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研究表明, 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则拖延行为越少, 但情绪调节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仍不清楚。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拖延与否主要取决于任务厌恶与结果效用之间的权衡。因此, 情绪调节可能是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或提升结果效用来改善拖延。为探明此问题, 本研究选取高拖延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积极重评组(34人)和无效策略组(34人), 对两组被试进行了为期7天的经验采样法的纵向追踪(共14次)研究。结果发现：(1)后测中积极重评组执行意愿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2)后测中积极重评组任务厌恶显著低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 后测中积极重评组结果效用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3)任务厌恶降低量中介了情绪调节对拖延改善程度的作用, 而结果效用提升量不能中介此作用。结果表明：情绪调节主要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来提升执行意愿, 从而降低拖延行为, 这为从情绪调节角度干预拖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为探究手机压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1基于74182名青少年样本, 采用多元宇宙样分析检验了手机压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稳健性关系; 研究2对507名青少年采取为期35天的密集追踪测查, 探究了手机压力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机制。研究1发现50%以上青少年报告对手机有过压力感受, 且手机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负向关联是稳健的, 这值得研究者和社会的关注。研究2发现反刍和消极情绪的强度/波动性在手机压力和心理健康间起到中介作用, 且二者对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维度的作用机制有一定差异。研究首次扩展了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压力−认知/情绪”理论和“媒体使用−数字化压力−心理健康”模型的广度和深度, 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情绪冲突适应是指人们调动认知控制资源解决当前情绪冲突会促进对随后情绪冲突任务的解决。基于社会排斥的自我情绪调节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社会排斥是否影响情绪冲突适应以及社会接纳是否调节社会排斥对情绪冲突适应的影响。在实验1中被试被随机分为接纳组和排斥组。结果发现, 排斥组被试在反应时上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小于接纳组。在实验2中被试被随机分成接纳−接纳组、接纳−排斥组、排斥−接纳组和排斥−排斥组。结果发现, 接纳−排斥组比排斥−排斥组被试在反应时上表现出更大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 而接纳−接纳组和排斥−接纳组被试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没有显著差异。这两个实验提示, 社会排斥会降低个体的情绪冲突适应, 而社会接纳可以调节被排斥者的情绪冲突适应。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排斥与情绪问题之间的关系, 而且为干预社会排斥带来的情绪问题风险提供可行性方案。
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 许多人认可并遵守“以瘦为美”的社会规范, 即“瘦是理想身材” (“瘦理想”)。一些体重正常的青年也对自己的身体产生错误的认知, 并进行不健康的减肥行为。为探究“瘦理想”社会规范对青年群体的积极身体意象与热量摄入的影响, 该研究进行了1项问卷调查与3项干预实验(N = 612)。 结果发现, 青年群体“瘦理想”社会规范感知越强, 其积极身体意象水平越低, BMI自我差异在该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研究1)。基于此, 该研究聚焦社会规范的干预作用, 进一步表明社会规范干预对积极身体意象与热量摄入的积极影响。由于指令性社会规范干预在纠正误解方面的作用有限(研究2), 因此采取效果更强的描述性社会规范干预, 以及加入榜样因素的描述性社会规范干预(研究3), 而后者的干预效果持续时间更长(研究4)。以上发现丰富了“瘦理想”社会规范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出并验证了更有效的社会规范干预方式, 为个人与健康领域商业机构提供了实践建议。
在新冠疫情初期, 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急剧恶化, 而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展状况尚不清晰。结合我国疫情发展趋势, 本研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心理韧性量表、亲社会倾向量表收集了疫情后期我国1170名中学生三次数据(T1 = 2021年5月; T2 = 2021年11月; T3 = 2022年5月), 并借助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对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性别差异及其潜在因果进行探讨。结果表明, 疫情后期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水平逐渐下降, 且男生和女生的变化轨迹无显著差异; 心理韧性对抑郁、焦虑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轨迹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即T1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 T1的抑郁与焦虑水平越低, 此后抑郁和焦虑的下降速度也越快。此外, 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均能够负向预测T3的亲社会倾向, 即T1抑郁水平越高, T3亲社会倾向越低; 抑郁下降速度越快, T3亲社会倾向越高。总之, 在疫情后期,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变化呈向好趋势, 这一发现可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早期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概念包括遵规−公益、关系、利他、特质四个维度。本研究探索了中国青少年(小学高年级到高中, N = 9160)亲社会行为四维度和15题项的网络结构, 发现无论是整体网络, 还是性别及学段网络, 遵规−公益维度的预期影响指数都最高, 之后依次是利他、关系及特质维度。网络比较结果显示, 亲社会行为的维度网络结构和题项网络结构均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 但存在学段间的差异, 高中生的网络整体强度显著弱于初中生和小学生。这项研究为理解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拓宽了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领域, 提示未来研究可通过干预遵规−公益维度和利他维度来促进青少年整体亲社会行为发展。
本研究基于生命史理论和父亲投资理论, 探讨从童年环境到女性拥有“花心”伴侣的预测机制。研究1采用问卷法, 以250名有恋爱经历的未婚女性为研究对象, 结果显示：童年环境不可预测性调节童年父女关系和女性自感配偶价值间的关系; 当童年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较低时, 童年父爱缺乏将通过女性自感配偶价值的中介作用进而预测其男友的短期择偶策略偏好。研究2采用实验启动童年父女关系的途径, 以169名未婚女性为被试, 因变量改为女性对伴侣短期择偶策略的容忍度, 再次支持了研究1的模型。基于上述结果, 本研究提出“父亲投资敏感度限制假说”和“童年环境社会化假说”, 以期揭示童年环境对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塑造机制。
近年来, 社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具有真人特征的虚拟人物, 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以获得影响力, 然而其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浮现。当社交媒体虚拟人犯错时,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其道德判断会有何不同?本文基于心智感知理论, 通过5个主要实验探索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 在被告知虚拟人的不道德行为后, 比起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 但这种文化差异没有出现在对真人的道德责任判断上(实验1a~1c)。并且不论虚拟人是由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驱动, 这种文化差异都会存在(实验1c)。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感知心智能力来中介(实验2)。具体而言, 比起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的心智能力(特别是感知力)更高, 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此外, 对虚拟人更大的道德责任判断会导致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虚拟人施加道德惩罚(实验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将道德责任判断和心智感知的对象拓展到虚拟人上, 并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后续影响。
反刍思维如何通过影响消极自我信念进一步影响社交焦虑, 是当前社交焦虑认知模型中尚待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系统考察了反刍思维、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实验1采用状态诱导任务, 观察反刍思维过后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 反刍思维通过延缓消极自我信念的消退来维持较高的社交焦虑水平。实验2通过收集被试的社交焦虑自传体回忆和相关信念, 尝试通过认知重评的手段干预消极自我信念, 并观察其在不同心理状态下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反刍状态下干预消极自我信念能够有效缓解社交焦虑。总体而言, 本研究揭示了消极自我信念在反刍思维影响社交焦虑中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拓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 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和改善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探讨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学和其他社科领域实证研究的主要工作。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文章多数涉及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但这个概念未有明确界定, 经常被人理解为相关关系或者因果关系, 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带来问题, 尤其在中介效应研究中更为突出。本文将影响关系定义为有方向性的相关关系, 从外延和内涵上揭示了相关、影响和因果三者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多种途径为影响关系建模找到理据; 讨论了一个结果变量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类型。本文将为问卷研究中的变量之间关系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父母教养和儿童行为存在密不可分的双向作用, 但少有研究在微观层面检验亲子互动进程中的儿童驱动效应与父母驱动效应。本研究考察了113对5~6岁学龄前儿童及其家长在冲突对话中的行为表现, 基于贝叶斯统计构建动态结构方程模型, 捕捉实时互动引发的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行为反应的变化, 并通过回归分析考察父母和儿童行为对对话结局的影响。 结果发现: (1)儿童在15 s间隔内的消极行为反应能够正向预测随后15 s父母的非支持性教养行为; (2)儿童的积极行为反应对对话结局起主要预测作用, 儿童行为反应的积极水平越高, 越有助于冲突的建设性解决。这些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儿童驱动效应, 强调了儿童反应在亲子互动中的重要作用。
“佛系”作为传统佛文化与现代网络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处世风格, 已较为广泛存在于工作情境中, 但管理学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组织情境, 通过访谈、扎根理论研究以及问卷调查, 对工作情境中佛系心态的概念和结构维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工作情境中的佛系心态包括不以为意、安于现状、友善无争、顺其自然四个维度, 并据此编制了测量量表。通过4个实证研究, 累计调查了1335名员工, 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 预测效度研究表明工作情境中的佛系心态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工作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
婚姻满意度是衡量婚姻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与社会、家庭、个体等因素相互影响, 探讨婚姻满意度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对理解中国社会及个体的心理变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对在2000至2021年期间发表的92篇采用婚姻满意度问卷(ENRICH)、婚姻调适问卷(MAT)和婚姻质量问卷(QMI)测量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的研究报告(共59122名丈夫和妻子)进行了横断历史的元分析, 同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分析结果, 并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了社会变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夫妻近20年的婚姻满意度随年代变迁逐渐提升; (2)宏观水平上, 人民生活质量上升和家庭规模减小将促进婚姻满意度上升; 同时婚姻满意度上升也会促进夫妻追求美好生活, 维护家庭稳定; (3)微观水平上, 在社会变迁中婚姻满意度的提高不受婚龄、性别、子女数量、夫妻教育匹配度的影响, 而因子女是否在身边产生变化, 同时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婚姻满意度。在社会变迁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模型中, 宏观系统因素, 微观系统因素与时代变迁, 各个因素间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了婚姻满意度, 并且婚姻满意度也会反作用于宏观系统因素。
在科技与道德的交汇点, 大语言模型是否具有扮演善恶人格的能力, 以及这一能力是否会影响其在道德判断任务中的表现至关重要。研究聚焦大语言模型在模拟不同善恶人格时的道德判断特征及其与人类模式的异同。通过2个研究, 对ERNIE 4.0和GPT-4大语言模型观测值(N = 4832)及人类被试数据(N = 370)分析发现：(1)大语言模型能成功模拟不同水平的善恶人格; (2)善恶人格设定显著影响大语言模型的道德判断结果; (3)善恶人格在人机一致中展现差序性：善人格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善恶人格间差序), 且其中尽责诚信的影响力最大(善恶人格内差序)。研究建构了道德判断下大语言模型善恶人格的理论模型, 有助于理解大语言模型人格如何在道德判断中发挥作用, 为推动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对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支持。
孝道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对子女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但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孝道观念可能存在冲突, 其对子女的心理意义尚未可知。本文探讨了亲子孝道观念冲突与青少年子女抑郁的关系, 并关注不同亲子性别组合间的差异。基于对3321名青少年及其父亲和母亲的间隔2年的问卷调查纵向数据, 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得到如下结果：(1)当父母和子女孝道观念不存在冲突时, 相互性和权威性孝道的水平对子女抑郁不具有预测作用。(2)当父母和子女孝道观念存在冲突时, 与父亲在相互性和权威性孝道上的冲突对儿子的抑郁水平有消极预测作用, 与父亲及母亲在相互性和权威性孝道上的冲突对女儿的抑郁水平有消极预测作用。这表明, 当亲子间在孝道上不存在冲突时, 孝道本身的类型及水平与子女抑郁无关, 但儿子与父亲以及女儿与父母在孝道上的冲突则可能诱发子女抑郁。
择偶是重要的研究话题, 礼物又是择偶中传递信息与感情的重要媒介。本研究从礼物的合意性和便利性出发, 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礼物如何通过心理亲密感影响收礼者的择偶交往意愿。通过5项线上实验和1项基于真实恋爱交友活动的田野实验发现, 收礼者收到便利型(vs.合意型)礼物时, 会对送礼者表达出更高的交往意愿。这一影响通过收礼者感知到的与送礼者之间的心理亲密感中介实现, 而消费过程(联合vs.单独)则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揭示了送礼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的择偶交往意愿, 为择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同时为个体如何在择偶阶段送礼、企业如何开展礼物营销提供了实践启示。
采用潜在转变分析考察“双减”背景下小学生学习投入的转变类别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347名小学生为被试, 对其“双减”实施前后的学习投入水平、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进行了纵向追踪。结果表明: (1)小学生学习投入存在“低学习投入组”、“中等学习投入组”、“高专注低活力组”和“高学习投入组”四种不同类别; (2)“双减”政策实施后, “中等学习投入组”和“高学习投入组”稳定性较强, “低学习投入组”更易向“中等学习投入组”转变, 在政策实施半年后, “高专注低活力组”学生更易向“中等学习投入组”转变, 政策实施一年后, 该组学生保持在“高专注低活力组”的概率较高; (3)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师生关系及同伴关系对“双减”政策前后小学生学习投入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因素, 还为“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实证证据。
以中文母语者为被试开展词汇学习实验, 既操控新颖词出现的语境情感(积极、消极、中性), 又操控语境的变异性(重复、变化), 检验语境情感是否可通过阅读接触, 从语境迁移到新颖词以及这种迁移是否影响新颖词习得的效果, 从而探索新颖词语义韵的发生机制。196名被试参加了实验, 他们在不同的语境情感和语境的变异性条件下一共阅读了45个篇章, 然后对9个新颖词进行情感效价评分并参加了三种不同的词汇知识测试。结果显示, 只有在重复阅读相同材料的条件下, 语境的情感才顺利地迁移到新颖词, 表现出明显的“双枣树”效应, 而与此相反的是, 只有在变化语境下, 语境情感才对新颖词词形及词义的学习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在越积极的情感语境里, 词形和词义的习得效果也越好。“双枣树”效应有效地解释了新颖词语义韵的发生机制, 也为新词学习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探讨群体信息对面部表情识别的影响。结果发现：(1)周围面孔的情绪状态影响个体对目标面孔情绪的识别, 两者情绪一致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不一致时的反应时, 且面部表情识别准确性更高。(2)群体信息会调节周围面孔情绪对目标面孔的影响, 进而影响面部表情识别。具体而言, 群体条件下, 个体对目标面部表情的识别受到周围面孔情绪状态的影响, 相比周围面孔情绪与目标面孔情绪不一致, 两者情绪一致时, 即符合个体基于知觉线索建立的群体成员情绪具有一致性的预期, 面部表情识别的准确性更高、速度更快; 而非群体条件下, 个体则不受周围面孔情绪状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能够基于互动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识别面孔情绪, 群体存在时, 会建立群体成员情绪具有一致性的预期, 进而影响面部表情识别。
人类步入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快速迭代、迅猛发展、不断变革, 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其中一个核心关切便是在人类与AI和谐共生的指导思想之下, 人类是否会对机器人持有与人类同等的道德关怀并对其做出利他行为。目前, 鲜有研究探讨哪些文化心理因素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及其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本研究旨在从多元文化经历的视角开展科学探索。基于中西两种文化样本的研究发现, 个体的多元文化经历正向预测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 人对机器人的心智感知起部分中介作用。此中介模型在中西文化被试中不存在显著文化差异, 表明该模型具备一定的文化普适性。最后, 线上启动实验研究虽未能证实因果机制, 但存在符合研究假设的总体趋势。本研究丰富了多元文化经历的下游效应, 对探讨何种前因变量会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及其解释机制做出了一定的原创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