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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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华站, 吴德华, 贺荣华

2026, 58 (8): 1459-1475. doi: 10.3724/SP.J.1041.2026.1459 cstr: 32110.14.2026.1459

摘要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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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情绪影响时距知觉及其潜在机制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虽然目前研究探讨过部分自我意识情绪对时距知觉的影响模式, 并结合文献推断过其潜在机制, 但是从未系统直接探讨过自我意识情绪对时距知觉的影响的潜在机制。基于此, 本研究设计两个实验。实验1旨在采用回忆/想象和情境模拟相结合的范式诱发自我意识情绪, 同时进一步探讨4种典型自我意识情绪——尴尬、内疚、自豪和羞耻对时距知觉的影响。实验2在注意阀门模型和注意网络模型框架内进一步探索唤醒和注意在自我意识情绪影响时距知觉之间的潜在机制。结果发现：与中性情绪相比, 自豪和羞耻导致低估时距, 而内疚和尴尬没有导致时距偏估。羞耻通过影响唤醒和注意网络(警觉、定向及执行控制)的间接效应进一步导致时距低估, 而自豪除了通过唤醒和注意网络的间接效应之外, 还通过直接效应共同导致时距低估。这一结果意味着自豪和羞耻情绪影响时距知觉的可能存在两条关键路径：一条是由唤醒和注意网络共同介导的、两种情绪所共有的路径, 以及另一条是由自豪直接影响时距知觉的所特有的路径, 这为进一步理解自我意识情绪影响时距知觉及唤醒和注意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供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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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与概念信息在无意识恐惧泛化中的加工特征: ERP研究

周亦佳, 梅颖, 王金霞, 雷怡

2026, 58 (8): 1476-1492. doi: 10.3724/SP.J.1041.2026.1476 cstr: 32110.14.2026.1476

摘要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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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泛化是焦虑障碍的核心机制之一, 其加工过程可能受到知觉和概念信息的共同调节, 且加工水平可能依赖个体的意识状态。本研究采用恐惧条件反射范式结合后掩蔽技术, 探讨在意识与无意识条件下, 个体如何加工知觉与概念维度的恐惧线索。本研究采用2 (意识水平: 意识、无意识) × 2 (知觉线索: P+、P-) × 2 (概念线索: C+、C-)的区组设计, 并通过ERP技术记录神经活动。行为结果发现, 意识条件下个体的电击预期评分整体高于无意识条件。脑电结果表明, 在N1成分上, 无意识条件诱发了更负的前额N1波幅, 提示个体即使在缺乏显性觉察的情况下, 仍保持较高的早期注意警觉; 此外, 在N400成分上, 意识条件下C-诱发更大的负波, 这可能表明恐惧学习诱发了个体在不确定性情境中持续的警觉状态, 使得明确的安全信号与内在的威胁预期产生冲突; 而无意识条件下则是C+诱发更大的负波, 反映个体无意识状态下的威胁检测过程。本研究发现恐惧泛化在不同意识条件下表现出早期知觉层次的注意偏向与晚期概念层次的语义整合的双重加工机制, 揭示了意识状态下知觉与概念信息对恐惧加工的差异性作用, 为理解恐惧泛化机制及临床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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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P3幅度调控对情绪调节的促进作用

李宜伟, 汤煜尧, 王庭栋, 张丹丹

2026, 58 (8): 1493-1505. doi: 10.3724/SP.J.1041.2026.1493 cstr: 32110.14.2026.1493

摘要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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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P3成分是前额认知控制资源卷入的稳定指标。长期以来, 前额P3幅度仅被视为情绪调节等执行控制任务早期阶段前额资源调用程度的神经相关物, 鲜有研究探索主动改变P3幅度对执行控制功能的作用。本研究采用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 NF)调节前额P3幅度, 以考察后者对情绪调节的潜在因果作用。67名被试被随机分配至实验组(上调P3, n = 34)或对照组(下调P3, n = 33), 并在NF训练前后完成情绪调节任务。结果与训练前相比, 实验组通过NF训练可成功上调前额P3幅度, 表明其可更有效调用前额P3指征的执行控制功能, 从而在NF训练后的情绪调节中能获得更佳的情绪调节效果——负性情绪自评和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顶区晚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波幅均显著降低; 对照组则相反：NF训练后情绪调节期间前额P3幅度下降, 情绪调节效果变差。同时结果表明, P3-NF训练主要通过增加认知重评时前额P3幅度以提高情绪调节效果。本研究首次尝试让被试自主调控前额P3以改变情绪调节的效果, 研究发现一方面揭示了前额P3指征的前额叶执行控制功能对情绪调节的因果作用, 另一方面为临床治疗抑郁症等情绪调节障碍患者提供了无创无副作用的情绪调节能力改善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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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焦虑个体符号数字加工的神经机制

刘洁, 姚晓欢, 林悦帆, 严佩卿, 韩尚锋

2026, 58 (8): 1506-1516. doi: 10.3724/SP.J.1041.2026.1506 cstr: 32110.14.2026.1506

摘要 ( 83 )

PDF(5146KB) ( 95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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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焦虑会削弱个体的符号数字加工能力, 但其在视知觉与数量概念加工环节的缺陷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视觉基线、数字颜色判断和数量判断三种任务, 结合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其神经机制。高数学焦虑个体在数字视觉加工阶段N170波幅减弱, 在数量加工阶段P2P波幅增强, 提示其数字视知觉和数量加工过程受影响。多变量分析发现, 在区分数字与非数字刺激时, 高数学焦虑个体分类更慢、准确率更低。预期阶段P3波幅降低, 完全中介了数学焦虑对N170和P2P的影响, 并溯源至顶内沟区域, 提示情绪/认知控制缺陷是关键机制。高数学焦虑个体在符号数字加工中,可能存在从预期准备到视觉识别再到数量表征的多层次损伤, 本研究为理解其神经机制与干预提供了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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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动机诱发对网络游戏成瘾高风险大学生工作记忆刷新功能的影响

高源霞, 王江洋

2026, 58 (8): 1517-1531. doi: 10.3724/SP.J.1041.2026.1517 cstr: 32110.14.2026.1517

摘要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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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网络游戏成瘾高风险大学生学业不佳问题的关注, 本研究通过两项多因素行为实验, 分别考察了奖励和惩罚动机诱发对网络游戏成瘾高风险大学生工作记忆刷新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 网络游戏成瘾高风险大学生的工作记忆刷新反应时较长且正确率较低; 奖励动机诱发下, 成瘾高风险与低风险大学生工作记忆刷新的反应时减慢、正确率提高, 加工程度增强; 惩罚动机诱发下, 二者的正确率提高, 且成瘾高风险大学生的惩罚效应量小于低风险大学生。跨实验分析发现, 就工作记忆刷新正确率而言, 成瘾高风险大学生在奖励动机诱发时显著高于惩罚动机诱发时, 成瘾低风险大学生在奖励和惩罚两种动机诱发时无显著差异。研究表明, 网络游戏成瘾高风险大学生工作记忆刷新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 在工作记忆刷新任务中对惩罚较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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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青少年多元情绪调节与心理适应: 基于多水平潜在剖面分析

韩宪国, 马昕玥, 杨仪琳, 吴琴, 李丹

2026, 58 (8): 1532-1552. doi: 10.3724/SP.J.1041.2026.1532 cstr: 32110.14.2026.1532

摘要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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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同时使用多种策略调节负性情绪体验, 却鲜有研究探讨早期青少年多元情绪调节的策略组合模式及其适应性。研究选取河南和上海两地352名五到七年级学生(M_年龄 = 12.05岁, SD = 0.88), 使用为期10天的日记追踪以及间隔6个月的问卷调查, 考察早期青少年日常负性社会情境中多元情绪调节的策略组合模式及其与心理适应的关系。多水平潜在剖面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 个体内层面识别出5种多元调节策略组合, 不同组合整体使用强度与偏好存在差异; 日常抑郁、焦虑与更多使用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的多元调节策略组合, 更少使用以适应性策略为主导的多元调节策略组合有关。个体间层面识别出4种类型, 混合多元调节偏好组孤独感较低、自尊较高, 低水平和中等水平多元调节偏好组社交焦虑较高。研究突破传统静态视角考察青少年多元情绪调节的局限, 深化对早期青少年情绪调节动态过程的认识, 为心理适应问题的预防干预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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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严厉管教与儿童情绪管理的动态双向关系：基于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的分析

刘莉, 王静怡, 邢晓沛, 王美芳

2026, 58 (8): 1553-1566. doi: 10.3724/SP.J.1041.2026.1553 cstr: 32110.14.2026.1553

摘要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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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棒底下出孝子”等传统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家庭教养。作为发生率较高的教养行为, 父母严厉管教与儿童情绪管理密切相关。然而, 二者间的关系模式仍不明确, 尤其缺乏基于父母角色分化视角, 在个体间与个体内双层面上的系统探讨。鉴于此, 本研究对560名学龄儿童及其父母双亲进行了4次追踪测查, 通过构建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 从个体间和个体内两个层面探究了父母严厉管教与儿童9种情绪管理方式的动态双向关系。结果发现, 二者间关系呈现情绪管理方式特异性和父母角色差异。在个体间水平上, 父母双方的严厉管教均与儿童愤怒失调、悲伤失调和焦虑失调显著正相关, 与悲伤应对显著负相关;; 此外, 母亲严厉管教与愤怒应对、焦虑抑制和焦虑应对显著负相关。在个体内水平上, 母亲严厉管教仅与儿童愤怒管理存在显著关联, 具体表现为愤怒失调的母亲驱动效应、愤怒抑制的儿童驱动效应以及愤怒应对的双向关系; 而父亲严厉管教与儿童9种情绪管理方式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研究结果为亲子关系双向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为制定差异化家庭干预方案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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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歌经验对壮族中老年人执行功能的影响：来自行为和fNIRS的证据

张姝玥, 易景源, 苏玥, 李宇涵, 张积家

2026, 58 (8): 1567-1585. doi: 10.3724/SP.J.1041.2026.1567 cstr: 32110.14.2026.1567

摘要 ( 95 )

PDF(6364KB) ( 86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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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功能包括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刷新和认知灵活性, 对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非常重要。音乐、戏剧的即兴创作训练与执行功能水平存在显著关联, 对中老年人的执行功能有积极影响, 但即兴歌词创作与执行功能的关系仍有待探索。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对歌”过程契合执行功能的三个核心子成分。通过3个实验, 比较了有、无对歌经验的壮族中老年人在执行功能任务中的表现, 并结合fNIRS技术探讨对歌经验与执行功能之间的关系及神经基础。结果发现, 有对歌经验的壮族中老年人在执行功能任务中的表现均优于无对歌经验者。在抑制控制任务中, 歌手组以更高效方式调动神经资源; 在工作记忆刷新任务中, 歌手组显示了更佳的能力; 在认知灵活性任务中, 歌手组在转换条件的神经激活显著高于非歌手组。整体来看, 长期对歌经验与更优秀的执行功能有关。研究结果不仅为即兴创作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也为本土文化活动与认知健康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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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妒忌类型对助人决策的影响

林淑惠, 常立佳, 刘馨洁, 李中权

2026, 58 (8): 1586-1599. doi: 10.3724/SP.J.1041.2026.1586 cstr: 32110.14.2026.1586

摘要 ( 104 )

PDF(760KB) ( 85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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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行为是个体应对被妒忌消极影响的重要策略之一, 但现有研究在被妒忌感与助人行为的关系上存在分歧：关系维护视角认为被妒忌会促使个体通过助人来修复关系, 而地位维持视角认为会抑制助人以保护优势地位。本研究整合上述双重视角, 系统考察被妒忌类型(善意vs.恶意)及伤害行为的有无对助人意愿及帮助类型偏好(自主定向型vs.依赖定向型)的影响, 并检验能动性的中介作用及人际亲密度的调节效应。三项研究(N = 838)发现, 被恶意妒忌仅在妒忌者存在伤害行为时, 显著降低助人意愿并减弱对自主帮助的偏好, 该效应以能动性的提升为中介; 无伤害行为时, 被恶意妒忌的影响则较弱。被善意妒忌对助人意愿的促进在低竞争情境中(如校园)更为显著, 在高竞争情境中(如职场)则相对较弱, 且在低威胁情境下, 个体更偏好自主帮助。此外, 人际亲密度能够缓冲被恶意妒忌(含伤害行为)对助人意愿的负向影响。本研究揭示, 被妒忌者的助人决策本质上是关系维护与地位维持目标的动态权衡结果。这既为调和现有理论分歧提供了实证支撑, 也为理解竞争情境下的助人策略选择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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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雾霾效应：感知环境威胁提高个体对不道德行为的接受度

陈思静, 杨莎莎, 许懿杰, 牟红蕾, 孙庆洲

2026, 58 (8): 1600-1619. doi: 10.3724/SP.J.1041.2026.1600 cstr: 32110.14.2026.1600

摘要 (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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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环境威胁不仅滋生不道德行为, 也提升了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接受度。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第5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 研究1a (N = 1965)与1b (N = 1053)一致发现, 个体对环境威胁的感知正向预测其对不道德行为的接受度; 而基于与研究1a相同数据库的补充研究S1则初步发现, 心理压力可以部分解释上述关系。研究2 (N = 249)通过实验范式验证了主效应的因果性, 并进一步检验压力的中介作用。研究3 (N = 497)通过同时操纵感知环境威胁与压力水平, 为压力的中介机制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研究4 (N = 482)及补充分析(N = 487)发现, 无论不道德行为由自身还是他人实施, 感知环境威胁均提升了对其的接受度, 暗示该效应可能不受道德主体的影响。本研究揭示了环境威胁如何通过提升个体压力, 间接降低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敏感性, 进而潜在地侵蚀社会整体的道德氛围。研究结果为环境政策传播与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心理学视角, 强调在环境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应关注公众在情绪调节与道德认知层面的深层反应, 从而实现更具人本关怀的社会治理与规范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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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寡助: 权力感如何抑制网络利他行为

郑显亮, 宋子佳, 蔡若男, 刘志青

2026, 58 (8): 1620-1633. doi: 10.3724/SP.J.1041.2026.1620 cstr: 32110.14.2026.1620

摘要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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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现实利他行为的影响(抑制或促进), 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作为现实利他行为在数字空间的延伸, 网络利他行为也可能受到权力的影响, 但二者间的内在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通过三项研究系统考察权力感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1通过实验验证了权力感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抑制作用; 研究2采用双随机实验设计, 发现公正敏感性在权力感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3引入道德情绪变量, 揭示了其在权力感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深化了对网络利他行为内在机制的理解, 并为促进网络环境中的利他行为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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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领导地位的动态演化: 同事情绪的双路径影响

潘静洲, 孙彬彬, 许灏颖, 崔泽婷

2026, 58 (8): 1634-1649. doi: 10.3724/SP.J.1041.2026.1634 cstr: 32110.14.2026.1634

摘要 ( 68 )

PDF(627KB) ( 44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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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多聚焦非正式领导的涌现前因, 而缺乏对其地位变化(如增强、弱化甚至消失)的关注, 尤其对作为身份“赋予者”的同事在非正式领导地位演化中的潜在消极影响关注不足。本研究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 探讨了同事情绪与行为在非正式领导地位演化中的“赋予-削弱”双路径影响机制, 以及决定积极/消极反应的关键因素。通过基于多源数据的四阶段追踪调查(N = 311), 潜变化分数模型结果表明: 当非正式领导与同事的交换关系较高时, 初始非正式领导地位水平更易引发同事鼓舞与帮助行为由低到高变化, 从而推动后续非正式领导地位进一步提升; 而当同事交换关系较低时, 非正式领导地位则易诱发同事嫉妒和阻抑行为由低到高变化, 导致后续非正式领导地位被削弱。研究结果揭示了同事情绪与行为对非正式领导地位的复杂影响机制, 对非正式领导地位的维持与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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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还是满足? 领导幽默对领导人际偏差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杨付, 赵怡婷, 刘文俊, 杨菊

2026, 58 (8): 1650-1665. doi: 10.3724/SP.J.1041.2026.1650 cstr: 32110.14.2026.1650

摘要 (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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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展现幽默行为并不意味着其总是采取亲切友好的行为表现, 同一位领导者的人际表达方式可能在短时间内由风趣幽默转变为令人不适。然而, 领导者为何会在日常互动中呈现出这种“阴晴不定”的行为变化尚不明确。本文整合资源保存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从行为者中心视角出发, 构建了领导幽默对领导人际偏差行为的双刃剑效应模型, 从而为领导者“阴晴不定”现象提供一种解释。对来自116名领导者1, 004个观察值的多层次路径分析发现：(1)当日领导幽默通过当日领导状态损耗与当日领导人际偏差行为存在正向间接关系, 当领导特质正念和领导角色自我同情高时, 上述间接关系得到弱化; (2)当日领导幽默通过当日领导关系需求满足与当日领导人际偏差行为存在负向间接关系, 当领导特质正念和领导角色自我同情高时, 上述间接关系得到强化。我们的发现揭示了领导幽默对领导人际偏差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为理解领导幽默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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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言对领导纳谏的影响机制：基于合法性视角

范攀, 李福荔

2026, 58 (8): 1666-1680. doi: 10.3724/SP.J.1041.2026.1666 cstr: 32110.14.2026.1666

摘要 ( 95 )

PDF(443KB) ( 72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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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言的效能取决于领导纳谏,但既有研究多关注领导对员工个体建言的纳谏。基于合法性理论和群体影响视角, 本文提出团队建言合法性(领导对团队建言正当性的评价)是解释领导纳谏的重要中介机制。此外,上级领导开放性会强化该合法性认知向纳谏行为转化。本文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设计, 通过三个研究检验上述理论模型。研究1采用被试内情景实验, 对团队建言和个体建言进行了被试内的操控, 进而比较领导对个体建言和团队建言的合法性评价及其纳谏行为的差异。基于179名被试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与个体建言相比, 领导对团队层面的建言合法性评价显著更高, 且该评价对其纳谏行为具有更强的积极影响; 研究2基于99名团队领导的三阶段问卷调查数据验证了本文大部分假设; 研究3 (包括研究3a和3b)设计了2 (团队建言：高 vs. 低) × 2 (上级领导开放性：高 vs. 低)的被试间情景实验, 基于350名被试的数据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和支持了研究2的发现。本文将建言纳谏机制由个体层面延伸至团队层面, 提出了基于合法性的解释视角, 并在细化领导纳谏行为维度的同时, 扩展了合法性理论的解释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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