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 2012, Vol. 20 ›› Issue (9): 1401-1410.doi: 10.3724/SP.J.1042.2012.01401
蔡厚德;张权;蔡琦;陈庆荣
CAI Hou-De;ZHANG Quan;CAI Qi;CHEN Qing-Rong
摘要: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是一项检查情感性决策机制的常用实验范式。据此, Damasio等人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SMH)解释情绪影响决策的神经生理机制。近期, 大量研究在IGT究竟是模糊决策还是风险决策、与情绪和认知的关系、与工作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关系以及IGT的神经网络与分子遗传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资料。结果显示, IGT加工的早期由模糊决策主导, 情绪性躯体信号对引导决策选项的偏好可能起关键作用, 后期则倾向是一种风险决策, 认知评价和预期对选项偏向逐渐占优势; IGT与工作记忆的加工成分有相互重叠, 也需陈述性记忆的参与; IGT的加工不仅依赖于杏仁核、腹内侧前额皮层、眶额皮层等组成的情绪脑网络的活动, 还与背外侧前额皮层、海马、腹侧纹状体、岛叶皮层、辅助运动前区、扣带回皮层等许多脑区的活动有关; COMT和5-HTT的基因多态性会调节IGT相关的决策加工。总之, IGT是一项需要多重神经系统协同活动的决策加工任务, 且模糊与风险决策可能具有不同的遗传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