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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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距离对视觉工作记忆巩固的影响

李腾飞, 马楠, 胡中华, 刘强

2017, 49 (6): 711-722.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11

摘要 ( 4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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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发现, 个体对不同类型的视觉信息进行视觉工作记忆巩固的模式存在差异, 如对于方向信息, 一次只能有一个项目被巩固进入视觉工作记忆系统, 而对于颜色信息, 个体则可以一次巩固两个项目进入视觉工作记忆系统。但对于视觉信息的巩固模式是否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定论。本研究将探讨视觉信息的巩固模式是否可能受到记忆项目空间距离因素的影响。研究采用变化觉察范式、序列−同时呈现操作及控制记忆项目呈现间距的方法, 通过3个实验考察记忆项目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否能够影响个体对颜色信息和方向信息的巩固模式。在三种空间距离水平上序列呈现或同时呈现两个记忆项目, 实验结果一致发现记忆项目之间的空间距离会对视觉工作记忆巩固模式产生明显影响, 个体在同时呈现条件下的正确率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降低。这些结果表明对同一类视觉信息进行巩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项目数量限制并不是固定的, 个体可以采用序列模式或有限容量的并行模式对同一类信息进行巩固, 巩固的模式可能与视觉空间注意的分配以及视觉信息所能获得的注意资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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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空间中不同视野深度位置上的返回抑制

王爱君, 刘晓乐, 唐晓雨, 张明

2017, 49 (6): 723-732.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23

摘要 ( 1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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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虚拟现实构建虚拟三维场景, 将二维平面视觉空间返回抑制范式应用到三维空间, 通过两个实验操纵了目标深度、线索有效性以及视野位置三个变量, 考察注意在三维空间不同视野深度位置上进行定向/重定向产生的返回抑制效应。结果发现, (1)二次线索化位于固定的中央视野时, 不论目标出现在近处空间还是出现在远处空间, 外周视野条件下的返回抑制大于中央视野条件下的返回抑制; (2)二次线索化位于非固定的中央视野时, 近处空间和远处空间的返回抑制存在分离, 表现为当目标出现在远处空间时, 外周视野条件下的返回抑制效应减小。研究表明, 三维空间中外周视野深度位置上的返回抑制与中央视野深度位置上的返回抑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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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任务对合作抑制和错误修剪的调节 ——情绪效价和编码水平的影响

柯淳淳, 聂爱情, 张瑞卿

2017, 49 (6): 733-744.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33

摘要 ( 1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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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在项目回忆条件的合作记忆研究中记录到明显的合作抑制和错误修剪, 背景提取条件的相关研究尤显不足; 同时, 情绪效价和编码水平对两类现象调节的研究尚未涉及。为此, 本文在两个实验中采用经典合作记忆研究范式, 以不同情绪效价的词汇为实验材料并以词汇在学习阶段的呈现颜色为背景展开研究。实验1和实验2分别在学习阶段采用了深编码和浅编码任务, 回忆阶段则均含项目回忆(回忆已学词汇)和背景提取(回忆词汇在学习阶段的呈现颜色)两种任务。采用深编码条件的实验1的结果显示, 项目回忆比背景提取条件的合作抑制更强、错误修剪更弱, 回忆任务与词汇情绪效价交互影响合作抑制强度; 采用浅编码条件的实验2则发现错误修剪在两种任务间的差异不显著。两实验的联合分析显示, 回忆任务与编码水平交互影响合作抑制和错误修剪强度。上述结果表明：回忆任务对合作抑制和错误修剪的调节支持双重加工模型; 回忆任务与情绪效价对合作抑制强度的交互影响支持权衡说, 且与双重加工模型相吻合; 回忆任务与编码水平交互影响合作抑制和错误修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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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推理的过度使用及其认知机制：一项发展性的负启动研究

江荣焕, 李晓东

2017, 49 (6): 745-758.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45

摘要 ( 1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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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抑制控制模型出发, 采用负启动范式探究过度使用比例推理的认知机制。研究包括3个实验, 以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为被试, 分别考察了抑制控制在解决缺值应用题、图片推理任务中的作用, 以及数字比(整数比、非整数比)是否对抑制控制过程有影响。结果发现：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在两类实验任务中均出现了负启动效应, 但负启动量不存在年级差异; 在图片推理任务中, 不同数字比类型下的负启动量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支持了抑制控制模型的观点, 即成功解决问题不仅需要掌握问题的内在逻辑, 更需要对不恰当策略进行抑制;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需要抑制控制的参与, 三者在抑制控制效率上没有差异; 数字比类型对抑制过程有影响, 但仅限于图片推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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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成分的年龄相关差异对算术策略运用的预测效应

丁晓, 吕娜, 杨雅琳, 司继伟

2017, 49 (6): 759-770.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59

摘要 ( 1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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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选择/无选范式, 借助工作记忆成套测验, 在两位数乘法估算问题中探讨了工作记忆系统各成分对不同年龄段个体算术策略运用的预测效应。结果显示：(1) 工作记忆的不同成分与年龄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表现为, 除视空模板成分外, 其他各成分得分随着年龄增长而呈现上升趋势; (2) 估算策略运用中, 年龄与策略选择显著相关, 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 策略选择表现明显提高; (3) 估算策略运用中, 不同年龄个体的工作记忆不同成分和策略选择表现出不同的联系, 中央执行均显示出显著的预测效应, 语音环路和视空模板的预测效应均不显著。不同年龄个体的工作记忆不同成分对策略执行的预测效应均不显著。上述发现对于深刻理解工作记忆系统在算术认知策略运用中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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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设计对多媒体学习的影响

龚少英, 上官晨雨, 翟奎虎, 郭雅薇

2017, 49 (6): 771-782.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71

摘要 ( 3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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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个实验探讨多媒体学习中情绪设计对学习者情绪、认知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影响。实验1将内部情绪设计与外部情绪诱发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探讨多媒体学习环境中不同方式诱发的积极情绪对学习的影响。实验2进一步聚焦于内部情绪设计, 考察颜色和拟人化这两个特定的情绪设计元素对学习者情绪和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1)积极的外部情绪诱发和内部情绪设计可以诱发积极情绪, 并促进学习迁移。(2)对学习材料进行内部积极情绪设计可以诱发学习者积极情绪, 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降低学习者感知到的学习材料的难度, 并促进学习迁移。其中, 彩色设计可以诱发学习者积极情绪, 但拟人化只有与彩色结合才能诱发学习者积极情绪; 在拟人化条件下, 彩色设计可以增强学习者学习动机; 彩色设计可降低学习者对学习材料感知到的难度; 彩色和拟人化都可以促进学习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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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史权衡的内在机制：动机控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王燕, 林镇超, 侯博文, 孙时进

2017, 49 (6): 783-793.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83

摘要 ( 2854 )

PDF(502KB) ( 3530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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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生命史理论框架, 通过整合生命史理论以及毕生发展动机理论的研究, 进一步探索并验证生命史权衡的内在机制：动机控制策略(而非控制感)的中介效应。研究1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 选取Mini-K量表以及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 结果表明, 最优化策略、选择性首要控制以及选择性次级控制均发挥中介作用。研究2采用实验法, 针对性地验证暴露在负性环境线索中的个体的最优化策略是否起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 最优化策略中介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和延迟满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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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张书维

2017, 49 (6): 794-813. doi: 10.3724/SP.J.1041.2017.00794

摘要 ( 2862 )

PDF(761KB) ( 3890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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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 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 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 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 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 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 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 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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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在危机新闻框架和团体危机回应中的作用

云薏霏, 刘希平, 陈世平

2017, 49 (6): 814-828. doi: 10.3724/SP.J.1041.2017.00814

摘要 ( 2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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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新闻框架类型：诱发气愤情绪或诱发悲伤情绪)×2(危机事件团体回应类型：惩罚型或补偿型)×2(团体回应中情绪感染力的呈现情况：呈现或缺乏)的被试间实验设计, 探讨不同版本的危机事件新闻报道诱发出的不同情绪如何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 以及情绪反应怎样影响个体对组织随后回应策略的偏好。结果发现：气愤情绪促使公众采用启发性加工方式, 悲伤情绪促使公众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 相比于悲伤情绪, 气愤情绪会导致公众对公司更加负面的态度; 惩罚型回应信息的可信性更高; 惩罚型和补偿型回应信息使公众对企业的态度从比较消极转变为偏向积极; 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更容易降低气愤组对企业的责任归因程度, 并进而促进公众对企业态度的改变; 公众的气愤和悲伤情绪水平在接受企业回应后明显减弱, 但没有达到基线水平。结果表明, 在面对危机事件时, 新闻框架的类型、企业对危机事件的回应方式以及回应中的情绪感染力, 会结合在一起, 制约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知觉以及对企业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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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非伦理行为如何招致同事攻击：道义公正视角

王端旭, 曾恺, 郑显伟

2017, 49 (6): 829-840. doi: 10.3724/SP.J.1041.2017.00829

摘要 ( 1938 )

PDF(464KB) ( 2517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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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理性判断与道义公正模型, 聚焦非伦理行为实施者被同事攻击的现象, 提出员工的非伦理行为导致同事道义不公正, 进而引发同事的攻击行为。并且, 这个过程分别受到伦理领导的正向影响和任务互依性的负向影响。通过分析265组来自浙江省一家大型制造企业一线员工的双点数据, 结果表明同事道义不公正在员工非伦理行为与其被同事攻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伦理领导正向调节了非伦理行为对同事道义不公正的影响, 即伦理领导增强了员工非伦理行为对同事道义不公正的正向作用, 从而导致同事攻击行为的产生; 任务互依性负向调节了同事道义不公正与攻击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 并且减弱了同事道义不公正在员工非伦理行为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控制和预防职场非伦理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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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循证实践中“证据”的四个基本问题

杨文登, 李晓苗, 张小远

2017, 49 (6): 841-852. doi: 10.3724/SP.J.1041.2017.00841

摘要 ( 2578 )

PDF(450KB) ( 3706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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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实践正在成为西方心理治疗发展的主流方向。但如何理解循证实践的“证据”仍是见仁见智。部分社会大众甚至心理学专家仅将“循证”当作一种“修辞”或“时尚”, 顾名思义地界定“证据”, 或按主观信仰随意地选择与应用“证据”。文章以“证据”为研究焦点, 试图建构系统理解“证据”的全面图景, 探讨了心理治疗循证实践中关于“证据”的4个基本问题：(1)从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的视角出发, 探讨了“心理治疗为什么需要证据”; (2)从证据的类型范围、生产者及存在形式三个视角, 描述了“心理治疗存在哪些证据”; (3)从证据的科学程度、研究设计的严谨程度及解决实践问题的契合程度出发, 阐述了“哪些证据才是好的证据”; (4)从6个步骤推广证据及创新研究设计两个方面展开, 分析了“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推广与应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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