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诊断评估中, 项目功能差异(DIF)检测是评估其测验公平性以及测量效度的重要技术手段。然而, 现有的认知诊断DIF检测方法局限于单一协变量视角下的主效应DIF检测, 对于由多个协变量交互作用引发的交互式DIF尚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针对这一局限, 研究借鉴递归分割技术的核心思想, 提出了一种能够在认知诊断评估中同时检测主效应DIF和交互式DIF的新方法(记为ISRPM)。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ISRPM不仅在主效应DIF检测中的整体表现与传统方法大体相当, 更重要的是, 其在交互式DIF检测方面的性能表现优于传统方法。实证研究则进一步支持了该方法的可用性, 结果显示, ISRPM与传统DIF检测方法在检测结果上具有较高一致性, 并在识别交互式DIF方面展现出潜在优势。总体而言, ISRPM的提出有望进一步提升认知诊断DIF检测精度, 并促进认知诊断评估在心理与教育测评实践中的推广与应用。

助人者主动展示善举(利他炫耀)有助于利他行为的传播, 却常因担忧会被视为自我炫耀而产生心理冲突, 形成“利他炫耀悖论”。本研究提出, 与他人共同参与利他行为(群体利他)能有效缓解这种心理冲突并促进利他炫耀行为, 通过10项研究, 采用实验室实验、真实助人者调查、大语言模型模拟等多种方法, 发现相比于单独行善, 个体在参与群体利他行为后更倾向于进行利他炫耀。中介分析揭示, 群体利他通过双路径机制促进利他炫耀：既提升利他传播的内在动机, 也增强印象管理的外在动机。这一发现丰富了利他炫耀的理论框架, 为促进利他行为的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为公益组织和互联网公益平台设计有效的传播策略提供了依据。

人们食用辛辣食物, 不仅是为了追求味觉刺激, 还可能是在“品尝”一种心理权力感。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食辣赋能效应”, 即摄入辛辣食物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心理权力感。基于5项实证研究(包括人格判断任务、实验室实验及视频广告数据分析), 结果显示：相较于温和口味的食物, 摄入辛辣食物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心理权力感; 这种提升不仅会使个体更倾向于购买能力诉求(相较于温暖诉求)广告所推荐的产品, 还会促进其冒险与挑战行为。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心理权力感、食品心理学及感官营销的理论研究, 同时也为消费者心理调节及企业营销策略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利他行为是一种有利于他人的积极行为, 但利他程度越高会被认为更道德吗?本研究基于社会视角下的利他, 通过7个系列研究(N = 1798)系统探讨了利他程度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 并深入揭示了其内部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发现, 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道德评价反而低于中度利他行为, 教化功能感知起中介作用(研究1a、1b); 通过“操纵中介作为调节”的设计, 为教化功能感知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因果证据(研究2a、2b); 自我不确定性调节了利他程度与教化功能感知之间的关系, 高自我不确定性会降低观察者对高度利他行为的教化功能感知, 进而降低道德评价(研究3、4); 跨实验的内部元分析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5)。本研究揭示了新时代背景下利他行为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复杂关系: 利他行为并非“多多益善”, 高度利他可能适得其反, 深化了对利他行为社会评价的理解, 并为推动社会和谐与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努力作为通往成功道路上的关键因素, 对个人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 但当前研究对强调努力是否会引发消极影响还不清楚。本研究根据归因理论和“表现 = 努力 + 能力”理论, 结合特定领域能力信念和聪明性别刻板印象, 通过4个实验(N = 1038), 探讨了强调努力对个体追求STEM领域造成的消极影响(实验1~4)及其内在机制(实验3~4)。结果发现, 强调目标个体的努力, 会引发对其不聪明感知, 进而导致他人不建议其追求STEM领域; 同时, 还会降低目标个体自身追求STEM领域的意愿、兴趣、归属感和动机。本研究将这一现象称为“强调努力悖论”, 该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打破“强调努力 = 积极结果”的片面认知, 对STEM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为揭示稀缺感知和感知顺序对抑制控制的影响, 以及稀缺感知是即时性还是长时程影响抑制控制。研究1以272名大学生为被试, 结合问卷法与实验法探究稀缺感知与抑制控制的关系。结果发现：相比充裕感知, 稀缺感知下个体的抑制控制水平更低。研究2以101名大学生为被试, 创设情境使被试先后经历稀缺感知和充裕感知, 但经历两种感知的顺序不同。结果表明：相比经历由充裕感知到稀缺感知, 个体先经历稀缺感知后经历充裕感知时, 在充裕感知下Flanker任务的反应时会显著降低, 但感知顺序不影响抑制控制。研究3以126名大学生为被试(童年稀缺感知经历多与少者各63人), 同时诱发其当下体验稀缺感知和感知顺序, 结果显示：当下经历由充裕感知到稀缺感知时, 童年稀缺感知经历多者在稀缺感知状态下的抑制控制水平显著高于童年稀缺感知经历少者。这表明稀缺感知既会即刻影响抑制控制, 也会通过早期经验长时程塑造抑制控制。综上, 由“俭”入“奢”时, 充裕感知能更好地促进一般性认知加工行为表现; 而由“奢”入“俭”时, 稀缺感知会损害童年稀缺感知经历少者的抑制控制。研究结果进一步拓展了稀缺理论。

近年来, 针对老年人的欺诈案件不断增多。部分诈骗分子利用刻板印象, 成功操纵了老年人的信任心理, 实施了诈骗行为。然而, 未有研究对刻板印象与老年人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探讨。基于此, 本文通过4个实验考察了孤独刻板印象与信任决策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 孤独刻板印象增加了老年人的信任水平(实验1)。相较于认知资源充足条件, 孤独刻板印象在认知资源不足时并未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信任, 表明认知资源不足并非是孤独刻板印象影响信任的主要原因(实验2)。其次, 操纵动机的干预能够有效降低孤独刻板印象对信任的效应(实验3), 表明在孤独刻板印象对老年人信任的效应中, 追求情绪意义的动机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 未来时间知觉在孤独刻板印象与信任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 进一步支持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预测, 表明孤独刻板印象引发了老年人的情绪动机转变, 从而促进信任水平的提升(实验4)。本研究拓展了对老年消极刻板印象内容及信任决策的相关研究, 为现实生活中减少老年人盲目信任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导。

为探讨不同人际交往能力青少年的情绪注意偏向特征及其内在机理, 依据人际交往能力水平将60名青少年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别, 采用两个眼动实验考察其对情绪面孔与文本的注意加工特点。实验1发现, 不同人际交往能力个体在情绪面孔加工中呈现出特定模式。青少年整体对消极面孔表现出注意偏向, 但交往能力较高者在情绪警觉性与加工效率上存在优势; 对于积极面孔, 低能力组表现出敏感性与再关注倾向, 中等能力组无明显偏向, 高能力组则表现出快速启动与稳定加工特征。实验2发现, 消极文本条件下仅高能力组表现出注意偏向, 积极文本条件下各组模式与面孔任务一致。这说明高能力组具有较高的跨刺激稳定性, 而低、中能力组的积极偏向较为稳定, 消极偏向则更具情境依赖性。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青少年情绪加工机制及其在人际交往中潜在作用的理解, 并为提升青少年交往能力提供实践启示。

结合眼动技术和不一致觉察范式, 本研究探讨了三、五年级儿童阅读理解监控能力的发展, 以及文本相关性、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三、五年级儿童均能有效监控文本内容, 表现为不一致条件下的凝视时间、第二次阅读时间和回视路径时间均显著长于一致条件; 2)文本相关性未能调节理解监控过程, 但相关的文本内容提升了三年级儿童的阅读效率; 3)词汇知识能够调节儿童的理解监控, 词汇知识丰富的儿童对不一致信息的修复速度更快。语素意识虽未直接发挥作用, 但可以通过词汇知识间接影响理解监控能力。研究结果表明, 三年级儿童已表现出一定的理解监控能力, 且这种能力的提高与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密切相关。

来自朋友或陌生人的情绪调节帮助是个体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资源, 但陌生人提供的帮助往往不及朋友有效。人际距离是如何影响调节者的调节过程的?被调节者的情绪表露能否弥补由人际距离较远带来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考察人际距离与情绪表露在人际情绪调节中的作用。实验1发现, 调节者为朋友(而不是陌生人)选择更多情境适应性调节策略。实验2进一步测量调节者的瞳孔直径变化以揭示其认知资源卷入程度, 发现人际距离对调节者的情绪识别、策略选择和策略产出三个阶段均有影响, 而被调节者的情绪表露可显著降低上述人际距离的负面效应, 从而优化陌生人之间的人际情绪调节过程。本研究不但支持和扩展了社会调节环模型, 还为优化人际情绪调节过程和提升社会互动质量提供了实践指导。

尽管经颅交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Alternating Current Stimulation, tACS)可通过调节认知资源提升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表现, 但其效果在现有研究中并不一致。本研究发现, tACS刺激施加于任务的时机是决定WM调控效果的关键调节变量。通过两项严格设计的实验, 我们揭示tACS对WM调控效果受刺激与任务的时序影响：在实验1中, 相比于假刺激, 练习前施加theta频段tACS (4 Hz, 右顶叶)显著提升记忆数量且保持精度不变; 而于练习后施加刺激, 个体对任务的数量-精度权衡策略已形成, 在心理惯性的影响下该策略得以延续, 即与假刺激相比, tACS刺激选择性提高记忆精度而不改变数量。实验2进一步发现, 刺激时序对权衡策略的影响不会迁移到新任务中, 即被试在第一个任务中形成的策略在新任务中会被打破：面对新场景, 个体会根据任务特点与自身资源总量形成新的策略, 表明认知资源的灵活再分配。因此, 我们得出结论：tACS刺激对WM的调控效果取决于刺激施加的时机, 若在练习前施加, 则主要影响记忆数量; 若在练习后施加, 则主要影响记忆精度; 但已形成的调控效果不会迁移到新任务中。

变化盲视是诱发交通驾驶人因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本研究采用运动方向瞬态诱导变化盲视的实验方法, 通过3个实验系统考察了注意和记忆表征对交通场景图像转向中变化盲视的影响。实验1操纵场景的运动速度、运动路线和变化类型, 其中运动速度可能通过加剧转向瞬间的注意资源竞争影响变化探测, 发现快速运动仅在转向条件下显著加剧变化盲视, 而在直行条件下无显著影响。实验2控制运动速度, 操纵运动时间(变化前)、运动路线和变化类型, 其中原始场景呈现时长可能通过增加记忆表征精度来影响变化探测, 发现更长的记忆表征编码时间可在有限范围内缓解变化盲视。实验3控制运动速度与运动时间, 操纵场景期望水平下的运动路线与变化类型, 通过路线转向方向的概率分布建立先验预期, 发现个体对高期望条件下的目标变化表现出更好的探测绩效。结论交通场景转向中的变化盲视是注意资源竞争与记忆表征有限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期望可能内源性地调节注意分配和记忆表征的有效构建, 进而影响变化盲视的发生。研究结果支持并拓展了变化盲视的注意-表征理论。

本研究通过3个实验, 探讨了空间协作任务中个体空间参照系表征的规律以及促进参照系整合的条件。在每项实验中, 被试先进行空间场景的协作学习, 再单独进行相对方向判断任务。实验1的学习中被试与协作伙伴的位置夹角为45°, 实验2中两者夹角为135°, 实验3的夹角与实验2相同, 但中途伙伴提前离场。结果发现：(1)空间协作任务中的参照系表征形式有多种, 单一参照系表征以及多参照系表征都可能出现; (2)空间协作中的参照系整合受到协作伙伴位置的调节, 与站在身侧相比, 和伙伴近似面对面的角度更有利于被试完成参照系整合; (3)当协作伙伴减少在场时间时, 被试仍可完成参照系整合, 只是与伙伴全程在场的情况相较, 伙伴在复原阶段后的离开促使被试形成了更深刻的伙伴视角表征。

密集追踪干预研究具有生态效度高、能够提供实时和个性化干预等优势。然而, 目前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未能充分反映密集追踪数据的特点, 而先进的数据分析模型又缺乏与之匹配的样本量规划方法, 极大地限制了这种范式的推广应用。本文在两种典型的密集追踪干预实验设计——单臂设计和随机对照设计下, 基于动态结构方程模型, 结合检验力和效应量估计准确性, 采用模拟研究方法开展样本量规划, 并从第一类错误率等方面对两种设计进行综合比较, 最后提出了实验设计和样本量规划建议。

神经网络作为最重要的机器学习方法已被广泛地用于认知诊断, 但目前仍没有一种简单通用的神经网络认知诊断方法。因此, 提出一种Q矩阵约束的神经网络认知诊断方法(Bi-QNN), 并基于迁移学习进行训练。新模型的优势在于：(1)使用人员无需专门设计网络结构, 新模型可以根据Q矩阵与交互式Q矩阵自适应任意数据集; (2)网络结构的设计原理源于GDINA模型, 使其能够较好地表达属性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 (3)基于迁移学习的模型训练方案能有效地解决标记数据稀缺问题, 提高模型的易用性与适用范围。实验结果表明：Bi-QNN在模拟数据集上的预测误差整体上比参数化方法GDINA与DINA的表现更好; 在一定的范围内, 模型对属性数量敏感性相对较低, 当属性数量增加时在一定程度上仍能保持较好的分类准确率; 基于迁移学习训练的Bi-QNN方法能更好地适应不同样本量的数据集, 在模拟数据与实证数据的多种条件下保持对其它模型的领先; 模型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受到基于参数模型的模拟数据的限制, 对试题质量仍有一定的敏感性。

提高资源利用率,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 尚未有研究关注产品获取方式对消费者产品处置倾向的影响。通过9项研究和1个补充性分析, 本文发现了一种新颖的“租赁−转租”效应。具体而言, 研究1纵向追踪了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对其租赁(vs. 购买)产品的转租情况, 随后的5个线上实验(研究2a~ 2c和研究3a、3c)和2个实验室实验(研究2d和研究3b)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效应, 并揭示了这一效应受到效用最大化的紧迫感驱动(研究3a、3b和研究3c)。此外, 本文进一步发现, 上述效应受到资源稀缺(研究4)的调节, 即该效应在资源稀缺(vs. 控制)条件下消失(vs. 存在)。最后, 单文章元分析证实了产品获取方式对消费者产品转租倾向的效应稳健。本文不仅推进了产品获取方式和产品处置的相关研究, 还为如何促进循环性和可持续性消费提供了实践启示。

眼镜作为一种改变个体面部外观的配饰, 能够影响他人对个体性格特质的判断。本文探讨了佩戴眼镜(vs. 不戴眼镜)对个人可信度判断的影响。通过6个实验, 本研究发现佩戴眼镜(vs. 不佩戴)会使人们认为佩戴者更具可信度, 这是因为人们会将佩戴眼镜和受到良好教育关联起来。在商业环境中, 该效应受到感知对象所在公司类型的调节, 当公司为科技或创意设计等受教育门槛较高的公司时, 眼镜对可信度判断的影响减弱。此外, 我们还检验了佩戴眼镜影响个体可信度评价的两个下游结果：戴眼镜的CEO在危机公关中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宽恕, 以及人们更愿意参加发起人为配戴眼镜者的非营利组织(NPO)举办的活动。

作为音乐最基本的元素之一, 音乐节奏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体验与认知反应, 但关于音乐节奏如何影响个体的亲环境行为, 当前仍效应未知且原因不明。文章系统考察了“林间慢板”关联效应及其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 研究1通过机器学习和二手数据建模, 在GoFundMe众筹平台数据中发现了慢节奏音乐与环保众筹项目支持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2采用激励兼容设计, 证实了播放慢节奏(vs. 快节奏)音乐时个体更多选择环保产品; 研究3A、研究3B和研究3C共同探讨了自然联结性在音乐节奏对亲环境行为中的中介效应, 即慢节奏(vs. 快节奏)音乐通过增强个体的自然联结感(即“林间慢板”关联), 进而正向驱动了亲环境行为; 研究4则验证了自然元素音轨的调节效应, 即当接入自然元素音轨时, 音乐节奏效应消失; 研究5和研究6分别考察了绿色价值观和城市化倾向的边界条件, 发现慢节奏音乐对亲环境行为的积极作用随着绿色价值观的降低与城市化倾向的提高而减弱。文章不仅丰富了音乐营销、亲环境行为以及环境心理学相关的理论知识, 同时为促进亲环境行为参与提供有益参考。

备选是指最终被组织安排承担某项任务或角色, 但并非该任务或角色首选的员工, 近年来逐渐受到学者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却忽视了任务分配情境下备选对员工自身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联想命题评价理论, 采用情境实验(研究1)和三阶段问卷调查(研究2), 探讨了任务分配情境下备选对员工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 当上级发展性反馈水平高时, 备选会激发和谐型激情, 进而引发主动担责行为; 当上级发展性反馈水平低时, 备选会引起工作拖延倾向, 进而发生时间窃取行为。研究结论为大众更加客观、辩证地认识备选提供参考和借鉴。

共同内群体认同是指赋予两个原本独立的群体一个上位身份, 使群体成员的认知表征由两个子群体变成一个共同内群体, 把对内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延伸到原外群体成员中, 有利于改善群际关系、增强凝聚力。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团结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此如何提升共同内群体认同对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研究1)和操纵敬畏、感知资源稀缺性(研究2~4)探讨了敬畏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高感知资源稀缺性削弱了特质敬畏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研究1), 并且调节了基于威胁的敬畏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关系(研究2~4), 即高感知资源稀缺性抑制了基于威胁的敬畏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增强敬畏, 尤其是积极敬畏来提升群体凝聚力。

框架效应是违背理性决策公理的稳健现象。本研究旨在检验在损失领域跨时间段决策中是否存在框架效应, 并探讨其对债务置换政策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1)对于债务到期日与总量均不变的单一方案, 不同框架显著影响债务人接受程度。相较于高频框架(如周付), 低频框架(如年付)能显著提高债务人的接受程度; (2)对于债务到期日不同但总量恒定的二择一方案, 不同描述框架显著影响债务人偏好。相较于高频框架/常规时间轴, 低频框架/压缩时间轴使债务人更倾向于接受利率高、期限短的初始债务方案。实验观察到的决策偏好符合“图形编辑的齐当别模型” (The Graph-edited 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的预测。本研究开启了对损失领域跨时间段决策的理解, 为“时间助推工具箱”提供了新工具, 并为债务置换政策评估和债务管理优化提供了心理科学支撑。

研究采用脑电微状态分析, 探索复合远距离联想任务中顿悟问题解决的微观动态神经加工模式。主要结果表明：在问题呈现初期, 相比于未解决条件, 顿悟解决和非顿悟解决均表现出更高频率的微状态B (与视觉加工相关)以及更多的微状态B与D (与执行功能网络有关)的转换。相比于非顿悟解决条件, 顿悟解决在中、后期则表现出更高频率的微状态C (与默认模式网络有关), 且微状态A (与感知、听觉加工相关)、C和D三者存在较高的相互转移概率。本研究初步考察了顿悟问题解决的微观动态神经加工模式, 为揭示顿悟问题解决中执行功能调控下多种认知活动的复杂交互过程提供了电生理学依据, 为无意识加工可能随顿悟问题解决进程如何变化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研究基于特质归因理论, 采用反向相关图像分类技术考察了面孔引发社会排斥的心理表征内容及特质推断模式。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 研究1通过启动社会排斥情境后执行双图像迫选任务, 发现被排斥者的面孔心理表征包含可信性与支配性特质信息, 鼻子和嘴巴(可信性)、眉毛(支配性)是核心诊断信息区域。研究2 客观测量和主观评估一致表明, 低可信、低支配心理表征是社会排斥的典型特质特征, 在社会排斥的特质推断过程中均发挥关键作用。其中低可信性作用权重更大, 有力支持可信性优先假说。研究揭示了面孔心理表征在社会排斥过程中的作用, 把可信性优先机制从言语材料扩展到面孔刺激, 为理解高级社会认知层面的排斥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类别注意选择(CAS)是大脑通过抽象类别表征优化信息筛选的核心过程, 但其受认知控制和显著性加工的协同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结合多数函数任务(MFT, 通过符号类别比例操纵认知负载：低负载3:0, 高负载2:1)与Oddball范式(通过刺激概率操纵显著水平：标准刺激80%, 新异刺激20%), 并区分目标相关性(任务相关改变类别概率; 任务无关改变颜色概率), 系统地考察了认知控制与显著性加工对CAS的行为与神经调控机制。行为结果显示：高认知负载显著降低CAS效率, 新异刺激的干扰效应仅在任务相关时显著。三者的交互作用表明, 仅任务相关时, 高负载下新异刺激的干扰效应显著大于低负载; fMRI结果显示, 高认知负载激活背侧注意网络(DLPFC、SPL), 新异刺激则激活了腹侧注意网络(rTPJ、AIC); 联合激活分析显示, 两者在认知控制网络(SPL、ACC、AIC)存在共同激活; 多体素模式分析(MVPA)发现, 右侧顶枕结合区(rPOJ)和额眼区(FEF)对认知负载与显著性加工的解码精度达86.83%, 表明其可以协同双通路信息以动态分配资源。总的来说, 认知控制与显著性加工分别通过背侧与腹侧网络消耗资源; 当两者并存时, 认知控制网络通过冲突解析与资源再分配决定CAS效率。本研究在类别层面揭示了认知控制与显著性加工的分工与协同机制, 提出动态路径模型, 为完善注意双通路模型提供了新的神经实证支撑。

统计学习是人类从环境中提取规律信息的关键认知能力, 其跨通道迁移的特性与机制仍存理论争议。本研究通过4个实验系统考察统计学习在视听通道间的迁移机制。实验1采用经典统计学习范式, 验证了个体基于动物图片的视觉统计学习能力; 实验2在单一视觉通道学习后, 分别以动物图片和动物声音进行测试, 发现两种条件下统计学习效果无显著差异, 表明存在从视觉到听觉的跨通道迁移; 实验3通过在视听双通道同步呈现动物图片与无意义音节刺激流, 发现无论听觉刺激流是否具有统计规律, 视觉向听觉的统计学习迁移效应均稳定存在; 实验4进一步在视听双通道同步呈现动物声音与无意义图形刺激流, 结果显示从听觉向视觉的跨通道迁移亦显著。本研究综合表明, 统计学习具备稳定的跨通道双向迁移能力, 支持统计学习具有通道一般性的理论观点, 存在多层平行的统计结构表征系统可能是其认知基础。

认知加工水平假说认为跨通道冲突中的感觉主导效应存在反应前水平的视觉主导效应以及反应水平的听觉主导效应, 但刺激在不同加工水平中的表征方式如何影响这一效应目前仍不清楚。研究采用2-1映射(2-1 mapping)范式, 将视听通道一致性条件分为一致、反应前不一致和反应不一致三种条件, 考察刺激相似性对反应前水平和反应水平跨通道冲突感觉主导效应的影响。实验1结果发现, 不相似条件在反应前水平的跨通道冲突表现为视觉主导效应、反应水平的跨通道冲突表现为听觉主导效应; 视觉相似条件显著减小了反应前水平的视觉主导效应和反应水平的听觉主导效应; 听觉相似条件显著增大了反应前水平的视觉主导效应。实验2采用经颅电刺激分别对左侧梭状回(实验2a)和左侧顶下小叶(实验2b)进行神经调控, 因果性地验证刺激相似性如何影响跨通道冲突中感觉主导效应。实验2a结果发现, 阳极刺激导致反应前水平的视觉主导效应减小; 实验2b结果发现, 阳极刺激导致反应前水平的视觉主导效应增大。研究表明, 刺激相似性能够影响跨通道冲突中的感觉主导效应, 视觉相似和听觉相似对反应前水平的感觉主导效应起到调控作用, 完善了认知加工假说对跨通道冲突感觉主导效应的解释。

心理学研究中, 确定心理特质的维度及其特征极为重要。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是识别潜在维度的一种重要统计方法。准确识别因子数量是EFA的关键技术之一, 低估或者高估因子数量都会带来不良后果。为准确识别因子数量, 本研究将特征根视作序列数据, 采用长短期记忆(LSTM)网络构建的深度神经网络的各项评估指标(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F1、Kappa)均在83%以上。通过大规模的模拟实验及实证研究, 验证了LSTM在不同数据条件中的性能。结果表明: LSTM比CDF、EKC和PA方法具有更高的准确率, 平均提升率为48.50%, 最大提升率高达171.09%。而且, LSTM比CDF、EKC和PA方法具有更小偏差, 表现出更好稳健性。研究者可使用R包LSTMfactors调用本研究所训练的LSTM分析实证数据。

志愿服务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以往研究强调通过增强动机或角色认同去促进志愿服务参与, 却忽视了习惯在志愿服务行为中的作用。并且, 内外奖励和情境线索稳定性与志愿服务行为习惯之间的关系机制尚不清楚。因此, 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 设计3个子研究, 探讨内外奖励和情境线索稳定性对志愿服务行为习惯的影响。结果发现, 内在奖励(包括意义感、快乐感和自我价值感)、外在奖励(包括荣誉奖励、物质奖励和社会支持与认可)和情境线索稳定性(包括时间、地点、活动类型、人际和情绪状态稳定性)显著正向预测志愿服务行为习惯; 内外奖励与情境线索稳定性对志愿服务行为习惯具有交互效应, 即当情境线索稳定性更低时, 内在或外在奖励对志愿服务行为习惯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这表明, 内外奖励和情境线索稳定性是志愿服务行为习惯的重要促进因素且交互影响着志愿服务行为习惯。

第三方干预是维系群体合作的有效手段。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 考察4~11岁儿童在“不贡献劳动”与“不贡献物质”两种违反合作规范的情境下, 对“搭便车”行为(指个体在不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享受他人贡献带来的收益)的道德评价、愤怒情绪、干预偏好及内在动机。结果发现: (1)儿童普遍对“搭便车”行为持消极评价, 并表现出愤怒情绪; (2) 4岁起儿童就能够实施干预, 且随年龄增长表现出从奖励合作者逐渐转向惩罚“搭便车者”的干预偏好, 转折年龄分别在6岁左右(不贡献劳动)和8岁左右(不贡献物质); (3)儿童奖励合作者的内在动机表现为道义动机与结果动机并存, 而惩罚“搭便车者”的内在动机则由两种动机并存逐渐发展为在6岁以后以结果动机为主。研究表明, 儿童早期已经能够对合作规范违反行为做出道德判断和第三方干预行为, 干预策略呈现从奖励积极到惩罚消极的跨情境稳定性, 但两种干预方式的内在动机具有特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