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ji是一种从最初模仿挪用日式动漫符号, 到后来日益扩展其使用范围的图像符号体系。自从1999年Shegetaka Kurita创造Emoji以来, Emoji不断获得充实和发展, 目前已成为数字交流中代替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线索的主要形式, 并成为全球普遍使用的交流工具。Emoji本身具有有趣、形象、生动和幽默等特点, 在网络交流中具有表达情感、加强表达、改变语气、维持或增进人际关系等功能。同时, 其使用会受到性别、文化、语境和平台等因素的影响。目前, 随着Emoji的不断发展和广泛使用, 其应用范围已经扩展至网络交流之外的心理测量、商业营销、法律判决以及情感分析等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和研究价值。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1)进一步探索Emoji在网络交流中的应用和未来发展趋势; (2)加大对Emoji在其他领域中应用情况的进一步研究; (3)更加深入探索Emoji的神经生理机制; (4)从认知加工角度来探讨Emoji在网络交流中的积极效果。
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亟需关注, 许多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究, 但结果并不一致。为明确近10年来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对检索后获得的252项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 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抑郁(28.0%)、焦虑(26.3%)、睡眠问题(23.0%)、自我伤害(22.8%)、自杀意念(17.1%)、躯体化(9.8%)、自杀计划(6.9%)、自杀企图(未遂) (2.9%)。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受出版年代、测量工具、检出标准、检出时间、年级和区域影响。未来应着力编制标准化测评工具、构建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并对高年级、欠发达地区高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估计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 能够为心理健康政策完善和教育活动开展提供证据支持。对2010~2020年我国大学生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元分析, 结果表明, 睡眠问题、抑郁、自我伤害在大学生中较为突出; 近10年, 大学生焦虑、抑郁、睡眠问题和自杀未遂的检出率显著上升, 自我伤害的检出率显著下降; 测量工具、检出标准和检出时间是导致检出率大小不一的关键因素; 整体而言, 东北和中部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优于西部和东部大学生; 性别、生源地、独生与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影响均不显著。未来应重视研制适合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工具并确定检出标准, 同时据此积极开展心理行为问题的筛查与控制。
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的关系在既有研究中存在分歧, 为明确两者间的整体关联强度及其影响因素, 对纳入的56项研究(65个效应值)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15, 95% CI [-0.18, -0.12]), 但相关程度较低。此外, 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的关系受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工具、测量类型和测量形式, 抑郁测量工具以及取样年代调节, 但不受性别、年龄、设计类型以及个体主义文化指数的调节。该结果提示社会经济地位劣势可能是导致民众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代, 关心社会底层群众生存和发展困境并建立长久而有效的帮扶机制可从社会面减少抑郁的发病率。
动机是一切行为的核心, 动机可分为外在和内在动机。青少年时期既是记忆的关键期, 也是动机发展的特殊时期。然而, 目前关于内外动机影响青少年记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尚不清楚外在和内在动机影响青少年记忆的规律和机制是否一致, 也不清楚二者如何交互影响记忆。本研究将结合认知范式和脑成像技术, 考察外在和内在动机如何分别影响以及交互影响青少年记忆。这将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理解内外动机影响青少年记忆的独特规律和机制, 为科学提升青少年动机和记忆效果提供研究证据。
目前调节效应检验主要是基于截面数据, 本文讨论纵向(追踪)数据的调节效应分析。如果自变量X和因变量Y有纵向数据, 调节效应可分为三类：调节变量Z不随时间变化、Z随时间变化、调节变量从自变量或因变量中产生。评介了基于多层模型、多层结构方程模型、交叉滞后模型和潜变量增长模型的纵向数据的多种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调节效应的分解和潜调节结构方程法的使用是纵向数据的调节效应分析的两大特点。对基于四类模型的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进行综合比较后, 总结出一个纵向数据的调节效应分析流程。随后用实际例子演示如何进行纵向数据的调节效应分析, 并给出相应的Mplus程序。随后展望了纵向数据的调节效应分析的拓展方向, 例如基于动态结构方程模型的密集追踪数据的调节效应分析。
羞怯指个体在社交情境下的抑制, 是个体参与社交的阻碍。近年来, 关于羞怯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增多, 学者基于元认知模型、社会适应模型、侧化脑-体情绪模型等理论, 探讨了大脑结构和功能以及几种与感知觉和注意相关的ERP成分与羞怯的关系。但当前关于羞怯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于上述提出羞怯的心理发展模型; 未来应从人格和情绪双角度研究羞怯, 并在开发研究范式的基础上, 加大羞怯认知神经机制的探讨。
性别是自我概念的核心成分和社会分类的重要维度。性别偏格是指个体表现出与其出生性别的社会性别规范不相符或不一致的心理现象。近年来性别偏格现象在青少年中日益凸显, 以往研究表明性别偏格的青少年会面临同伴关系等社会适应问题的挑战, 但忽略了性别偏格影响青少年同伴评价背后的心理机制和动态演变过程。针对这些不足, 本研究遵循“现象-解释-预测”的逻辑思路, 聚焦性别偏格对同伴评价的影响及演化心理机制这一科学问题。总体研究目标是以性别偏格的属性(不同程度/类型)为切入点, 探讨性别偏格对同伴评价影响及其路径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动态演化, 为改变对性别偏格者的消极同伴评价提供可能的干预途径。
随着社交媒体, 第三方消费点评网站及各类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 消费者能够越来越容易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消费和体验。为了适应这一迅猛的发展势头, 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入社交媒体营销刺激消费者分享。如在产品界面添加分享按钮, 在各大社交平台添加主题标签, 或者直接使用带有分享刺激的广告口号。与以往研究关注消费者决策后的分享行为不同, 本研究提出社交媒体分享线索在消费者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影响消费者的判断与选择。具体来说, 本项目认为社交媒体分享线索一方面激发了消费者的印象管理动机,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自主感, 在此基础上探究了的两个行为决策结果：产品兴趣和决策终止。本项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突破前人研究大多关注决策后分享的局限, 对现有社交媒体分享, 及数字环境如何影响消费行为是有益的补充。在实践上, 对企业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化媒体营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时间贫困是日常生活中时间不够用的弥散性感受, 会危害到人们的身心健康与幸福感。目前时间贫困的概念结构仍不清晰, 与幸福感的关系结论不一致且缺乏因果证据与机制认识。本项目拟厘清时间贫困内涵, 构建多维时间贫困理论模型, 据此编制多维测量量表并搭建国民时间贫困数据库; 以稀缺理论为基础, 探讨时间贫困对个人和人际幸福感的影响, 及过度生产率取向的可能中介作用; 并基于溢出−交叉模型, 探讨时间贫困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
工作场所中, 压力源无处不在; 面对压力源, 个体会如何反应?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从认知评价和应对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系统解释。在过去的40年里, 该理论已成为阐释个体压力反应的主流框架。然而, 由于提出时间较早, 该理论没有提供各理论要素间的精确关系, 这使得后续实证研究从各自研究问题出发, 对该理论的应用五花八门, 甚至因曲解理论观点而造成不当应用, 不利于对该理论的持续应用和深入发展。在系统回顾理论观点的基础上, 重点梳理了125篇以该理论作为核心理论基础的管理心理学实证研究。总体发现：在应用场景方面,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可以用来解释6种压力源对员工工作态度、行为、身心健康和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其应用形式可以从初级评价、次级评价和应对3个方面分别考虑; 一些研究在应用该理论时存在误区。未来研究需要优化理论要素的测量方式, 进一步拓展该理论的应用场景, 同时丰富认知评价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
自杀导致人类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 然而自杀的心理机制却并不清楚。最近研究发现, 厌恶情绪是导致自杀的主要情绪因素, 个体因为自身厌恶而走向自杀。厌恶情绪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排泄物等反感的基本情绪, 促进个体远离毒性和疾病, 从而产生“免疫行为”。许多心理问题来自于对周围人或事物的厌恶, 有自杀行为的个体对自身极其厌恶, 说明他们的厌恶情绪出现了问题。如同躯体免疫攻击自身一样, 自身厌恶是自杀意念的关键因素, 早年创伤是其根源, 生活压力和精神疾病也参与厌恶诱发自杀意念。厌恶诱发自杀意念的神经基础与HPA轴和五羟色胺系统有关。未来研究可利用神经影像和电生理等神经科学技术, 检验自杀行为的神经机制, 探讨厌恶情绪影响自杀行为的心理和神经机制。
仿真气球冒险任务(The Balloon Analog Risk Task, BART)能在实验室环境下模拟真实世界的风险情境, 具有高生态性, 稳定性和可靠性等优点, 已经成为风险决策研究中最常用的实验范式之一。近年来, 研究者发展了多种BART变体范式, 对发展、健康以及精神病理等多领域的风险决策行为及其神经基础开展了广泛探索。BART任务中的风险决策加工与腹侧纹状体、前扣带皮层、脑岛、中脑及背外侧前额叶等脑区的激活相关。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BART任务在风险决策认知神经领域的信效度并扩展BART的应用情境。
随着大数据技术与文化心理学的融合发展, 计算文化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逐渐兴起, 大尺度、近乎全样本的文化心理分析真正得以实现。计算文化心理学关注的文化变量主要围绕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文化心理学使用最为广泛的维度展开, 分析方法包括特征词典、机器学习、社会网络分析、仿真模拟等, 分析思路包括时间维度上的文化变迁效应以及空间维度上的文化地理效应。当然, 计算文化心理学在为传统文化心理研究提供新方法、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解码失真、样本偏差、词语多义性、隐私风险等局限, 未来研究应重视变量理论解释、文化动态演化分析、学科深度整合、生态效度等问题。
中介效应可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制, 已成为分析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统计方法。最近20年, 中介效应成了研究方法的一个热点。从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效应量、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纵向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和模型拓展(包括多重中介、多层中介、有调节的中介和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五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国内中介效应的方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最后对中介效应的国外方法学研究进展和中介效应的未来研究方向做了讨论和拓展。
我国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莫衷一是, 为整合调查结果并分析其原因, 对2010~2020年来检索到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1)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睡眠问题(25.2%, 95% CI = [0.16, 0.37])、抑郁(14.6%, 95% CI = [0.12, 0.18])、焦虑(12.3%, 95% CI = [0.06, 0.23])、攻击行为(4.1%, 95% CI = [0.02, 0.10])、退缩(3.8%, 95% CI = [0.02, 0.06])、违纪行为(3.7%, 95% CI = [0.02, 0.07])、躯体化(3.6%, 95% CI = [0.02, 0.07])。(2)测量工具、检出标准、检出时间是导致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不一致的关键因素。总体而言, 我国小学生除了睡眠问题、抑郁和焦虑检出率偏高外, 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尚可。未来应开发适合中国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工具及检出标准, 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和精准干预提供支持。
非自杀性自伤是指个体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且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是个体未来自杀意图、自杀行为以及长期心理障碍等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青少年作为高发人群,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且具有明显的社会“传染”效应。因此了解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具有预测作用的因素,有助于为该行为的早期预防及干预提供新视角。 通过梳理国内外采用纵向追踪、回溯性研究等方法的相关文献,并基于Nock的整合理论模型,将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具有预测作用的因素划分为生理机制、个人特质和社会因素三类。在生理机制上,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存在一定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如当青少年体内的β-内啡肽水平、杏仁核-额叶之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RSFC)处于异常状态时,个体为恢复体内平衡,可能会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产生依赖,进而将该行为持续下去。在个人特质上,情绪调节存在缺陷的青少年更易出现并维持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而善于接受自己的情绪反应且能够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青少年在未来更易停止该行为;具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冲动型人格特征、低自尊水平、高自我批评与自我惩罚水平等特点的青少年通常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相反,具有高自尊水平、对逆境持积极信念、低自我惩罚水平等特点的青少年则更可能停止该行为;青少年所依赖的非自杀性自伤功能也会影响该行为的发展进程,因自我功能(如情绪调节、自我惩罚等)而依赖于非自杀性自伤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可能性长时间维持这一行为,而因人际功能(如引起他人关注、融入群体等)而依赖于非自杀性自伤的青少年在一段时间后更有可能停止该行为。在社会因素上,如同伴欺凌、不良家庭关系等风险因素可能会削弱个体应对痛苦的能力,进而诱发或加剧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反之,有效的社会支持资源(如同伴支持、家庭支持、心理咨询与治疗等)则有助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停止。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流行、研究方法、相关影响因素和功能等领域,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持续或停止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相对较少,未来相关研究应注意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测量技术,拓展研究领域(如性格、认知取向等),同时还应关注不同的年龄群体及文化背景差异,以进一步明确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展进程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并深入探究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随着组织广泛的信息技术运用、工作强度增加,员工之间面对面的、真诚的社交开始呈下降趋势。职场孤独感成了困扰员工的普遍问题,引起了企业管理实践界高度重视。通过综述已有文献,本文指出过往研究虽揭示了职场孤独感带来的消极影响效应并有效提高了组织对职场孤独问题的关注度,但尚未系统回答“如何预防与应对职场孤独感”。为了引导员工对职场孤独感的科学应对,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员工视为能动的主角而非被动的承受者,并探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应对行为的关系,为如何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建设性对策。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预防与遏制职场孤独感,有必要系统性地探讨职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综合过往研究,本文发现职场孤独感区别于其他消极情绪的核心在于：职场孤独感源自于高质量职场人际关系的缺失。与此观点对应的是,Wright和Silard （2021）认为当员工实际的职场人际关系未达到预期水平,员工会认为职场人际关系存在缺陷,产生孤独的体验。Wright和Silard （2021）的观点反映了职场孤独感是一种员工未实现期望社交目标而导致的心理体验。循此逻辑,本文采用与目标实现过程相关的调节匹配理论来解释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机制,为预防和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对策。以调节匹配理论为框架,本项目拟解决三个问题：（1）领导与下属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领导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2）员工与团队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团队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3）员工如何依据不同的团队调节氛围来选择社交应对策略,以及社交应对策略对员工绩效的影响。通过新颖的多项式回归分析与曲面响应分析方法,本文力求重构传统的职场孤独感的研究思路,为职场孤独感的产生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除此之外,本文首次将调节匹配理论引入职场孤独感的研究,系统性地分析了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和应对,呈现了职场孤独感现象在组织中的动态演化的过程与机制。
是否存在莫扎特效应?若有, 其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关于这些话题目前悬而未解且争论激烈。为明确古典音乐对认知表现的促进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探明莫扎特效应的产生机制, 本研究对检索后获得的91项研究(172个独立效果量, 7159名被试)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剔除异常值后, 古典音乐能显著改善认知表现, 整体效果量较小(Hedges’g = 0.36, p < 0.001), 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年龄、文化背景、实验设计类型、任务对应大脑优势半球的调节, 且性别与年龄、文化背景、优势半球存在交互作用。此外, 直接启动说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但莫扎特效应的产生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后续的研究应进一步明晰莫扎特效应的产生机制及其他潜在调节变量, 以此帮助人们更理性、全面看待莫扎特音乐的效果, 合理进行音乐教育。
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当今中国社会, 如何推进绿色消费这一举措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往研究对于物质主义与绿色消费的关系得出了矛盾的结论。针对这一现状, 本研究以绿色产品本身的特征(炫耀性/非炫耀性)为切入点, 首先考察物质主义影响绿色消费的边界条件, 即绿色产品炫耀性的调节作用, 然后进一步探究物质主义促进炫耀性绿色消费及抑制非炫耀性绿色消费的心理机制, 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然接触的干预研究, 以期为解决现有研究分歧提供全新的思路, 同时为企业和政府引导绿色消费提供管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