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普遍主义”和“狭隘主义”可将合作行为分为普遍合作(无差别与内外群体合作)与狭隘合作(与内群体存在更高合作水平)。近年来各种“脱钩”与“抱团”等逆全球化事件均体现出狭隘合作的典型特征。如何摒弃狭隘主义、促进合作共赢, 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和谋求长远福祉的重要课题。据此, 本研究采用经典公共物品系列范式, 通过三个实验探讨叙述性信息对狭隘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观点相关叙述性信息比事件相关叙述性信息更能减少狭隘合作行为; (2)感知相似性在叙述性信息与强狭隘合作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3)群际关系在叙述性信息与狭隘及强狭隘合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观点相关叙述性信息在竞争群际关系下反而增加了狭隘及强狭隘合作水平。本研究从日常社会信息交流的角度探索促进群际合作的可行路径, 对于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启示意义。

个体参与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意愿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基于自我意识理论和高成本代价信号理论, 本文探索了时间标志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意愿的影响。通过6个实验, 结果证实：在一段时间的开始(vs. 结束), 个体更倾向于从事炫耀性亲社会行为(实验1a、实验1b和实验1c)。其解释机制在于开端时间标志会激发个体的状态性公我意识(实验2a和实验2b)。进一步分析发现, 自我监控在上述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对于低自我监控者, 时间标志的启动难以有效地影响参与者的炫耀性亲社会行为意愿(实验3)。本文拓展了时间标志与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 同时为慈善组织或企业在关键时间节点策划公益营销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共情能力是预测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 音乐经验对共情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特质共情和状态共情两个方面为切入点, 采用音乐训练和音乐素养两个指标衡量个体音乐经验, 利用问卷调查和行为实验, 探究它们对共情能力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特质共情方面, 音乐家的认知共情能力显著高于非音乐家。然而, 在控制了人格、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心理健康状态的相关变量后, 音乐训练对共情能力并无显著影响。相反, 音乐素养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共情能力的想象维度, 甚至可以作为音乐训练影响认知共情中想象维度的中介变量。在状态共情方面, 利用疼痛共情范式研究发现, 相比非音乐家, 音乐家在目睹他人疼痛情境时更能感同身受, 这种状态共情能力受到音乐素养和特质认知共情中想象维度的链式中介影响。综上所述, 音乐训练通过提高音乐素养, 间接增强特质共情中的认知共情能力(想象), 从而使音乐家在感同身受他人疼痛状态时表现出更强的能力。这些发现揭示了音乐经验对共情能力的促进机制。

2007年Hamlin等人在《自然》上发表的研究表明6个月婴儿具备社会评价能力, 对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帮助”和“阻碍”行为产生不同反应, 并对帮助者表现出偏好。此后, 不断有学者对此结果的可复制性提出质疑。本研究采用Hamlin等人(2007)经典的“帮助者—阻碍者”选择范式和预期违背范式, 考察了我国婴儿(月龄6.32 ± 0.34; 共179名, 其中女孩86名)在社会评价任务中的选择偏好和注视时长, 及其与婴儿气质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预期违背任务中, 当第三方接近“阻碍者”时婴儿的注视时长显著高于当第三方接近“帮助者”时的注视时长; 但在行为选择任务中, 婴儿并未表现出Hamlin等人报告的帮助者偏好。然而, 在气质的外向性维度上得分更高的婴儿越有可能在手动选择任务中选择“帮助者”。上述结果说明, 6个月婴儿可能已经具备社会评价能力, 能够理解行为并推断他人评价, 但是这种能力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与婴儿的气质有关。

本研究考察社交机器人对3岁和5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实验1通过操纵观察者(人类、社交机器人、无)这一变量, 探讨其对3岁和5岁儿童分享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无观察者条件下,5岁儿童分享贴纸数量显著多于3岁儿童。对3岁儿童来说, 人类和机器人观察者条件下分享贴纸数量显著多于无观察者条件, 人类和机器人观察者条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实验2操纵社交机器人心理能动性(有、无、控制组), 结果发现3岁儿童在有心理能动性的机器人观察条件下比其他两种观察条件下分享更多的贴纸,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本研究表明3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会受到机器人心理能动性的影响, 这为人机互动领域的未来应用和研究提供了一定视角和依据。

基于动态发展视角和多基因研究范式, 对1044名青少年(初测年龄13.32 ± 0.48岁, 50.1%女生)进行为期3年的追踪, 考察青少年早期同伴拒绝的发展变化与亲社会行为发展变化的关系以及多巴胺系统基因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青少年早期亲社会行为和同伴拒绝均呈线性上升趋势; (2)同伴拒绝的初始水平与增长速度均能预测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较高的同伴拒绝初始水平与较低的亲社会行为初始水平有关, 也与更快的亲社会行为上升趋势有关, 但是较高的同伴拒绝增长速度降低了亲社会行为的增长速度; (3)多巴胺系统多基因累加分调节同伴拒绝初始水平与亲社会行为初始水平、增长速度间的关系。相比携带较多高多巴胺含量相关等位基因的青少年, 携带较少高多巴胺含量相关等位基因的青少年同伴拒绝初始水平越高, 其亲社会行为初始水平更低、增长速度更快。

本研究构建“环境×多基因−内表型−行为”理论框架, 对880名中学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追踪研究, 考察了自我控制在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地, 采用多基因累加分数的研究范式, 探讨多巴胺系统、血清素系统和催产素系统基因(COMT基因rs6269、HTR2A基因rs6313、OXTR基因rs53576、OXTR基因rs2254295和OXTR 基因rs2254298)如何调节该中介机制, 并检验其中的父母差异。结果显示:(1)控制亲社会行为基线水平后, 父母情感温暖不仅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还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2)多基因累加分数与父母情感温暖的交互作用不能直接预测亲社会行为, 而是通过自我控制影响亲社会行为, 且该机制不存在父母差异。在多基因累加分数较高的青少年群体中, 父母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 进而影响亲社会行为; 而在多基因累加分数较低的青少年群体中, 该中介作用路径不显著。研究结果阐明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自我控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如何因多基因累加分数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有助于深化对亲社会行为发生机制的认识。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和教师评价法对1033名四年级学生(49.5%女生, M_年龄 = 10.28岁, SD = 0.69岁)进行为期3年的3次追踪调查, 旨在探讨父母温暖与儿童晚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儿童集体取向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父母温暖与儿童亲社会行为直接预测关系因父母角色而异, 前测母亲温暖正向预测后测儿童亲社会行为, 前测儿童亲社会行为正向预测后测父亲温暖; (2)纳入儿童集体取向后, 前测父亲温暖和母亲温暖均正向预测后测儿童集体取向, 儿童集体取向与亲社会行为相互正向预测; (3)中介效应检验表明, T1的父亲温暖和母亲温暖均能够通过T2的儿童集体取向预测T3的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结果为理解文化价值观在父母教养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提供实证依据, 并为儿童价值观教育和亲社会行为干预带来一定启示。

疫情死亡凸显的两个方面可能对亲社会意愿有相反作用：疫情凸显启动行为免疫降低亲社会意愿; 死亡凸显启动文化世界观防御提升亲社会意愿。新冠大流行期间, 本研究发现：相比控制组的疫情亲社会意愿, 经典/地震死亡凸显组有提升, 而疫情死亡凸显组无显著差别, 提示疫情凸显削弱了死亡凸显提升亲社会意愿的倾向; 相比控制组的疫情面对面亲社会意愿, 疫情非死亡凸显组有降低, 而疫情死亡凸显组无显著差别, 提示疫情面对面情境中死亡凸显削弱了疫情凸显降低亲社会意愿的倾向, 支持假设。疫情结束后, 本研究发现：对疫情面对面亲社会意愿而言, 疫情死亡凸显、疫情非死亡凸显和控制组无显著差异, 但观测到行为免疫的中介作用; 对非疫情亲社会意愿而言, 疫情死亡凸显组高于控制组(边缘显著), 提示在后疫情时代或当亲社会缘由与疫情无关时, 疫情凸显对亲社会意愿的降低作用有所削弱, 死亡凸显对亲社会意愿的提升作用得以显现; 对非疫情亲社会行为而言, 疫情死亡凸显、疫情非死亡凸显和控制组无显著差异, 提示本研究中对非疫情亲社会意愿的凸显效应不能直接推广至非疫情亲社会行为。总之, 本研究分离了疫情凸显和死亡凸显对亲社会意愿的影响, 揭示了其在不同社会时期的不同模式。

机器人进入社会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心理威胁, 而这种威胁会给人际关系带来挑战。通过8个研究, 结合档案数据库回溯、问卷调查、情境实验和线下调查, 文章探讨了感知机器人威胁对亲社会倾向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感知机器人威胁会降低人们的亲社会倾向(研究1~7); 其机制为集体焦虑的中介作用, 即感知机器人威胁会增加集体焦虑, 从而降低亲社会倾向(研究2~4); 此效应受到内外群体的调节, 即感知机器人威胁主要会降低对于外群体成员的亲社会倾向(研究5); 同时, 此效应受到道德比较倾向的调节, 即感知机器人威胁主要会降低下行道德比较者的亲社会倾向(研究6)。研究结果揭示了感知机器人威胁对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拓展了现有关于机器人社会影响的研究。

以往的正义研究受个人主义影响, 过于关注个人权利和利益, 以致忽视了关切他人不公遭遇的亲社会正义感。研究基于人类被试的问卷调查、启动实验以及大语言模型的角色扮演, 探讨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人类被试的集体主义特质(研究1)正向预测亲社会正义感, 共同责任(而非规范服从)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文化启动(集体主义 vs. 个人主义)验证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因果关系以及共同责任的中介效应(研究2)。进而, 大语言模型角色扮演(集体主义vs. 个人主义)重复验证了上述结果(研究3)。此外, 不公反应视角对集体主义与亲社会正义感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即相对于目击者视角, 集体主义对得利者、过错者视角下亲社会正义感的影响更大(研究2~3)。总之, 我们通过多种方法检验了集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促进效应, 是正义研究从权利到责任转型的重要探索, 这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后个人主义社会和智能时代培养他人取向的亲社会正义感具有重要启发。

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品牌拟人化沟通的方式进行品牌传播, 促进绿色消费倾向。本研究将基于习得可评估性理论, 探索品牌拟人化沟通对绿色消费倾向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本研究共包含4个实验。实验1表明品牌拟人化沟通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消费倾向, 构建了从品牌拟人化沟通到习得可评估性到品牌环保价值敏感性再到绿色消费倾向的完整因果链。实验2界定主效应的边界, 发现相比于普通品牌, 主效应在绿色品牌情境中更显著, 再次验证主效应的理论逻辑。实验3分析了消费者动机类型(利己/利他)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当消费者利他动机被激发时, 品牌拟人化沟通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消费倾向, 当消费者利己动机被激发时, 品牌拟人化沟通不会影响绿色消费倾向。实验4验证了产品类型(搜索品/体验品)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当产品类型为搜索品时,品牌拟人化沟通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消费倾向, 当产品类型为体验品时, 品牌拟人化沟通不会影响绿色消费倾向。本研究拓展了品牌拟人化沟通以及绿色消费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