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争压力面前, 人们选择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策略, 分别是内卷与躺平。为了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选择, 本研究区分了竞争压力的维度属性, 并基于心理补偿理论, 探讨了个体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竞争压力时的补偿策略。具体来说, 竞争压力包括竞争结果压力与竞争过程压力两种。其中, 竞争结果压力威胁到人们的自尊, 进而促使其选择流动补偿策略, 形成内卷效应。竞争过程压力则威胁个体的幸福感, 促使其选择逃避补偿策略, 形成躺平效应。研究发现将有效地补充竞争压力、心理补偿、自尊和幸福感领域的文献。
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为组织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其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对员工行为和心理的影响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但相关影响方向、程度和边界等研究结论尚未取得共识。本研究对包含85个结果变量, 150个效应量的64篇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研究发现：工作场所AI应用有助于触发员工工作投入、组织承诺、工作幸福感等积极心理, 调动其知识共享、数字创新、工作重塑等积极行为, 但同时也会引发员工焦虑、离职倾向、工作不安全感等消极心理, 出现知识隐藏、工作退缩、服务破坏等消极行为, 且AI应用类型、行业类型以及AI应用测量方式对上述关系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工作场所AI应用是一柄双刃剑, 它既可以作为技术支持丰富员工心理资源, 激发积极行为, 亦会给员工造成威胁从而消耗心理资源, 引发消极行为。本研究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理论框架下, 明晰了工作场所AI应用与员工行为和心理结果变量间的关系效果以及边界条件, 对组织科学地调整AI管理方式、引导员工正确认识AI以有效发挥其价值具有指导意义。
以往元分析研究多考察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构中单一变量的影响, 未见有研究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积极发展整体性构念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积极青少年发展观视角, 以中国青少年为样本, 纳入学业成就、自尊、复原力三个变量进行系列元分析(206篇文献、1822个独立效果量、被试总量达到109968)。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积极发展3个核心构念总体均呈显著相关, 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积极发展总体呈中等正相关, 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积极发展总体呈较低负相关, 且女性比、受教育阶段的调节效应显著。上述结果对全面、深刻认识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教养方式的发展资源价值, 进而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身体不满意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存在, 社交网站使用被视为一种关键的影响因素。系统梳理社交网站使用影响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表现形式、作用路径及其中的调节因素, 对于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身体不满意具有重要意义。社交网站使用的程度、形式、行为以及动机均可能对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外貌比较与理想身材内化” “自我客体化与身体监控” “外貌自我图式与外貌自我差异”三条路径发挥作用。此外, 这种影响会受到包括大五人格、自恋和完美主义的人格因素, 自我同情、自我概念清晰性在内的自我认知因素, 以及社交媒体素养、社交媒体外貌意识在内的媒体认知因素的调节。未来应当深化对社交网站使用与身体不满意之间关联的本土化研究, 从对象、方法、内容等多个方面拓宽研究领域, 并进一步验证和简化理论框架, 以期挖掘出更多有益于改善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网络干预方案。
创造性人格常被视为人类稳定且独特的禀赋。但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AI)技术侵入创造性工作领域, AI具备的“数字权威”导致人类对AI的自动化偏差, 人类由创造力主导角色滑向依附角色只在一线之间, 并通过影响个体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角色认同, 最终威胁到个体的创造性人格。本研究拟基于“我能创新”和“我应创新”两条作用路径, 厘清在创造性任务中使用AI及产生自动化偏差对个体创造性人格的影响, 并探讨个体如何通过自我领导守住创新主体地位, 以期深化对AI背景下创造性人格的研究。
社会焦虑和抑郁现象日益严重。为理解与探索数媒时代焦虑、抑郁的引致因素及应对策略, 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构建框架, 梳理了社会比较的不同亚型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以及网络媒体环境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 消极社会比较(传统上行比较和下行同化比较)可能会引发焦虑和抑郁, 社交网络平台对此负面影响具有催化作用; 而情绪比较和下行对比比较可以缓解焦虑和抑郁, 网络健康社区促进了情绪比较的积极作用的发挥。研究推进了社会比较理论在情绪情感领域的应用, 确定了焦虑、抑郁与网络健康社区可供性的关联, 也为网络社区服务、运营和设计的原则提供参考和借鉴以帮助个体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还指出焦虑、抑郁和社会比较关系后续研究的可能路径和方向。
随着技术的发展, 通用人工智能初见雏形, 人机交互以及人机关系将进入新的时代。人与人工智能(AI)的信任关系也即将从单方向的人对AI信任逐渐转变为人与AI的互信。本研究在回顾社会心理学中的人际信任模型与工程心理学中的人机信任模型的基础上, 从人际信任视角提出了人与AI动态互信模型。该模型将人与AI视为对等的信任建立方, 结合信任与被信任方的影响因素、结果反馈和行为调整构建了人与AI动态互信的基本理论框架, 强调了人与AI信任中关系维度的“互信”与时程维度的“动态”这两个重要特征。模型首次将AI对人的信任以及二者互信的动态交互过程纳入分析, 为人与AI的信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AI对人的信任如何建立与维持、人与AI互信的量化模型以及多智能体交互中的人与AI互信。
焦虑症的患病率在青春期达到顶峰, 对青少年行为和心灵造成严重影响。当前对青少年焦虑发生发展的了解主要依赖于意识层面恐惧加工的相关工作, 忽略了青少年前额叶功能和皮层自上而下的控制功能还不够成熟这一重要事实。因此, 将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机制应用于青少年焦虑的临床治疗或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捕捉青少年自动的恐惧加工或许有助于明晰青少年焦虑的病理机制。本研究以健康、焦虑易感以及焦虑障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探究1)青少年无意识恐惧加工发生发展规律的认知神经机制及慢性应激激素的影响作用; 2)无意识恐惧加工在青少年焦虑发展中的作用; 3)青少年无意识恐惧的无创干预手段。本研究将为青少年焦虑的预防、识别及干预提供科学支撑, 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健康成长。
成长型思维指个体对自身属性可塑和提升的信念。近年来培育青少年成长型思维已成为教育热点议题。然而, 智力的成长型思维及干预能否促进学业表现一直存在争议, 未来研究亟需在研究视角、范式和指标上转变和突破。基于自我调节学习理论, 本研究围绕成长型思维是否影响学习过程问题, 采用元认知框架下的自我调节学习范式, 通过行为实验、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磁共振成像实验揭示反馈学习情境下成长型思维影响学习过程的行为和神经反应模式, 尝试推动该主题研究从争议不断朝着逐渐明朗的方向发展, 并为青少年成长型思维的精准化培育提供实践依据。
网络舆论环境中, 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容易导致谣言泛滥、社会矛盾升级等一系列负面效应。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和东亚文化鼓励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 更容易接受矛盾的信息、观点和情感。这一文化差异可能影响个体的网络情绪和行为, 即辩证思维可能可以减少网络上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 以及调控网络极端情绪导致的负面效应(如导致群体态度分裂)。这一构想力图结合中国民众的心理情绪特点为网络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规律提供理论解释, 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把握网民心理、调控民众心态提供科学依据。
成就目标定向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 诸多研究探讨了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内在联系, 但二者之间相关性的大小、中介和调节机制仍存有争议。因此当前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检验效应量的可靠性、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以及一系列调节效应。研究共纳入符合要求的原始文献67篇, 含206个效应量。结果发现：(1)掌握接近目标和表现接近目标与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而掌握回避目标和表现回避目标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 且各指标与学业成绩存在稳健的弱相关。(2)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受到年龄阶段、测量工具的影响, 不受性别比例、成绩类型的调节。(3)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在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成绩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但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中学组, 在大学组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作为组织中重要的战略人才资本, 明星员工虽然占组织总人数的比重很低, 但却能做出极为突出的贡献。他们不仅凭借自身持续且不均衡的高绩效、高社会资本和高知名度为组织绩效的提升做出直接贡献, 还可通过影响其他同事间接助力组织的价值创造活动, 即明星员工的涟漪效应。在系统回顾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以社会影响理论为框架, 分别阐述了组织情境下, 明星员工如何对团队内非明星员工及团队整体产生近端涟漪效应, 以及如何对团队外同事产生远端涟漪效应, 并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明星员工人际特征的角度探究了不同涟漪效应的边界条件。具体而言, 我们设计了3个研究模块, 涵盖4个理论模型。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学者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明星员工如何对组织的价值创造产生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影响, 还将为中国各类组织的明星员工管理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 SP)又称社会存在, 是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感。社会临场感作为面向新型人机关系态度形成机制的经典与主流中介变量, 亟待对多学科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与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构建。本文以人机关系演进为背景, 从人与计算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和人与机器人交互(Human-Robot Interaction, HRI)的历史视角对社会临场的概念内涵与适用边界进行界定。再以拟人化为前置变量, 个体因素为调节变量, 认知、情感、行为的态度为结果变量, 构建了以社会临场感为中介变量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解构面向新型人机关系的心理机制。最后, 对人机关系调整与机器社会心理、社会临场感的概念内涵外延的扩展、拟人化与社会临场感三方面进行了展望。
音乐在人类进化中的价值可能与其社会功能有关。研究表明, 音乐聆听和联合音乐活动促进了亲社会行为以及亲社会技能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些效应, 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 认为音乐通过情绪感染提升了个体的共情和积极情绪体验, 其节奏产生的夹带作用促进了人际同步, 同时, 情绪感染和节奏夹带的相互作用可以进一步增强音乐的亲社会效应。催产素、内源性阿片系统、多巴胺奖赏系统以及听觉−运动耦合可能是音乐亲社会效应的潜在神经生物学基础。未来研究可基于多通路的理论模型来检验音乐的亲社会效应及其中介机制, 为音乐−社会联结假说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金钱作为可以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重要资源, 与每个人密切相关。认为自己是“穷”还是“富”会对风险决策产生影响吗? 目前, 从相对层面探究金钱稀缺(富足)感知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 金钱稀缺(富足)感知影响风险决策的心理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以解构金钱稀缺感知与金钱富足感知的生理和心理维度为基础, 开发金钱稀缺与金钱富足感知量表, 界定金钱稀缺情绪和金钱富足情绪; 通过实验室和现场实验、跨时追踪的实证研究和眼动行为实验, 揭示金钱稀缺(富足)感知对个体风险决策(风险感知、预期收益、风险选择)的影响; 从心理机制层面, 构建和阐明不同金钱感知情境下金钱稀缺与富足感知影响风险决策的认知机制(认知偏差、认知反思、执行控制的中介作用)与情绪机制(特定金钱稀缺情绪与金钱富足情绪的中介作用)。
记忆巩固通常在记忆编码后的休息或睡眠期间缓慢发生。然而, 在应激状态下, 记忆有可能被快速巩固。鉴于长期以来缺乏对人类记忆巩固期神经活动的量化方法, 应激状态下记忆快速巩固的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拟采用计算神经科学手段, 详细刻画应激状态下人类情景记忆巩固期的神经重放过程。此外, 我们还将整合认知心理学、脑成像技术、机器学习、神经内分泌调控、应激诱发及生理生化检测等跨学科方法, 来验证应激对神经重放的“双刃剑”效应假说: 尽管应激可能会加快神经重放的速度, 促进记忆巩固, 但它同时也可能会降低神经重放的准确性并干扰其顺序。本研究将: (1)比较应激和非应激状态下神经重放的多维特征差异; (2)探寻应激状态下神经重放与记忆提取和编码的交互作用; (3)尝试利用神经内分泌和环境策略来调控人类的应激反应, 进而影响神经重放。本研究能够有助于确定促进记忆巩固的理想大脑状态, 并整合人类和动物的神经重放研究。同时, 本研究还可能为保护应激状态下的情景记忆功能, 以及干预应激类精神疾病中的记忆障碍提供全新策略。
价值观冲突是指个体之间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产生的相互否定和竞争现象。在当前心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中, 价值观冲突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价值观念或身份无法兼容而引发的长期冲突, 另一类是由价值两难选择任务引发的即时冲突。这两类冲突都可能导致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影响, 例如增加压力感知、焦虑水平和心理紧张度。研究者主要从价值观背后的动机对立性和自我概念完整性的威胁感知两个方面, 来解释价值观冲突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价值观冲突的产生机制, 扩展对调节因素的认识, 并揭示其对个体的影响, 以开展相应的调节与干预研究。
人际忽视是指在人际互动中, 主体有意或无意对互动对象的视而不见, 表现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缺少投入或较少有投入的状态, 它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人际贬低与排斥。人际忽视与社会等级有着重要联系, 其中低社会等级者更容易受到人际忽视; 社会文化机制、地位假说、目标可供性控制理论和交叉隐形理论可以作为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理论视角。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完善对人际忽视的概念界定和测量, 深化对低社会等级者人际忽视的理论研究, 探究互动双方的社会等级在人际忽视中的交互作用, 关注并干预人际忽视所导致的消极后果, 以及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探索人际忽视可能存在的独特效应。
本研究运用三水平元分析技术系统探讨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及其调节因素。对纳入的66项研究和152个效应量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227)。此外, 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受童年创伤类型、创伤程度、童年创伤的测量工具、性别比例、样本独生子女比例以及文化背景的调节, 但不受网络成瘾类型及测量工具、被试年龄、数据类型以及数据收集时间的调节。本研究系统比较了不同类型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厘清了童年创伤与网络成瘾关系的理论争议, 并为网络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参考依据。
拖延是一种跨文化普遍存在着的问题行为, 它不仅对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情绪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甚至还会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尽管已有文献对于拖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但对其成因的全面理解仍有待深入。本文从多模态多组学的视角出发, 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拖延的认知机制、神经基础、遗传基础和可能的代谢、微生物组学基础, 并基于此构建了一个整合认知−神经−遗传−微生物−代谢的多模态多组学理论框架, 旨在系统阐释拖延产生背后的复杂机制, 为理解拖延的发生与形成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未来研究应丰富拖延的分子遗传学、代谢与微生物组学的研究, 进一步加强多模态多组学的联合分析, 并从发展视角深化拖延的发生与形成机制, 以实现对拖延的早期识别、早期预防和精准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