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预示着母亲是家务照料和孩子抚育的“第一责任人”, 同时也预示着母亲在家庭劳务分工、信息流通和家庭决策等方面有着比父亲更大的便利和权力(伍新春, 郭素然, 刘畅, 陈玲玲, 郭幽圻, 2012)。在这一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下, 上世纪90年代末, 突出母亲在父母教养中地位的母亲守门行为(maternal gatekeeping behavior)研究逐渐兴起(邹盛奇, 伍新春, 刘畅, 2016)。最初, 母亲守门行为仅指母亲约束、限制、控制和拒绝父亲参与到家务劳动和教养孩子活动中去的行为(Allen & Hawkins, 1999), 即母亲关门行为(maternal closing behavior); 随着研究者将母亲守门行为纳入到父母协同教养(parent coparenting)的框架下进行考察, 母亲开门行为(maternal opening behavior), 即母亲对于父亲教养活动的支持、鼓励和促进等方面的行为, 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Puhlman & Pasley, 2013; Fagan & Cherson, 2017)。

从母亲守门行为概念的提出伊始, 有关其作用效果的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热点。其中, 母亲守门员效应, 即母亲守门行为与父亲教养投入的关系研究, 是关注的焦点(邹盛奇等, 2016)。Adamsons (2010)基于身份认同理论指出, 母亲作为父亲的“配对角色”会对父亲的行为进行反馈, 同时母亲比父亲拥有更大的家庭权力, 因而母亲守门行为(母亲反馈)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毋庸置疑; 实证研究也发现, 母亲关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具有阻碍作用(Barry, Smith, Deutsch, & Perry-Jenkins, 2011), 母亲开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具有促进作用(Zvara, Schoppe-Sullivan, & Dush, 2013)。然而, 从家庭系统理论出发, 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Minuchin, 1974, 1985), 母亲守门行为作为父母协同教养子系统的功能除了对父子子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之外, 还会对母子子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 但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还需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值得注意的是, 母亲守门行为与父亲教养投入关系的研究仅是对家庭系统理论交叉假说的验证, 但是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是研究者更为认同的家庭互动原则(Erel & Burma, 1995; 陈玲玲, 伍新春, 刘畅, 2014),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母亲在与父亲针对孩子教养问题进行互动时产生的情绪和行为对自身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比对父亲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更为常见, 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却关注较少; 同时, 从母亲守门行为的研究视角出发, 考察母亲守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功能的影响也是对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研究的推进。因此,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母亲守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功能的影响, 以期在母亲守门行为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并扩展母亲守门行为的作用效果研究。

如上所述, 母亲守门行为是父母在教养情境中的互动, 即母亲针对父亲教养行为所做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应, 因而其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显而易见(Adamsons, 2010), 那么母亲在鼓励或限制父亲教养投入的同时, 其自身的教养投入是否受到影响呢?这是本研究将要考察的第一个问题。然而, 父母教养行为只是父子或母子二元子系统的一种功能特征, 要想扩展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的研究, 探讨其对亲子子系统中的其他功能特征的影响也十分必要。实际上, 母亲守门行为与父子子系统中的其他特征(如父子关系质量)的关系在近几年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Stevenson et al., 2014)。因此, 母亲守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中除母亲教养投入之外的其他特征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母亲教养投入的行为主体是母亲,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母子二元互动; 而母子依恋除了表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之外, 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孩子对母亲的依附,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母子互动(Cassidy, 2008 )。也就是说, 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描述了母子子系统的功能, 因而探讨母亲守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母亲守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的作用效果。

家庭系统理论同样为理解母亲守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母子依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该理论指出, 家庭系统通过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来实现功能(Minuchin, 1974, 1985), 其中母亲守门行为是协同教养子系统的功能, 位于家庭系统的最高层, 是家庭的执行子系统; 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是母子二元子系统的功能, 相较于协同教养子系统, 是功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家庭子系统。同时, 基于该理论的溢出假说和补偿假说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可能关系(陈玲玲等, 2014)。溢出假说指出, 产生于某一子系统中的情绪和行为会在另一子系统中表现出来。因而, 代表着协同教养子系统积极功能的母亲开门行为会“溢出”到母子子系统中, 并表现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的正向预测作用; 相应地, 表示协同教养子系统消极功能的母亲关门行为会负向预测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而补偿假说认为, 某一子系统功能的不足或损耗会在另一子系统中以积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一意义而言, 母亲在协同教养子系统中破坏、限制和控制父亲参与到孩子教养活动中去的行为, 可能表示其对自身教养角色或孩子的看重, 反而会促进其自身教养投入并提高孩子与其的依恋水平, 表现为母亲关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的正向预测作用。因而, 从理论上而言, 母亲关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既可能是正向影响也可能是负向影响。遗憾的是, 只有少数几项实证研究探讨了母亲守门行为与母子子系统功能的关系。其中一项以母子关系质量为结果变量的研究发现, 母亲开门和关门行为对其均没有显著预测作用(Tu, 2015); 另一项研究发现, 母亲关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亲温暖具有负向预测作用(Holmes, Dunn, Harper, Dyer, & Day, 201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一致的结论, 原因可能是两项研究的研究对象不同, 前者针对的是青少年中期的家庭, 后者针对的是青少年早期的家庭, 这也提示我们母亲守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母子依恋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总之, 虽然这些实证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溢出假说的观点。基于此, 本研究假设母亲开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母亲关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那么, 母子子系统不同特征或功能之间, 即母亲教养投入与母子依恋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依恋理论指出, 一般情况下, 母亲是孩子的主要抚养者, 如果母亲以敏感、快速和适应的方式对孩子发出的信息做出反应, 孩子很有可能会与母亲形成安全型依恋(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 林青等人, 2014), 从而强调了母亲教养行为对母子依恋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但是, 这些研究考察的多为母亲教养行为的“质”, 即母亲教养方式对于母子依恋的影响, 那么母亲教养行为的“量”, 也就是母亲教养投入是否对母子依恋具有同样的作用呢?毫无疑问, 母亲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者, 其天性决定其教养投入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Han & Jun, 2013)。同时, 有研究者指出, 孩子健康的发展正需要母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Milkie, Nomaguchi, & Denny, 2015)。所以, 母亲教养投入可能同样是母子依恋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实证研究也指出, 父母教养投入的程度对亲子依恋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Brown, Mangelsdorf, & Neff, 2012)。因而, 本研究假设母亲教养投入正向预测母子依恋。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关于母亲守门行为、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三者关系的间接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一方面, 母亲守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另一方面, 母亲守门行为通过母亲教养投入对母子依恋产生间接影响。

以往有关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的研究多聚焦于婴幼儿家庭(Fagan & Cherson, 2015; Brown et al., 2012), 这直接限制了以往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依恋理论指出, 青少年期是个体依恋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其表现出的依恋特征与婴幼儿期的特征明显不同, 一方面, 青少年极力从家庭(或母亲)处获得独立, 努力扩展其依恋系统, 从而减少对父母, 尤其是母亲的依赖, 有研究显示, 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 其对父母的依赖会逐渐降低(Brown & Larson, 2009); 另一方面, 伴随着青少年逻辑思维和抽象推理能力的发展, 他们对依恋关系和依恋体验的内部表征也得到了快速发展(Allen, McElhaney, Kuperminc, & Jodl, 2004; Allen, 2008), 因此母子关系在青少年期发生了重大改变(van der Giessen, Branje, Frijns, & Meeus, 2013)。与此同时, 父母也在积极地对自己的教养行为进行重新组织和调整(刘畅, 伍新春, 邹盛奇, 2016), 相较于婴幼儿期的生活照顾和游戏, 父母在青少年期更多地为孩子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和制定规划(伍新春, 陈玲玲, 刘畅, 邢学玮, 2014); 此外, 母亲守门行为所处的父母协同教养子系统在青少年期也在发生改变, 这一阶段父母关注的内容是如何维持原有的协同教养关系, 使其教养行为达到一致从而有效应对青少年带来的挑战(McHale & Rotman, 2007; Riina & McHale, 2014)。换句话说, 青少年期的母子依恋、母亲教养投入和母亲守门行为相较于婴幼儿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此, 在青少年家庭中探讨母亲守门行为通过母亲教养投入预测母子依恋的间接效应模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青少年也是一个分化的群体, 以往有关父母教养作用效果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早期、中期和后期具有不同的效果(田录梅, 张文新, 陈光辉, 2014), 这提示我们上述的间接效应模型可能因青少年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异, 这是本研究拟探讨的问题之二。青少年期是个体自主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Steinberg, 2001)。青少年早期的个体开始逐渐降低其对父母的依恋程度, 到后期时完全从父母处获得独立甚至成为其他个体的依恋对象, 因此母子依恋在整个青少年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青少年后期的母子依恋关系强度会弱于青少年早中期(Allen, 2008)。然而, 青少年期也是母亲对家庭控制水平相对较高的时期(Shek & Law, 2014), 其中包括对父亲教养行为的管理和控制。因而, 母亲守门行为在青少年期对家庭和孩子具有特别的意义, 即母亲对家庭和父亲控制水平的增高与青少年自主性发展之间的交互对家庭和孩子可能具有多重的影响。实证研究也发现, 在青少年早期, 母亲关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亲温暖具有负向预测作用(Holmes et al., 2013)。但是其他研究显示, 母亲开门行为和关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功能的这种影响在青少年中期并不存在(Tu, 2015)。这提示我们, 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发展, 母亲守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功能的影响逐渐减弱。因此, 本研究假设, 母亲开门行为和关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 以及母亲教养投入对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 可能存在发展阶段差异。具体而言, 青少年发展阶段越靠后, 这些预测作用越小。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以青少年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 从母亲开门行为和母亲关门行为两个方面来测量母亲守门行为, 并在家庭系统理论溢出假说以及依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母亲守门行为通过母亲教养投入影响母子依恋的间接效应模型。同时, 考虑到青少年发展的内部差异性, 拟进一步探讨这一间接效应模型在青少年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中的差异。这一研究将母亲守门行为的作用效应研究扩展到了母子子系统, 并考察了青少年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影响差异, 将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了解母亲守门行为的影响领域和影响阶段, 可以为家庭教育实践提供更为具体和更有针对性的干预建议。

本研究共有746个核心家庭参与研究, 共回收597对青少年和母亲的评价数据, 有效回收率80.03%。青少年的平均年龄为13.56 ± 2.54岁, 在本研究中将其分成三个年龄阶段, 青少年早期(10~12岁)共283人(平均年龄为11.20 ± 0.43; 男生137人, 女生146人), 青少年中期(13~15岁)共165人(平均年龄为14.24 ± 0.48; 男生73人, 女生92人), 青少年后期(16~18 岁)共 149 人(平均年龄为17.28 ± 0.57; 男生61人, 女生88人); 男生271人(占45.40%), 女生326人(占54.60%); 独生子女332人(占55.60%), 非独生子女265人(占44.40%); 青少年主观评价其家庭在所处省市及自身在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al-economic Status, SSS)的平均分分别为6.21 ± 1.52和6.84 ± 1.64 (全距为10)。母亲的平均年龄为40.62 ± 4.16岁。在本研究中, 将青少年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

2.2.1 母亲守门行为

采用翻译修订的Puhlman和Pasley (2017)编制的母亲守门行为问卷(邹盛奇, 2016)进行测量。该问卷由母亲填答, 共包括11个项目, 分为母亲开门行为和母亲关门行为两个维度, 采用里克特0~6点计分, 0表示“从不”, 6表示“非常多”。其中, 母亲开门行为测量母亲促进和鼓励父亲教养的积极行为, 项目表述如“对丈夫的教养行为表示赞赏”, 包括4个项目, 得分越高表示母亲开门行为越多; 母亲关门行为测量母亲控制和贬损父亲教养的消极行为, 项目表述如“控制丈夫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共包括7个项目, 得分越高表示母亲关门行为越高。在本研究中, 母亲开门行为和母亲关门行为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和0.83。

2.2.2 母亲教养投入

本研究选用伍新春等人(2015)编制的教养投入问卷对母亲的教养投入水平进行测量。已有研究表明, 父亲和母亲教养投入具有相同的结构(Fagan, Day, Lamb, & Cabrera, 2014), 并且该问卷同时适用于父亲和母亲群体(伍新春, 刘畅, 邹盛奇, 侯芬, 2018)。该问卷的项目采用第一人称表述(如, 我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 在本研究中由母亲自评其教养投入水平。问卷分为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 共56个项目。采用里克特0~4点计分, 0表示“从不”, 4表示“总是”。在本研究中, 母亲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2和0.92之间。

2.2.3 母子依恋

采用Armsden和Greenberg (1987)编制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中的母子依恋分问卷进行测量。该问卷由青少年填答, 共包括25个项目, 分为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维度, 里克特1~5点计分, 1 表示“非常不符合”, 5 表示“非常符合”。在本研究中, 母子依恋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8和0.91之间。

本研究分别针对青少年和青少年的母亲采用不同的施测问卷, 青少年问卷为母子依恋问卷, 母亲问卷包括母亲守门行为问卷和母亲教养投入问卷。问卷均采用自评方式, 由青少年和青少年的母亲分别独立完成。在施测过程中, 为保护被试的隐私, 以尽量获取他们的真实想法, 所有问卷均先装入信封密封, 信封及问卷上有统一的编号。问卷收集工作分两步完成, 第一步, 由学校教师将问卷包发给学生, 学生在问卷包中将母子依恋问卷取出, 在教师的指导下当场填答问卷, 在学生填答完成后, 教师将问卷回收; 第二步, 学生将问卷带回家中, 在学生的监督下母亲独立完成问卷调查, 在家长填答完成后由学生带回学校, 教师回收家长填答的问卷。由经过训练的心理学研究生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检查, 剔除掉因漏页造成的缺失比例过高和作答明显具有规律性的问卷, 由专业人员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本研究个体水平上的缺失比率均低于10%, 采取EM法替代缺失值。在SPSS 21.0中对数据进行保存和管理, 采用Mplus 7.11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分别选取母亲和青少年进行自我报告, 避免了一方报告所造成的顺序偏差, 同时采取匿名评价和部分项目反向等方法进行程序控制(周浩, 龙立荣, 2004)。Harman单因素检验的结果显示, 一共析出16个特征根大于1的未旋转的公因子, 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2.57%,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各变量在各组被试中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皮尔逊相关系数见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 除母亲关门行为外, 各组被试在各变量上的平均值均高于中值。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母子依恋的青少年发展阶段差异显著, F(2, 594) = 12.56, p < 0.001, η_p² = 0.06; 青少年早期的母子依恋得分显著高于青少年中期和后期, 而青少年中期的母子依恋得分显著低于青少年后期。同样地, 母亲教养投入的发展阶段差异显著, F(2, 594) = 3.24, p < 0.001, η_p² = 0.04; 青少年早期的母亲教养投入水平显著高于青少年中期和后期, 而青少年中期的母亲教养投入水平显著低于青少年后期。母亲开门行为(F(2, 594) = 2.52, p = 0.08)和母亲关门行为(F(2, 594) = 1.86, p = 0.17)的青少年发展阶段差异不显著。

相关分析发现, 在全样本中, 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显著正相关;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显著负相关。在青少年早期被试中, 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显著正相关,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的相关不显著; 母亲开门和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的相关均不显著。在青少年中期被试中, 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显著正相关,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显著负相关; 母亲开门和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相关不显著。在青少年后期被试中, 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显著正相关,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显著负相关。在全样本和三个青少年群体中, 母亲教养投入与母子依恋均呈显著正相关。

根据本研究的假设, 对母亲守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母子依恋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因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两个量表的项目数较多, 为了简化模型, 根据项目打包策略分别将两个量表的维度作为潜变量的新指标。结果发现, 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χ²/df = 2.83, RMSEA = 0.06, RMSEA 90% CI = 0.04~0.07, CFI = 0.97, TLI = 0.96, SRMR = 0.02), 各因子载荷的绝对值在0.70至0.95之间, 且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 < 0.001)。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显著正相关, 与母子依恋的相关不显著;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的相关不显著, 与母子依恋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母亲教养投入与母子依恋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 母亲教养投入在母亲开门行为与母子依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在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进一步检验母亲教养投入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结果发现, 母亲教养投入在母亲开门行为与母子依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3, 0.10], 置信区间不包含0,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值为0.12, 属于中等大小的效应值; 母亲教养投入在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2, 0.01], 置信区间包含0, 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

首先, 对三个发展阶段的样本分别进行模型检验以确定是否可以进行多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王济川, 王小倩, 姜宝法, 2011)。结果发现, 青少年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的间接模型拟合良好(如表2所示)。其次, 在限定三组被试测量模型因子载荷和截距相等的情况下, 进一步限定母亲守门行为、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三者之间的结构路径系数相等(模型1), 结果发现, 模型与数据的拟合较差。再次, 在限定三组被试测量模型因子载荷和截距相等的情况下, 自由估计母亲守门行为、母亲教养投入、母子依恋之间的结构路径系数(模型2), 结果发现, 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与模型2相比, 模型1的拟合明显变差：Δχ²/Δdf =11.20, ΔRMSEA =0.03, ΔCFI = -0.06, ΔTLI = -0.07, ΔSRMR = 0.06。结果表明, 整体上青少年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发展阶段在母亲守门行为、母亲教养投入、母子依恋之间的结构路径系数上存在差异。

模型2的结果见图2, 各阶段中介路径的95% Bootstrap置信区间及效应值大小见表3。参数差异临界比率值比较发现, 青少年早期的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大于青少年后期(c. r. = 2.22, p = 0.03, Cohen's d = 0.72), 而青少年早期与中期(c. r. = 0.76, p > 0.05)、青少年中期与后期(c. r. = 1.21, p > 0.05)在这一结构路径上的差异不显著; 青少年早期的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而青少年后期具有负相关关系, 两组被试的结构路径系数差异显著(c. r. = 4.69, p < 0.001, Cohen's d = 0.91), 这一路径在青少年中期被试中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母亲教养投入与母子依恋在三组被试中的正向相关关系均显著, 且青少年早期的相关关系小于青少年后期(c. r. = -2.82, p = 0.02, Cohen's d = -0.81), 青少年早期与中期(c. r. = -1.51, p > 0.05)、青少年中期与后期的差异不显著(c. r. = -1.15, p > 0.05)。母亲开门行为与母子依恋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三组被试中均不显著;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之间的相关关系在青少年早期和青少年中期被试中均不显著, 在青少年后期被试中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此外,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间接效应模型在男生与女生两组被试中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 限制两组被试结构路径系数相等的模型3的拟合指标与自由估计两组被试结构路径系数的模型4的拟合指标没有显著差异(Δχ²/Δdf = 1.33, ΔRMSEA = 0.02, ΔCFI = 0.00, ΔTLI = 0.00, ΔSRMR = 0.01), 说明男生与女生在这一间接效应模型上没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在家庭系统理论以及依恋理论的指导下考察了母亲守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母子依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母亲开门行为通过母亲教养投入的中介作用与母子依恋发生正向相关关系, 同时青少年早期的母亲开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大于青少年后期, 这一结果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 同时也部分印证了母亲开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的影响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的假设。另外,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母子依恋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青少年发展阶段差异, 在青少年早期, 母亲关门行为通过对母亲教养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与母子依恋发生正向相关关系, 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补偿假说的观点; 在青少年后期, 母亲关门行为通过对母亲教养投入的负向预测作用与母子依恋发生负向相关关系, 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溢出假说的观点。同时, 这一结果也说明了母亲关门行为对母子子系统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的青少年阶段具有质的差异。

整体而言, 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母亲守门行为作为父母协同教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家庭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影响, 也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陈玲玲等, 2014), 当母亲鼓励、帮助和支持父亲参与到教养活动中去时, 在提高父亲教养投入水平的同时(Makusha & Richter, 2016), 也提高了自身的教养投入。可能的原因是母亲开门行为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家庭氛围, 同时象征着父母协同教养关系的和谐, 也表示母亲在教养活动中具有较高的满意度(Stevenson et al., 2014), 从而对自身的教养投入有正向作用。差异检验发现, 母亲开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青少年早期最大、青少年后期最小, 这与本研究的假设相一致。随着青少年自主性的发展, 个体在青少年后期对家庭和父母的整体的依赖情况都在下降(van der Giessen et al., 2013), 协同教养子系统和母子子系统的功能也在弱化(de Goede, Branje, & Meeus, 2009), 因而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的关系随着青少年的发展逐渐减弱。

令人意外的是, 整体水平上,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如前文所述, 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的研究起源于母亲关门行为(Allen & Hawkins, 1999), 其对家庭功能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了众多研究的支持(Saini, Drozd, & Olesen, 2017)。同时, 从理论上而言, 母亲关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既可能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溢出假说), 也可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补偿假说)。这一点提示我们两者的关系方向可能并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同时存在, 即母亲关门行为具有双刃剑作用。正是因为这种一正一负的反向作用的存在, 才在统计上抵消了这种影响, 从而低估了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也提示我们可能有第三方变量在其中起到了遮掩效应, 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温忠麟, 叶宝娟, 2014)。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未发现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不能说明两者关系的不存在。有研究者指出, 父母教养行为普遍具有情境或目标特殊性(Wang & Cai, 2017), 而在母亲守门行为情境特殊性的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其对父亲教养投入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作用(邹盛奇等, 2016)。换而言之, 母亲关门行为可能只对母亲教养投入的某些方面产生影响, 而本研究从各个方面考察了母亲教养投入的整体水平, 因而未发现两者的关系。此外,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的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差异也支持了母亲守门行为情境特殊性的观点。

本研究发现,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因青少年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在青少年早期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中期相关关系不显著、后期具有负向相关关系。因而, 在青少年早期,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的关系支持了补偿假说的观点; 在青少年后期, 这一结果支持了溢出假说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母亲关门行为是母亲为了保持其性别角色的优势而限制父亲参与教养, 以维护其孩子主要教养者的角色(Allen & Hawkins, 1999),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母亲关门行为与父亲教养投入具有负向相关关系, 但与母亲教养投入具有正向相关关系。既然如此, 为什么这种效应只在青少年早期出现, 而在青少年后期是相反的作用呢?在本研究中, 青少年早期孩子的平均年龄为11.20岁 (SD=0.43), 相当于小学5、6年级的年纪, 这一阶段处于转折的萌芽阶段, 孩子对父母仍有依赖(田录梅等, 2014)。虽然母亲在教养活动中对父亲教养行为不满意, 控制父亲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和过程, 同时贬损父亲对孩子的教养决策和行为, 使得父亲的教养投入水平降低(Kulik & Sadeh, 2015), 但是出于孩子的需要和母亲的天性, 母亲作为孩子的主要教养者仍然没有降低其自身的教养投入, 反而会提高其教养水平, 因而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仍然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母亲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在青少年中后期, 孩子与父母的冲突增加、亲密性下降, 父母教养面对重大挑战, 需要重新协调他们的教养角色(Riina & McHale, 2014), 母亲逐渐放弃其主要教养者的角色, 所以其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发挥不足, 从而使得母亲在协同教养子系统中的消极情绪和行为“传染”到了母子子系统中的母子互动中, 表现为对其教养投入的负向预测作用。当然, 要想验证这种解释的合理性, 一方面, 需要进一步在婴幼儿期和儿童期中考察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的这种正向预测作用是否同样存在, 另一方面, 需要考察母亲主观能动性, 比如母亲对自身教养价值的认同程度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整个青少年期, 还是各个具体的发展阶段, 母亲开门行为与母子依恋之间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 但会通过母亲教养投入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这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 即母亲子系统的特征功能之间也存在预测关系, 同时也支持了母亲教养投入在青少年期仍然起作用的观点(Milkie et al., 2015)。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结果说明母亲开门行为不仅会对父母的教养行为特征(如, 父母教养投入和教养温暖等)产生影响外(Holmes et al., 2013; Tu, 2015), 还会对关系情感特征——母子依恋具有预测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以往有关作用效果的研究局限于教养领域的不足。另外, 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差异检验发现, 母亲教养投入与母子依恋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在青少年后期大于青少年早期, 这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母亲教养的“量”可能在整个青少年期都有重要作用(Milkie et al., 2015)。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母亲教养投入与母子依恋的相关关系在青少年后期更大,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母亲教养投入在母亲开门行为与母子依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更大, 因为青少年早期的母亲开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的预测作用要大于青少年后期。于是,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母亲教养投入的中介效应在三个发展阶段中的差异, 结果发现这一中介效应在三组中的差异不显著。因此可以说明母亲教养投入的中介效应在青少年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只是具体的作用路径不同, 在青少年早期, 起主要作用的路径是母亲开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的影响, 而在青少年后期, 是母亲教养投入对母子依恋的影响。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的关系在本研究中值得深思。在整个青少年阶段,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之间具有直接的负向相关关系, 但母亲教养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然而, 在青少年早期, 母亲关门行为通过母亲教养投入的正向相关关系从而与母子依恋发生正向相关关系; 在青少年中期, 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以及母亲教养投入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 在青少年后期, 母亲关门行为又通过母亲教养投入的负向相关关系与母子依恋发生负向相关关系。为什么母亲关门行为在青少年早期和后期对母子依恋具有不同性质的相关关系?母亲关门行为在青少年早期对于母子依恋的正向影响关键在于母亲关门行为对于母亲教养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 如前文所述, 这体现了孩子的需要以及母亲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在青少年后期, 随着青少年自主性的发展, 他们在家庭中具有了较大的行为自主性和决定自主性(吴波, 方晓义, 2006), 因而如果母亲在与父亲的互动中有较多的控制、贬损和抑制行为, 也可能会使青少年在行为上和认知上减少与母亲的互动, 从而对母亲教养投入产生负向预测作用。不过, 对于母亲主观能动性和青少年自主性在其中的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总的来说, 母亲教养投入在母亲开门行为与母子依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在全样本及各青少年阶段中均具有中等大小的效应值, 说明母亲教养投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相对较大且稳定。但是, 母亲教养投入在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中的中介效应在青少年早期和后期的效应值小, 说明母亲教养投入对母亲关门行为与母子依恋的解释作用相对较小。

综合以上分析, 有两点研究发现对于我们了解母亲守门行为的作用效果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 相较于母亲关门行为, 母亲开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在整个青少年期均具有稳定和持久的关系, 特别是对于母亲开门行为与母子依恋的关系而言, 在青少年的三个阶段具有同等程度的关系。这一研究发现突出了母亲开门行为对青少年的重要作用, 也支持了在母亲守门行为的概念框架中纳入母亲开门行为的观点(Fagan & Cherson, 2017)。其次, 青少年的阶段差异主要体现在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的关系中, 因为母亲关门行为与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的关系在三个青少年阶段不只具有量的差异, 还有质的差异, 对于青少年早期的家庭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而这一发现对于循证家庭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以上两点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母亲守门行为对于母子子系统功能的重要影响, 值得未来研究者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本研究一方面考察了母亲守门行为对于母子子系统功能的影响, 是对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研究的补充, 也是对家庭系统理论的溢出假说在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研究中的验证, 表明了母亲守门行为对于家庭功能的重要影响; 同时, 将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的研究, 从教养行为领域扩展到了母子的关系情感领域; 另一方面, 探讨了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差异, 进一步细化了母亲守门行为产生不同效果的条件, 是对母亲守门行为情境特殊性的尝试性研究, 对母亲守门行为与父子依恋以及父亲教养投入的关系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此外, 本研究对于家庭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提示母亲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父亲的随意批评和指责, 同时与父亲平等协商讨论孩子教养方面的问题。再有, 母亲对父亲教养的行为以及其自身对孩子的教养都应结合青少年发展阶段的特征, 在青少年早期, 母亲主要是鼓励和帮助父亲完成教养任务, 在提高父亲教养投入的同时提高自身的教养投入水平。但是, 当父亲的教养行为出现偏差时, 母亲也可以对父亲教养行为采取控制的方式, 因为母亲关门行为在青少年早期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在青少年后期, 母亲应减少对父亲的贬低和控制, 以防止这些行为对自身教养投入以及母子关系的破坏。

不过,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 本研究虽然考察了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差异, 但是无法准确考察这些差异的发展变化过程, 同时理论上虽然强调了母亲守门行为对于家庭功能的重要影响, 但是也无法排除母亲教养投入对母亲守门行为的预测作用, 而本研究采取的横断设计无法准确考察这些问题, 未来研究需要采取追踪研究设计的方法来弥补这些不足; 第二, 本研究虽然对青少年及其母亲进行了配对处理, 但是在相关变量的测量上采取的是自我报告法, 难以避免主观报告偏差, 后续研究可以采取多主体报告的方法来收集更客观全面的信息; 第三, 本研究虽然考察了母亲守门行为对母亲教养投入的预测作用, 但是并未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 有关母亲关门行为影响母亲教养投入的中介机制尤其值得关注; 第四, 本研究考察的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差异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母亲守门行为作用效果的情境特殊性, 但是并未对母亲教养投入和母子依恋的具体特征进行区分, 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母亲守门行为对不同方面的母亲教养投入和不同特征的母子依恋的影响; 第五, 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均为夫妻关系良好的完整家庭, 而这些家庭中的母亲在与父亲互动时更容易出现积极的开门行为而不是消极的关门行为, 今后研究需要纳入更多类型的家庭以更全面地考察不同形式的母亲守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