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wait a minute...
ISSN 1671-3710
CN 11-4766/R
主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出版:科学出版社

过刊目录

    2022年, 第30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22-07-15
    上一期    下一期

    研究构想
    研究前沿
    全选选: 隐藏/显示图片
    研究构想
    面孔吸引力的整体表征及其动态性增强
    周国梅, 郑若颖, 林佳, 刘心阁
    2022, 30 (7):  1429-1438.  doi: 10.3724/SP.J.1042.2022.01429
    摘要 ( 951 )   HTML ( 65 )  
    PDF(641KB) ( 1286 )  

    面孔作为一种高级的视觉刺激,在人际交往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中,面孔吸引力更是影响着日常生活的重要社交决策,如择偶、交友、求职、社会交换等。长久以来,研究者们从面孔特征、社会信息和观察者因素等角度不断探索着人们对静态面孔吸引力的感知,且多从进化角度加以解释。但是,人们如何表征面孔吸引力以及其动态性增强机制仍未可知。本项目通过两个研究,分别从面孔吸引力的整体表征,以及面孔动态性通过影响整体加工、影响对整体信息和特征信息的注意、以及影响社会信息来增强吸引力,从这两个角度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在研究1中,本项目从整体加工的角度探索了面孔吸引力的认知表征。研究1.1通过评分任务和适应范式探索高空间频率(更多局部特征)和低空间频率(更多整体特征)对面孔吸引力的影响,旨在从空间频率探讨面孔吸引力的整体表征。研究1.2通过操纵面孔对称性和面孔常态性探索面孔常态性在面孔对称性和面孔吸引力间的中介作用,探讨面孔吸引力的常态构型表征。研究1.3引入“三庭五眼”这一中国传统面孔审美理论,通过评分任务和适应范式研究“三庭五眼” 构型是否符合中国人对高吸引力中国面孔的表征,以此探讨面孔吸引力的整体表征。研究1.4通过评分任务和适应范式考察局部面孔遮挡是否促进整体面孔吸引力,以及这种促进作用是否由于人们通过局部特征“脑补”出了完整面孔。研究2从整体加工、注意和生命力的角度探讨面孔吸引力的动态性增强机制。研究2.1使用合成效应范式测量动态面孔吸引力的整体加工,探索动静态面孔的吸引力差异是否源于其整体加工程度的不同。研究2.2使用注意分散范式,并结合眼动技术,探讨人们对动静态面孔的注视模式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否能解释动态面孔吸引力的增强。研究2.3结合问卷法、实验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生命力这一社会因素对动静态面孔吸引力的影响。本项目探讨了面孔吸引力的认知表征以及其动态性增强机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们对面孔吸引力的认知加工以及人类欣赏美这一高级智能。同时,本项目的结果对于日常人际交往和面孔吸引力相关算法的优化等方面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人心难读:冲突中的预测偏差及其心理机制
    陆静怡, 邱天, 陈宇琦, 方晴雯, 尚雪松
    2022, 30 (7):  1439-1447.  doi: 10.3724/SP.J.1042.2022.01439
    摘要 ( 784 )   HTML ( 60 )  
    PDF(579KB) ( 911 )  

    冲突事件是指当事某方采取的行动可能对另一方造成直接且明显的伤害、进而导致紧张关系的事件。拒绝他人请求、反驳他人观点、与他人一起参与竞争等皆有可能诱发冲突。有效的冲突管理有助于减少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发挥冲突潜在的积极影响。但是,广泛存在的预测偏差严重妨碍了冲突管理。因此,欲解决冲突管理的难题,必须探究人类在冲突中的预测偏差。现有研究多着眼于非冲突中的预测偏差,采取信息驱动的视角,将预测偏差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受限于认知上的不足,因而认为预测偏差是一种错误,主要关注其消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冲突中的预测偏差的独特性。冲突中,预测偏差可能受人的自我保护动机和避免人际伤害动机驱动自上而下地产生,并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总结,本项目旨在突破当前的理论困境,探讨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独特规律及其心理机制与后果,具体而言包括四大目标:(1)聚焦冲突事件中的预测偏差,并以对应的非冲突事件作为对照,揭示预测偏差在冲突中独特的表现形式,提出冲突事件的“偏差放大效应”,即与非冲突事件相比,在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程度会被放大,例如反驳他人者对他人的体验产生较大的错误预测,而赞同他人者则相对能更准确地预测他人的体验;(2)从动机性认知视角探讨“偏差放大效应”的心理成因,揭示“负性驱动机制”,即人因为担忧冲突事件的负性结果,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在注意、知觉、思维等认知加工环节把冲突事件的潜在结果加工得更加消极,作最坏的打算以应对冲突;(3)考察“负性驱动机制”下预测偏差导致的后果,如使人采取回避行为,具体表现为人际退缩和不作为等;(4)设计有效的去偏差方案,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改变预测者的动机,进而改变其认知加工,减弱预测偏差。
    通过完成以上目标,本项目将构建解释冲突事件中预测偏差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立足于动机性认知的视角,从现象层面揭示“偏差放大效应”,将负性偏差理论拓展到人际过程中;从机制层面突破信息驱动视角的局限,揭示动机性认知在人际互动中的指导作用;从思想层面基于生态理性观辩证分析预测偏差的适应性作用,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何为理性”。该模型弥补了以往研究忽视动机对预测偏差的影响这一不足,并将预测偏差和负性偏差、动机性认知等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更完整的理论框架。本项目有助于推动对预测偏差的全面理解,发展行为决策理论,帮助公众和社会治理者准确预测他人,提升冲突管理能力,提高决策质量。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
    朱宁奕, 江宁, 刘艳
    2022, 30 (7):  1448-1462.  doi: 10.3724/SP.J.1042.2022.01448
    摘要 ( 530 )   HTML ( 32 )  
    PDF(766KB) ( 625 )  

    现有文献显示员工感知到被上司信任在工作场所中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感知会带来许多与工作相关的积极产出。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被上司信任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对它的形成机制却知之甚少。忽视这一感知的产生机制将会限制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因为被上司信任感只有被成功地激发才能使信任关系得到建立,并由此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一种由个体对信任相关信息加工而得的感知,员工被上司信任感未必等同于上司实际的信任水平。因此,要想通过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来进行有效的管理,作为授信方的上司不仅要主动做出信任的行为,更需要考虑如何让员工准确地感受到自己的信任。
    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型,上司的授权与培养这两种管理行为被识别为影响员工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重要因素;授权与培养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影响的有效性依赖于员工的目标导向、上司的可信度以及团队焦虑水平;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产生会影响员工的忠诚与敬业奉献,其影响程度受制于上司所面临的管理风险。
    通过揭示上司的信任行为如何以及何时能激发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并由此对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三个主要的贡献。首先,被信任感不是由授信方或被信任方单独一方决定的,而是在二者的互动中形成。虽然过往研究曾检验过领导风格对被上司信任感的影响,但却未从信任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识别出了授权和培养这两种可以传达典型信任信息的管理行为,从而在理论上拓展了关于被上司信任感前因的文献,在实践上为上司如何做可以让员工感受到被信任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尽管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有赖于社会信息加工,却鲜有研究对该过程进行过探索。根据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对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机理及边界条件发起了新的对话。我们不仅关注信任信息加工的正反效应,还探索了信息相关度(员工目标导向)与可信度(上司可信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关注员工目标导向有助于识别基于信任的管理行为的有效目标人群,而关注上司可信度进一步明确了上司在相关信息传达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两种不同的影响。实践上,这一探究为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最后,通过探讨团队焦虑和管理风险这两个团队层面上的消极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对上下级信任互动情境的理解。实践上,我们为管理者如何在高不确定和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中采用信任管理策略提供了启发。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职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与作用机理:基于调节匹配理论视角
    陈晓, 谢彬, 彭坚, 聂琦
    2022, 30 (7):  1463-1481.  doi: 10.3724/SP.J.1042.2022.01463
    摘要 ( 527 )   HTML ( 40 )  
    PDF(878KB) ( 673 )  

    随着组织广泛的信息技术运用、工作强度增加,员工之间面对面的、真诚的社交开始呈下降趋势。职场孤独感成了困扰员工的普遍问题,引起了企业管理实践界高度重视。通过综述已有文献,本文指出过往研究虽揭示了职场孤独感带来的消极影响效应并有效提高了组织对职场孤独问题的关注度,但尚未系统回答“如何预防与应对职场孤独感”。为了引导员工对职场孤独感的科学应对,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员工视为能动的主角而非被动的承受者,并探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应对行为的关系,为如何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建设性对策。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预防与遏制职场孤独感,有必要系统性地探讨职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综合过往研究,本文发现职场孤独感区别于其他消极情绪的核心在于:职场孤独感源自于高质量职场人际关系的缺失。与此观点对应的是,Wright和Silard (2021)认为当员工实际的职场人际关系未达到预期水平,员工会认为职场人际关系存在缺陷,产生孤独的体验。Wright和Silard (2021)的观点反映了职场孤独感是一种员工未实现期望社交目标而导致的心理体验。循此逻辑,本文采用与目标实现过程相关的调节匹配理论来解释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机制,为预防和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对策。以调节匹配理论为框架,本项目拟解决三个问题:(1)领导与下属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领导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2)员工与团队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团队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3)员工如何依据不同的团队调节氛围来选择社交应对策略,以及社交应对策略对员工绩效的影响。通过新颖的多项式回归分析与曲面响应分析方法,本文力求重构传统的职场孤独感的研究思路,为职场孤独感的产生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除此之外,本文首次将调节匹配理论引入职场孤独感的研究,系统性地分析了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和应对,呈现了职场孤独感现象在组织中的动态演化的过程与机制。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理解社区消费者: 地点依恋和消费者厌腻理论视角
    张莎, 徐梦晨, 蒋佩琦, 赵红
    2022, 30 (7):  1482-1495.  doi: 10.3724/SP.J.1042.2022.01482
    摘要 ( 320 )   HTML ( 14 )  
    PDF(788KB) ( 416 )  

    随着传统购物中心发展日渐成熟, 加之疫情之下人们消费半径缩短, 社区商业越来越受到资本的青睐和政府的重视。以往的社区商业研究带有强烈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色彩,与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心理学相关的文献极为稀少。尤其是对社区消费者的刻画模糊,研究视角与一般消费者研究区别不大,未能深入挖掘社区消费者的特质。
    为了填补该空白,本文首先从挖掘社区消费者特征出发,首次提炼出社区消费者的六大特征:距离近、会员办理意愿高、口碑影响大、易厌腻、易产生地点依恋、家庭型消费为主。这将为社区消费者特质研究提供全新的知识和框架。结合社区消费者与社区商家距离近,消费频率高的核心洞察,本文进一步地提出社区消费者可能在频繁的互动中对社区商家产生地点依恋,也可能因为高频次的重复消费产生厌腻情绪,而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机制可能触发社区消费者复杂的认知和情绪反应,进而影响他们的复购行为。
    基于此,本文围绕“如何提升社区消费者地点依恋”以及“如何缓解社区消费者厌腻”二元视角提出了研究构想及理论建构。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提升社区消费者地点依恋方面,本文推论社区消费者对社区商家品牌名称中含有(vs.不含有)“家”字的社区品牌,对服务人员呈现温暖(vs.能力)形象的社区商家,对提供(vs.不提供)附加服务,对组织体验类(vs.物质类)会员活动的社区商家产生更高的购买意向,因为前者有助于产生更高的地点依恋。在过往的地点依恋研究中,地点依恋常常被用于探究个人与家庭、社区、城市、地区、国家、甚至整个大洲之间的情感联系,却较少关注地点依恋对消费者与零售空间之间关系的影响。本部分预期结论将较大地推动地点依恋相关理论研究的开展。
    另一方面,在缓解社区消费者厌腻方面,本文推论社区消费者对采用会员异业联盟(vs.非异业联盟),丰富(vs.单一)产品线,可分享(vs.不可分享)优惠券的社区商家的购买意愿更高,因为前者能够更有效地缓解社区消费者的厌腻情绪。在本部分研究中,我们探索了资源禀赋因素(多行业异业联盟)、情境因素(可分享优惠券的社交体验)和产品因素对消费者厌腻的影响,丰富了消费者厌腻理论。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研究前沿
    边界促进空间导航的认知神经机制
    郝鑫, 袁忠萍, 林淑婷, 沈婷
    2022, 30 (7):  1496-1510.  doi: 10.3724/SP.J.1042.2022.01496
    摘要 ( 502 )   HTML ( 36 )  
    PDF(1084KB) ( 545 )  

    边界是指在人的视野中占据较大比例,且具有立体拓展平面的障碍物,对于人类和动物的空间导航行为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路标等其他环境线索,边界对于空间导航的促进具有优势效应,那么边界感知的发展动态过程有着怎样的异质性,以及潜在的神经基础是什么呢?本文首次对近十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性地回顾和梳理,并提出了该领域未来发展的研究方向。首先,我们总结出边界感知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儿童早期(1岁半~2岁)可以通过加工边界的空间几何结构实现物体定位,并且随着年龄的发展逐渐学会利用边界的高度信息(3.1岁~4.7岁)、长度信息(4~5岁)、视觉阻碍性信息(5岁)等完成空间导航。其次,基于这些认知过程,神经影像学研究主要以成人为研究被试,发现大脑中的内侧颞叶和顶叶脑区在边界加工中有着不同的功能作用。具体而言,边界的空间几何结构及构成要素(高度、长度和角度)由大脑中的旁海马位置区(parahippocampal place area, PPA)和压后皮层联合区(retrosplenial complex, RSC)负责表征,其中PPA和RSC均可以表征边界的空间几何及其高度,但边界的长度及边界间的构成角度仅由PPA表征;与边界绑定的物体位置的学习和提取则由海马负责,当海马的结构损害时,基于边界的学习也伴随着一定的受损。除此之外,本研究首次将边界所具有的导航可供性(affordance)这一研究热点区分为物理可供性和视觉可供性。边界的物理可供性由枕叶位置区负责表征(occipital parietal area, OPA,也被叫做 transverse occipital sulcus, TOS),并且OPA很可能主要负责表征以自我为参照的空间导航信息。而现有研究并未探讨边界视觉可供性的神经基础,但它为视觉引导的空间导航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总之,以往研究对基于边界的导航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丰富了我们对该领域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仍存在一些研究问题值得未来深入探讨。第一,拓展探索边界促进空间导航的认知过程中潜在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规律。未来应考虑构建一个综合的认知网络或者计算模型,以探明各个认知过程在基于边界导航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深入挖掘边界促进空间导航中广泛涉及的脑功能基础(尤其是脑区间的功能协作),及关注儿童的大脑发育变化。第三,密切关注大脑对场地边界与场地中心编码的心理或神经表征的区别和联系。第四,全面而深入地探究携带易感基因以及临床前期的阿尔兹海默症群体中基于边界导航能力的特定受损情况。最后,将边界的概念延伸长时记忆、时间知觉、视觉空间、社交网络等领域,明晰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中影响机制的异同。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语言理解中的预设加工
    杨琪, 蒋晓鸣, 周晓林
    2022, 30 (7):  1511-1523.  doi: 10.3724/SP.J.1042.2022.01511
    摘要 ( 401 )   HTML ( 19 )  
    PDF(675KB) ( 428 )  

    预设是指以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共享的知识或信念)为前提的、听话者根据特定语言标记(触发标记)及其限定的对象(计算内容)而推理出的非外显意义。例如,“张明又触发标记发表了论文计算内容”引发了“张明之前发表过论文”的预设推论。理解者依赖触发标记通达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并在计算内容上生成完整的预设;随后,理解者连接生成的预设和共同背景,更新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认知过程可能会受到语言中语序灵活性的调节;虽然语序的灵活性并不能改变触发标记在预设生成中的核心地位,但会影响预设加工的难度。研究者将预设理解视为一种得体性加工,并根据生成的预设和共同背景是否一致,将得体性分为预设满足和预设违反两类。前者是指理解者生成的预设与共同背景一致,后者是指理解者生成的预设与共同背景不一致。根据理解者是否能够合理化违反预设的语句,研究者进一步将预设违反加工分为预设失败和预设调补。预设失败指的是,理解者无法将不一致的预设内容合理化,更不能将之整合至已有的心理表征中。预设调补是指,不一致的预设内容可以重新合理化,或通过更新原来的心理表征来建构新的意义模型。
    研究发现,共同背景能即时影响触发标记和计算内容加工。基于以前的实验证据,我们提出了语境影响预设理解的两阶段认知过程假说。具体而言,理解者在触发标记上,将共同背景与触发标记的语义信息进行整合,而在计算内容上,将具体的预设内容与共同背景进行整合。理解者在触发标记和计算内容加工上的认知过程可能有所不同。预设加工的不同阶段可能会受到触发标记范畴、共同背景与预设的关联程度、共同背景类型、以及理解者参与动机的影响。理解者在整合共同背景和预设内容时,并不是对两者是否匹配作简单判断,而是根据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来进行精细的加工。因此,理解者整合两者的难度可能会受到具体匹配程度的影响。理解者可以通过语言共现(即给理解者呈现的语言材料)、视觉共现(即给理解者呈现的视觉场景)、一般性的世界知识/社群关系(即通过社群形成的共识)等三种方式,来建立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在不同的实验范式下,例如阅读范式和人际互动范式,理解者的参与动机可能有所不同,影响预设推理的结果或预设加工的深度。
    我们提出,未来研究可以从三个角度进一步探讨预设加工的认知基础:(1)采用计算建模的方法,量化交际互动中听话者理解预设的过程、以及其他过程的影响(如听话者的观点采择);(2)采用脑成像技术,揭示预设加工过程的神经基础;(3)以特殊人群为研究对象,检验和修正预设加工的认知模型。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情感代理能否提高多媒体学习的效果?
    王燕青, 龚少英, 姜甜甜, 吴亚男
    2022, 30 (7):  1524-1535.  doi: 10.3724/SP.J.1042.2022.01524
    摘要 ( 755 )   HTML ( 41 )  
    PDF(1046KB) ( 837 )  

    近年来,情感代理如何影响学习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情感代理是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肢体动作和言语信息等影响学习者情感体验的教学代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两种类型的情感代理:表达型情感代理和移情型情感代理。表达型情感代理是仅通过自身的情绪表达(如:使用微笑的面部表情和热情的声音)以影响学习者情绪体验的代理。移情型情感代理则是能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表现或情绪状态给予情感反馈(如;点头、鼓励和共情)的代理,其目的是为了调节学习者的情绪、激励其继续努力。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情感代理的具体操作有所不同,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情感代理均是为了增加学习者的积极情绪,提高内部动机,最终促进学习。关于情感代理的潜在作用,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观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情绪感染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容易受到另一个人情绪表达的影响,因此界面代理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情绪和动机。情绪反应理论认为如果教师的言语和非言语线索诱发了积极的情绪,学习者就会产生趋近学习的行为(例如,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多媒体学习认知情感理论强调了学习过程中情感和动机的重要性。基于多媒体学习认知情感理论,情感代理能唤起学习者的积极情绪,增加学习动机,进而提高学习成绩。而认知负荷理论和干扰理论却认为情感代理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可能会增加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减少对关键信息的注意,因此干扰学习效果。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研究者们对情感代理的效果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情感代理可以有效地唤起学习者的积极情绪(d积极情绪= 0.45),提高学习动机(d内部动机= 0.52)。但不一定能影响认知负荷(d内部认知负荷 = -0.01;d外部认知负荷 = 0.09;d相关认知负荷 = 0.08),并且在学习效果上的作用也比较微弱(d保持 = 0.18;d理解 = 0.32;d迁移 = 0.14;d联合 = 0.32)。情感代理在学习效果上的作用不稳健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潜在调节因素的影响。例如,学习者的个体特征(如,工作记忆能力和年级水平)、情感代理的类型、任务特征和测验时间等。总之,尽管目前关于情感代理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但整体而言,在积极情感代理条件下,学习者更加快乐,更有动力。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学设计者可以考虑为学习者呈现一个积极的教学代理以帮助他们更加快乐地学习。未来关于情感代理的研究需要继续关注情感代理的操纵和评定方法;探究影响情感代理效果的边界条件;考察情感代理影响学习背后的神经机制;提高情感代理研究的生态效度等。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持续和停止的预测性因素
    蒋家丽, 李立言, 李子颖, 雷秀雅, 孟泽龙
    2022, 30 (7):  1536-1545.  doi: 10.3724/SP.J.1042.2022.01536
    摘要 ( 571 )   HTML ( 40 )  
    PDF(671KB) ( 801 )  

    非自杀性自伤是指个体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且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是个体未来自杀意图、自杀行为以及长期心理障碍等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青少年作为高发人群,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且具有明显的社会“传染”效应。因此了解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具有预测作用的因素,有助于为该行为的早期预防及干预提供新视角。
    通过梳理国内外采用纵向追踪、回溯性研究等方法的相关文献,并基于Nock的整合理论模型,将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具有预测作用的因素划分为生理机制、个人特质和社会因素三类。在生理机制上,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存在一定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如当青少年体内的β-内啡肽水平、杏仁核-额叶之间的静息态功能连接(RSFC)处于异常状态时,个体为恢复体内平衡,可能会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产生依赖,进而将该行为持续下去。在个人特质上,情绪调节存在缺陷的青少年更易出现并维持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而善于接受自己的情绪反应且能够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青少年在未来更易停止该行为;具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冲动型人格特征、低自尊水平、高自我批评与自我惩罚水平等特点的青少年通常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相反,具有高自尊水平、对逆境持积极信念、低自我惩罚水平等特点的青少年则更可能停止该行为;青少年所依赖的非自杀性自伤功能也会影响该行为的发展进程,因自我功能(如情绪调节、自我惩罚等)而依赖于非自杀性自伤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可能性长时间维持这一行为,而因人际功能(如引起他人关注、融入群体等)而依赖于非自杀性自伤的青少年在一段时间后更有可能停止该行为。在社会因素上,如同伴欺凌、不良家庭关系等风险因素可能会削弱个体应对痛苦的能力,进而诱发或加剧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反之,有效的社会支持资源(如同伴支持、家庭支持、心理咨询与治疗等)则有助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停止。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流行、研究方法、相关影响因素和功能等领域,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持续或停止的理论和实践探讨相对较少,未来相关研究应注意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测量技术,拓展研究领域(如性格、认知取向等),同时还应关注不同的年龄群体及文化背景差异,以进一步明确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展进程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并深入探究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心理治疗中隐喻的使用、疗效检验及作用机制
    于冠琳, 刘瑞璇, 张文彩
    2022, 30 (7):  1546-1560.  doi: 10.3724/SP.J.1042.2022.01546
    摘要 ( 435 )   HTML ( 32 )  
    PDF(745KB) ( 643 )  

    隐喻是用一种具体、熟悉的概念去表达和理解一种抽象、不熟悉的概念的语言形式和认知方式,因其在心理治疗中可以有效传递治疗信息而被治疗师们广泛使用。早期的隐喻理论阐述了隐喻具有高创造性和增强长时记忆的认知加工优势,虽然不同心理治疗流派在治疗过程中对使用来访者还是治疗师产生的隐喻各有侧重,但它们都认为隐喻可以通过高创造性的内容、形成更优的长时记忆以及带来高度的认知卷入来帮助咨访双方有效加工、传递和保存治疗信息。精神分析流派强调治疗性隐喻在无意识水平上的意义交换产生的顿悟过程,认知行为疗法既强调隐喻可以促进认知图式的重构,也强调其组块性和形象性产生的记忆功能,接纳与承诺疗法认为隐喻传递信息时具有非评判、非分析、直觉经验的方式有利于促进个体发生改变,后现代疗法中强调让来访者重新叙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或者发展出一种形象性或象征性表达,让来访者产生更具有功能的观点和看法。因此治疗性隐喻具备了跨越不同心理治疗理论取向的广泛认同基础。在实证研究上,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探索在某种治疗方法中加入隐喻是否会有更佳的治疗效果,其中使用CBT作为框架的研究最为集中,有些研究发现隐喻干预在缓解心理症状方面优于常规干预,也有研究发现隐喻干预和非隐喻干预都可以有效缓解被试的心理痛苦,因此虽然没有获得十分一致的结论,但这些研究总体上证明了在心理治疗中使用隐喻是有效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治疗性隐喻起效的心理神经机制进行探索的实证研究也有效观测到了隐喻理论中提出的认知加工优势,包括隐喻的高创造性可以诱发顿悟(并伴随杏仁核、海马、梭状回等特异性神经网络的显著激活)、带来更佳的治疗效果,隐喻内容更容易被记住、有助于治疗持续发挥作用,以及隐喻可以增加来访者的认知卷入程度进而带来更大程度的认知改变。综上,无论从理论构建还是实证证据上,治疗性隐喻都是一种具有独特认知加工优势的认知工具和治疗信息传递途径。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加科学的设置对照组、增加隐喻特异性的效果衡量指标以及探索其他可能的心理机制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观察在治疗性隐喻的独特优势。最后,对在心理治疗实践中更好的使用隐喻以及研发嵌入隐喻的低成本高效益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方案提供了建议。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自伤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及共病障碍比较
    邓洵, 陈宁, 王单单, 赵欢欢, 贺雯
    2022, 30 (7):  1561-1573.  doi: 10.3724/SP.J.1042.2022.01561
    摘要 ( 342 )   HTML ( 32 )  
    PDF(789KB) ( 430 )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简称自伤行为,意为个体在没有明确的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是一种不具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的、以自身为伤害目标的破坏性行为。本文主要基于近十年的研究文献,从神经生理层面对自伤行为相关脑区、神经递质以及与共病障碍的异同展开述评,并尝试建立一个整合性的自伤行为认知神经机制模型。
    关于自伤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综合以往研究发现,自伤患者边缘系统中情绪脑区的异常(如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等)使患者可能产生情绪调节障碍进而导致自伤;控制脑区如前额叶皮层的异常导致其抑制控制能力受损;奖赏脑区如眶额皮层等的过度激活或许会成为自伤复发的维持因素;自伤患者疼痛感知区域如HPA轴的反应水平的减弱使其疼痛敏感性较低并主动追寻疼痛感。除此之外,相关的神经递质和基因的异常也是自伤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比如5-羟色胺转运体其基因连锁多态区的短等位基因会减弱该递质的调节功能,诱使个体出现情绪调节障碍;又比如内源性阿片肽参与了疼痛和情绪调节的过程,且其水平会因个体早期挫折经历和遗传因素而降低,而自伤行为可以促进该递质的释放;同样的,在阿片受体被刺激之后,自伤者体内的多巴胺水平将会升高,个体对自伤行为产生愉悦感。
    此外,还将其与自杀、成瘾、进食障碍和抑郁障碍进行了比较。自伤和自杀尝试者在脑电指标上有某些不同的表现,但二者从行为研究和功能成像的角度也呈现出相似性。个体的自伤行为与物质成瘾显著相关,且二者都伴随着抑制控制能力的损伤、阿片类和多巴胺系统异常引发的对某种物质或行为的渴望等。进食障碍患者和自伤行为存在较高的共病率,前者可能就是一种间接的自伤,且二者的脑电和功能成像的指标部分相似。最后,抑郁障碍也是和自伤行为有着较高共病率的一种障碍,部分抑郁障碍患者会通过自伤来调节情绪,且二者有共同的风险因素以及部分重叠的神经机制。研究以上障碍与自伤行为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自伤,并多方位实施预警和干预。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了自伤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假设模型,将自伤的认知过程与各阶段起主要作用的神经生理机制相联系。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于自伤行为的性别差异、发展特点、干预以及与注意脑区异常的联系等。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利他行为的遗传基础: 来自定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证据
    李海虹, 尚思源, 谢晓非
    2022, 30 (7):  1574-1588.  doi: 10.3724/SP.J.1042.2022.01574
    摘要 ( 301 )   HTML ( 11 )  
    PDF(1142KB) ( 330 )  

    利他行为是指个体耗损自身资源帮助他人的行为,对群体和个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利他行为具有极大的个体差异,而遗传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基于定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两类研究方法,研究者关注利他行为的遗传基础。首先,采用定量遗传学研究方法探讨利他行为的遗传率,已有的大量研究证实利他行为确实受遗传所影响,同时遗传率估计在不同研究中有所差异(0~0.87),利他的遗传程度可能受年龄、测量方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次,基于分子遗传学研究方法,研究者发现了四类利他候选基因,包括多巴胺受体基因、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催产素受体基因、和加压素受体基因,以上发现证实一些基因位点与利他行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无论是在定量遗传学研究,还是分子遗传学研究中,环境已被证实不仅会影响基因遗传率,同时也在基因对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基因与环境相关联,二者共同影响利他行为,即基因-环境相关,共有三种基因-环境相关类型,包括被动型、唤起型、和主动型;另一方面基因的效应受环境影响,即差别易感性模型,外部环境以“更好或更坏”的方式影响着易感基因携带者的利他行为发展,这在催产素受体基因和多巴胺受体基因中发现了大量的基因与环境对利他的交互作用。目前研究存在利他候选基因选择具有推测性,现有结论不一致等问题,未来研究需拓展神经生物系统探索,注重全基因组研究、元分析和机制探索,和进行系统的环境干预实践。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动机的结构与效应:基于动机连续体的视角
    简云龙, 刘源
    2022, 30 (7):  1589-1603.  doi: 10.3724/SP.J.1042.2022.01589
    摘要 ( 446 )   HTML ( 19 )  
    PDF(762KB) ( 557 )  

    动机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重要的非认知因素。通常认为动机对学习是有利的,但研究发现并非所有动机都是有益的,这提醒研究人员有必要区分出各种不同的动机类型。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内部动机对学业成就具有积极且长期稳定的效应,而外部动机的效应尚存在争议。具体而言,有研究者认为外部动机对学业成就是有害的,但部分研究发现外部动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能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针对上述存在的争议,本研究梳理了“动机连续体”这一概念,从两个方面的研究来进行阐释。首先,从大理论的角度整合了动机的相关理论,以自我决定理论的动机连续体为基础,引出相关理论,如兴趣理论、目标理论、期望价值理论、自我价值理论、强化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解释动机连续体中一种或几种类型的动机。
    其次,从动机的结构及其如何影响结果变量这一角度对上述理论及其应用进行总结,主要存在四个观点。传统的争论集中在单维结构和多维结构之间。单维结构认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是相互对立的,即内部动机会促进绩效,而外部动机会降低绩效。多维结构认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能够相互累加,都能促进绩效。近年来,研究人员提出了更复杂的结构来整合上述观点。譬如半辐射结构使用全局因子来表示动机的整体水平,同时允许特定因子表示具体动机类型。这种半辐射结构借用了双因子模型,提取了一个“自我决定因子”,同时允许每种特定动机类型具有自身独特的影响。此外,乘积模型表明这两种动机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外部动机的对结果的影响会因个体内部动机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反之亦然。
    综上所述,本研究总结了关于动机连续体的不同理论之间的优缺点,回顾了动机结构的不同假设及其应用。在不同学科中对动机的测量方式、动机对不同结果变量的不同影响以及动机的跨文化研究等问题仍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对动机结构和效应的深入探讨可以更好地帮助研究人员将不同的理论应用于适当的情境中。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何以应对道德自我威胁?道德记忆偏差的视角
    王修欣, 申怡凡
    2022, 30 (7):  1604-1611.  doi: 10.3724/SP.J.1042.2022.01604
    摘要 ( 388 )   HTML ( 27 )  
    PDF(509KB) ( 452 )  

    人们会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这可能对他们积极的道德自我概念构成威胁。为了应对这种道德自我威胁,人们会表现出道德记忆偏差,即遗忘威胁道德自我的不道德事件或信息。近年来,研究者基于自传体记忆范式、游戏范式、代入范式和自我参照范式,为道德记忆偏差现象提供了证据支持。研究还进一步表明,这种道德记忆偏差可能出于应对道德自我威胁的需要,即人们希望通过有选择地遗忘来维护积极的道德自我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记忆偏差现象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发现。未来研究应该寻求可能的调节变量,以整合现有不一致的发现,揭示人们使用道德记忆偏差应对道德自我威胁的情境或个体差异。此外,根据道德自我威胁的解释,道德记忆偏差的存在可能需要一定条件。人们做出有意不道德行为时,应该能够意识到自身行为有违道德标准、体验到道德自我威胁,进而表现出道德记忆偏差;但是人们在做出无意不道德行为时,可能不会体验到道德自我威胁,也就不会表现出道德记忆偏差。人们做出不太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时,道德记忆偏差能够帮助人们很好地应对道德自我威胁。但是人们在做出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时,道德记忆偏差可能不足以应对道德自我威胁,该偏差可能就不复存在。
    道德记忆偏差与其他应对道德自我威胁策略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一种可能性是,道德记忆偏差与这些策略之间是相关补充、共同发挥作用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其他策略可能为道德记忆偏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人们在做出不道德行为后,可能会通过道德推脱和自我合理化等方式来降低其道德标准,改观其对该事件的评价,从而更容易地模糊不道德行为,表现出道德记忆偏差。除应对道德自我威胁外,道德记忆偏差还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道德记忆偏差可能源自人们的印象管理动机,即人们可能为了维护在他人面前的道德形象而表现出道德记忆偏差。道德记忆偏差还可能发生在记忆加工的不同阶段,比如该现象可能发生在编码阶段,即人们对道德事件的编码加工多于不道德事件;储存阶段,即人们可能受到积极自我图式的影响而对不道德事件产生遗忘;也可能在提取阶段,即人们可能会主动地抑制对不道德事件的提取。未来研究应关注道德记忆偏差存在条件,并在研究广度上扩展其研究范畴,在研究深度上揭示其认知机制,并探究与其他应对道德自我威胁策略的关系。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呼吸道传染病疫情背景下的民众社交距离保持行为
    孙世月, 张煜
    2022, 30 (7):  1612-1625.  doi: 10.3724/SP.J.1042.2022.01612
    摘要 ( 470 )   HTML ( 30 )  
    PDF(758KB) ( 517 )  

    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成为了一个受到关注的新兴问题。民众遵守社交限制措施和主动扩大社交距离对遏制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非常重要,而这些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受到疫情情境、疫情相关认知和情绪、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体心理特质影响。疫情情境方面,疫情严重性与民众报告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可能受到时间进程的调节;社交距离保持行为还存在地区特异性,疫情首发地民众遵守社交距离保持意愿和行为更主动、更持久。其次,疫情相关认知和情绪方面,疫情知识,感知到的疫情风险性、严重性、可控性和主观规范,以及恐惧、担忧等负面情绪均可预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第三,作为社会文化背景的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等因素,可能对民众在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及心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个体认知特征中的自我控制、认知需求水平与自我效能感可正向预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显示出社交距离保持行为中需要个体主动努力做出决策的部分;情绪动机特质中的健康风险回避倾向、厌恶敏感性、亲社会动机,社会认知视角下对科学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均可影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并且人际信任水平对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模式时间进程具有调节作用。
    上述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保护动机理论和行为免疫系统理论进行解释。其中,计划行为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强调个体对行为情境、成本、结果、他人反应的有意识感知、计算等高认知资源需求的活动。而行为免疫系统理论主要强调在传染病威胁下自动化水平的感知和行为改变。三个理论从有意识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两个层面共同支持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存在威胁管理机制,是目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向。其次,保护动机理论所强调的应对评估、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知觉行为控制要素,以及近期研究所发现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认知需求水平对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的预测,均提示可能还存在独立于威胁管理机制之外的自我效能感机制影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最后,计划行为理论所强调的主观规范要素有利于解释社会文化背景及亲社会动机、社会信任等因素的影响,结合近期有关疫情污名化和社会分类相关研究进展,我们提出,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可能还受到社会认同机制的影响,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有助于更综合地体现个体与群体、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情绪认知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体心理特质的交互作用,构建双系统模型,例如基于熟虑-冲动双系统模型,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结合追踪及实验研究,明确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的内在机制。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郝娜, 崔丽莹
    2022, 30 (7):  1626-1636.  doi: 10.3724/SP.J.1042.2022.01626
    摘要 ( 495 )   HTML ( 33 )  
    PDF(618KB) ( 734 )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张跃, 丁毅, 杨沈龙, 解晓娜, 郭永玉
    2022, 30 (7):  1637-1650.  doi: 10.3724/SP.J.1042.2022.01637
    摘要 ( 431 )   HTML ( 18 )  
    PDF(752KB) ( 615 )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对组织的影响
    朱秀梅, 郑雪娇, 许海, 徐艳梅
    2022, 30 (7):  1651-1666.  doi: 10.3724/SP.J.1042.2022.01651
    摘要 ( 337 )   HTML ( 9 )  
    PDF(800KB) ( 382 )  

    近年来,跨文化管理研究越来越关注国家内部(次国家层面)地域文化差异。在类似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和企业的跨地域布局使得员工与管理者都需要面对不同外部地域文化环境和组织内部人员地域多样化的挑战,研究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对组织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现有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普遍存在于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覆盖的国家类型多样,既有美国、巴西等地理跨度较大或有多民族多宗教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有日本、德国等地理跨度较小或历史上民族和信仰成分较单一的国家;既包括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东南亚和南美国家,也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北美和西欧国家。差异的内容主要包括霍夫斯泰德和施瓦茨的文化价值观维度,尤其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此外,不同国家之间内部地域文化差异的程度也显著不同。
    聚焦中国大陆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大陆地域文化区的划分和地域文化差异的内容维度。研究早期主要是从理论上根据影响文化的外部因素(如地理环境特征)讨论了文化差异的存在和文化区域划分,后来直接根据价值观相似度对不同省市或地区进行聚类;近年来,少数研究进一步依据多个指标综合划分地域文化区,并开始假设和验证不同区域价值观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本文整合现有的几种中国大陆地域文化区划,用层次聚类法,获得了有较大共识的8个文化区。现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在集体主义、长期导向、风险偏好、儒家价值观等文化价值观维度存在地域差异。
    有关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证文献仍然非常有限。 从跨地区文化比较的视角看,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有可能影响当地人群的消费模式、员工行为、管理风格和决策(如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从跨地区文化互动研究看,母公司企业文化与子公司所在地文化互动融合的模式有可能影响子公司经营绩效。最后,国家内部地域文化差异的程度不仅有可能影响本国企业跨地区布局的方式,还有可能影响企业跨境投资方式、企业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
    未来研究应更多的关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外的文化维度,探索主位视角来丰富研究理论和测量方法,尤其亟需更多对地域文化差异和跨地域互动在个人,团队和组织层面的结果的研究。最后,文化随着经济活动、政治变化、人口流动、对外交流互动而不断演化。在经济持续发展、商业活动地理布局不断拓展、人员流动极大增加、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大陆各区域及港澳台地区的地域文化价值观的演变,及其组织中不同层面的行为和结果的影响也值得探究。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