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思维如何通过影响消极自我信念进一步影响社交焦虑, 是当前社交焦虑认知模型中尚待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系统考察了反刍思维、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实验1采用状态诱导任务, 观察反刍思维过后消极自我信念和社交焦虑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 反刍思维通过延缓消极自我信念的消退来维持较高的社交焦虑水平。实验2通过收集被试的社交焦虑自传体回忆和相关信念, 尝试通过认知重评的手段干预消极自我信念, 并观察其在不同心理状态下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反刍状态下干预消极自我信念能够有效缓解社交焦虑。总体而言, 本研究揭示了消极自我信念在反刍思维影响社交焦虑中的作用机制, 进一步拓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 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和改善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在科技与道德的交汇点, 大语言模型是否具有扮演善恶人格的能力, 以及这一能力是否会影响其在道德判断任务中的表现至关重要。研究聚焦大语言模型在模拟不同善恶人格时的道德判断特征及其与人类模式的异同。通过2个研究, 对ERNIE 4.0和GPT-4大语言模型观测值(N = 4832)及人类被试数据(N = 370)分析发现：(1)大语言模型能成功模拟不同水平的善恶人格; (2)善恶人格设定显著影响大语言模型的道德判断结果; (3)善恶人格在人机一致中展现差序性：善人格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善恶人格间差序), 且其中尽责诚信的影响力最大(善恶人格内差序)。研究建构了道德判断下大语言模型善恶人格的理论模型, 有助于理解大语言模型人格如何在道德判断中发挥作用, 为推动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对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支持。
青春期是同一性发展的关键期, 这一时期同时伴随着心理社会发展的不适应问题(例如, 自伤)。本研究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RI-CLPM), 考察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和自伤(NSSI)的动态双向作用模式, 并检验疏离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同一性混乱量表、疏离感量表和自伤行为量表对1258名中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三波段调查(分别记作T1、T2和T3)。RI-CLPM结果表明：(1)分离了个体间效应后, 个体内水平上T1的NSSI显著正向预测T2的同一性混乱, 而T2的同一性混乱显著正向预测T3的NSSI, T2的NSSI也显著正向预测T3的同一性混乱。青少年同一性混乱和NSSI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 (2)个体内水平上T2的疏离感在T1的NSSI与T3的同一性混乱的关系中具有纵向中介作用。本研究基于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 将同一性这一青少年的关键发展任务和NSSI在时间尺度上联系起来, 对青少年NSSI的预防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共情能力是预测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 音乐经验对共情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特质共情和状态共情两个方面为切入点, 采用音乐训练和音乐素养两个指标衡量个体音乐经验, 利用问卷调查和行为实验, 探究它们对共情能力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特质共情方面, 音乐家的认知共情能力显著高于非音乐家。然而, 在控制了人格、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心理健康状态的相关变量后, 音乐训练对共情能力并无显著影响。相反, 音乐素养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共情能力的想象维度, 甚至可以作为音乐训练影响认知共情中想象维度的中介变量。在状态共情方面, 利用疼痛共情范式研究发现, 相比非音乐家, 音乐家在目睹他人疼痛情境时更能感同身受, 这种状态共情能力受到音乐素养和特质认知共情中想象维度的链式中介影响。综上所述, 音乐训练通过提高音乐素养, 间接增强特质共情中的认知共情能力(想象), 从而使音乐家在感同身受他人疼痛状态时表现出更强的能力。这些发现揭示了音乐经验对共情能力的促进机制。
根据“普遍主义”和“狭隘主义”可将合作行为分为普遍合作(无差别与内外群体合作)与狭隘合作(与内群体存在更高合作水平)。近年来各种“脱钩”与“抱团”等逆全球化事件均体现出狭隘合作的典型特征。如何摒弃狭隘主义、促进合作共赢, 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和谋求长远福祉的重要课题。据此, 本研究采用经典公共物品系列范式, 通过三个实验探讨叙述性信息对狭隘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观点相关叙述性信息比事件相关叙述性信息更能减少狭隘合作行为; (2)感知相似性在叙述性信息与强狭隘合作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3)群际关系在叙述性信息与狭隘及强狭隘合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观点相关叙述性信息在竞争群际关系下反而增加了狭隘及强狭隘合作水平。本研究从日常社会信息交流的角度探索促进群际合作的可行路径, 对于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启示意义。
本研究构建“环境×多基因−内表型−行为”理论框架, 对880名中学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追踪研究, 考察了自我控制在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地, 采用多基因累加分数的研究范式, 探讨多巴胺系统、血清素系统和催产素系统基因(COMT基因rs6269、HTR2A基因rs6313、OXTR基因rs53576、OXTR基因rs2254295和OXTR 基因rs2254298)如何调节该中介机制, 并检验其中的父母差异。结果显示:(1)控制亲社会行为基线水平后, 父母情感温暖不仅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还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2)多基因累加分数与父母情感温暖的交互作用不能直接预测亲社会行为, 而是通过自我控制影响亲社会行为, 且该机制不存在父母差异。在多基因累加分数较高的青少年群体中, 父母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 进而影响亲社会行为; 而在多基因累加分数较低的青少年群体中, 该中介作用路径不显著。研究结果阐明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自我控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如何因多基因累加分数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有助于深化对亲社会行为发生机制的认识。
个体参与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意愿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基于自我意识理论和高成本代价信号理论, 本文探索了时间标志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意愿的影响。通过6个实验, 结果证实：在一段时间的开始(vs. 结束), 个体更倾向于从事炫耀性亲社会行为(实验1a、实验1b和实验1c)。其解释机制在于开端时间标志会激发个体的状态性公我意识(实验2a和实验2b)。进一步分析发现, 自我监控在上述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对于低自我监控者, 时间标志的启动难以有效地影响参与者的炫耀性亲社会行为意愿(实验3)。本文拓展了时间标志与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 同时为慈善组织或企业在关键时间节点策划公益营销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以往的正义研究受个人主义影响, 过于关注个人权利和利益, 以致忽视了关切他人不公遭遇的亲社会正义感。研究基于人类被试的问卷调查、启动实验以及大语言模型的角色扮演, 探讨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人类被试的集体主义特质(研究1)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 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文化启动(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验证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因果关系以及共同责任的中介效应(研究2)。进而, 大语言模型角色扮演(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重复验证了上述结果(研究3)。此外, 不公反应视角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即相对于目击者视角, 集体主义对得利者、过错者视角下亲社会正义感的影响更大(研究2~3)。总之, 我们通过多种方法检验了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进效应, 是正义研究从权利到责任转型的重要探索, 这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后个人主义社会和智能时代培养他人取向的亲社会正义感具有重要启发。
欺骗是指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方式向他人提供错误信息或隐瞒相关信息的行为, 奖励和惩罚是影响欺骗行为的关键因素。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金钱奖惩, 对于社会奖惩如何影响欺骗行为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3项实验, 探讨了社会奖惩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与调节机制。实验1采用信号博弈任务考察社会奖惩能否对欺骗行为产生影响。结果发现,与金钱奖惩类似, 社会奖惩能够减少欺骗行为, 且社会惩罚比社会奖励的效果更好。采用漂移扩散模型分析发现, 社会奖惩与金钱奖惩条件下漂移率v显著小于无奖惩条件, 表明社会奖惩与金钱奖惩促使个体更倾向于累积选择不欺骗的证据。实验2和3采用相同的实验任务, 进一步考察了声誉关注在社会奖惩影响欺骗行为中的中介作用, 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声誉关注在社会奖惩对欺骗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社会价值取向调节社会奖惩通过声誉关注影响欺骗行为的中介过程。上述结果表明, 社会奖惩能够作为抑制欺骗行为的有效手段。
研究表明, 受助者的回馈行为来自对两种情感动机的权衡：感激和内疚作为交往动机促进回馈, 义务感作为义务动机促进回馈; 回馈中过多偏好义务动机或交往动机均可能带来负面社会问题。揭示个体回馈偏好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对相关负面社会问题进行针对性干预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两个行为实验和计算建模发现, 对于义务动机偏好型和交往动机偏好型个体, 观察学习(即个体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来调整自身行为的过程)均能够促进回馈行为及其情感动机向被观察者趋同。两类个体对观察学习的敏感性存在差异且受到被观察者身份权威性的调节：义务型个体观察学习效应更强, 受被观察者身份权威性调节较弱; 交往型个体观察学习效应较弱, 且受被观察者身份权威性显著调节。本研究为理解回馈行为的动态性提供了新证据, 为社会政策制定和相关问题干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人的“助攻”。在人机合作风险决策的过程中, 人工智能是否会助长人类的冒险行为, 以及人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亟待澄清。为了考察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进行了4个实验。结果发现: (1)不管与人合作, 还是与人工智能合作, 个体都比单独做决策时更保守;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时, 个体更冒险。(2)个体在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部分中介了“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人机合作时,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更大, 从而在风险决策中更冒险。(3)成功反馈时, 人机合作情景下, 个体更多将责任归于自己,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失败反馈时, 人机合作与“人−人”合作之间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差异不显著,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中介作用不成立。
网络适应作为当代青少年成长至关重要的环节, 其复杂多维的内部属性仍未得到系统探讨。本研究首次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青少年网络适应的核心特征、动态演变以及外部联结。横断网络分析揭示了青少年网络适应中好奇心的“双刃剑”作用, 即过高或过低的好奇心均不利于网络适应的发展。网络比较结果显示, 青少年的网络适应具有整体的稳定性, 但其拓扑属性会发生内部流转。交叉滞后网络分析表明, 网络自我效能在网络适应发展过程中起“总舵手”作用, 而网络学习能力和网络信息搜索是青少年网络适应的重要“落脚点”。二元交叉滞后网络分析指出, 网络信息保护对网络成瘾具有最显著的直接影响。本研究不仅为理解青少年在数字世界中的成功适应提供了全新视角, 也为新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研究考察社交机器人对3岁和5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实验1通过操纵观察者(人类、社交机器人、无)这一变量, 探讨其对3岁和5岁儿童分享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无观察者条件下,5岁儿童分享贴纸数量显著多于3岁儿童。对3岁儿童来说, 人类和机器人观察者条件下分享贴纸数量显著多于无观察者条件, 人类和机器人观察者条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实验2操纵社交机器人心理能动性(有、无、控制组), 结果发现3岁儿童在有心理能动性的机器人观察条件下比其他两种观察条件下分享更多的贴纸,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本研究表明3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会受到机器人心理能动性的影响, 这为人机互动领域的未来应用和研究提供了一定视角和依据。
在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后, 人们往往会通过向他人倾诉的方式寻求支持, 以减轻情绪负担。然而, 负性情绪的自我表露对个体后续社会行为的影响和调节要素, 仍未得到充分的探究。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负性情绪自我表露对同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人称指示语的调节作用。实验1以讲述者为中心, 探究作为表露方的个体在负性情绪自我表露后的亲社会行为表现; 实验2则转向倾听者视角, 考察作为接收方的个体在倾听他人负性情绪表露后的亲社会行为表现。 结果发现,无论表露还是倾听负性情绪均能促进个体对同伴的亲社会行为、共情和好感度水平。对于讲述者而言, 讲述负性情绪经历时投入度更高, 且负性情绪表露对同伴亲社会行为的提升仅存在于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我”)场景中, 讲述的意义感和对同伴的好感度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倾听他人的负性情绪自我表露所提升的同伴亲社会行为与共情和好感度的提升密切相关。综上, 研究揭示了负性情绪自我表露的积极社会效应, 为引导个体合理表露负性情绪、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针对温忠麟等人(2024b)提出的影响关系, 葛枭语(2025)撰文提出下面质疑：(1)“影响关系”缺乏明确定义; (2)影响关系与因果关系区分不开; (3)不能因为因果目标无法达到便创设新目标; (4)所谓的影响关系应当称为“预测”。本文对此做出回应：(1)影响关系定义严密, 用的是“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 (2)因果关系一定是影响关系, 但影响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3)建立影响关系可以是非实验研究的一种目标, 优于仅仅建立相关关系; (4)预测是对变量关系的应用, 但不是关系本身, 与影响关系不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