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争压力面前, 人们选择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策略, 分别是内卷与躺平。为了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选择, 本研究区分了竞争压力的维度属性, 并基于心理补偿理论, 探讨了个体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竞争压力时的补偿策略。具体来说, 竞争压力包括竞争结果压力与竞争过程压力两种。其中, 竞争结果压力威胁到人们的自尊, 进而促使其选择流动补偿策略, 形成内卷效应。竞争过程压力则威胁个体的幸福感, 促使其选择逃避补偿策略, 形成躺平效应。研究发现将有效地补充竞争压力、心理补偿、自尊和幸福感领域的文献。
社会焦虑和抑郁现象日益严重。为理解与探索数媒时代焦虑、抑郁的引致因素及应对策略, 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构建框架, 梳理了社会比较的不同亚型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以及网络媒体环境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 消极社会比较(传统上行比较和下行同化比较)可能会引发焦虑和抑郁, 社交网络平台对此负面影响具有催化作用; 而情绪比较和下行对比比较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 网络健康社区促进了情绪比较的积极作用的发挥。研究推进了社会比较理论在情绪情感领域的应用, 确定了焦虑、抑郁与网络健康社区可供性的关联, 也为网络社区服务、运营和设计的原则提供参考和借鉴以帮助个体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还指出焦虑、抑郁和社会比较关系后续研究的可能路径和方向。
AI感知是指员工对AI运用影响其工作态度、行为、福祉和工作环境的感知。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AI提升员工绩效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 对员工产生巨大影响。当前AI感知研究分散概念模糊, 阻碍了对AI运用如何影响员工心理和行为的理解。为探究AI运用对员工的具体影响及作用解释机制, 首先澄清了AI感知概念内涵; 其次, 揭示了AI感知影响效果; 第三, 基于资源视角、情绪视角、需求视角和环境视角阐释了AI感知的理论解释机制; 最后, 构建了AI感知的未来研究框架, 为将来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为组织决策提供见解。
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为组织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其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对员工行为和心理的影响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但相关影响方向、程度和边界等研究结论尚未取得共识。本研究对包含85个结果变量, 150个效应量的64篇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研究发现：工作场所AI应用有助于触发员工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工作幸福感等积极心理, 调动其知识共享、数字创新、工作重塑等积极行为, 但同时也会引发员工焦虑、离职倾向、工作不安全感等消极心理, 出现知识隐藏、工作退缩、服务破坏等消极行为, 且AI应用类型、行业类型以及AI应用测量方式对上述关系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工作场所AI应用是一柄双刃剑, 它既可以作为技术支持丰富员工心理资源, 激发积极行为, 亦会给员工造成威胁从而消耗心理资源, 引发消极行为。本研究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理论框架下, 明晰了工作场所AI应用与员工行为和心理结果变量间的关系效果以及边界条件, 对组织科学地调整AI管理方式、引导员工正确认识AI以有效发挥其价值具有指导意义。
共情计算是指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来预测、识别、模拟和生成人类的共情, 是传统心理学共情研究与计算机科学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数据层、模型层与任务层的普适性研究框架, 总结了一个包括个体共情测评、共情内容分类、共情回应系统和共情对话生成的4个新主题分析框架, 建立了面向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商业服务和公共管理等心理应用的场景创新。未来研究有必要建构高整合的共情计算理论模型、建设高可信的共情心理行为特征数据集, 并通过以人为中心的评价体系验证并改进共情计算的研究效度。共情计算有益于将当前人际共情研究扩展到智能社会新型人−AI关系研究中。心理学家在该领域承担引领、评估和改进等角色, 并与计算机科学家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共情计算理论基础更坚实, 效果检验更可靠, 应用创新更贴近实际需求。
以往元分析研究多考察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构中单一变量的影响, 未见有研究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积极发展整体性构念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积极青少年发展观视角, 以中国青少年为样本, 纳入学业成就、自尊、复原力三个变量进行系列元分析(206篇文献、1822个独立效果量、被试总量达到109968)。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积极发展3个核心构念总体均呈显著相关, 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积极发展总体呈中等正相关, 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积极发展总体呈较低负相关, 且女性比、受教育阶段的调节效应显著。上述结果对全面、深刻认识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教养方式的发展资源价值, 进而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性别刻板印象作为一种社会认知, 是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属性和行为的普遍信念。在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下, 研究者通过传统方法(过去−现在−未来评价范式、横断序列设计、横断历史元分析)和新近技术(词嵌入)探讨了性别刻板印象变迁。虽然有少许研究声称性别刻板印象未随时间发生变化, 但大部分研究基于社会角色理论, 都支持性别刻板印象已随时间发生变迁。变迁模式主要表现为：认为女性在男性化特征(如能动性)上不断增长, 而男性在女性化特征上(如共生性)可能有所增长。这些变迁对缩小经济上的性别差异具有积极作用, 但也可能会给家庭和健康带来消极后果。未来研究应在多学科交叉、多方法融合的基础上, 以细化方式、网络视角去考察性别刻板印象变迁, 尤其要重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该主题的探究。
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 SP)又称社会存在, 是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感。社会临场感作为面向新型人机关系态度形成机制的经典与主流中介变量, 亟待对多学科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与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构建。本文以人机关系演进为背景, 从人与计算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和人与机器人交互(Human-Robot Interaction, HRI)的历史视角对社会临场的概念内涵与适用边界进行界定。再以拟人化为前置变量, 个体因素为调节变量, 认知、情感、行为的态度为结果变量, 构建了以社会临场感为中介变量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解构面向新型人机关系的心理机制。最后, 对人机关系调整与机器社会心理、社会临场感的概念内涵外延的扩展、拟人化与社会临场感三方面进行了展望。
随着技术的发展, 通用人工智能初见雏形, 人机交互以及人机关系将进入新的时代。人与人工智能(AI)的信任关系也即将从单方向的人对AI信任逐渐转变为人与AI的互信。本研究在回顾社会心理学中的人际信任模型与工程心理学中的人机信任模型的基础上, 从人际信任视角提出了人与AI动态互信模型。该模型将人与AI视为对等的信任建立方, 结合信任与被信任方的影响因素、结果反馈和行为调整构建了人与AI动态互信的基本理论框架, 强调了人与AI信任中关系维度的“互信”与时程维度的“动态”这两个重要特征。模型首次将AI对人的信任以及二者互信的动态交互过程纳入分析, 为人与AI的信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AI对人的信任如何建立与维持、人与AI互信的量化模型以及多智能体交互中的人与AI互信。
新一代AI技术的快速发展, 给服务环境带来了深刻变革, “人工智能+”已成为我国战略层面的重要议题。然而, 当前人工智能服务仍存在用户抗拒、接受意愿低、服务体验差等问题。服务机器人如何更好地表达情感, 以提升用户体验, 显得尤为重要。以AI赋能用户情感链接为切入点, 本文研究人机互动中的情感识别−情感表达内容−情感表达方式。重点研究三个方面：①构建基于多维情感计算模型的用户情感识别方法, 并构建用户情感矩阵; ②基于服务交互多阶段探究AI情感表达内容的作用机制; ③基于服务情境探究AI情感表达方式对用户体验的影响机制。通过行为学实验和神经科学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打开用户服务体验的“黑箱”。本研究为服务机器人情感表达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 为“人工智能+服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有助于打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服务新模式。
创造性人格常被视为人类稳定且独特的禀赋。但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AI)技术侵入创造性工作领域, AI具备的“数字权威”导致人类对AI的自动化偏差, 人类由创造力主导角色滑向依附角色只在一线之间, 并通过影响个体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角色认同, 最终威胁到个体的创造性人格。本研究拟基于“我能创新”和“我应创新”两条作用路径, 厘清在创造性任务中使用AI及产生自动化偏差对个体创造性人格的影响, 并探讨个体如何通过自我领导守住创新主体地位, 以期深化对AI背景下创造性人格的研究。
身体不满意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存在, 社交网站使用被视为一种关键的影响因素。系统梳理社交网站使用影响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表现形式、作用路径及其中的调节因素, 对于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身体不满意具有重要意义。社交网站使用的程度、形式、行为以及动机均可能对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外貌比较与理想身材内化” “自我客体化与身体监控” “外貌自我图式与外貌自我差异”三条路径发挥作用。此外, 这种影响会受到包括大五人格、自恋和完美主义的人格因素, 自我同情、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内的自我认知因素, 以及社交媒体素养、社交媒体外貌意识在内的媒体认知因素的调节。未来应当深化对社交网站使用与身体不满意之间关联的本土化研究, 从对象、方法、内容等多个方面拓宽研究领域, 并进一步验证和简化理论框架, 以期挖掘出更多有益于改善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网络干预方案。
当家庭无法完成相应任务或家庭不具备良好的特征时, 即为家庭功能障碍。家庭功能障碍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但两者关系存在争议。为了较为全面地理解家庭功能障碍(主观与客观)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积极与消极)的关系,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采用三水平元分析对两者关系进行探讨。检索和筛选2022年3月1日以前发表的文献, 最终纳入97项研究, 包括173个效应量和130227名被试。主效应检验发现, 单亲通过损害积极心理健康状态、加剧消极心理健康状态影响儿童青少年, 父母离异、父母服刑、父母物质滥用、父母患精神疾病、主观家庭功能障碍通过加剧消极心理健康状态影响儿童青少年。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单亲对男生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更大; 集体主义背景下, 父母服刑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更大。研究结果不仅支持家庭系统理论, 还提示需要给予家庭功能障碍儿童青少年的积极心理健康状态更多关注, 并在关注文化背景的同时, 根据性别差异进行精准干预。
成长型思维指个体对自身属性可塑和提升的信念。近年来培育青少年成长型思维已成为教育热点议题。然而, 智力的成长型思维及干预能否促进学业表现一直存在争议, 未来研究亟需在研究视角、范式和指标上转变和突破。基于自我调节学习理论, 本研究围绕成长型思维是否影响学习过程问题, 采用元认知框架下的自我调节学习范式, 通过行为实验、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磁共振成像实验揭示反馈学习情境下成长型思维影响学习过程的行为和神经反应模式, 尝试推动该主题研究从争议不断朝着逐渐明朗的方向发展, 并为青少年成长型思维的精准化培育提供实践依据。
成就目标定向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 诸多研究探讨了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内在联系, 但二者之间相关性的大小、中介和调节机制仍存有争议。因此当前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检验效应量的可靠性、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以及一系列调节效应。研究共纳入符合要求的原始文献67篇, 含206个效应量。结果发现：(1)掌握接近目标和表现接近目标与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而掌握回避目标和表现回避目标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 且各指标与学业成绩存在稳健的弱相关。(2)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受到年龄阶段、测量工具的影响, 不受性别比例、成绩类型的调节。(3)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在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成绩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但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中学组, 在大学组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信任是人机成功合作的基础。但个体在人机交互中并不总是持有恰当的信任水平, 也可能会出现信任偏差：过度信任和信任不足。信任偏差会妨碍人机合作, 因此需要对信任进行校准。信任校准常常通过信任抑制与信任提升两条途径来实现。信任抑制聚焦于如何降低个体对机器人过高的信任水平, 信任提升则侧重于如何提高个体对机器人较低的信任水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校准效果评估的测量方法、揭示信任校准过程中以及信任校准后个体的认知变化机制、探索信任校准的边界条件以及个性化和精细化的信任校准策略, 以期助推人机协作。
网络舆论环境中, 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容易导致谣言泛滥、社会矛盾升级等一系列负面效应。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和东亚文化鼓励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 更容易接受矛盾的信息、观点和情感。这一文化差异可能影响个体的网络情绪和行为, 即辩证思维可能可以减少网络上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 以及调控网络极端情绪导致的负面效应(如导致群体态度分裂)。这一构想力图结合中国民众的心理情绪特点为网络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规律提供理论解释, 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把握网民心理、调控民众心态提供科学依据。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全面有效地衡量脱贫后的生活环境、准确掌握贫困经历及其变化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内在机制成为当下的重要科学议题。考虑到儿童成长过程中贫困条件的交叠累积性反应, 有更多潜在的贫困从属条件需要重视, 且儿童在经历贫困后如何加工理解相关信息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本研究聚焦我国有贫困经历的学龄儿童, 以稀缺理论为切入点, 旨在构建适用于当前背景的多维贫困模型, 并从注意模式和神经活动解释稀缺心态影响贫困儿童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 为有贫困经历儿童的认知发展提供新的干预视角, 更好助力我国乡村儿童的健康发展。
焦虑症的患病率在青春期达到顶峰, 对青少年行为和心灵造成严重影响。当前对青少年焦虑发生发展的了解主要依赖于意识层面恐惧加工的相关工作, 忽略了青少年前额叶功能和皮层自上而下的控制功能还不够成熟这一重要事实。因此, 将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机制应用于青少年焦虑的临床治疗或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捕捉青少年自动的恐惧加工或许有助于明晰青少年焦虑的病理机制。本研究以健康、焦虑易感以及焦虑障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探究1)青少年无意识恐惧加工发生发展规律的认知神经机制及慢性应激激素的影响作用; 2)无意识恐惧加工在青少年焦虑发展中的作用; 3)青少年无意识恐惧的无创干预手段。本研究将为青少年焦虑的预防、识别及干预提供科学支撑, 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健康成长。
价值观冲突是指个体之间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产生的相互否定和竞争现象。在当前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中, 价值观冲突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价值观念或身份无法兼容而引发的长期冲突, 另一类是由价值两难选择任务引发的即时冲突。这两类冲突都可能导致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影响, 例如增加压力感知、焦虑水平和心理紧张度。研究者主要从价值观背后的动机对立性和自我概念完整性的威胁感知两个方面, 来解释价值观冲突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价值观冲突的产生机制, 扩展对调节因素的认识, 并揭示其对个体的影响, 以开展相应的调节与干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