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在社会情境中对认知和情感共情的影响尚待厘清, 这一问题的阐明将有助于理解社会交互中负性情绪的产生和影响机制, 为未来的社会认知干预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共情、情绪调节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并采用中文版共情准确性任务探讨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对共情情绪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 情感共情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焦虑和压力有关, 而认知共情与更少的抑郁情绪相关,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在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起保护性调节作用; 共情准确性任务中, 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提高个体对他人消极情绪的共情准确性、降低自身的负性情绪体验; 在积极情境下还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情绪调节, 特别是认知重评, 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与负性情绪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问卷调查、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 考察积极共同经历对青少年师生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积极共同经历正向影响师生关系, 且不同类型经历(回忆、想象、样例)均凸显促进作用; (2)积极情感联结在积极共同经历影响师生关系中存在稳定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初步提出“共同经历关系效应模型”, 推进了师生关系影响机制的研究, 具有良好的生态学效度和实际的教育价值。
职场中总有一些员工被视为前景黯淡, 赋予劣势者成见。现有研究关注到它作为社会情境线索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但忽视了它与个体特质的交互作用, 因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结论。为弥合上述矛盾, 文章基于特质激活理论, 沿着“特质×情境→行为/意图→绩效”主线, 探讨了不同心态特质被劣势者成见激活时对任务绩效的影响, 尝试回答“不被看好的员工因何沦为被命运摆布的傀儡又何时逆袭成为职场黑马”。两项问卷研究和一项现场研究的数据分析揭示：(1)劣势者成见与固定心态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反馈回避行为进而降低任务绩效; (2)劣势者成见与成长心态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证明他人错误进而增强任务绩效; (3)聚焦任务抑制劣势者成见对固定心态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 聚焦未来增强劣势者成见对成长心态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研究揭示了职场中“傀儡效应”与“黑马效应”的成因及其干预条件, 表明心态特质在加工“不被看好”这类负面信息上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 从而为整合“劣势者员工”和“领头羊员工”研究奠定基础, 也为当前“躺平”、“佛系”等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理论解释和转化思路。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内卷”引发了全民关注与讨论, 但研究者对内卷的心理内涵、特征维度及其测量工具仍在探索中。本研究首次以文化心理学作为研究视角, 提出中国社会的内卷极具新时代意义, 是与中国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多维心理概念。研究1采用访谈法, 通过分析在校学生与在岗社会人员对内卷看法的一手资料, 结合扎根理论初步提出内卷的心理内涵及其特征维度, 即资源稀缺、社会规范、心理压力、竞争行为。研究2在访谈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内卷感知测量问卷,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包含18个条目的四维度问卷。研究3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效标效度检验, 在跨人群样本中验证了内卷的4个特征维度。研究4采用内卷情境任务发现, 在高校情境和组织情境中, 内卷感知更高的个体均更易表现出内卷行为倾向。综上, 本研究首次明晰中国社会中内卷的心理内涵及其特征维度, 并提供了测量个体感知内卷的有效工具, 有助于未来探究内卷对个体心理以及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机制。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累积风险观的观点, 考察了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因素对社会适应的累积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51名农村儿童进行入户调查, 1年后实施追踪。以前后测中一直处于留守状态的285名儿童为分析对象, 其他样本作为对照组仅参加社会适应比较。结果显示：(1)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的前测、后测社会适应得分均较低;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与即时/延时社会适应的关系模式均为线性模式; (2)控制性别、年龄的作用后,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对社会适应的即时/延时预测作用均显著(β = −0.42/−0.23, ps < 0.001)。即时预测中, 压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社会资源对后半条中介路径有调节效应, 随着资源水平提高, 压力的中介能力降低; 延时预测中, 后测压力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社会资源对中介模型中的主效应及前半条中介路径同时有调节作用, 随着资源水平提升, 延时主效应及后测压力的中介效应同时减弱, 至高分组时两类效应均不显著。可见, 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是留守儿童低社会适应的重要近端环境因素, 且部分通过诱发压力来实现; 心理社会资源对其社会适应有重要保护作用。
视听觉整合是将视觉和听觉信息整合成为统一、连贯且稳定的知觉过程。研究采用内源性线索−靶子范式, 探讨了不同内源性空间线索有效性对老年人视听觉整合的影响, 以及不同线索有效性条件下老年人和青年人视听觉整合的差异。结果表明, (1)无论线索有效性的高低, 老年人的视听觉整合均弱于青年人; (2)低线索有效性(50%)条件下, 老年人和青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均与无效线索条件下没有差异; (3)中线索有效性(70%)条件下, 老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与无效线索条件下没有差异, 青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显著高于无效线索条件; (4)高线索有效性(90%)条件下, 老年人和青年人在有效线索条件下视听觉整合效应均显著高于无效线索条件。研究结果支持了空间不确定性假说, 并且进一步揭示了内源性注意与视听觉整合的交互作用, 明确了不同线索有效性条件下内源性空间注意定向收益的不同是导致老年人与青年人视听觉整合差异的原因之一。
先前研究表明, 事件边界会增强边界处来源记忆、削弱跨边界的时间顺序记忆, 但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权衡关系, 以及内在的、具有社会性意义的变化作为事件边界是如何影响记忆的, 尚鲜有研究。本研究以奖赏预测误差(reward prediction errors, RPE)作为事件边界, 通过两个行为实验和一个ERP实验, 探讨RPE事件边界对时间顺序记忆和来源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 RPE事件边界增强了边界处信息的来源记忆, 高RPE事件边界引发了记忆权衡效应; 相对于事件内/非边界条件, 跨事件/边界条件记忆的正确提取诱发出更大的N400波幅, 时间顺序记忆的激活主要集中在头皮中前部, 来源记忆的激活主要集中在头皮中后部。本研究表明, 事件边界的切分强度是影响记忆权衡效应的重要因素, N400成分可能是反映事件边界对情景记忆的整合与切分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采用功能随机森林的方法, 将聚类过程与抑郁症诊断相结合, 分别在抑郁症和控制组中识别了人格类型(神经质和外向性的组合), 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人格类型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差异。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抑郁症以高神经质和低外向性趋势的个体为主, 但同样有低神经质和高外向性趋势的个体。控制组样本则以低神经质和高外向性个体为主。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结果显示：在不考虑人格亚型的情况下, 抑郁症和控制组在杏仁核/海马/脑岛−边缘网络/默认网络/控制网络的功能连接上均无显著差异。在纳入聚类分析所划分的亚型进行统计后, 多种人格类型在左侧杏仁核/脑岛−边缘网络(以眶额皮质区域为主)的功能连接强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本研究基于个人视角识别的抑郁症人格类型更符合现实情况与个体认知模式, 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并且其功能连接的差异对理解抑郁症异质性提供了神经层面的参考。
选取812名三~六年级的儿童, 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考察了各执行功能成分在不同年级儿童三种数学能力中的作用。结果显示, 在低年级阶段, 工作记忆广度是数学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最重要的预测因素; 在高年级阶段, 工作记忆广度对三种数学能力的预测作用下降, 而工作记忆刷新和认知灵活性对数学能力的预测作用提升。这表明, 各执行功能成分对不同数学能力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 并将随儿童年级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同伴排斥、人际拒绝等负性社会反馈会带来社会疼痛。难以忘记的负性社会反馈会给人造成持久的精神痛苦, 进而损害心理健康。本研究利用社会评价范式, 结合脑电数据考察了情绪调节对负性社会反馈情绪反应和记忆的潜在益处及其认知神经机制。被试在同伴评价的场景下, 通过观看他人对自己的负性社会反馈来诱发社会疼痛, 进而考察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和分心)如何缓解社会疼痛, 以及是否会促进对负性反馈记忆的遗忘。研究同时考察了抑郁症状如何影响情绪调节的效率。结果表明：认知重评和分心均可以有效地帮助被试降低社会疼痛体验, 并在短期和长期都能够促进负性社会反馈的遗忘。在考察抑郁症状如何影响情绪调节过程的脑电活动时我们发现, 当使用分心策略时, 中央顶区的晚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波幅与抑郁分数呈负相关。进一步对认知重评和分心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全脑电位活动进行多变量模式分析发现, 高低抑郁症状的被试在情绪调节时表现出了不同的神经解码效率, 尤其是高抑郁症状被试在采取分心策略时的全脑活动模式与采取观看策略时有显著区别。综合行为和脑电结果, 本研究证明了认知重评和分心两种策略对社会情绪和记忆的有益影响, 并提示在较高的抑郁水平时, 分心可能是更有效的调节策略。
感恩是一种重要的积极情绪, 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表明, 感恩与社会幸福感存在关联, 但缺乏因果性证据。为此, 本研究采用长期追踪法和日记法探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因果机制。研究1对482名被试进行间隔7个月的两拨次追踪调查, 来探讨特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交叉滞后分析发现, 前测的特质感恩能够预测后测的社会幸福感, 前测的社会幸福感也能预测后测的特质感恩。为了减小回忆偏差, 研究2对248名被试进行连续21天的日记法调查。结果发现, 前一天的状态感恩能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 前一天的社会幸福感也能预测后一天的状态感恩。本研究揭示了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因果机制, 并提出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螺旋上升双向影响模型, 这对培育个体感恩和提升个体社会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为探讨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 实验1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 招募233名儿童被试, 实验2采用第三方补偿范式, 招募238名儿童被试, 考察三种分配(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 并对比两个实验的结果。结果显示: (1)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惩罚分配者; (2)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都拿出更多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 (3)情绪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4)采用第三方补偿(相比第三方惩罚)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时情绪波动更小, 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有更多利他行为。这些结果从发展的角度为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 强调了亲社会取向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以往关于元刻板印象的研究集中于消极视角, 而对积极元刻板印象如何影响认知加工缺乏相应探讨。本研究采用N-back任务, 选取农村大学生为被试, 通过3个实验考察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 在工作记忆高难度任务(2-back)中, 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会导致更低的正确率, 趋近动机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起调节作用, 即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会通过增加趋近动机, 降低高难度任务的正确率, 且这一效应仅存在于高核心自我评价者中。本研究将积极元刻板印象窒息效应拓展到认知加工领域, 并且揭示了窒息效应的内在机制。
父母性别偏见对女孩影响的研究多聚焦于幼儿与青少年时期家庭领域, 忽视了其对女性成年后工作领域的深远影响。基于自我概念理论, 探讨了父母性别偏见对女性职场表现的负面影响机制。基于225份多时点、多来源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1)父母性别偏见通过降低女性自尊加剧其职业妥协; (2)职业妥协负向影响女性工作绩效和创造力; (3)父母性别偏见依次通过自尊、职业妥协削弱女性工作绩效和创造力。研究结论从原生家庭界面拓展女性职场表现研究视角, 为识别影响女性职业选择和职场表现根源因素、促进职场性别平等和女性职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先前研究表明, 自悯干预能够改善焦虑相关精神疾病的心理症状, 然而自悯改善焦虑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以恐惧消退为基础的暴露疗法是治疗焦虑症的关键疗法, 研究自悯干预如何促进恐惧消退从而增强暴露疗法的效果有助于阐释暴露疗法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共56名有效健康被试, 在恐惧习得之后, 将匹配自悯水平和焦虑水平的被试随机分配进行自悯写作或非自悯日常写作, 最后进行恐惧消退测试, 并通过检测写作前后的正负性情绪变化以及恐惧消退早期、晚期的电击预期反应和皮肤电反应来探究自悯写作对恐惧消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两种写作任务均降低了被试的负性情绪; 相比于非自悯日常写作, 自悯写作显著降低了被试在恐惧消退早期和晚期的对威胁和安全线索的电击预期反应。相比于消退晚期, 自悯组消退早期的皮肤电反应更弱。这一结果表明, 自悯写作能够调节对威胁和安全线索的反应来促进恐惧消退。本研究首次运用实验室恐惧消退模型探讨自我怜悯调节威胁刺激的加工机制, 有助于解释自悯改善焦虑症状的心理和生理机制, 并强调了在基于恐惧消退范式的暴露疗法中增加认知干预的必要性。
人需要展现自己以脱颖而出, 常常预测在他人擅长领域展现能力会暴露缺点导致差评, 因而忌讳班门弄斧。然而这种预测准确吗?8项研究(N = 1, 888)要求候选人选择在评价者擅长或不擅长领域展示能力, 要求评价者从班门弄斧和不班门弄斧者中择一录取, 发现候选人低估班门弄斧所得评价。导致此预测偏差的原因是, 评价者依据提及其擅长领域时的自豪感决策, 故给班门弄斧者好评, 候选人依据能力是否容易被看清来选择领域, 担心班门弄斧暴露缺点。
先前研究表明, 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多则拖延行为越少, 但情绪调节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仍不清楚。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拖延与否主要取决于任务厌恶与结果效用之间的权衡。因此, 情绪调节可能是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或提升结果效用来改善拖延。为探明此问题, 本研究选取高拖延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积极重评组(34人)和无效策略组(34人), 对两组被试进行了为期7天的经验采样法的纵向追踪(共14次)研究。结果发现：(1)后测中积极重评组执行意愿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2)后测中积极重评组任务厌恶显著低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 后测中积极重评组结果效用显著高于无效策略组，前测中两组无显著差异。(3)任务厌恶降低量中介了情绪调节对拖延改善程度的作用, 而结果效用提升量不能中介此作用。结果表明：情绪调节主要通过降低任务厌恶来提升执行意愿, 从而降低拖延行为, 这为从情绪调节角度干预拖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以往研究给出了不同答案, 一个潜在原因是先前研究未能区分生存和发展两类捐助。本研究通过5项研究(N = 2512)对比了高、低社会阶层在生存类和发展类捐助上的偏好差异及其潜在机制, 发现在主观社会阶层上, 低阶层更偏好生存类捐助, 高阶层更偏好发展类捐助。导致该差异的原因是, 低阶层捐助时避免受助者更差, 高阶层捐助时希望受助者更好, 而非高、低阶层需求关注点的不同产生的需求迁移, 亦非高、低阶层长短视导向的不同产生的跨期偏好。在客观社会阶层上, 研究并未得到较为稳定的发现。这对于解析现有捐助理论的争议, 揭示不同阶层捐助的可变规律, 助推“共同富裕”实施中慈善事业的精准化管理有参考意义。
近年来, 社交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具有真人特征的虚拟人物, 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以获得影响力, 然而其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渐浮现。当社交媒体虚拟人犯错时,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其道德判断会有何不同?本文基于心智感知理论, 通过5个主要实验探索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虚拟人道德责任判断的影响和机制。研究表明, 在被告知虚拟人的不道德行为后, 比起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 但这种文化差异没有出现在对真人的道德责任判断上(实验1a~1c)。并且不论虚拟人是由真实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驱动, 这种文化差异都会存在(实验1c)。这种文化差异通过感知心智能力来中介(实验2)。具体而言, 比起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认为虚拟人的心智能力(特别是感知力)更高, 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此外, 对虚拟人更大的道德责任判断会导致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虚拟人施加道德惩罚(实验3)。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将道德责任判断和心智感知的对象拓展到虚拟人上, 并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后续影响。
本研究考察对他人可信程度的感知是否会影响对该人物面孔长相的表征及其潜在的机制。实验1让被试形成目标人物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随后利用反相关图像分类技术将被试对目标人物面孔的心理表征可视化。结果发现无论目标人物是男性还是女性, 高可信度的目标人物与更具吸引力和积极特质的面孔表征相关。实验2从一批新的被试中可视化了可信和不可信群体的面孔表征的特征, 并与实验1中获得的目标人物的面孔表征的特征做相似性分析, 发现被描述为可信(或不可信)的目标人物的面孔表征特征与可信(或不可信)群体的面孔表征特征有更多的相似性, 说明当人们得知他人是可信(或不可信)时, 会把脑海中的对应图式特征叠加到该人物的面孔物理特征上, 从而重塑面孔表征。本研究说明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在面孔表征形成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