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纳谏自古有之, 它对组织的发展与成功至关重要。通过对领导纳谏的概念、影响因素和影响结果的详细综述发现, 现有研究缺乏对领导纳谏内涵的关注, 且聚焦于对领导纳谏影响因素的探讨, 这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领导纳谏的概念内涵及其作用机制。领导纳谏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认知过程, 但同时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它也是一种受动机驱动的目的性行为。本文从领导纳谏的动机视角出发,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系统地探讨领导纳谏的内涵及其效应机制。具体而言, 根据领导纳谏的动机和调节焦点理论, 领导纳谏可以被划分为促进型纳谏和防御型纳谏两个子维度, 同时将从个体和团队两个方面来探讨促进型纳谏和防御型纳谏对员工建言行为和团队创新的不同影响机制, 为领导纳谏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以群体极化理论为基础, 本文围绕社交媒体环境下被伤害品牌双面效价应对策略展开研究。按群体极化理论逻辑主线：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结果, 从被伤害品牌视角, 拟研究企业采用悲情表达策略对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支持的影响; 从旁观消费者视角, 拟研究企业采用受害者迁移诉求策略对他们群体极化支持的影响; 从个体侵权消费者视角, 拟研究企业启动受害者意义策略消除因惩罚侵权消费者而引发的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反对。

为了更好地继往开来, 首次将智慧心理学近50年的研究历史分为“一个序曲”和“两个阶段”。其中, Clayton用实证法研究智慧心理的序曲, 开始时间至迟不晚于1976年, 戛然而止于1982年, 其特点是“昙花一现”。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时间始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 延续至21世纪初, 其特点是“柏林智慧模式一花独秀, 新皮亚杰主义智慧观和智慧的平衡理论作为两片绿叶相衬托”。智慧心理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时间始自2004年, 延续至现在, 其特点是“百花齐放”, 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智慧被视为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 出现了更多不同的智慧理论和测量智慧工具; 二是兴起了多个研究热点, 进一步拓宽了智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回顾智慧心理学近50年的研究历程, 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 近50年来, 对智慧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分散到有组织、从零星探讨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 二是, 研究对象从智慧者的特征到智慧特征, 再到智慧者的特征, 再到结合智慧者的特征和智慧特征来研究智慧, 经历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展望未来, 宜在两个方面推进智慧心理学的研究：一是, 须尽快开发研究智慧的成熟实验范式, 并揭示智慧的脑机制; 二是, 须积极开展智慧的应用研究。

双加工指的是直觉加工和分析加工。随着对双加工转换和协作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 情绪逐渐成为影响双加工的重要变量。但情绪如何影响两类加工仍存在争议, 且研究视角的不同也使情绪在双加工中的作用不够明晰。为此, 从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度视角来阐明情绪对双加工的影响机制很有必要。现有证据表明, 积极情绪和高唤醒情绪往往都会促进直觉加工, 而在消极情绪和低唤醒情绪下个体则倾向于采用分析加工。未来研究可以从情绪对特定双加工模型影响的验证、情绪唤醒与双加工的关系、情绪领域的新进理论成果和情绪负荷下优化双加工的策略方面继续探索。

国家兴, 语言强。近年来,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日渐增长, 但汉语二语学习脑机制的系统归纳及相关理论模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汉语二语学习近20年的脑机制研究, 以及最新二语学习脑机制的研究和理论, 可以归纳主要发现为：1)汉语声调学习最初依赖右颞上回和右额下回, 掌握后转而依赖左颞上回; 2)汉字字形学习与双侧额下回及右梭状回有关, 而汉字语音学习则与左颞顶叶区相关; 3)汉语二语学习初期会依赖右脑重要脑区(额下回、梭状回等), 随汉语能力的提升, 这种依赖减弱。综上, 汉语二语学习与右脑关系密切, 经历了由右侧功能主导转向双侧化或者左侧化的动态大脑发展变化过程。汉语学习者所采取的二语学习方法及其语音听辨能力, 会影响学习者的语言功能、脑结构及其脑功能网络连接方式。未来研究可以从被试语言背景、研究范式和内容、数据分析等角度出发, 探寻汉语二语学习的有效方法, 构建并完善汉语二语学习认知神经机制的相关理论模型。

电子图画书阅读是儿童使用数字媒体的重要内容。相比纸质图画书, 互动是电子图画书最重要的特征, 而词典互动则是电子图画书中最常见的互动特征之一。本文从阅读参与度、词汇习得和阅读理解三个方面, 梳理和总结词典互动对儿童电子图画书阅读的影响。梳理已有研究可见：(1)在阅读参与度上, 词典互动让电子图画书有着与纸质书相似的阅读效果, 但未能表现出明显优势, 未来研究可能需要进一步结合诸如眼动、生物反馈仪等手段对阅读参与度进行更加客观的评估; (2)在词汇习得上, 有词典互动的电子图画书能够提供类似成人伴读纸质书时的词汇互动与指导效果。与无词典互动的电子图画书相比, 词典互动能显著促进儿童的词汇习得。动态词典互动, 尤其是在呈现目标词文本的动态词典互动中, 儿童的词汇习得水平更高。词典互动能促进特殊需要儿童的词汇习得, 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已有词汇能力的儿童, 其效果仍有争议; (3)在阅读理解上, 词典互动的作用仍不够明确, 这可能与研究设计、阅读理解的测量方法不同有关。未来研究可从阅读内容的难度与类型、词典互动的方式与水平、儿童的个体差异等方面进一步探究词典互动的作用, 并探讨词典互动影响儿童电子图画书阅读的认知加工机制。

自我生成教学(Learning by non-interactive teaching)指学习者在知识学习过程中转换角色, 将自己所学知识以知识传授者角色讲解给其他人听。提取练习假设、生成性学习假设和社会临场感假设分别从记忆巩固、生成性认知加工和社会临场感视角对学习者自我生成教学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解释。汇总相关研究发现, 自我生成教学的不同实施方式促进学习的效果不同, 其中, 以有教者形象的口头形式(如：视频)自我生成教学相比于重复学习、提取练习等简单学习任务可以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即时理解、即时迁移、延迟理解和延迟迁移成绩, 可能是更优的实施方式。而以无教者形象的口头形式(如：仅语音)或书面形式(如：文本)自我生成教学对学习成绩的积极影响较微弱。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可能补充解释不同实施方式促进效果的差异。自我生成教学的学习者还可以体验到更高的动机和愉悦感并愿意在教学时投入更多的心理努力。未来研究需要在检验并整合理论、确定边界条件、优化自我生成教学等方面进一步探讨。

临床上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均表现出奖赏加工异常现象。奖赏加工包括多个产生时间非常接近的子过程。事件相关电位作为一种时间分辨率高且广泛使用的测量大脑皮层活动的工具, 非常适合于研究奖赏加工中复杂、多面的认知子结构。然而, 很多研究往往只关注测量单一脑电成分, 忽视对整体过程的探讨。奖赏加工可分为两个重要的子阶段并关联着多个相关的事件相关电位成分：奖励期待(线索N2和P3波, 关联性负变波和刺激前负波)和结果评估(反馈负波、反馈P3波和反馈晚期正电位), 这些脑电成分的异常活动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临床症状有密切关联。采用多成分的脑电分析方法,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群体在奖赏加工不同阶段的异常情况, 对促进疾病测评方式的发展也具有作用。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disorder, ASD)的核心症状之一是持续性的社会功能障碍。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触觉输入可以通过调控催产素系统影响社会功能。同时, 近年来提出的催产素的社会显著性理论认为, 催产素可以通过增强对应脑区的激活程度从而提高社会信息的显著性。在此理论框架下, 当社会互动发生时, 触觉输入会增强催产素的合成与分泌, 同时催产素也会提高触觉信息的显著性, 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互动的进行。基于催产素的社会显著性理论, ASD患者的触觉敏感性异常以及催产素系统异常可能破坏触觉与催产素系统之间的相互调控机制, 这可能是其社会功能缺陷的原因之一。探究触觉、催产素系统和社会功能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 为未来的预防和干预手段提供新的思路。

积极身体意象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接纳和独特性与功能性的欣赏, 以及对身体评价信息的积极加工与保护, 对个体具有内外增益的作用。以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以及身体意象的操作性定义为理论框架, 研究发现积极身体意象受到性别、年龄及身体质量指数等生物因素, 人格因素、认知方式与内感受等心理因素以及重要他人、大众媒体及价值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对个体的身体认知、情绪体验及行为调控具有保护作用, 其中, 身体质量指数、神经质及感知来自重要他人和大众媒体的压力具有凸显性, 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积极身体意象的影响大于生物因素。同时, 功能性聚焦干预和基于自我同情的干预成为了当前使用最多的两种提升策略, 前者的有效性更强, 而后者的应用与推广更具优势。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交叉理论, 丰富积极身体意象的理论模型, 探究其发展特点与发生机制, 优化提升策略的内容与适用性并注意家庭因素的防治作用, 助推积极身体意象的中国化研究。

随着“碳达峰”与“碳中和”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绿色发展成为当代企业管理必经之路。环保服务型领导作为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年引起学界关注。环保服务型领导指领导培养员工的环保价值观与环保知识技能, 服务于员工环保活动。为探究环保服务型领导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 本文建立了一个多层次模型：环保服务型领导促进员工环保行为与创新、团队环保绩效、组织环保绩效; 资源保存理论、角色认同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是解释上述效应的主要理论机制。未来研究可从本土研究、双刃剑效应、认知—情感机制、研究层次与方法、行业对比分析以及影响因素等视角完善或拓展环保服务型领导研究。文章既为国内学者厘清环保服务型领导研究的效果与机制, 又能指导企业如何通过领导实践促进绿色发展, 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执行与实现。

网络建构行为(networking behavior, 也被译作“结网行为”)是指员工为实现职业目标开展的联系构建、维持与使用行为。与聚焦结构特征的传统社会网络研究不同, 网络建构行为研究强调个体能动性, 认为员工可以通过主动开展网络建构行为提高工作绩效、促进职业发展。在系统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首先提炼出员工网络建构行为的概念内涵; 其次, 结合资源、情感、网络与交换等视角, 梳理员工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结果及作用机制; 最后, 围绕深化并整合不同理论视角、扎根社交工作平台研究新场景、应用非结构性数据和仿真算法等方向提出未来研究建议, 推进员工网络建构行为研究的持续深化, 增进管理实践对员工网络建构行为的理解。

已有研究大多以职业冲击的影响结果为划分依据, 将其区分为正面职业冲击(意外加薪等)和负面职业冲击(意外失业等)。然而, 由于忽略了个体认知差异或时间等因素, 这种分类方式有失偏颇。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对职业冲击提出新的分类方式——挑战性和阻碍性职业冲击; 并依据所提出的新分类方式,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情感事件理论和事件系统理论, 提出了基于多视角的职业冲击作用机制整合模型。

累积文化演化(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 CCE)指随着时间推移, 通过个体或群体间的多种社会传递和修改创新, 人类文化在效率、功能、复杂性等方面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单被试实验、“微社会”实验和计算机模拟是探索其内在机制的实验研究路径。复制、教学和创新是累积文化演化发生的三个重要基础, 复制与教学确保了文化信息能获得高保真度传递, 创新使改进后的文化信息更具适应性。文化信息在高保真度传递和修改完善的重复循环过程中逐步完成累积。总体上, 累积文化演化的边界条件可归纳为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两方面, 前者主要涉及任务难度、环境不确定性、群体规模、社会互动等, 后者主要涉及技术推理技能、认知灵活性、创新能力、社会身份等。未来研究可以检验新提出的实验室研究范式的可行性, 开展非技术文化演化的实验室研究, 以及结合“文化反哺”现象探索文化信息的上行传递在累积文化演化中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