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思维如何通过影响消极自我信念进一步影响社交焦虑, 是当前社交焦虑认知模型中尚待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系统考察了反刍思维、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实验1采用状态诱导任务, 观察反刍思维过后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 反刍思维通过延缓消极自我信念的消退来维持较高的社交焦虑水平。实验2通过收集被试的社交焦虑自传体回忆和相关信念, 尝试通过认知重评的手段干预消极自我信念, 并观察其在不同心理状态下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反刍状态下干预消极自我信念能够有效缓解社交焦虑。总体而言, 本研究揭示了消极自我信念在反刍思维影响社交焦虑中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拓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 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和改善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在科技与道德的交汇点, 大语言模型是否具有扮演善恶人格的能力, 以及这一能力是否会影响其在道德判断任务中的表现至关重要。研究聚焦大语言模型在模拟不同善恶人格时的道德判断特征及其与人类模式的异同。通过2个研究, 对ERNIE 4.0和GPT-4大语言模型观测值(N = 4832)及人类被试数据(N = 370)分析发现：(1)大语言模型能成功模拟不同水平的善恶人格; (2)善恶人格设定显著影响大语言模型的道德判断结果; (3)善恶人格在人机一致中展现差序性：善人格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善恶人格间差序), 且其中尽责诚信的影响力最大(善恶人格内差序)。研究建构了道德判断下大语言模型善恶人格的理论模型, 有助于理解大语言模型人格如何在道德判断中发挥作用, 为推动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对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支持。
欺骗是指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方式向他人提供错误信息或隐瞒相关信息的行为, 奖励和惩罚是影响欺骗行为的关键因素。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金钱奖惩, 对于社会奖惩如何影响欺骗行为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3项实验, 探讨了社会奖惩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与调节机制。实验1采用信号博弈任务考察社会奖惩能否对欺骗行为产生影响。结果发现,与金钱奖惩类似, 社会奖惩能够减少欺骗行为, 且社会惩罚比社会奖励的效果更好。采用漂移扩散模型分析发现, 社会奖惩与金钱奖惩条件下漂移率v显著小于无奖惩条件, 表明社会奖惩与金钱奖惩促使个体更倾向于累积选择不欺骗的证据。实验2和3采用相同的实验任务, 进一步考察了声誉关注在社会奖惩影响欺骗行为中的中介作用, 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声誉关注在社会奖惩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社会价值取向调节社会奖惩通过声誉关注影响欺骗行为的中介过程。上述结果表明, 社会奖惩能够作为抑制欺骗行为的有效手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人的“助攻”。在人机合作风险决策的过程中, 人工智能是否会助长人类的冒险行为, 以及人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亟待澄清。为了考察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进行了4个实验。结果发现: (1)不管与人合作, 还是与人工智能合作, 个体都比单独做决策时更保守;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时, 个体更冒险。(2)个体在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部分中介了“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人机合作时,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更大, 从而在风险决策中更冒险。(3)成功反馈时, 人机合作情景下, 个体更多将责任归于自己,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失败反馈时, 人机合作与“人−人”合作之间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差异不显著,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中介作用不成立。
在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后, 人们往往会通过向他人倾诉的方式寻求支持, 以减轻情绪负担。然而, 负性情绪的自我表露对个体后续社会行为的影响和调节要素, 仍未得到充分的探究。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负性情绪自我表露对同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人称指示语的调节作用。实验1以讲述者为中心, 探究作为表露方的个体在负性情绪自我表露后的亲社会行为表现; 实验2则转向倾听者视角, 考察作为接收方的个体在倾听他人负性情绪表露后的亲社会行为表现。 结果发现,无论表露还是倾听负性情绪均能促进个体对同伴的亲社会行为、共情和好感度水平。对于讲述者而言, 讲述负性情绪经历时投入度更高, 且负性情绪表露对同伴亲社会行为的提升仅存在于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我”)场景中, 讲述的意义感和对同伴的好感度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倾听他人的负性情绪自我表露所提升的同伴亲社会行为与共情和好感度的提升密切相关。综上, 研究揭示了负性情绪自我表露的积极社会效应, 为引导个体合理表露负性情绪、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依赖真实案例数据的前提下, 基于大语言模型构建自助式AI心理咨询系统的技术可行性, 及其对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 基于零样本学习和思维链提示策略构建了一个自助式AI心理咨询机器人系统; 随后, 通过招募202名参与者进行为期两周的随机对照试验, 评估了该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实验1的结果表明, 经提示工程优化后的GPT-4o模型在规范性、专业度、情感理解与共情能力以及一致性与连贯性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实验2发现, 与控制组相比, 使用自助式AI心理咨询机器人的参与者在短期内的抑郁、焦虑和孤独感均有显著改善。特别是, 拟人化设计的AI咨询师在缓解孤独感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 而非拟人化设计在减轻压力方面效果更为明显。此外, 焦虑症状的积极变化在一周后的随访中仍然保持, 而其他指标的改善效果则未能持续。本研究初步探索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自助式AI心理咨询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揭示了不同AI设计对特定心理问题的差异化效果, 为未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
研究表明, 受助者的回馈行为来自对两种情感动机的权衡：感激和内疚作为交往动机促进回馈, 义务感作为义务动机促进回馈; 回馈中过多偏好义务动机或交往动机均可能带来负面社会问题。揭示个体回馈偏好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对相关负面社会问题进行针对性干预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两个行为实验和计算建模发现, 对于义务动机偏好型和交往动机偏好型个体, 观察学习(即个体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来调整自身行为的过程)均能够促进回馈行为及其情感动机向被观察者趋同。两类个体对观察学习的敏感性存在差异且受到被观察者身份权威性的调节：义务型个体观察学习效应更强, 受被观察者身份权威性调节较弱; 交往型个体观察学习效应较弱, 且受被观察者身份权威性显著调节。本研究为理解回馈行为的动态性提供了新证据, 为社会政策制定和相关问题干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为考察两类人际风险因素(童年期情感虐待和青春期欺凌受害)在青少年抑郁症状发展中的纵向联合作用, 对521名中学生进行2年3轮的追踪调查。基于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及其变式的分析结果显示：(1)童年期情感虐待与青春期欺凌受害均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表现在初始截距与增长斜率两个方面; (2)欺凌受害的初始截距与增长斜率在童年期情感虐待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预测中发挥中介作用; (3)在初始截距方面, 童年期情感虐待削弱了欺凌受害对抑郁症状的正向预测作用, 但在增长斜率方面无显著调节作用。上述结果表明, 童年期情感虐待和青春期欺凌受害不仅可独立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展, 而且还可发挥联合作用, 主要表现为纵向的序列中介模式(而非增强调节模式)。据此结论, 本文将抑郁的人际风险模型与累积风险模型整合为累积人际风险模型, 并将跨发展阶段、跨关系系统的人际风险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纵向作用模式确定为序列中介。
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 人、机边界变得模糊, 如何重新认识和发展人类的独特优势变得更加凸显和紧迫; 同时, 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心理学理论、范式的不断转型, 一个涵盖人、动物和机器心智与行为的广义心理学正在形成。研究者从人工智能影响、新型人机关系、人工智能方法和学科交叉赋能等角度, 开展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心理与治理研究。未来的心理研究者要立足人类社会和未来发展, 反思人工智能冲击下的人类地位与人性尊严, 特别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来的审美感、创造力、同理心等独特优势以及不断延伸的人类本质和身份边界; 真正掌握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心理学发展, 让人类意识黑箱和复杂社会行为的研究更加精确和高效, 并推动人工智能在心智计算、决策与干预等领域的应用; 尤其要思考心理学如何赋能人工智能, 发挥前者在研究人性、价值观、社会关系等领域的优势, 研究智能认知及其与人和动物的异同, 促进人工智能的合理使用与人机共生社会的良善治理。
针对温忠麟等人(2024b)提出的影响关系, 葛枭语(2025)撰文提出下面质疑：(1)“影响关系”缺乏明确定义; (2)影响关系与因果关系区分不开; (3)不能因为因果目标无法达到便创设新目标; (4)所谓的影响关系应当称为“预测”。本文对此做出回应：(1)影响关系定义严密, 用的是“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 (2)因果关系一定是影响关系, 但影响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3)建立影响关系可以是非实验研究的一种目标, 优于仅仅建立相关关系; (4)预测是对变量关系的应用, 但不是关系本身, 与影响关系不相称。
人类通过外包部分认知任务给外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 但认知外包的效果因人而异。为了揭示有效认知外包的关键特征和内在要求, 研究设计了一个面向研究生的认知外包活动, 参与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协助下撰写开放性主题文章, 并依据文章得分被划分为高绩效组和低绩效组。通过对知识前测的差异性分析发现高绩效组的先前领域知识水平显著高于低绩效组。通过对交互过程数据进行滞后序列分析和认知网络分析, 发现两组群体在交互行为模式和认知结构特征上存在差异: 高绩效组的行为转换更加多元, 形成“快速自主的任务理解与规划——高效精准的人机互动——选择性提取与深度加工”的行为模式; 高绩效组的认知结构较为均衡和完整, 表现为交互中各认知元素间相对多样且紧密的关联, 而低绩效组的认知结构相对失衡和松散, 表现为对低层次认知元素的偏向和各元素间相对单一且微弱的关联。综合来看, 有效认知外包是个体在认知活动中积极参与、深入加工的复杂过程, 需要内外部认知网络的平衡与有效连接的建立。
已有研究发现抑郁倾向个体存在情绪信息加工偏向, 情绪言语加工相较于图像加工有其独特性。本研究设计3个实验探究抑郁倾向个体在不同加工任务下对言语情绪信息的加工偏向。实验1词汇判断任务, 实验2效价判断任务, 实验3自然阅读任务, 操纵了组别变量(抑郁倾向组和对照组)和词汇效价。结果发现, 实验1组别效应不显著, 与效价交互作用不显著。实验2抑郁倾向组对消极词和积极词的判断都比对照组快。实验3在情绪词区域的凝视时间上, 组别与效价交互作用显著, 抑郁倾向组对积极词的凝视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在情绪词后区域, 在首次注视时间上, 组别和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 但只在消极词后区域的首次注视时间上, 抑郁倾向组显著长于对照组。结果提示, 与健康个体比, 抑郁倾向个体对消极言语情绪信息存在加工偏向。句子阅读过程中对积极情绪信息注视更短, 并存在溢出效应。本研究结果支持了抑郁认知理论, 提示抑郁倾向个体负性认知图式可能已经形成; 本研究也为从言语加工角度对抑郁倾向个体进行干预提供了实验证据的支持。
温忠麟等人(2024)在《心理学报》发文聚焦长期以来用法模糊的“影响”一词, 并提出“影响关系”概念, 或将改变汉语心理学界接下来的语用实践。然而, 该文存在若干疑点：“影响”一词无论汉英、无论大众或学界, 均视为因果语言, 难以被作者说服相信不传达因果意涵; “影响关系”缺失明确定义, 似与因果关系并无本质差异; 混淆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 由于在手段上无法为因果目标提供因果证据, 便创设一个不同于因果和相关关系的第三种目标, 是奇怪的。更重要的是, 共变且有方向性的变量关系并非如作者所言未被命名, 一直被学界称为“预测”。据此, 此评论旨在提醒学界同仁考虑描述相关情形的其它可能办法、审慎决策是否将所谓“影响关系”引入研究。
结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发展轨迹吗?这既是个事关国家和谐稳定的大问题, 也是个事关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研究基于享乐适应理论与缓冲器模型,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 6期纵向数据,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与线性混合模型考察了结婚对新兴成年期(18~29岁)生活满意度发展轨迹的影响及其年龄阶段异质性。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 事件组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升并长期稳定。2)婚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年龄阶段而异：18~21岁, 结婚未能提升生活满意度; 22~25岁, 婚后生活满意度先升后降; 26~29岁, 随婚期临近而提升并在婚后保持稳定。进一步的中介分析显示, 婚姻可能通过提升积极情感和缓冲消极症状, 共同塑造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轨迹。研究挑战了传统享乐适应理论迅速适应的观点, 揭示结婚事件对生活满意度较为持久的积极影响, 也为理解婚姻时机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机制提供了新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