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动机−意志整合模型, 采用问卷法以930名青少年(年龄 = 15.24 ± 1.66岁)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 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家长与孩子双视角分析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相比低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高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且相比于低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 有着高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2)挫败感在亲子关系−教育卷入与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人生意义感调节该中介模型后半段, 即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随着人生意义感的增加, 挫败感对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逐渐减小。研究从家庭关系中家长与孩子双视角, 揭示了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为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生机制提供更多解释路径。
情绪调节在社会情境中对认知和情感共情的影响尚待厘清, 这一问题的阐明将有助于理解社会交互中负性情绪的产生和影响机制, 为未来的社会认知干预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探讨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对共情情绪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 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共情准确性任务中,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降低自身的负性情绪体验; 在积极情境下还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情绪调节, 特别是认知重评, 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行动经济理论认为个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与其具备的资源有关, 而焦虑与资源不足有关。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来探讨3种不同性质的焦虑对重量感知判断的影响。实验1通过身体姿势诱发焦虑, 结果发现同放松的身体姿势相比, 焦虑的身体姿势能诱发出焦虑且此姿势下个体会认为背包的重量更重。实验2通过具有压力性的外部任务诱发焦虑, 结果显示同奇偶判断任务相比, 心算任务能诱发出明显的焦虑且此任务下个体将背包的重量判断为更重。实验3探讨特质焦虑的影响, 结果发现高特质焦虑个体同低特质焦虑者相比会认为背包的重量更重。本研究表明焦虑会影响个体对物体物理属性的感知。
基于问卷调查、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 考察积极共同经历对青少年师生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积极共同经历正向影响师生关系, 且不同类型经历(回忆、想象、样例)均凸显促进作用; (2)积极情感联结在积极共同经历影响师生关系中存在稳定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初步提出“共同经历关系效应模型”, 推进了师生关系影响机制的研究, 具有良好的生态学效度和实际的教育价值。
展示他人积极正向的产品使用过程是广告设计的常见策略, 然而游戏广告却可能存在相反的效果。通过4个线上实验和1个基于真实情境的田野实验发现, 在游戏广告中展示他人失败(相较于成功)的游戏体验会提高观察者尝试该游戏的意愿, 这一影响通过下行社会比较和竞争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实现, 而游戏任务难度和观察者自身的特质性竞争倾向则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本文基于游戏广告情境证实了目睹他人失败对观察者行为意愿的正面效应, 拓展了消费者行为与广告领域中展示失败产品体验对广告效果影响的研究, 为社会学习相关研究补充了更为完善的视角, 也为规模庞大的游戏产业提供了广告实践思路。
作业中断会对中断后行为绩效产生影响, 探讨不同疲劳状态下中断对作业绩效影响的认知机制将有助于完善和发展中断的认知理论。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 通过在不同心理疲劳状态下执行数学题任务中断、暂停中断和不中断的空间2-back任务, 结合行为数据和ERPs结果, 分析作业中断对任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心理疲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验结果发现, 中断后诱发的P200和P300振幅显著提高, 作业中断使得主任务的注意力资源下降, 任务中断的无关信息干扰了主任务工作记忆, 而疲劳状态则进一步加剧了中断对注意资源、工作记忆及行为绩效的负面效应。本研究在揭示作业中断认知过程及疲劳对其影响机理的同时, 也支持了中断的目标记忆模型。
职场中总有一些员工被视为前景黯淡, 赋予劣势者成见。现有研究关注到它作为社会情境线索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但忽视了它与个体特质的交互作用, 因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结论。为弥合上述矛盾, 文章基于特质激活理论, 沿着“特质×情境→行为/意图→绩效”主线, 探讨了不同心态特质被劣势者成见激活时对任务绩效的影响, 尝试回答“不被看好的员工因何沦为被命运摆布的傀儡又何时逆袭成为职场黑马”。两项问卷研究和一项现场研究的数据分析揭示：(1)劣势者成见与固定心态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反馈回避行为进而降低任务绩效; (2)劣势者成见与成长心态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证明他人错误进而增强任务绩效; (3)聚焦任务抑制劣势者成见对固定心态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 聚焦未来增强劣势者成见对成长心态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研究揭示了职场中“傀儡效应”与“黑马效应”的成因及其干预条件, 表明心态特质在加工“不被看好”这类负面信息上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 从而为整合“劣势者员工”和“领头羊员工”研究奠定基础, 也为当前“躺平”、“佛系”等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理论解释和转化思路。
背景线索的学习缺乏适应性, 这种缺乏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难以在已习得的场景表征上捆绑一个新目标位置(Re-learning), 也就是场景表征的更新受阻; 其二是在习得一组场景表征后, 难以学习另一组全新场景(New-learning)。研究表明, 在旧场景表征上捆绑一个新目标位置的能力可能与注意范围大小有关, 而学习全新场景则需要重置学习功能。积极情绪可以有效扩大注意范围, 并改善对旧有认知模式的固着, 因此积极情绪启动将有可能提升背景线索学习的适应性。本研究采用效价为中性和积极的情绪性图片来启动对应的情绪, 探索旧场景捆绑新目标位置时和学习全新场景时, 背景线索的学习情况, 验证积极情绪是否可以提高背景线索学习中的适应性。实验发现, 积极情绪无法促进旧场景上捆绑新目标位置的背景线索学习(Re-learning), 但是可以促进全新场景的学习(New-learning)。该结果说明, 积极情绪可以提高被试的场景学习能力进而促进对全新场景的学习, 却无法减少由表征相似性引起的旧表征的自动检索, 进而无法改善旧表征的更新过程。
视听觉整合是将视觉和听觉信息整合成为统一、连贯且稳定的知觉过程。研究采用内源性线索−靶子范式, 探讨了不同内源性空间线索有效性对老年人视听觉整合的影响, 以及不同线索有效性条件下老年人和青年人视听觉整合的差异。结果表明, (1)无论线索有效性的高低, 老年人的视听觉整合均弱于青年人; (2)低线索有效性(50%)条件下, 老年人和青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均与无效线索条件下没有差异; (3)中线索有效性(70%)条件下, 老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与无效线索条件下没有差异, 青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显著高于无效线索条件; (4)高线索有效性(90%)条件下, 老年人和青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均显著高于无效线索条件。研究结果支持了空间不确定性假说, 并且进一步揭示了内源性注意与视听觉整合的交互作用, 明确了不同线索有效性条件下内源性空间注意定向收益的不同是导致老年人与青年人视听觉整合差异的原因之一。
基于正念的去自我中心机制, 提出正念可通过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对智慧产生正向效应的假设, 运用问卷横断自评、正念干预和社会善念的操纵等多种方法从特质与状态层面进行验证(总样本量为909)。研究表明, 特质层面的正念与社会善念、智慧两两正相关, 可正向预测社会善念与智慧, 并验证了社会善念的中介作用(研究1); 从状态层面发现正念干预能在短期内有效提升个体的状态社会善念与智慧推理水平, 再次验证社会善念的中介效应(研究2); 受到操纵的社会善念也能够提升正念对智慧的正向预测效应, 不仅验证了社会善念中介作用的稳健性, 也验证了社会善念与智慧的因果关联, 同时, 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作用也得到了研究结果的支持(研究3), 即具备特质正念或进行正念练习时体验状态正念的个体, 更易运用观点采择能力, 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善意关注, 由此作出考量他人的智慧决策。
先前研究表明, 事件边界会增强边界处来源记忆、削弱跨边界的时间顺序记忆, 但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权衡关系, 以及内在的、具有社会性意义的变化作为事件边界是如何影响记忆的, 尚鲜有研究。本研究以奖赏预测误差(reward prediction errors, RPE)作为事件边界, 通过两个行为实验和一个ERP实验, 探讨RPE事件边界对时间顺序记忆和来源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 RPE事件边界增强了边界处信息的来源记忆, 高RPE事件边界引发了记忆权衡效应; 相对于事件内/非边界条件, 跨事件/边界条件记忆的正确提取诱发出更大的N400波幅, 时间顺序记忆的激活主要集中在头皮中前部, 来源记忆的激活主要集中在头皮中后部。本研究表明, 事件边界的切分强度是影响记忆权衡效应的重要因素, N400成分可能是反映事件边界对情景记忆的整合与切分的重要指标。
人们往往会低估虚拟环境中空间的距离(空间压缩)。早期研究发现视听刺激的不一致会改善空间压缩, 但听觉刺激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效果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首先探究了听觉刺激的有无对空间压缩的影响, 接着操控视听刺激之间的物物距离进一步探究其对空间压缩的影响和改善。研究发现听觉刺激以两种方式影响空间压缩：听觉刺激的存在可以改善空间压缩; 空间压缩与视听刺激的物物距离负相关。研究建议为了改善空间压缩, 视听刺激应当同时呈现且物物距离至少为1 m。
本研究采用功能随机森林的方法, 将聚类过程与抑郁症诊断相结合, 分别在抑郁症和控制组中识别了人格类型(神经质和外向性的组合), 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人格类型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差异。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抑郁症以高神经质和低外向性趋势的个体为主, 但同样有低神经质和高外向性趋势的个体。控制组样本则以低神经质和高外向性个体为主。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结果显示：在不考虑人格亚型的情况下, 抑郁症和控制组在杏仁核/海马/脑岛−边缘网络/默认网络/控制网络的功能连接上均无显著差异。在纳入聚类分析所划分的亚型进行统计后, 多种人格类型在左侧杏仁核/脑岛−边缘网络(以眶额皮质区域为主)的功能连接强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本研究基于个人视角识别的抑郁症人格类型更符合现实情况与个体认知模式, 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并且其功能连接的差异对理解抑郁症异质性提供了神经层面的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累积风险观的观点, 考察了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因素对社会适应的累积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51名农村儿童进行入户调查, 1年后实施追踪。以前后测中一直处于留守状态的285名儿童为分析对象, 其他样本作为对照组仅参加社会适应比较。结果显示：(1)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的前测、后测社会适应得分均较低;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与即时/延时社会适应的关系模式均为线性模式; (2)控制性别、年龄的作用后,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对社会适应的即时/延时预测作用均显著(β = −0.42/−0.23, ps < 0.001)。即时预测中, 压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社会资源对后半条中介路径有调节效应, 随着资源水平提高, 压力的中介能力降低; 延时预测中, 后测压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社会资源对中介模型中的主效应及前半条中介路径同时有调节作用, 随着资源水平提升, 延时主效应及后测压力的中介效应同时减弱, 至高分组时两类效应均不显著。可见, 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是留守儿童低社会适应的重要近端环境因素, 且部分通过诱发压力来实现; 心理社会资源对其社会适应有重要保护作用。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 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 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 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 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 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 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选取812名三~六年级的儿童, 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考察了各执行功能成分在不同年级儿童三种数学能力中的作用。结果显示, 在低年级阶段, 工作记忆广度是数学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最重要的预测因素; 在高年级阶段, 工作记忆广度对三种数学能力的预测作用下降, 而工作记忆刷新和认知灵活性对数学能力的预测作用提升。这表明, 各执行功能成分对不同数学能力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 并将随儿童年级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人需要展现自己以脱颖而出, 常常预测在他人擅长领域展现能力会暴露缺点导致差评, 因而忌讳班门弄斧。然而这种预测准确吗?8项研究(N = 1, 888)要求候选人选择在评价者擅长或不擅长领域展示能力, 要求评价者从班门弄斧和不班门弄斧者中择一录取, 发现候选人低估班门弄斧所得评价。导致此预测偏差的原因是, 评价者依据提及其擅长领域时的自豪感决策, 故给班门弄斧者好评, 候选人依据能力是否容易被看清来选择领域, 担心班门弄斧暴露缺点。
基于悲伤情绪的功能及效应, 提出死亡意识的“悲伤管理假设”。实验1采用电生理、微表情、主观报告等方法探索死亡意识伴随的情绪变化; 实验2和实验3对比死亡意识的“悲伤管理”和“恐惧管理”, 并探索情绪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死亡意识诱发悲伤和恐惧(尤其是悲伤), 且死亡反思诱发更多的悲伤; 恐惧在死亡意识与外在人生目标间起中介作用; 悲伤(而非恐惧)背景音乐下, 死亡意识使个体更重视内在人生目标。上述结果为死亡意识的“悲伤管理”提供了实证依据, 表明在悲伤的情绪中加工死亡意识可能促进个体的内在成长, 这对疫情等社会灾难时期的心理救援具有启示意义。
为探讨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 实验1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 招募233名儿童被试, 实验2采用第三方补偿范式, 招募238名儿童被试, 考察三种分配(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 并对比两个实验的结果。结果显示: (1)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惩罚分配者; (2)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都拿出更多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 (3)情绪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4)采用第三方补偿(相比第三方惩罚)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时情绪波动更小, 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有更多利他行为。这些结果从发展的角度为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 强调了亲社会取向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不良的亲子依恋是导致儿童抑郁症状的风险因素, 但其对儿童的影响会因儿童对环境的生物敏感性不同而存在差异。为探究家庭中母子、父子依恋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及儿童生物敏感性(本文中采用迷走神经抑制作为指标)在其中的作用, 本研究结合行为任务、问卷报告、生理测量等多种研究手段, 招募150名学龄儿童(平均年龄8.64岁, 63名女孩)参与研究。结果表明：(1)学龄儿童的母子依恋水平高于父子依恋水平。(2)高水平的母子依恋与父子依恋会同等程度地降低儿童的抑郁症状。(3)儿童对环境的生物敏感性对母子依恋影响儿童抑郁症状路径的调节作用显著, 生理上对环境更敏感(高迷走神经抑制)的儿童更易得益于高母子依恋, 表现出较低的抑郁水平; 但同时, 这类儿童在母子依恋较低时也更易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4)儿童的生物敏感性对父子依恋影响儿童抑郁症状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高父子依恋对生物敏感性水平不同的儿童均存在有利影响。(5)在不同情境中测量的迷走神经抑制对亲子依恋影响儿童抑郁症状的调节作用模式相似, 表现出跨情境一致的特点。本研究率先揭示儿童迷走神经抑制与亲子依恋对儿童抑郁症状的联合作用机制及父母角色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