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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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心理与行为变化专刊序言

蔡华俭, 傅小兰

2024, 56 (7): 845-846. doi: 10.3724/SP.J.1041.2024.00845

摘要 ( 1050 )

PDF(273KB) ( 15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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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张明杨, 杨盈, 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4, 56 (7): 847-858. doi: 10.3724/SP.J.1041.2024.00847

摘要 ( 1214 )

PDF(463KB) ( 1958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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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绪是人们理想中想体验的情绪, 和文化密切相关。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人们日常体验的实际情绪的变迁, 但是尚未有研究关注理想情绪的变迁。本研究第一次在中国对积极理想情绪的变迁进行研究。研究1让1966年之前出生的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 评估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中国人理想中想体验的积极情绪。结果发现, 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研究2让大学生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 评估祖辈、子辈和孙辈理想中想体验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 大学生知觉到的祖辈、子辈和孙辈这三代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也都在上升。研究3利用全国性大学生调查数据, 通过横断对比分析发现,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总起来, 3个研究一致启示, 近几十年来,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对社会变迁的心理影响的认识, 更加深了对理想情绪本身特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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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及宏观成因

王祥坤, 辛自强, 侯友

2024, 56 (7): 859-875. doi: 10.3724/SP.J.1041.2024.00859

摘要 ( 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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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脱是指个体脱离道德自我调节的认知倾向, 它往往是在为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寻找借口。以往研究主要在个体水平上考察道德推脱的成因和后果, 很少关注它的历史变迁趋势及其宏观成因。本研究对以Bandura和Caprara等人的道德推脱量表为工具的已有研究进行两项横断历史元分析, 分别考查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道德推脱水平的变迁趋势及其与反映社会个体化水平和正义水平的宏观因素的关系。研究1发现, 在2010至2021年间, 我国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研究2发现, 在2008至2020年间, 我国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两项研究中, 社会个体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和社会正义水平(现行有效立法量)的上升趋势均能显著负向预测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的下降趋势。综上, 近10年来我国大中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 这可能与社会个体化水平(强调个体对自身行为的自主责任)和社会正义水平(对行为更多的外部约束)上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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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唐宁玉, 甄丹蕾, 关健

2024, 56 (7): 876-894. doi: 10.3724/SP.J.1041.2024.00876

摘要 ( 563 )

PDF(613KB) ( 1014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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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 我国工作场所中的员工队伍构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代际差异的存在, 使得理解不同代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变得迫切而重要。本文基于Inglehart的现代化演进理论, 通过采用不同研究设计、不同测量工具、不同分析方法和不同研究视角的三个研究, 对不同代际(改革前一代、改革一代和后改革一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状况和变迁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不同代际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既存在差异, 又存在相似之处, 后改革一代的工作价值观较之其他两代差异最为明显。具体而言, 相比于改革前一代与改革一代, 后改革一代的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弱, 后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最强; 后改革一代相比于前两个代际对开放工作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最高, 但三代员工在自我超越工作价值观上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 不同代际员工对物质主义工作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仍然高于后物质主义。本研究丰富了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以及新生代员工研究的知识体系, 研究结果也可以为处在大变局中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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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发展趋势与社会变迁

侯娟, 贾可可, 方晓义

2024, 56 (7): 895-910. doi: 10.3724/SP.J.1041.2024.00895

摘要 ( 965 )

PDF(625KB) ( 1527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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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满意度是衡量婚姻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与社会、家庭、个体等因素相互影响, 探讨婚姻满意度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对理解中国社会及个体的心理变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对在2000至2021年期间发表的92篇采用婚姻满意度问卷(ENRICH)、婚姻调适问卷(MAT)和婚姻质量问卷(QMI)测量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的研究报告(共59122名丈夫和妻子)进行了横断历史的元分析, 同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分析结果, 并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了社会变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夫妻近20年的婚姻满意度随年代变迁逐渐提升; (2)宏观水平上, 人民生活质量上升和家庭规模减小将促进婚姻满意度上升; 同时婚姻满意度上升也会促进夫妻追求美好生活, 维护家庭稳定; (3)微观水平上, 在社会变迁中婚姻满意度的提高不受婚龄、性别、子女数量、夫妻教育匹配度的影响, 而因子女是否在身边产生变化, 同时受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婚姻满意度。在社会变迁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模型中, 宏观系统因素, 微观系统因素与时代变迁, 各个因素间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了婚姻满意度, 并且婚姻满意度也会反作用于宏观系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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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式微、功利扩张?近40年中国社会两种个人主义的变迁

吴胜涛, 王予灵, 彭凯平

2024, 56 (7): 911-925. doi: 10.3724/SP.J.1041.2024.00911

摘要 ( 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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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变迁, 个人主义异常增长, 但这一增长究竟是自我的功利扩张(如利益至上)、还是理性提升(如人格独立), 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反思。预研究建立了理性个人主义(如独立、自主、开拓、进取)和功利个人主义(如财产、利益、快乐、享受)词典。进而对谷歌中文图书语料库(1980~2019)的词频分析显示, 理性个人主义显著下降, 功利个人主义显著增长(研究1); 词嵌入分析表明, 自我靶词与理性(vs. 功利)个人主义属性词的相对语义关联也呈下降趋势(研究2)。总之, 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文化转型并非个人主义的简单增长, 而是出现了理性个人主义下降、功利个人主义增长的趋势。这表明, 理性式微、功利扩张的价值失衡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议题, 其背后的多重自我结构、演化路径及社会精神动力的培育还有待未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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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城乡高中生的教育效用与教育志向：基于三个出生队列的历史比较研究

张良, 张文新

2024, 56 (7): 926-937. doi: 10.3724/SP.J.1041.2024.00926

摘要 ( 329 )

PDF(431KB) ( 580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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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时间滞后设计, 考察过去20年我国高中生教育效用和教育志向水平的年代和城乡差异, 以及二者与个体学业成绩、父母学历之间关系的年代和城乡差异。分别在1999年、2010年、2018年对来自相同的三个地区(包括城市和农村)、相同学校的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 使用协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自1999年至2018年, 城乡高中生的教育效用都遵循先下降、后回升的变化趋势; 在教育志向上, 城市高中生无明显变化, 而农村高中生教育志向上升并超越城市高中生; (2)高中生教育效用、教育志向受父母学历和学业成绩等微观因素影响, 且受年代和城乡宏观社会历史因素调节。相比于其他年份, 2010年时成绩较差学生的教育效用更低、2018年时成绩较差学生的教育志向更高; 自1999年至2018年, 低父母学历对农村高中生教育志向的影响方式由“枷锁效应”转变为“鞭策效应”。我国过去20年的社会变迁使城乡高中生对教育的价值认同发生系统性变化, 且宏观社会历史因素的演变改变了教育的价值认同形成的微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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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新视角——表征相似性分析：以老年人心理健康为例

袁航, 罗思阳

2024, 56 (7): 938-953. doi: 10.3724/SP.J.1041.2024.00938

摘要 ( 456 )

PDF(10567KB) ( 765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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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 社会变迁研究主要使用单维度线性分析方法探索特定心理或行为的变化趋势以及影响社会变迁的潜在因素, 缺乏对多维变量内部结构变迁的关注, 也难以比较不同尺度的社会变迁现象。本研究将介绍一种从模式角度进行社会变迁研究的方法——表征相似性分析, 并以1998~2018年间对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纵向追踪数据(CLHLS)与对应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测量为实例, 演示如何构建多维度的表征相似性框架, 依次介绍多变量单维模式分析[时间、空间、心理与意识空间(Mental space, 简称“意间”)]、多变量跨维度模式分析(意间-时间, 意间-空间, 意间-时间-空间)、跨尺度模式分析(地区-国家)、概念模式分析, 以及表征相似性分析与传统方法的耦合分析, 随后展望了表征相似性分析的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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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独特性上升的成因：宏观和微观解释

包寒吴霜, 蔡华俭, 敬一鸣

2024, 56 (7): 954-963. doi: 10.3724/SP.J.1041.2024.00954

摘要 ( 500 )

PDF(524KB) ( 808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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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 全球多个国家均出现名字独特性上升的现象, 但具体的变化原因尚不清楚。本研究提出, 宏观水平的独特性文化价值观上升和微观水平的独特性心理需要上升可以解释独特起名行为的增加, 并以中国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1发现, 强调独特性的文化价值观(而非强调独立或竞争的价值观)的上升可以解释名字独特性的上升, 在时间序列上是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研究2发现, 独特性需要(而非自恋或自尊)的增长可以解释年轻(相比于年长)个体在起名任务中对独特名字的偏好。研究3发现, 在真实起名过程中, 年轻(相比于年长)父母更多强调孩子名字的独特性(而非现代性、积极性或其他特征)。综上, 日益增长的独特性追求(而非个人主义的其他维度或相关特征)是独特名字逐渐兴起的特定原因, 这启示未来研究应关注并检验心理与行为变迁的具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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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时代的生命历程、人生转折与心理嬗变——“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史与集体叙事

胡洁, 周晓虹

2024, 56 (7): 964-976. doi: 10.3724/SP.J.1041.2024.00964

摘要 ( 240 )

PDF(522KB) ( 361 ) 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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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朝向现代化的迅猛变迁。在经济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的同时,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嬗变。1979年中国社会学重建后, 作为对社会变迁及其影响最为敏感的群体, 知青一代社会学人, 因其个体生命史与改革开放同构及与社会学重建同步, 成为表征转型时代心理蜕变的合适案例。就个体心理蜕变的向度说, 转型或变迁影响到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世界和个体行为的现代性; 而就集体心态建构的向度说, 他们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富民实践、遂生乐业的心态秩序、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等议题所形成的话语叙事, 都充分体现了这个独特群体在大变革时代的集体心态。进一步, 在个体心理蜕变和集体心态建构之间, 存在着多种重叠与共通的部分, 它使得知青社会学人在变革时代的心理嬗变就是一部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互为镶嵌的精神蜕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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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多元建构观点和相关研究

陈欣银

2024, 56 (7): 977-993. doi: 10.3724/SP.J.1041.2024.00977

摘要 ( 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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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共存和整合, 构成了人的发展的新的环境。在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 与市场化相匹配的价值观(如竞争性、独立性、自我表现)和传统价值观(如社会关系, 服从集体, 自我控制)在人的社会和心理适应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整合也可能促进新的行为品质的产生, 有利于增强人们应对各种情境的能力。根据多元建构观点, 群体水平上的社会互动过程, 如同伴团体活动中的社会评价和反应及其对个体行为的调节, 在社会变迁和文化整合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中起着关键作用。群体中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的变化通过社会互动过程不仅会影响个体认知、行为和情绪的展现水平, 而且也影响它们的功能性意义。本文首先回顾这一领域里的主要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情境中应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的多元建构观点。接着, 在对中国儿童独特的气质特征和基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方式考察后, 进一步从多元建构角度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包括专刊论文中报告的研究。最后, 本文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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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心理与行为的稳定性：以谦虚效应为例

傅根跃, 李康

2024, 56 (7): 994-998. doi: 10.3724/SP.J.1041.2024.00994

摘要 ( 5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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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 人们的心理行为乃至文化会如何变异?作者假设尽管社会变迁会影响和改变人类的某些心理和行为, 但有些心理行为, 因其受深层文化影响, 会十分稳定, 不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近30年的有关谦虚效应的跨文化研究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谦虚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集体主义的产物, 这种跨文化差异本质上来源于东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总结谦虚效应的30年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个跨文化效应基本不变, 说明源于深层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存在高度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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