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AI技术的快速发展, 给服务环境带来了深刻变革, “人工智能+”已成为我国战略层面的重要议题。然而, 当前人工智能服务仍存在用户抗拒、接受意愿低、服务体验差等问题。服务机器人如何更好地表达情感, 以提升用户体验, 显得尤为重要。以AI赋能用户情感链接为切入点, 本文研究人机互动中的情感识别−情感表达内容−情感表达方式。重点研究三个方面：①构建基于多维情感计算模型的用户情感识别方法, 并构建用户情感矩阵; ②基于服务交互多阶段探究AI情感表达内容的作用机制; ③基于服务情境探究AI情感表达方式对用户体验的影响机制。通过行为学实验和神经科学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打开用户服务体验的“黑箱”。本研究为服务机器人情感表达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 为“人工智能+服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有助于打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服务新模式。
拖延是一种跨文化普遍存在着的问题行为, 它不仅对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情绪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甚至还会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尽管已有文献对于拖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但对其成因的全面理解仍有待深入。本文从多模态多组学的视角出发, 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拖延的认知机制、神经基础、遗传基础和可能的代谢、微生物组学基础, 并基于此构建了一个整合认知−神经−遗传−微生物−代谢的多模态多组学理论框架, 旨在系统阐释拖延产生背后的复杂机制, 为理解拖延的发生与形成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未来研究应丰富拖延的分子遗传学、代谢与微生物组学的研究, 进一步加强多模态多组学的联合分析, 并从发展视角深化拖延的发生与形成机制, 以实现对拖延的早期识别、早期预防和精准干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类与机器的互动频率不断增加, 互动方式也日益复杂。传统的人机信任模型多聚焦于单向信任, 即人类对机器的信任。然而, 随着智能系统逐渐具备自主性和决策能力, 人机信任的双向性逐渐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在回顾近年来人机信任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倾向信任、感知信任和行为信任的人机双向信任理论结构模型, 特别强调了“感知信任”作为人机互信的交互渠道的重要作用。此外, 本文系统梳理了人机信任测量与计算建模方法的最新进展, 重点探讨了机器对人类信任的测量方法及其实践意义, 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以期为人机协作领域的理论发展和技术应用提供新的视角和指导框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在众多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将GAI技术引入工作场所, 推动组织成员采纳GAI生成的工作建议, 对组织成员的创造力有何影响?学术界尚未解答该问题。对此, 本文首先基于组织管理情境, 对GAI建议采纳的内涵和维度进行探索。其次, 分别基于社会认知视角和目标定向视角在员工层面和团队层面探索GAI建议采纳对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机制。最后, 综合探究GAI建议采纳效应发挥的边界条件。本文拓展了工作场所建议采纳的研究领域, 并为组织发挥GAI建议采纳的积极效应、消除其消极效应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具有高度污名化、高度复杂性和高度异质性的特点, 传统NSSI研究测量和分析方法有限, 获得的影响因子预测力较低。近年来机器学习逐步应用于NSSI的分析和建模中, 并通过提高NSSI研究工具预测力、增加预测模型复杂度和精确度、区分NSSI类别和亚型, 使整体预测性能上升到中等水平。未来需结合NSSI传统理论和研究方法使筛选标准更严格, 拓展非问卷NSSI数据与深度学习、无监督学习的结合, 根据“先分型、再迁移”的原则增加模型的可复制性与可比性, 进一步提高预测性能。
社交焦虑是焦虑障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异常的社会认知密不可分。以往研究发现了社交焦虑群体中社会认知的特异性, 如倾向于对情绪和意图进行负面的加工和消极的解释。然而, 社会认知特异性现象背后的机制尚不明确, 难以揭示社交焦虑症状的底层成因并指导个性化干预。本研究旨在基于认知计算建模, 回答社交焦虑社会认知特异性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在贝叶斯框架下, 本研究提出假设, 社交焦虑的负向认知可能源于异常的先验预期。研究综合运用行为实验、脑电图(EEG)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 构建社交焦虑社会认知先验预期的认知神经计算模型, 刻画先验预期的动态变化规律, 并基于解码神经反馈对神经机制进行因果验证。本研究有望揭示社会认知特异性的成因和动态发展规律, 在行为和大脑层面计算建模个体差异, 推动以社交焦虑为代表的精神疾病的个性化干预。
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型的引领下, 多数将孤独症社交沟通问题归咎于其自身的不足, 而双重共情问题(double empathy problem)是以社会沟通本质的双向性为基点, 认为孤独症难以融入社会环境不仅由于其自身无法理解典型发展人群, 典型发展人群亦难以理解孤独症, 由于双方之间感知和理解的不匹配, 信息的双向脱节, 从而导致双方的互动困难。一系列相关研究证实双重共情问题的存在, 其内部机制包括行为表达方式的不同和污名化现象, 可通过共同阅读模式、同伴支持和人际同步性方式进行干预。未来研究需关注更多年龄层面的孤独症间社交沟通情况, 研究评估需考虑孤独症特殊的共情表达, 深入研究双方互动过程, 并鼓励扩展更多有效的干预方法。
视觉线索受限环境中, 视觉线索模糊和视野狭窄等因素会降低个体导航效能。认知地图凭借其灵活性和预览性的特点为导航提供支持, 保证导航过程的连续性和准确性。研究分析了认知地图的构成要素及相关理论基础, 提出了认知地图的构建和更新−校正两阶段动态加工机制及其对视觉线索受限环境中空间导航行为的影响。在构建阶段, 个体通过多感官通道获取并整合空间信息形成认知地图; 在更新−校正阶段, 个体更新并校正空间心智模型和空间定向以实现空间导航, 并全程受到元认知监控的调节。认知地图的动态加工机制厘清了推理、语言、元认知等认知加工过程如何支持视觉线索受限等环境中的空间导航行为, 为未来探索空间导航能力训练、人机协同导航智能化等方面提供理论基础。
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多元, 但现有研究对人工智能角色的系统划分和对员工心理和行为影响的系统性探讨仍然较为有限。基于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实践应用, 本研究结合相关理论文献, 从员工视角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对手”、“助手”、“同事”和“领导”四类角色, 并基于“替代−辅助−增强−管理”视角, 分析不同人工智能角色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地, 提出企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管理与适应策略, 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研究丰富了工作场所人工智能角色分类和对员工影响的理论讨论, 也为组织和个体更有效地适应人工智能的不同角色应用提供了实践启示。
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有效应对趋避冲突至关重要, 而焦虑个体存在趋避冲突失调的行为表现。这种失调表现为以放弃积极结果为代价, 以此回避与实际威胁无关或威胁程度较低的刺激。以往的动机理论将个体应对趋避冲突分为信息输入和行为输出过程, 难以全面解释趋避冲突失调的具体机制。因此,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全新的“冲突感知、冲突处理和反馈学习”三阶段模型, 强调焦虑个体趋避冲突失调可能表现为威胁感知的增强、预期价值与动机比较的失衡、反馈学习的异常。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该模型中三阶段的相对独立性, 通过分层和模块化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化, 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焦虑个体趋避冲突失调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趋势”和“动态”是追踪研究中两大研究问题。趋势研究描述心理构念的系统性变化, 动态研究关注多次测量之间的历时性影响, 而近年来也发展出同时考查趋势和动态的模型, 将这两类研究问题进行整合。介绍了趋势、动态以及结合趋势与动态研究的研究问题及其定义, 分别梳理了它们在面板数据、密集追踪数据中使用的统计模型和注意事项, 通过一个健康与退休研究案例数据详细介绍了上述模型如何建模、如何解释。对诸多的纵向模型的关系进行比较与梳理, 指出了模型选择中的问题, 最终给出了模型选择的框架。
降低心智游移(也称走神)频率对于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心智游移的资源控制理论和动态框架模型, 认为转回努力反映了执行控制及对思维的约束, 采用转回努力训练降低心智游移频率, 有益于弥补正念训练的去自动化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本研究拟展开以下三个研究：首先, 在实验室中采用行为实验和任务态磁共振成像数据探索转回努力训练对心智游移和任务绩效的影响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其次, 考察生活中转回努力训练对心智游移的影响和神经机制; 最后, 探索生活情景中的转回努力训练对中小学生课堂心智游移及学业成绩的干预作用。本研究有利于揭示转回努力训练影响心智游移的认知神经机制, 为减少心智游移以降低任务损失提供有效且易操作的方式, 并揭示该训练影响心智游移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 为减少课堂心智游移及提高学业成绩提供新思路。
自杀风险的评估是干预的前提和基础, 但其标准化和准确性一直是自杀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杀并非仅限于某些特定精神障碍的诊断范畴, 而是一种跨诊断的临床综合征。因此, 设置单独的自杀诊断以改进临床自杀风险的评估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 已形成的自杀行为障碍、自杀危机综合征和急性自杀情感障碍等诊断方案在实证研究和临床应用上也取得了进展。然而, 现有的诊断方案仍不成熟, 其实际应用也存在潜在的风险。未来需要从内涵界定、诊断鉴别和研究设计等方面进行完善和验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组织面临着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激烈竞争, 员工建言行为对组织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面对面沟通的建言情境, 而对于虚拟沟通中的建言研究尚未充分关注。在数智化时代, 员工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微信、视频通话等数字媒介进行建言, 但建言媒介对建言机制的影响尚未充分了解。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 本研究通过媒介同步性理论弥补传统建言理论在解释力上的不足。首先, 探讨建言者在面对面交流和不同数字媒介中如何选择建言媒介。其次, 通过分析建言过程中的传达过程和趋合过程考察建言媒介选择对建言采纳的影响。最后, 采用静态和动态视角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多次建言媒介选择如何影响最终的建言采纳。本研究整合组织行为、媒介心理和传播等学科的视角和理论, 构建了数字媒介影响建言发生和建言采纳的理论框架, 拓展了媒介选择和建言的研究内容与边界, 有助于指导企业从新的管理思路优化建言活动和提高建言采纳。
无意识恐惧是指个体在没有意识到威胁刺激的情况下仍表现出恐惧反应。传统观点认为无意识恐惧加工主要由上丘−丘脑枕−杏仁核通路完成。然而, 大量研究表明, 除杏仁核之外, 外侧膝状体、丘脑枕、初级视皮层等脑区也作为关键的神经节点参与无意识恐惧加工。皮层与皮层下结构的相互作用使大脑可以更高效地处理潜在的威胁信息, 促进个体的生存适应。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多模态神经影像探索时序特征、计算模型模拟脑区交互机制、临床应用(包括诊断、治疗和发展轨迹)三个方向深入探讨无意识恐惧加工机制。
随着AI技术的发展, 虚拟影响者作为新兴的营销工具, 通过模拟人类特征和个性来吸引消费者, 尤其在年轻群体中影响力显著。企业可以从形式真实性和行为真实性两个维度出发, 设计不同类型的虚拟影响者。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应用虚拟影响者可以通过新颖性吸引消费者注意力, 从而提高品牌创新感知, 还可以避免出现真人影响者那样的丑闻事件和不当行为风险。然而, 虚拟影响者营销也存在潜在消极效应, 如算法出错引发的算法厌恶、恐怖谷效应以及消费者对虚拟影响者真实性的质疑。影响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的重要调节因素包括来源透明度、产品类别/特征、应用场景以及消费者个体差异等。最后, 研究对虚拟影响者营销效应进行了总结, 并进一步探讨了虚拟影响者营销在技术赋能、作用机制、营销结果、营销伦理等领域的未来研究展望, 以及虚拟影响者营销应用的广阔发展前景和可能面临的挑战。
已有研究关于社会排斥与创造力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 为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及潜在影响因素, 本研究对纳入的56篇文献进行了元分析, 共涉及70个独立效应值和22781名被试。结果发现：社会排斥与创造力呈显著负相关(r = −0.19, 95% CI [−0.25, −0.12]); 二者的相关强度受被试年龄、社会排斥和创造力测量工具的调节, 但不受社会排斥类型、被试性别和文化背景的调节。本研究揭示了未成年群体及长期处于社会排斥压力环境下的个体尤其需要更多的积极反馈和鼓励, 以减少社会排斥的负面影响。
抑郁症是阻碍国民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阈下抑郁是抑郁发病前期重要阶段, 探究其神经生理机制及动态发展规律有助于预测抑郁发病和进行预防性干预。为突破既往将抑郁视为静态单一诊断结果的局限, 本文基于复杂动力系统理论, 通过多时程多模态机器学习方法, 探讨阈下抑郁症状与神经生理特征之间的密切关联及关键预测因子。其次, 通过纵向追踪及神经动力学网络模型探查吸引子状态及其对随后抑郁发病和特征转化的预测。最后, 探索认知行为疗法对阈下抑郁的预防性干预效果以及吸引子状态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用以解析阈下抑郁的神经生物学独特性, 并为抑郁症早期识别和精准预防的方法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