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崛起, 心理建设先行, 这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复兴提出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之后, 孙中山基于风雷激荡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教训,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心理建设”思想。该思想是其哲学、政治与社会心理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内容。目前, 国内学术界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 对孙中山的思想做了较多研究,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的探索还比较少。心理建设在孙中山的革命与建国方略中, 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他将心理建设列为建国方略中的三大建设之首。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建国方略当中,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是要以心理建设方略置于全部的方略之首, 心理最重要, 解决了心理才谈得上建立中华民国” (张侃, 2010)。孙中山认为国家建设的根本, 在于“心”。“人心就是立国的根本” (孙中山, 2004, p182), “建国之基, 当发端于心理” (孙中山, 第6卷, 1985, p214)。“国家兴亡, 系乎人心之振靡” (孙中山, 第6卷, 1985, p158)。国家的建设、发展和进步都不能离开心理建设。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而且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价值。

孙中山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旧中国,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国家灾难深重的危机之中(陈锡祺, 1991)。许多志士仁人担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孙中山本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医生, 医术精湛, 名声远播, 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改良却是一个更大的使命” (Lee, Wong, & Ng, 2013)。为此, 他对当时世界流行的各种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 并试图将这些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救亡图存的实践中去。孙中山认为国家的强盛比个人的健康更为重要, 唤起民众比为人治病更为紧迫。于是, 他决定弃医从政, 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事业, 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孙中山认为, 改革国家要在“改造人心, 除去人民的旧思想, 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 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 (孙中山, 第3卷, 1984, p129)。他的心理建设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所关心的是民众的心理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这一思想的基本宗旨是启迪民智, 改变民众旧有的、偏狭、消极的心理状态, 凝聚民心民力, 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自古以来便有“大同社会”的宏大思想(《礼记•礼运篇》)。“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的理想, 其核心是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平等互利、天下为公的太平世界。孙中山继承了这一“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创造性地将政治视为“管理众人之事” (孙中山, 第9卷, 1986, p254)。其建国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人人本着互助之原则, 尚道德、明公理, 进而实现世界和平。他特别强调“唤起民众”, 即关注民众的心理, 促使其觉醒与行动, 是实现理想目标的重中之重。他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 总有大同之一日, 此吾人无穷之希望, 最伟大之思想” (孙中山, 第3卷, 1984, p25)。“天下为公”不仅意味着天下归人民所有, 同时强调政治家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能力, 全心全意地为大众服务。国民应该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比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中山提出国民在思想上要将忠的对象加以纠正, 即不再是忠君, 而是忠于国家和人民, 为四万万人效忠, 人心有序, 社会才能有序。他倡导国民要具有“天下为公”的心态, 人人以自身之所长助他人之所短, 为国家的团结统一而努力, 共建一个和谐互助的新社会。为此, 他将众人分为“先知先觉者、不知不觉者和后知后觉者”三类(孙中山, 2014, p69), 认为先知先觉者起发明作用, 后知后觉者起宣传作用, 不知不觉者一旦被唤醒之后, 民众之间就会构成整体, 团结协作, 互帮互助, 实现其“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目标。在孙中山看来, 大同社会并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可以通过心理建设来实现, 即“以先觉觉后觉” (孙中山, 第11卷, 1986, p332), 唤醒民众, 移风易俗, 振奋民族精神和提高国民思想、道德水平。

孙中山批判了我国传统旧的知行观, 提出了“知难行易”的新论断, 意在强调认知因素在国家政治变革与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知难行易学说是孙中山基于对中国传统的知行思想的批评与新兴的科学心理学理论结合而提出的“对知行关系的崭新阐释” (马忠, 2010)。“知难”所表达的是在认知活动中, 获取科学认知之艰难, 这是“孙中山的认知心理”思想的体现(李绍崑, 2007)。孙中山认为“知之非艰, 行之惟艰”的命题(《尚书•说命中》), “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不仅令国人失去了“行”动的精神指南, 也失去了朝气和活力, 更失去了对于新思想的探索、承认和遵行。他总结到：“中国人有一种心理, 不知之事便不肯做, 必知之已真, 然后为之” (孙中山, 第5卷, 1985, p567)。传统的“知易行难”说, 使中国人长期将困难的事情误认为容易的, 容易的事情误认为困难的。这样, 人们既不能花费大量的力气和时间去“知”——认识事物, 却又以为“行”的困难。其结果是既不能获得明确的认识, 也不能勇于实际“行动”, 继而形成了国人遇难不进、遇苦强忍的悲观失望心理, 造成了阻碍国家事业建设发展的大敌。他在批判“知易行难”基础上, 确立了“知难行易”学说, 强调民众获得科学准确的认知在建国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学者指出, “知难行易”学说从哲学上开拓了国人的思想和心理空间, 可称之为“是创造式的转换, 这是自觉塑造国人心理无形的历史性工程” (张立文, 2014)。也有学者认为“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 都不是科学的命题。因为行和知都有其艰难的地方, 而且“知”与“行”孰难孰易也不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潘菽(1984)认为, “不过就一般而论, 知和行这一对统一的矛盾中行总是主导的方面, 这是可以说的, 但不是绝对的”。我们认为, 知行难易问题的确不是认识论的本质问题, 不过孙中山在这里并不是谈论认识论的本质, 而是强调如何获得正确认知、自觉行动和勇于行动的问题, 其目的是为了克服革命党人内部的“盲目”与“畏难”心理, 从而“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 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 (孙中山, 2014, p8)。他提出的心理建设理念, 是想通过改造人心, 改变数千年来中国人旧的思想观念, 启发我们的民族精神, 使人懂得“知”之难而努力求“知”, 知道“行”之“易”而乐于实“行”。在他看来, 国家的改造、政治的变革, 首先要使民众获取正确的认知, 具有科学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共同的认识和信仰, 培养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勇于实践才能有国家和社会的真正进步。

国民心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面对重大事件或者突发事件时所普遍呈现的普遍认知、情感、态度、理想、信念、行为倾向, 这是关系到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在旧中国长期内忧外患压抑下, 国人往往目光短浅, 不见国家大事, 只见个人—家族—宗族的小事, 身于国难中仍安于享乐。同时, “惟以仆观察社会之心理, 多不免抱一种悲观……此悲观之由来, 则因恐怖而起” (孙中山, 第2卷, 1982, p495), 在民众中易于滋生和蔓延消极的情绪, 导致民众狭隘、冷漠、涣散、迷惘、畏难、怕事, 不愿参与国事, 这也成为国家发展落后的要因。为此, 孙中山强调国民应立大志, 并以坚强的毅力加以支撑, 革命非一次尝试就能成事之举。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虽然屡遭失败, 可是他依然矢志不移, 认为“天下之事, 莫不成于艰难困苦之后, 但能打过此关, 则前途必曰顺利” (孙中山, 第5卷, 1985, p158)。孙中山提出, 培养积极乐观向上的健康国民心态是十分必要的, 其是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心理基础。孙中山在国民性问题上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 与当时其他人的主张不同的是, 他不仅深入鞭挞了国民劣根性, 而且对国民的积极人格做出了肯定, 通过对国民性格的优劣两方面人格特点的分析对比, 提出了国民观念转变的方向(Gregor, 1981)。孙中山主张“要造成一个好国家, 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 (孙中山, 2004, p196), “要正本清源, 自根本上做工夫, 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改良人格来救国这一说, 当是中国的出产物” (孙中山, 第8卷, 1986, p319)。因此, 需要在剔除国民劣根性的基础上, 继承与发扬优良的传统, 注重积极态度的培养和健康人格的培植, 期冀以道德教化的方式来振兴中华。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更是一位可敬的实干家。他认为, “根本救国, 端在唤醒国民” (孙中山, 第5卷, 1985, p116), 其心理建设思想不仅根据当时中国实际国情与国民性格特点提出了具体的心理建设要求, 还详细描述了实施的方法及具体改进措施。

首先, 孙中山认为, 可以通过“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 政府当训导之” (孙中山, 第9卷, 1986, p21), 对民众进行革命知识教育和政治知识教育这两条。政府官员和革命军人应做全体国民的表率, 要做人民公仆, 为民众服务。尤其在训政时期, 人民还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 政府官员代替人民行使权利就要树立良好的形象。他主张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强调要提升全体国民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 必须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孙中山指出：“远观历史, 横览九州, 人才之盛衰, 风俗之淳靡, 实关教化。教之以道, 则人才济济, 风俗丕丕, 而国以强” (孙中山, 第1卷, 1981, p2)。更为难得的是, 孙中山提倡的教育并非只是知识的灌输, 而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并非为了政府统治, 而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体现出了跨时代的高远眼光境界。

其次, 孙中山提出心理建设发展的核心在于宣传。他曾说：“现在我们应该晓得, 初期的革命, 十分重要的是枪炮奋斗, 后来的革命, 更加重要的还是宣传奋斗” (孙中山, 第10卷, 1986, p349)。根据孙中山的论述, 党可以通过宣传使四万万的民心都归于党, 威力胜于枪炮, 更能将先知先得之思想传播于后知后得, 以促使中华民族的进步。

再次, 倡导移风易俗, 巩固心理建设的成果。心理建设的关键因素在于革命者必须掌握自我学习的“高深学问”, 这不仅是个体思想成熟的重要途径, 亦是其通过自我反省、自我发展、最终达到自我完善的必须成长过程。自我完善的人“注重自修的功夫, 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 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 一旦融会贯通, 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 继续先烈的志愿, 舍身流血, 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 (孙中山, 第5卷, 1985, p562)。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命, 制定了宏伟的建国方略, 其中把心理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首位绝非偶然, 这是他对于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内涵和意义十分丰富, 主要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征。

孙中山在其自述中阐述了“心理建设”思想产生的三种来源：一为“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 二为“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 三为“吾所独见而独创者” (孙中山, 第7卷, 1985, p60)。他的心理建设思想来源颇为深广、复杂, 一方面注重对国民心理状态的分析认识, 通过积极的教育及引导从而推动社会改造; 另一方面受近代自然科学的熏陶, 孙中山树立了“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吴熙钊, 1986)。“真知特识, 必从科学而来”。据有学者考证, 孙中山心理建设的理论出发点乃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心为本”论, 体现出孙中山的中华文明思想的情愫。在撰写《心理建设》之前, 孙中山阅读了孔子、孟子、陆九渊、王阳明的著作, 受到“心为本”和阳明心学的影响。同时, 他更受到西方的启发, 曾经大量阅读19世纪末西方人文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书籍, 有罗素、尼采、沃特、席勒、赖特等哲人的20多本新作(黄明同, 2017)。十分难能可贵的是, 孙中山完全跳出了“中体西用”的窠臼, 步入了独立思考, 中西兼融, 综合创造的坦途, 具有“独见独创”的特色。

孙中山早年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是：第一, 以开放的品质学习西方文明, 但不是全盘照搬和重复; 第二, 通过比较与选择, 发展新的中华文明, 抛弃与新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旧文化包袱。1903年, 孙中山在取法西洋的同时看到了西方的弊病, 认为欧美国家“贫富之悬隔, 富者富可敌国, 贫者贫无立锥”, “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 他日必有大冲突, 以图实剂于平” (孙中山, 第1卷, 1981, p228)。他分析指出, 欧美社会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之多, 其也面临着社会革命, 而对于民生问题、社会革命问题, 中国有可能解决的更好一些。在孙中山看来, “欧美民族独立、民权尊重到民生发达, 正是我们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和价值目标。由于受千年专制的毒害,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不可以须臾缓, 而民生主义则可能因未受西方病的影响而优于欧美” (郭齐勇, 1996)。他一方面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趋新向西, 事事取法于民, 取法乎上; 另一方面又强调为我所用, “保留、转化固有文化资源中的积极因素, 以与西学相融合并加以创造性重建” (郭齐勇, 1996)。我们从孙中山对中西双方文化所采取的同情理解和双向扬弃态度上, 可以看出其深遂的文化洞见和睿识, 对中西双方都没有盲目信从。说明孙中山拥有清醒的认知与博大的胸怀, 这使他得以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 能够吸纳更多西方优秀科学思想, 并极力寻求其与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融合和发展(Wells, 2001, p13)。这种“中西合璧”, 既突出“现代性”, 又富含“民族性”的创造性整合, 正是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独具特色之处。

在孙中山的革命和建国思想体系中, 心性文明的地位与作用可谓是重中之重。他的心性文明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 展现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相结合的内在魅力。有学者总结认为该思想体现出两个重要特点：第一, 从两个文明相互关系来考虑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建设精神文明(周燎刚, 1986)。孙中山说：“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 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 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 (孙中山, 2014, p35)。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两两制约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的振兴, 不但有赖于物质文明的进步, 同时也有赖于心性文明的进步。因为“思想道德的建设能够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无穷的精神力量, 以保证其少走弯路,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曾成贵, 2001)。

孙中山主张发展心性文明目的是要巩固民国之根基。对于发展心性文明, 孙中山称之为“心理建设”, 成为他的“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的核心就是发展“心性文明”, 因此他一直强调心性文明在改造中国乃至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影响和贡献, 强调“革命精神者, 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 (孙中山, 第6卷, 1985, p13)。孙中山认为, “中国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 欲图进步改良, 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 究其源流, 考其利病, 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孙中山, 2014, p36)。由此可知, 他提出重视人们的心性问题, 是为了从传统性中考究出传统心理的“源流”、“利病”, 对其“补偏救弊”, 从而到达促进进步和改良的目的。在这一层面上, 孙中山将心性文明看作人内心道德层面所体验的自我觉悟与精神进步, 并以此完成改造与富强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方案(郭良婧, 2005)。他曾说过一句具有历史性和前瞻性的话：“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 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 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 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 还有道德问题, 有了很好的道德,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孙中山, 第9卷, 1986, p242)。在孙中山看来, 心性文明的发展自人类发展的总趋势上而言, 是“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的” (孙中山, 第3卷, 1984, p24)。发展心性文明的过程就是一个除旧布新、以新代旧的心理建设过程。孙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立足于现实的时代精神, 在今天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

将心理建设与政治建设相融合是孙中山治国思想的另一大重要特色。孙中山十分关注民众心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他的著述及演说中, 从“政治—心理”角度对政治问题作了诸多探讨, 并产生了利用心理问题来讨论政治问题的高度自觉意识。这也为我们从更深层面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新的路径。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革命党中的圣人”朱执信的耳濡目染(贺渊, 2000)。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明确指出：“夫国者, 人之积也。人者, 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 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 当发端于心理” (孙中山, 2014, p4)。在这里他把人看作“心之器”, 即人的一切行为是受心所支配的。政治被诠释为“人群心理之现象”。孙中山认为, 国家政治与国民心理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心理过程影响着政治活动, 心理活动也会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这种引进心理学思想来讨论社会政治活动的自觉意识, 是孙中山学说中的另一突出特点” (黎宗剑, 1989)。孙中山从主体角度对政治进行阐释, 强调了“人心”与政治的关系。他说：“政就是众人之事, 治就是管理, 管理众人之事, 便是政治” (孙中山, 第9卷, 1986, p254-255)。按照孙中山的观点, 人的五官百骸等器为物质之体, 但“仅有物质之体, 而无精神之用者, 必非人类, 人类而失精神, 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 (孙中山, 第6卷, 1985, p12)。也就是说“人者心之器也” (孙中山, 2014, p4)。一个真正健康的、完全意义上的人是有“精神之用”的人, 是用“心”指挥“器”的人。孙中山这种对政治的理解和审视, “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充分考虑了人们的政治行为与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王蓓, 1999)。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 将国民的心理建设提到革命、立国、建国的高度来进行解释和探索, 这是与当时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极为难能可贵的尝试。在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政治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大事。政治问题和心理思想的联结是必然的, 是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的, 正如邵元冲(1948)所讲“心理建设为改造社会之原动力”。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可谓是抓住了社会治理中的关键, 强调通过对民众心理的改造, 实现其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之主张, 不仅具有哲学、政治学发明的合理性, 而且具有心理学的科学性, 这一创造性的实践历程对发现和解决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实际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 心理建设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就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而言, 由于内忧外患等种种历史原因, 美则美矣, 百年前的中国, 国家孱弱, 民族遭受欺凌, 人民贫困, 在此背景之下, 他的建国理想只能是镜花水月。1919年3月, 孙中山将《建国方略》的英文副本送交美国商务部与英国内阁, 但结果音信全无。外国记者史扶邻把孙中山看作是一位夸夸其谈的“空想家” (林家有, 张磊, 2014, p364)。我们认为,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乃至他的整个建国方略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行,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心理改造问题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虚体性的软实力文化事业建设工程, 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解放, 成为那一代先辈们需要解决的最迫切、最危急的问题, 无疑孙中山倡导的心理建设这一先进思想中充满了不少理想化的色彩。加之孙中山提出心理建设思想之后不久就不幸逝世, 人亡政息, 也直接妨碍了其思想的实施。同时, 一个时代的建国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即使是正确的, 然而随着时间、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 这些方针政策也需要有新的调整及改变, 而所有这些又构成了后继者的新使命。无疑孙中山继往开来的进取精神, 使其心理建设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心理建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社会发展事业, 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深化社会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心理建设什么”、“怎么样进行心理建设”是值得我们长期需要加以重视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心理建设有着一定的“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所谓“固本效应”, 指的是先进的心理因素具备葆有个体定力、站稳脚跟的效应, 从而筑牢自身的发展之本。而所谓“引领效应”, 指先进的心理建设内容对各种心理要素起着引领作用, 同时也对社会文化起着引领作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开“心理建设”之先声, 他的主张及其思路、方法等, 已成为我们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 迄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第一, 当前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过程中, 需要继续弘扬孙中山心理建设优先的思想。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三项重要内容, 其中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可以视为心理建设。正如有研究者提出, 现代意义的心理建设“是指对生活在同一空间与时间里的许多不同的个人, 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阶层而形成的不同的思想、概念、精神状态与心理差距的一种调节。在许多不同之中, 寻找一个大家接近的共同基点, 然后以这个基点为标准, 凝结成社会共同一致的价值取向” (秦龙, 2006)。孙中山早在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旧中国便认识到了心性文明建设的重大作用, “发展文明, 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 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 (孙中山, 第6卷, 1985, p525)。他在关注个体心理状态的同时, 致力于提升人民生活的意义与幸福感, 这与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相吻合。进入21世纪以来,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人面临着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而精神生活渐趋旁落的悖论困扰。同时, 消费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发展问题, 即“如何在承认人人都有物质主义倾向的情况下, 减低其对其它有价值的生活目标的损害程度” (Kasser, 2016)。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心理建设事业仍然需要从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两方面入手, 而不能片面发展。目前我们国家还少有从宏观层面和积极发展的视角探讨心理建设问题, 但“作为心理学研究者, 我们需要关注我们公共的和社会的责任, 参与公共政治和政治过程” (Deleon, 2017)。无疑高扬孙中山的“心理建设先行”旗帜, 重视社会变革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 促进国民积极心态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才能逐步克服精神文明建设相对不足的现实时代问题。

第二, 要积极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中西合壁, 融合创新”的精神, 秉持“天下为公”和“为民众服务”的思想, 做好当前心理建设的社会服务工作。

当前心理建设事业仍然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文明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 对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这一重大课题上, 至今仍有许多人一直持有“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自卑情结, 这种尊崇甚至迷恋西方文化的心理, 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影响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孙中山的心性文明与传统儒家的心性论思想一脉相承, 弘扬了心学的“以心为本”与“德治”理念, 并变革了传统的“知行观” (宁新昌, 2016)。在这方面, 我们不仅需要正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同时我们更需要积极借鉴孙中山“中西合璧、融合创新”的原则, 坚持“天下为公”的思想, 必须全心全意地替大众服务, 做好当前心理建设的社会服务工作, 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复兴。孙中山胸襟开阔, 融贯中西, 集两大文明之精华, 去两大文明之弊端,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之总体趋势, 设计了中国何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发展道路,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他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学习西方近代文化, 并立足于社会现实, 寻找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刘敬东, 吴国风, 1999)。现阶段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既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内在的差异和冲突矛盾。孙中山中西合璧、融合创新的理念, 同样能够为我们追求幸福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提供具有内生性的有意义发展线索。

第三, 要汲取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积极因素,“知行合一”, 提高实行力。

“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他所主张的“行先知后, 行易知难”其中还有两层含义：一是讲“不知亦能行”; 二是说“有知必有行”。这样就将知与行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他认识到了实践对人类认识和人类进化的重要意义” (刘敬东, 吴国风, 1999)。如果国人的心理依然停留在“不知固不欲行, 而知之又不敢行” (孙中山, 第6卷, 1985, p199)的地步, 就只能束手待毙, 建设的计划也只能落空。孙中山毕生践行“破国民心理之大敌, 出国人思想之迷津” (孙中山, 第6卷, 1985, p159), 以使彼时的中国逐步走出思想之泥沼, 在迷惘中艰难探索, 在挫折中砥砺前行, 最终建设起一个不断进步的中华民国。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时代, 急需要提高人们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无疑积极学习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 对于我们克服许多空谈和不作为的行为现象具有重要的实践启发意义。只有不断提高科学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 突出真抓实干这一关键行为方式, 才能进一步促进“知行合一”的社会和谐发展。

第四, 心理建设需要克服负性情绪, 提升乐观进取精神。

培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是心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积极心理学内容：他重视个体层面的积极认知, 注重潜能的开发及积极人格的形成; 强调群体层面的良性互动, 致力于培养团结、合作、共享、利他、宽容等积极品质; 在社会层面上, 他关注整个社会的风气、文化氛围, 提倡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针对旧中国国民心理的弊端, 孙中山指出：“中国国民之性质, 其最大之弊为悲观” (孙中山, 第3卷, 1984, p63)。国人“顾虑之念”、“畏难之心”太重(孙中山, 第6卷, 1985, p224)。为此, 他大声疾呼：“将悲观之心理打除, 生出一极大之希望, 造成一进取之乐观, 唤起国民勇猛真诚之志气, 则于民国建设前途, 实有莫大之利” (孙中山, 第2卷, 1982, p496)。在《〈国民月刊〉出世辞》(1913年5月20日)中, 孙中山说到：“乐观者, 成功之源; 悲观者, 失败之因。吾人对于国民所负之责任, 非图谋民生幸福乎?民生幸福者, 吾国民前途之第一大快乐也。既然矣, 则吾人应以乐观之精神, 积极进行之, 夫然后民生幸福之目的可达, 而吾人之希望乃有成也。”可见, 当时他已经关注到了正性情绪的积极作用, 而悲观心理是造成国家灭亡的危险所在。当前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 积极心理能够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并防止在生活贫瘠、毫无意义时出现病态(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现在我国虽然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然而“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凸显, 大量消极情绪随之产生, 并逐渐累积成为一种社会性情绪气氛, 有可能成为导致社会事件爆发的情绪能量” (王俊秀, 2015)。如果这些负向情绪逐渐扩大化, 势必将会进一步为激化社会矛盾提供心理土壤。因此, 改善社会心态环境,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之一。重视对国民积极心理的激励和引导, 促进个体积极健康的人格的发展, 这无疑对提升国民普遍幸福感, 优化人民心理素质, 建设人类幸福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 融合了当时中西方文明的先进成就, 独创了别具一格的“心理建设先行”思想。这一思想将实现“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为民众服务”作为心理建设的高远理想宗旨; 倡导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突出“重行”的认知行动方式, 以此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突破; 强调以人为本, 突出真诚价值、积极乐观、立志成功, 成为心理建设的重点优化内容; 以宣传、教育、习俗改变为心理建设的主要方法途径, 重塑国民性格和新精神。呼吁国家的基础革新应立足于“改造人心”, “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 确立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实现个人理想相结合的奋斗目标, 愈挫愈奋, 再接再厉, 振兴中华。

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心为本”论。同时融进了西方现代科学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进化论等新理念, 为中国人开阔了视野, 展示了新的思路。“站在现代科学前沿, 以新的时代精神, 弘扬与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 为后人提供典范” (黄明同, 2017)。

100年前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社会现实启发价值。所谓历史意义是指对人类文明成就进步的延续流存程度及继往开来的变革内涵。1918年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的提出, 正值内忧外患、二次革命低潮的非常时期, 而“四万万人, 一盘散沙”。孙中山试图通过心理建设, 秉持大义、救亡救种, 振兴中华的信念, 推动社会思想革新。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在当时便受到了不少人的高度评价。例如胡适就非常赞赏孙中山的“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 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结论, 认为“这是不可磨灭的名言”。他于1919年7月20日印行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撰文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 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称孙中山为真正的实行家：现在最大的危险, 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极具科学意义, 是对时代精神的开拓与创新。他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结合, 制度文明与心理文明相结合, 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相结合, 创造出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科学思想体系。孙中山的继往开来精神与进取努力, 为揭示心理建设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保障和不竭动力。这一强大的启迪意义“使我们在构建当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蓬勃向上的人文精神紧密结合的新时代社会时, 亦可以从中吸取智慧” (姜义华, 1994)。

长期以来, 国内学术界将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等同于思想政治建设, 仅仅重视了心理建设思想的大尺度启发效应, 而没有注意到心理建设思想的小尺度启发效应, 以致缺少对心理建设问题微观性的、具体的实施手段的深入发掘。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博大精深, 影响深远, 彰显出了“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的使命和担当, 显然并非完全是心理学的研究主题, 属于“大思想”的范畴, 但也包含着丰富的、具体的“小思想”性质的心理学内容。其中不乏涉及了一定的进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方面的思想要素。我们认为, 心理建设无非是关于人的知、情、意、行方面的适应信息选择与系统优化。从进化心理学研究取向来看,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理论积极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 他承认“物质为体, 精神为用”, 赞同宇宙是物质进化的过程。依据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提出宇宙进化经历三个时期; 物质进化之时期、物种进化之时期与人类进化之时期。他明确主张, 只有物质而无精神, 必定不是人类。强调人类的进化以“互助”为原则, 是宇宙发展的必然, 其关系着人类社会的“昌”与“亡”。孙中山不仅看到了“竞争选择”的进化论优点, 而且提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 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这与当今的进化心理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当前进化心理学主张适应是人的心理机制。人类的心理(mind)就是一整套信息处理的装置, 这些装置是由自然选择而形成的, 其目的是处理我们祖先在狩猎等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适应问题。封装系统的优化可以凝聚心理能量和心理模块(叶浩生, 2006)。心理进化机制需要通过“威望系统”的表率、引领作用, 即有威望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会成为周围人模仿、学习的行动范例。这与孙中山所提出的“以先觉觉后觉”主张, 有不少暗合之处。

从认知心理学与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讲,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创新了中国传统心学的知行观, 在谋划中国的心理建设时, 特别关注了人的认知方法, 把变革中国传统的知行关系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认为知与行的关系不是知易行难, 而是可以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种情形。提出“以行而求知, 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个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 便能进步。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之历数在汝躬”的重行主义色彩。孙中山这一心理建设思想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具有契合性。美国著名现代化研究专家英格尔斯(Inkeles, 1985)指出：人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变革, 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与前提。人的心理素质现代化作为现代人的首要特征。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自今仍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发展方针, 同时指出需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显然与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的精神实质相一致, 同时进一步说明了：“心理学价值的不断扩大是上个世纪真正卓越的知识和文化成就之一” (Loss & Pickren, 2016)。心理建设是一项提升软实力性质的、长期复杂的社会发展任务, 其贯穿于我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始终, 不可一日或缺。时值孙中山完成《建国方略》100年后的今天, 他的伟大理想大多已经得到实现并有了新的发展, 但关于国民素质提升问题依旧存在。有学者最近指出, 在新的时代变革时期, 我们需要更加深刻认识和重视“心理建设”思想的实施(辛自强, 2017)。当前我国的心理建设事业不仅要应对负面社会心态问题、关键心理指标的恶化趋势, 更需要从正面培育健康、平和、包容、上进的社会心态, 提升国民的幸福感、成就感、获得感等积极心理指标, 将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心理服务体系等纳入社会治理政策中, 充分调动社会心理资源, 形成经济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三者合一的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策略机制。这也正是重温、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 以展示这一宝贵精神遗产跨越时代强大生命力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