积极重评组结果效用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3)任务厌恶降低量中介了情绪调节对拖延改善程度的作用, 而结果效用提升量不能中介此作用。结果表明：情绪调节主要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来提升执行意愿, 从而降低拖延行为, 这为从情绪调节角度干预拖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基于问卷调查、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 考察积极共同经历对青少年师生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积极共同经历正向影响师生关系, 且不同类型经历(回忆、想象、样例)均凸显促进作用; (2)积极情感联结在积极共同经历影响师生关系中存在稳定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初步提出“共同经历关系效应模型”, 推进了师生关系影响机制的研究, 具有良好的生态学效度和实际的教育价值。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累积风险观的观点, 考察了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因素对社会适应的累积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51名农村儿童进行入户调查, 1年后实施追踪。以前后测中一直处于留守状态的285名儿童为分析对象, 其他样本作为对照组仅参加社会适应比较。结果显示：(1)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的前测、后测社会适应得分均较低;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与即时/延时社会适应的关系模式均为线性模式; (2)控制性别、年龄的作用后,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对社会适应的即时/延时预测作用均显著(β = −0.42/−0.23, ps < 0.001)。即时预测中, 压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社会资源对后半条中介路径有调节效应, 随着资源水平提高, 压力的中介能力降低; 延时预测中, 后测压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社会资源对中介模型中的主效应及前半条中介路径同时有调节作用, 随着资源水平提升, 延时主效应及后测压力的中介效应同时减弱, 至高分组时两类效应均不显著。可见, 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是留守儿童低社会适应的重要近端环境因素, 且部分通过诱发压力来实现; 心理社会资源对其社会适应有重要保护作用。
职场中总有一些员工被视为前景黯淡, 赋予劣势者成见。现有研究关注到它作为社会情境线索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但忽视了它与个体特质的交互作用, 因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结论。为弥合上述矛盾, 文章基于特质激活理论, 沿着“特质×情境→行为/意图→绩效”主线, 探讨了不同心态特质被劣势者成见激活时对任务绩效的影响, 尝试回答“不被看好的员工因何沦为被命运摆布的傀儡又何时逆袭成为职场黑马”。两项问卷研究和一项现场研究的数据分析揭示：(1)劣势者成见与固定心态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反馈回避行为进而降低任务绩效; (2)劣势者成见与成长心态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证明他人错误进而增强任务绩效; (3)聚焦任务抑制劣势者成见对固定心态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 聚焦未来增强劣势者成见对成长心态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研究揭示了职场中“傀儡效应”与“黑马效应”的成因及其干预条件, 表明心态特质在加工“不被看好”这类负面信息上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 从而为整合“劣势者员工”和“领头羊员工”研究奠定基础, 也为当前“躺平”、“佛系”等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理论解释和转化思路。
基于正念的去自我中心机制, 提出正念可通过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对智慧产生正向效应的假设, 运用问卷横断自评、正念干预和社会善念的操纵等多种方法从特质与状态层面进行验证(总样本量为909)。研究表明, 特质层面的正念与社会善念、智慧两两正相关, 可正向预测社会善念与智慧, 并验证了社会善念的中介作用(研究1); 从状态层面发现正念干预能在短期内有效提升个体的状态社会善念与智慧推理水平, 再次验证社会善念的中介效应(研究2); 受到操纵的社会善念也能够提升正念对智慧的正向预测效应, 不仅验证了社会善念中介作用的稳健性, 也验证了社会善念与智慧的因果关联, 同时, 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作用也得到了研究结果的支持(研究3), 即具备特质正念或进行正念练习时体验状态正念的个体, 更易运用观点采择能力, 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善意关注, 由此作出考量他人的智慧决策。
为探究手机压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1基于74182名青少年样本, 采用多元宇宙样分析检验了手机压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稳健性关系; 研究2对507名青少年采取为期35天的密集追踪测查, 探究了手机压力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机制。研究1发现50%以上青少年报告对手机有过压力感受, 且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负向关联是稳健的, 这值得研究者和社会的关注。研究2发现反刍和消极情绪的强度/波动性在手机压力和心理健康间起到中介作用, 且二者对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维度的作用机制有一定差异。研究首次扩展了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压力−认知/情绪”理论和“媒体使用−数字化压力−心理健康”模型的广度和深度, 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情绪冲突适应是指人们调动认知控制资源解决当前情绪冲突会促进对随后情绪冲突任务的解决。基于社会排斥的自我情绪调节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社会排斥是否影响情绪冲突适应以及社会接纳是否调节社会排斥对情绪冲突适应的影响。在实验1中被试被随机分为接纳组和排斥组。结果发现, 排斥组被试在反应时上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小于接纳组。在实验2中被试被随机分成接纳−接纳组、接纳−排斥组、排斥−接纳组和排斥−排斥组。结果发现, 接纳−排斥组比排斥−排斥组被试在反应时上表现出更大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 而接纳−接纳组和排斥−接纳组被试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没有显著差异。这两个实验提示, 社会排斥会降低个体的情绪冲突适应, 而社会接纳可以调节被排斥者的情绪冲突适应。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排斥与情绪问题之间的关系, 而且为干预社会排斥带来的情绪问题风险提供可行性方案。
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 许多人认可并遵守“以瘦为美”的社会规范, 即“瘦是理想身材” (“瘦理想”)。一些体重正常的青年也对自己的身体产生错误的认知, 并进行不健康的减肥行为。为探究“瘦理想”社会规范对青年群体的积极身体意象与热量摄入的影响, 该研究进行了1项问卷调查与3项干预实验(N = 612)。 结果发现, 青年群体“瘦理想”社会规范感知越强, 其积极身体意象水平越低, BMI自我差异在该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研究1)。基于此, 该研究聚焦社会规范的干预作用, 进一步表明社会规范干预对积极身体意象与热量摄入的积极影响。由于指令性社会规范干预在纠正误解方面的作用有限(研究2), 因此采取效果更强的描述性社会规范干预, 以及加入榜样因素的描述性社会规范干预(研究3), 而后者的干预效果持续时间更长(研究4)。以上发现丰富了“瘦理想”社会规范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出并验证了更有效的社会规范干预方式, 为个人与健康领域商业机构提供了实践建议。
在新冠疫情初期, 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急剧恶化, 而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展状况尚不清晰。结合我国疫情发展趋势, 本研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心理韧性量表、亲社会倾向量表收集了疫情后期我国1170名中学生三次数据(T1 = 2021年5月; T2 = 2021年11月; T3 = 2022年5月), 并借助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对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性别差异及其潜在因果进行探讨。结果表明, 疫情后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水平逐渐下降, 且男生和女生的变化轨迹无显著差异; 心理韧性对抑郁、焦虑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轨迹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即T1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 T1的抑郁与焦虑水平越低, 此后抑郁和焦虑的下降速度也越快。此外, 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均能够负向预测T3的亲社会倾向, 即T1抑郁水平越高, T3亲社会倾向越低; 抑郁下降速度越快, T3亲社会倾向越高。总之, 在疫情后期,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变化呈向好趋势, 这一发现可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早期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概念包括遵规−公益、关系、利他、特质四个维度。本研究探索了中国青少年(小学高年级到高中, N = 9160)亲社会行为四维度和15题项的网络结构, 发现无论是整体网络, 还是性别及学段网络, 遵规−公益维度的预期影响指数都最高, 之后依次是利他、关系及特质维度。网络比较结果显示, 亲社会行为的维度网络结构和题项网络结构均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 但存在学段间的差异, 高中生的网络整体强度显著弱于初中生和小学生。这项研究为理解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拓宽了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领域, 提示未来研究可通过干预遵规−公益维度和利他维度来促进青少年整体亲社会行为发展。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 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 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 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 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 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 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感恩是一种重要的积极情绪, 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表明, 感恩与社会幸福感存在关联, 但缺乏因果性证据。为此, 本研究采用长期追踪法和日记法探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因果机制。研究1对482名被试进行间隔7个月的两拨次追踪调查, 来探讨特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交叉滞后分析发现, 前测的特质感恩能够预测后测的社会幸福感, 前测的社会幸福感也能预测后测的特质感恩。为了减小回忆偏差, 研究2对248名被试进行连续21天的日记法调查。结果发现, 前一天的状态感恩能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 前一天的社会幸福感也能预测后一天的状态感恩。本研究揭示了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因果机制, 并提出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螺旋上升双向影响模型, 这对培育个体感恩和提升个体社会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本研究基于生命史理论和父亲投资理论, 探讨从童年环境到女性拥有“花心”伴侣的预测机制。研究1采用问卷法, 以250名有恋爱经历的未婚女性为研究对象, 结果显示：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调节童年父女关系和女性自感配偶价值间的关系; 当童年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较低时, 童年父爱缺乏将通过女性自感配偶价值的中介作用进而预测其男友的短期择偶策略偏好。研究2采用实验启动童年父女关系的途径, 以169名未婚女性为被试, 因变量改为女性对伴侣短期择偶策略的容忍度, 再次支持了研究1的模型。基于上述结果, 本研究提出“父亲投资敏感度限制假说”和“童年环境社会化假说”, 以期揭示童年环境对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塑造机制。
近年来, 社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具有真人特征的虚拟人物, 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以获得影响力, 然而其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浮现。当社交媒体虚拟人犯错时,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其道德判断会有何不同?本文基于心智感知理论, 通过5个主要实验探索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 在被告知虚拟人的不道德行为后, 比起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 但这种文化差异没有出现在对真人的道德责任判断上(实验1a~1c)。并且不论虚拟人是由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驱动, 这种文化差异都会存在(实验1c)。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感知心智能力来中介(实验2)。具体而言, 比起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的心智能力(特别是感知力)更高, 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此外, 对虚拟人更大的道德责任判断会导致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虚拟人施加道德惩罚(实验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将道德责任判断和心智感知的对象拓展到虚拟人上, 并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后续影响。
反刍思维如何通过影响消极自我信念进一步影响社交焦虑, 是当前社交焦虑认知模型中尚待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系统考察了反刍思维、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实验1采用状态诱导任务, 观察反刍思维过后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 反刍思维通过延缓消极自我信念的消退来维持较高的社交焦虑水平。实验2通过收集被试的社交焦虑自传体回忆和相关信念, 尝试通过认知重评的手段干预消极自我信念, 并观察其在不同心理状态下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反刍状态下干预消极自我信念能够有效缓解社交焦虑。总体而言, 本研究揭示了消极自我信念在反刍思维影响社交焦虑中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拓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 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和改善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本研究采用功能随机森林的方法, 将聚类过程与抑郁症诊断相结合, 分别在抑郁症和控制组中识别了人格类型(神经质和外向性的组合), 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人格类型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差异。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抑郁症以高神经质和低外向性趋势的个体为主, 但同样有低神经质和高外向性趋势的个体。控制组样本则以低神经质和高外向性个体为主。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结果显示：在不考虑人格亚型的情况下, 抑郁症和控制组在杏仁核/海马/脑岛−边缘网络/默认网络/控制网络的功能连接上均无显著差异。在纳入聚类分析所划分的亚型进行统计后, 多种人格类型在左侧杏仁核/脑岛−边缘网络(以眶额皮质区域为主)的功能连接强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本研究基于个人视角识别的抑郁症人格类型更符合现实情况与个体认知模式, 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并且其功能连接的差异对理解抑郁症异质性提供了神经层面的参考。
探讨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学和其他社科领域实证研究的主要工作。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文章多数涉及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但这个概念未有明确界定, 经常被人理解为相关关系或者因果关系, 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带来问题, 尤其在中介效应研究中更为突出。本文将影响关系定义为有方向性的相关关系, 从外延和内涵上揭示了相关、影响和因果三者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多种途径为影响关系建模找到理据; 讨论了一个结果变量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类型。本文将为问卷研究中的变量之间关系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父母教养和儿童行为存在密不可分的双向作用, 但少有研究在微观层面检验亲子互动进程中的儿童驱动效应与父母驱动效应。本研究考察了113对5~6岁学龄前儿童及其家长在冲突对话中的行为表现, 基于贝叶斯统计构建动态结构方程模型, 捕捉实时互动引发的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行为反应的变化, 并通过回归分析考察父母和儿童行为对对话结局的影响。 结果发现: (1)儿童在15 s间隔内的消极行为反应能够正向预测随后15 s父母的非支持性教养行为; (2)儿童的积极行为反应对对话结局起主要预测作用, 儿童行为反应的积极水平越高, 越有助于冲突的建设性解决。这些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儿童驱动效应, 强调了儿童反应在亲子互动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