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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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表征精度对工作记忆中抑制干扰能力的影响

刘志英, 库逸轩

2017, 49 (10): 1247-1255. doi: 10.3724/SP.J.1041.2017.01247

摘要 ( 4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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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的容量十分有限, 需要选择性地抑制与目标无关信息的干扰, 工作记忆容量高的个体, 其抑制干扰的能力也更强。本研究采用带有不同形状干扰刺激的色块颜色回忆任务考察干扰对工作记忆容量和表征精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 当负荷超出工作记忆容量范围时, 干扰减少了记忆所能表征客体的个数; 当负荷在工作记忆容量范围内时, 干扰降低了记忆中表征客体的精度。更进一步, 研究采用独立的知觉任务来测量知觉表征的精度, 并探讨作为信息加工的初始阶段的知觉表征如何影响工作记忆加工过程中抑制干扰的能力。将实验中收集的48名有效被试按照知觉表征精度的高低平均分为两组, 结果发现上述干扰效应主要表现在知觉表征精度较低的组中, 并且该组中知觉表征精度越高的个体, 其工作记忆抑制干扰的能力也越强。本研究为实践中通过知觉训练来提升工作记忆的抑制干扰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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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负载对负性分心面孔的知觉加工和记忆的影响

罗禹, 丰丽红, 任敏, 顾秋瑀, 赵守盈, 张禹

2017, 49 (10): 1256-1266. doi: 10.3724/SP.J.1041.2017.01256

摘要 ( 2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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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视觉搜索和意外再认记忆任务, 结合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考察知觉负载对负性分心面孔的知觉加工和记忆的影响。在视觉搜索任务中, 行为上恐惧分心面孔在高负载下干扰任务。ERP结果上, 恐惧比中性分心面孔诱发更大的N170和N250; 在低负载下恐惧比中性分心面孔诱发更大的N700, 在高负载下没有差异。在意外再认记忆中, 个体对低负载下的恐惧分心面孔表现出记忆。这些结果说明负性分心物在早期是自动化加工; 晚期加工受知觉负载的调节, 负载越低对负性分心物的过滤越少, 存在对负性分心物的记忆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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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字词的识别真的无需注意力资源的参与？——来自Stroop范式的证据

吴彦文, 游旭群

2017, 49 (10): 1267-1276. doi: 10.3724/SP.J.1041.2017.001267

摘要 ( 4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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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实验采用颜色词、颜色词同音词以及颜色语义联想词作为启动词, 使启动词的语义和颜色实现时空分离、启动词处于非空间注意焦点位置、降低启动词可视度的情境下, 考察具有自动化加工特征的启动词是否受到注意力资源的制约以及启动词在获得不同数量的注意力资源时其自动化程度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发现：(1) 注意力资源实质性地决定着自动化加工能否顺利进行, 具有自动激活特征的刺激在无法获得注意力资源时, 自动化加工过程终止。(2) 可用的注意力资源数量调控着自动化加工的效率和语义提取的效果, 可用的注意力资源数量越多, 对启动刺激的语义加工越完善, 对目标刺激的促进效果也越有效。本研究结果支持注意力敏感模型关于自动化加工受认知系统的支持和配置才能完成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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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合成词加工中词优效应的特点

陈琳, 钟罗金, 冷英

2017, 49 (10): 1277-1286. doi: 10.3724/SP.J.1041.2017.01277

摘要 ( 2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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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优效应是语言学习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关于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的研究都发现了词优效应。本研究关注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的中文词汇加工中的词优效应, 共两个实验：实验1考察汉字的频率对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中文词汇加工中词优效应的影响; 实验2考察汉字和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词汇的结构)对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中文词汇加工中词优效应的影响。实验1的结果发现, 字频并未对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中文词汇加工中的词优效应产生影响, 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在高频字和低频字的识别中都出现了词优效应, 且词优效应的大小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非熟练的韩国汉语学习者在高、低频字的识别中都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词汇水平的激活。实验2的结果发现, 汉字和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词汇结构)影响词优效应, 相对于并列结构的词汇加工, 在偏正结构的词语加工中更容易出现词优效应。这个结果表明词汇的结构通过影响词水平和字水平之间的交互激活, 进而影响中文词汇加工中的词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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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3C1基因多态性及单倍型、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焦虑障碍的影响

周雅, 范方, 彭婷, 李媛媛, 龙可, 周洁莹, 梁颖欣

2017, 49 (10): 1287-1301. doi: 10.3724/SP.J.1041.2017.01287

摘要 ( 38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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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3C1参与HPA轴调节, 与应激相关的身心疾病关系密切。以往针对NR3C1与焦虑障碍的研究基本以成人为考察对象, 且大多关注负性生活事件等个体层面环境变量。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设计, 以238名青少年为被试(焦虑障碍117人, 对照121人), 旨在考察NR3C1常见位点rs6191、rs6196、rs41423247的多态性、单倍型以及父母不同类型教养方式对焦虑障碍的影响。结果表明rs6191 GG基因型、rs6196 AA基因型、rs41423247 GG基因型与低焦虑障碍风险相关。父母过多的过度保护与冷漠拒绝、父亲过少的温暖关怀可预测较高的焦虑障碍风险。rs41423247多态性与母亲温暖关怀存在交互作用：rs41423247 GG基因型只在母亲温暖关怀较多时能降低焦虑障碍风险, 在母亲温暖关怀较少时与焦虑障碍并无显著相关。此外, rs6191-rs6196-rs41423247构成的单倍型GAG与低焦虑障碍风险显著关联, TGC与高焦虑障碍风险显著关联, 且二者与母亲温暖关怀、母亲过度保护分别存在交互作用。未来可采用追踪研究, 从表观遗传层面探讨教养方式与NR3C1影响焦虑障碍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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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治疗的神经心理机制 ——脑成像研究的ALE元分析

任志洪, 阮怡君, 赵庆柏, 张微, 赖丽足, 江光荣

2017, 49 (10): 1302-1321. doi: 10.3724/SP.J.1041.2017.01302

摘要 ( 4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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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是两种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使用激活似然估计(activation likelihood estimation, ALE)元分析对抑郁和焦虑障碍患者治疗后出现的一致脑区激活改变进行评估, 并考察不同条件下这一改变的差异。研究共纳入25篇文献, 结果发现：(1)抑郁和焦虑障碍接受治疗后, 枕下回(inferior occipital gyrus, IOG)等脑区激活增加; 豆状核(lentiform nucleus)等激活减少。(2) a.心理治疗产生的脑激活改变为豆状核活动的减少; 药物治疗则在于扣带回(cingulate gyrus)等活动增加, 而楔前叶(precuneus)等活动减少。b.任务下成像治疗后激活增加的脑区为扣带回等, 减少的脑区为楔前叶等; 静息下成像, 治疗后枕下回等激活增加, 额内侧回(medial frontal gyrus, MFG)等激活减少。c.抑郁障碍治疗后的脑激活变化为扣带回等活动增加, 楔前叶等活动减少; 焦虑障碍在于前扣带回/额内侧回(anterior cingulate/MFG)活动减少。研究表明治疗会给抑郁和焦虑障碍带来一致的脑区激活改变; 治疗方法、成像状态和障碍类型不同, 治疗后脑区激活改变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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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关系惩罚对初中生公共物品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崔丽莹, 何幸, 罗俊龙, 黄晓娇, 曹玮佳, 陈晓梅

2017, 49 (10): 1322-1333. doi: 10.3724/SP.J.1041.2017.01322

摘要 ( 3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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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拟公共物品两难困境范式, 以初中生为被试, 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道德惩罚和关系惩罚对不同性别和社会价值取向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两种惩罚条件下初中生的合作水平均显著高于无惩罚条件, 但当惩罚撤除后只有关系惩罚条件下的效应还存在; (2)初中女生在两种惩罚条件下的合作水平均显著高于无惩罚条件, 而男生只在关系惩罚条件下出现该情况; (3)亲社会取向与亲自我取向初中生在两种惩罚阶段均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 但在惩罚撤除后, 只有亲社会取向者保持了高合作水平。这些结果表明, 关系惩罚的作用较为持久, 且对男生的影响更为突出, 不过两种惩罚在亲社会取向者身上均显现出延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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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益的社会折扣：利他人格的影响

何贵兵, 杨鑫蔚, 蒋多

2017, 49 (10): 1334-1343. doi: 10.3724/SP.J.1041.2017.01334

摘要 ( 4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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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与自我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 则他人的获益或损失带给自我的效用就越小, 此现象被称为社会折扣。虽然有一些研究探讨了金钱结果的社会折扣现象, 但作为公共品的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并未得到应有的研究。本研究以优劣空气天数为例, 采用选择滴定程序, 在损益两种情境下探索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现象, 并考察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的影响。结果发现：(1)相比双曲模型, 指数模型在损益两种情境下皆能更佳地拟合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函数; (2)损益情境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影响环境结果的社会折扣程度, 损失情境下的社会折扣程度随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变大的幅度大于收益情境; (3)利他人格在社会距离对社会折扣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相比高利他人格者, 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受社会距离的影响较大。本研究对理解环境结果社会折扣和环保决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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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还是冲突？组合代言中代言人关系类型对广告效果的影响

王雪芳张红霞陈振杰

2017, 49 (10): 1344-1356. doi: 10.3724/SP.J.1041.2017.01344

摘要 ( 3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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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销实践中, 多位代言人同时出现在一则广告中的组合代言广告日益增多, 却很少有研究关注。本文探究了组合代言中代言人关系类型(合作型组合代言vs.冲突型组合代言)对广告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 相对于合作型组合代言, 冲突型组合代言会产生更好的广告效果; 这种作用是通过消费者感知到的广告生动性所中介的; 消费者的情感强度可以调节这种作用, 对于情感强度较高的消费者, 冲突型组合代言能产生更好的广告效果, 而对于情感强度较低的消费者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 代言人之间的差异程度也可以起到调节作用, 即当消费者对组合代言中代言人们的评价相差较小时, 冲突型组合代言能提升广告效果, 当对代言人们的评价相差较大时, 则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还对这些发现的理论贡献、营销启示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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