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关系是我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社会稳定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建国至今, 中央与地方在多个层面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致力于构建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当前, 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态势稳定, 但消极族际态度与偏见依然存在(高承海, 党宝宝, 万明钢, 2013), 阻碍族际交往交流交融, 加深民族隔阂, 致使社会稳定和发展成本增加。基于该现状, 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及“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因而, 在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促进族际团结与共同发展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李森森, 龙长权, 陈庆飞, 李红, 2010), 这自然吸引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关注(辛自强, 2018)。

十九大报告中涉及的促交流、促交往、促交融与反暴恐、反分裂、反极端, 对应族际关系和互动中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根据效价进行区分在包括族际接触在内的群际接触研究中同样存在, 即分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两类(如Berge, Lancee, & Jaspers, 2017; Techakesari, Barlow, Hornsey, Sung, Thai, & Chak, 2015)。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有关群际接触的研究历史悠久, 有众多实证基础的群际接触理论成为群际关系研究和偏见消除实践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Pettigrew & Tropp, 2011; Vezzali, Hewstone, Capozza, Giovannini, & Wölfer, 2014)。然而, Pettigrew和Tropp (2006)基于713个独立样本的元分析发现仅有不足5%的样本涉及消极接触。换言之, 先前群际接触研究存在“积极偏向”, 更多关注积极接触效应及其机制, 而消极接触效应及其机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这种研究传统并不是因为消极接触不存在、研究不重要或无助于群际关系改善, 而是因为群际接触研究具有政策关联性, 即帮助制定或评估降低群际偏见、改善群际关系的政策, 研究积极群际接触能够更直接地达成这一目的(Graf & Paolini, 2017)。在现实生活中, 群体间消极接触的确存在, 如不愉快的互动、不公正对待、歧视, 且会对群际态度、群际接触意愿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Jasinskaja-Lahti, Mähönen, & Liebkind, 2012; Kauff et al., 2017; Mazziotta, Rohmann, Wright, Tezanos-Pinto, & Lutterbach, 2015)。此外, 建立在积极接触研究基础上的群际接触理论面临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比如有研究表明在多民族或种族国家和地区, 接触越多偏见越深(Ayers, Hofstetter, Schnakenberg, & Kolody, 2009; Cernat, 2010)。基于此, Pettigrew (2008)呼吁对消极群际接触进行更多研究, 全面探究群际接触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 拓展群际接触理论。近年来, 同时考虑积极和消极接触的研究逐渐增多, 研究结果表明在稳定或不存在严重隔离的社会情境中,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接触经验要多于消极接触经验(Graf, Paolini, & Rubin, 2014; Mähönen & Jasinskaja-Lahti, 2016; Paolini, Harwood, & Rubin, 2010); 而在冲突的社会情境下, 消极接触经验则多于积极接触经验(Visintin, Green, Pereira, & Miteva, 2017)。我国多民族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据此并结合以上论述提出假设1：

假设1：在我国族际背景中, 积极族际接触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大量研究已表明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和互动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Pettigrew & Tropp, 2006), 近年来有关消极接触的研究则发现消极接触会对群际关系和互动产生消极阻碍效应(Graf & Paolini, 2017)。传统的群际接触假说认为积极接触能带来偏见降低等积极效应, 但该效应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是群际双方愿意接触, 因而选择接触意愿作为结果变量是有价值的(Ron, Solomon, Halperin, & Saguy, 2017)。已有研究表明群际接触对群际态度中的情感和行为成分的效应不同(Tropp & Pettigrew, 2005), 循此思路关注行为意愿是有必要的。关于接触经验与接触意愿可能的关系, 一方面, 有更多的积极接触意味着群际双方所处环境中, 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另一方面, 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来分析, 更多的积极接触形成相应的习惯, 积极接触的行为受到强化, 继而有更高的接触意愿; 相应的, 消极接触则会损害接触意愿。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族际接触经验与族际接触意愿有显著相关。

假设2a：积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强。

假设2b：消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弱。

随着消极接触研究的逐步推进, 两种效价接触效应的相对大小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但现有的研究结果尚未达成一致。群际关系领域中的效价不对称模型(Graf & Paolini, 2017; Paolini & McIntyre, 2019)认为, 相较于积极接触, 消极接触中的群体身份显著性更高, 而群体身份显著性会促进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由个体层面泛化至群体层面, 因而消极接触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Graf & Paolini, 2017; Paolini et al., 2010)。该观点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Barlow et al., 2012; Hayward, Tropp, Hornsey, & Barlow, 2017)。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积极接触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大于消极接触(如Pettigrew, Tropp, Wagner, & Christ, 2011), 积极优势观认为积极接触因为有数量上的优势而能累积更大的效应(Graf et al., 2014)。基于我国现实的族际背景, 尽管消极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 但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总体态势稳定, 并已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权威制度支持积极接触而克制消极接触,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促进效应大于消极族际接触的阻碍效应。

在国外某些群际背景中的研究表明, 积极和消极接触不仅可以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和消极的直接影响(Aberson, 2015; Hayward, Tropp, Hornsey, Kate, & Barlow, 2018), 还可以通过一些中介变量产生间接影响, 如群际自我效能(Mazziotta et al., 2015)。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 该信念会影响随后的动机和行为(Bandura, 1997)。有研究者将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效能概念引入群际接触研究中, 并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开展实证研究。比如Gougeon (2015)在加拿大两地大学生样本上发现积极替代接触能够提升他们(原本关系疏远的)与土著居民接触的自我效能; Mazziotta, Mummendey和Wright (2011)在德国开展的研究检验了自我效能在积极接触与群际态度、群际接触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积极接触能显著提高自我效能, 进而改善群际态度和增强群际接触意愿; Mazziotta等人(2015)的新近研究发现群际自我效能在积极接触与消极接触的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族际自我效能是指在跨民族背景中的特殊化的自我效能, 是个体对自己是否具有成功开展族际互动、建立族际关系、应对族际问题能力的判断。依照社会学习理论和国外其他群际背景中的研究发现, 直接或间接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 即成功接触经历, 将提升族际自我效能, 使得往后族际互动的意愿更强, 而消极族际接触经验, 即失败接触经历, 则会导致族际自我效能的降低, 继而导致族际互动意愿的削弱。据此, 提出本研究的假设4：

假设4：族际自我效能在族际接触经验与族际接触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4a：积极族际接触经验会提升族际自我效能, 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

假设4b：消极族际接触经验会降低族际自我效能, 进而减弱族际接触意愿。

群际接触对群际结果变量的效应受到一些条件的调节。Pettigrew和Tropp (2006)通过元分析研究发现积极接触效应在多数群体上强于少数群体, 新近的研究为此结论提供了更多证据(Binder et al., 2009; Feddes, Noack, & Rutland, 2009; Gómez, Tropp, & Fernández, 2011)。他们认为, 在群际互动过程中, 相比于多数群体, 少数群体成员更有可能知觉或预期多数群体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 这种倾向抑制了积极接触对于少数群体的群际关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使得多数群体上的积极接触效应相较于少数群体更大(Pettigrew & Tropp, 2006)。Barlow等人(2012)认为消极接触的效应也会受到群体身份等条件的影响。相比于多数群体, 少数群体在群际互动过程中更担心自己会受到歧视或偏见, 因而对多数群体有更多消极的期待, 而消极接触的发生正好验证了这种期待, 会被视为外群体歧视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群体的证明, 使得消极接触在少数群体上的效应更大(Vedder, Wenink, & van Geel, 2017; Visintin et al., 2017)。换言之, 不论是积极接触还是消极接触, 其效应对特定群际背景中的两个群体并不是对称的。近年来, 有研究者在我国族际背景中检验某种族际接触的效应, 比如想象接触(刘阳, 孙秀玲, 李红, 龙长权, 2014; 尧丽, 于海涛, 段海军, 乔亲才, 2015)。本研究根据族际背景分为两个研究, 研究1选取比较受关注的维吾尔族-汉族族际背景(简称维汉族际), 以内地和新疆的维汉两族大学生为被试, 研究2选取回族-汉族族际背景(简称回汉族际), 以宁夏回汉中学生为被试。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91.51%, 回族占0.7943%, 维吾尔族占0.7555%, 从全国人口比例来看, 汉族属于多数群体, 而回族、维吾尔族属于少数群体。据此提出研究假设5：

假设5：积极族际接触和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因族群身份差异而不同。

假设5a：积极族际接触效应在汉族样本上要强于维吾尔族或回族样本。

假设5b：消极族际接触效应在维吾尔族、回族样本上要强于汉族样本。

内地汉族样本。在内地高校选取汉族被试(遵循班级或寝室中有维吾尔族同学这一原则)发放问卷, 回收问卷480份, 将不认真作答、项目漏答过多、未提供关键信息的问卷筛除, 最终有效问卷共448份, 有效率为93.3%。其中男生195人, 女生253人; 年龄在17至25岁(M = 20.33, SD = 1.66); 大一85人, 大二108人, 大三121人, 大四134人。

新疆汉族样本。在新疆高校选取汉族被试发放问卷, 回收问卷862份, 筛除不认真作答、项目漏答过多、未提供关键信息、作答目标族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 最终有效问卷791份, 有效率为91.7%。其中男生275人, 女生505人, 性别信息缺失11人; 年龄在16至25岁(M = 20.13, SD = 1.23); 大一192人, 大二393人, 大三195人, 大四8人。

内地维吾尔族样本。在内地高校选取维吾尔族被试进行施测, 回收问卷414份, 将不认真作答、项目漏答过多、未提供关键信息的问卷筛除, 最终有效问卷共375份, 有效率为90.6%。其中男生140人, 女生235人; 年龄在17至25岁(M = 21.73, SD = 1.75); 预科及大一共93人, 大二71人, 大三90人, 大四及医学专业大五共121人。

新疆维吾尔族样本。在新疆高校选取维吾尔族被试进行施测, 回收问卷1034份, 将不认真作答、项目漏答过多、未提供关键信息的问卷筛选出来, 最终有效问卷共901份, 有效率为87.1%。其中男生234人, 女生642人, 性别信息缺失25人; 年龄在17至24岁(M = 20.77, SD = 1.19); 大一122人, 大二358人, 大三405人, 大四16人。

多维族际接触量表。根据接触类型(直接接触、网络接触、拓展接触、替代接触、想象接触), 并依据接触效价(积极与消极接触), 建构多维族际接触概念并编制量表进行测量(黄飞, 王昌成, 石宽宽, 哈力克, 2018)。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分别有五种接触类型, 共10个分量表, 采用5点评分, 1表示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5表示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 2、3、4介于二者之间, 数字越大表示频率越高。共40个项目, 每个分量表有4个项目, 积极接触、消极接触分别有20个项目, 在当前4个样本上两种效价族际接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92、0.93、0.92、0.92, 0.83、0.90、0.90、0.92, 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得分越高表明族际接触经验越多。

族际接触意愿量表。采用Crisp和Husnu (2011)的量表, 根据当前的族际背景加以修改, 由10个项目组成(例如, 如果你遇到维吾尔/汉族人, 你认为你与他/她们聊天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遇到维吾尔/汉族人, 你是否有兴趣与他/她们聊天; 如果你遇到维吾尔/汉族人, 你是否想与他/她们聊天), 采用9点评分量表(1 = 一点都不, 9 = 非常)。在4个样本上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93、0.93、0.90、0.92。得分越高表明未来族际接触意愿越强。

族际自我效能量表。参考Mazziotta等人(2011)的做法, 编制三个项目测量族际自我效能(我相信自己能够与某族人形成积极融洽的关系; 即使在民族关系敏感时期我也能够与某族人保持积极的往来;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好在与某族人相处时遇到的意外情况), 采用7点评分, 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在4个样本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1、0.85、0.77、0.86。得分越高表明族际自我效能越高。

内地维汉数据收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在某地区9所高校与目标学生取得联系并征得同意后, 由心理学专业汉族研究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担任施测者进行施测。第二阶段, 通过维吾尔族施测者与内地其他11所高校学生取得联系, 在说明相关研究情况征得同意后由每所学校的施测者(给予书面的施测流程以及注意事项)进行施测。第三阶段, 由汉族施测者对符合要求的汉族学生对象进行施测。鉴于地点和时间的限制, 共有160位维吾尔族学生是通过发放电子版问卷来施测的。给汉族学生发放502份问卷, 回收率95.6%, 给维吾尔族学生发放442份问卷, 回收率为93.7%。

新疆维汉样本的收集：在南疆某高校, 第一阶段, 主试与心理学公共课任课教师联系, 征得学生同意, 根据学生的族群身份, 发放相应版本的问卷进行团体施测, 当场回收。第二阶段, 主试在班会时间, 征得班主任和学生同意, 以院系班级为单位发放一般版问卷, 当场回收, 部分通过个别方式单独施测。给汉族学生发放900份问卷, 回收率为95.8%, 给维吾尔族学生发放1100份问卷, 回收率为94.0%。

2.4.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采用匿名方式填写, 采用5点、9点、7点三类评分等级, 在实测程序上对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部分因素进行了控制。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 结果显示, 在4个样本上第一个因子变异解释率分别为20.40%、27.95%、22.04%、24.67%, 均低于临界标准40%, 故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变异。

2.4.2 描述统计和两种效价族际接触间的均值比较

内地和新疆维汉两族共4个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在4个样本上分别进行相关样本的t检验, 检验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的差异, 结果分别为：t(447) = 34.04, p < 0.001, Cohen’s d = 1.61; t(790) = 45.02, p < 0.001, Cohen’s d = 1.60; t(374) = 50.38, p < 0.001, Cohen’s d = 2.60; t(900) = 68.81, p < 0.001, Cohen’s d = 2.29。积极族际接触显著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假设1在维、汉4个样本上均得到验证。

2.4.3 相关分析和效价不对称性检验

基于内地和新疆维汉两族样本的相关分析结果呈现在表2中。在4个样本上, 积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均显著正相关, 均达到中等效应, 加权相关为0.56, 假设2a在4个样本上均得到验证; 消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均显著负相关, 低度到中低度相关, 加权相关为-0.25, 假设2b在4个样本上均得到验证。两种效价的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应差异检验结果：Z = 4.80, p < 0.001; Z= 7.57, p < 0.001; Z = 5.58, p < 0.001; Z = 9.15, p < 0.001, 均为积极族际接触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消极族际接触的阻碍效应。假设3得到验证。

2.4.4 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积极族际接触、消极族际接触为预测变量, 族际自我效能为中介变量, 族际接触意愿为结果变量进行路径分析, 路径图见图1, 效应分解情况见表3。

结果表明, 在4个样本上, 积极族际接触既可以直接影响族际接触意愿, 也可以通过族际自我效能间接影响族际接触意愿, 加权平均中介率为24%, 总效应为中等程度。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直接影响在4个样本中的3个上显著, 且通过降低族际自我效能显著间接削弱族际接触意愿, 加权平均中介率为51%, 总效应为低程度。采用有放回抽样法, 抽取与每个分样本等容量的样本5000个, 分别进行估计然后计算95%置信区间(结果见表3), 以此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4个样本上的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 假设4a和假设4b在4个样本上均得到验证。

2.4.5 维汉族群样本之间族际接触效应的比较

在表2中呈现的4组相关矩阵基础上, 对积极族际接触和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消极族际接触和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在汉维两族群样本上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在新疆地区, 汉族样本上的积极族际接触效应大于维吾尔族样本(0.64 > 0.57, Z = 2.27, p < 0.05); 在内地, 汉维两族样本上积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差异不显著(0.44和0.51相比, Z = -1.29, p = 0.20)。假设5a在新疆维汉两族群比较中得到验证, 在内地的维汉两族群比较中未得到验证。在新疆地区, 汉族样本上的消极族际接触效应大于维吾尔族样本(相关绝对值0.38 > 0.23, Z = 3.40, p < 0.001), 与假设的差异方向相反; 在内地, 消极族际接触和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在维汉样本上的差异不显著(0.14和0.17相比, Z = -0.44, p = 0.66)。假设5b在两地区的维汉两族群的比较中均未得到验证, 即消极族际接触在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效应差异模式未发现在少数群体上更大的证据。

基于表3中呈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新疆地区, 积极族际接触对汉族的效应与对维吾尔族的效应的置信区间有重合, 即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无差异, 消极族际接触对两族群的效应的差异也不显著。若将路径分析中的效应视为相关进行差异检验, 积极接触：Z (0.44 vs. 0.49) = -0.91, p = 0.36; Z (0.58 vs. 0.54) = 1.19, p = 0.23; 消极接触：Z (0.11 vs. 0.16) = -0.73, p = 0.47; Z (0.15 vs. 0.24) = -1.92, p = 0.055。即总体上, 假设5a和假设5b均未得到验证。

研究1在维汉族际背景中, 选择内地(维吾尔族散居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两地区, 同时选取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 同时测量各种类型的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 检验两种效价的族际接触及其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 并检验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得出如下结论：(1)在维汉族际背景中, 积极族际接触远远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2)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显著相关, 积极族际接触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强, 消极族际接触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弱; (3)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促进效应大于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阻碍效应; (4)族际自我效能部分中介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应; (5)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在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上的差异未得到一致证据支持。

汉族中学生样本。在宁夏某两县高中或初中学校选取汉族中学生进行施测, 采用整群抽样, 共回收969份, 有效问卷957份, 有效率98.8%。其中男生474人, 女生452人, 性别缺失31人; 初中生486人, 高中生471人; 平均年龄为15.67岁, 标准差为1.80。

回族中学生样本。在宁夏某两县高中或初中学校选取回族中学生进行施测, 采用整群抽样, 共回收571份, 有效问卷565份, 有效率98.9%。其中男生240人, 女生296人, 性别缺失29人; 初中生301人, 高中生264人; 平均年龄为15.90岁, 标准差为1.91。

与研究1所用量表基本一致, 将族际背景转换成回汉族际背景。在汉族、回族中学生样本上, 积极族际接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92、0.93, 消极族际接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92、0.90, 族际接触意愿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94、0.94, 族际自我效能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88、0.86。在中学生样本上各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选择宁夏某两县四所中学, 在校方允许和任课教师帮助下, 共抽取30个高中班级和24个初中班级进行集体施测, 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1823份, 回收到标识为回族和汉族的问卷1540份, 回收率为84.5%。

采用Harman单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在汉、回族中学生样本上, 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24.69%、27.14%, 均低于40%, 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明显。对共同方差偏差的控制与研究1相同。

宁夏地区回汉两族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使用相关样本t检验, 结果分别为：t(956) = 33.14, p < 0.001, Cohen’s d = 1.31; t(564) = 40.48, p < 0.001, Cohen’s d =1.39。积极族际接触显著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假设1在回汉2个样本上均得到验证。

根据表4中的相关, 回汉两族中学生样本上, 积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为中度显著正相关, 加权相关为0.58, 假设2a得到验证; 消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均为较低程度显著负相关, 加权相关为-0.21, 假设2b得到验证。在两个样本上分别比较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促进效应与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阻碍效应的大小, Z = 9.44, p < 0.001; Z = 9.20, p < 0.001, 均为积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显著更高, 假设3得到验证。

基于回汉两族中学生样本的路径分析结果见图2, 效应分解情况见表5。积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总效应中有24%和28%是通过族际自我效能中介的, 用Bootstrap法检验该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假设4a得到验证; 消极族际接触通过族际自我效能对族际接触意愿有显著的效应, 中介率为49%和65%, 用Bootstrap法检验该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假设4b得到验证。

在回汉两个族群样本之间的效应比较：零级相关上, 汉族样本上积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显著低于回族样本(0.55 < 0.63, Z = -2.31, p = 0.02), 与假设的差异方向相反, 假设5a未得到验证; 消极族际接触与族际接触意愿的相关不显著(0.20与0.22相比, Z = -0.39, p = 0.69), 假设5b未得到验证。基于路径分析所得效应的比较, 95%置信区间有重叠, 即差异不显著。路径分析中总效应的差异检验：积极接触：Z (0.53 vs. 0.60) = -1.94, p = 0.053; 消极接触：Z (0.12 vs. 0.13) = -0.19, p = 0.85。即总体上, 假设5a和假设5b均未得到验证。

研究2在回汉族际背景中, 在宁夏地区(回族聚居区)同时选取回族和汉族中学生样本检验研究假设, 所得结论与维汉族际背景中的结论基本一致, 两个研究在两个族际背景中, 样本的群体也有所不同, 相互之间互为交叉验证, 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两个研究在两个族际背景中共6个样本上的主要结果总结如表6：(1)对于族际接触的量和效应, 效价很关键; (2)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应中, 族际自我效能有作用; (3)多数或少数这一群体特征的调节作用未见一致证据。接下来就这三方面展开讨论。

考虑接触效价问题旨在回归完整的接触, 此时需要解决效价确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 有5种备选做法：一是实验操纵, 比如操纵接触对象的姿态、语调等; 二是根据提名外群体朋友或敌人的数量来确定; 三是由研究者设置单一或多个积极、消极接触项目, 要求报告数量; 四是根据接触者的主观体验确定效价; 五是结合主观体验的强度和研究者设定的效价方向来测量。当前选用的多维族际接触量表依循第三种方法, 并考虑多种接触类型, 每种类型有多个具体接触项目, 且假设所有项目的强度一致。这比单一项目测量(如Barlow et al., 2012)具有更稳定的心理测量学属性, 类似的做法包括Hayward等人(2017)编制的群际接触经验量表。认识到群际接触有多种方式并进行相应测量是对Dixon、Durrheim和Tredoux (2005)的回应, 将接触层次与方式同时纳入群际接触的概念建构和测量将更接近真实世界中的群际接触。

在我国维汉、回汉族际背景中, 积极接触经验明显多于消极族际接触经验, 这与在其他群际背景中所得研究结果一致(Graf et al., 2014; Hayward et al., 2017; Paolini et al., 2010), 差异的大效应量与当前维汉和回汉族际关系总体上和谐稳定这一现状相符。尽管积极族际接触占主基调, 但也不容忽视地存在一定量的不同形式的消极族际接触。接触数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区因素中的民族人口结构, 有研究者称之为多样性(Laurence & Bentley, 2018), 它是影响族际接触机会的重要因素。在某个地区, 人口比例很少的族群内部交往不足以构成支撑正常运转的全部人际交往, 且在多民族混合编班、嵌入式社区等物理空间因素作用下, 跨族互动的机会更多、必要性更大。在当前研究中, 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的加权相关为-0.15, 为低度负相关, 即在个体水平上两种效价的族际接触是相对独立的, 负相关意味着积极族际接触越多, 消极族际接触倾向于越少, 未见令人担忧的同步增加的趋势。这与Hayward等人(2017, 2018)在美国族际背景中得到的发现相似。

与假设一致, 积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强, 消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族际接触意愿越弱。族际接触经验对接触意愿的效应有几种解释：首先, 可根据行为主义的驱力动机论和强化观来解释。越多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使得个体形成相应的习惯, 习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驱力, 驱使个体持续做出积极族际互动行为。积极族际互动行为伴随着令人满意的结果或积极的反馈, 如此多次伴随出现, 积极族际互动行为就得到强化, 在族际情境再次出现时, 类似的行为就有更高可能性出现。第二, 人际需求满足取向的解释。积极族际接触往往能满足互动双方的人际需求, 比如族际友谊能满足亲和、归属的需要, 使得带有不同族群身份的两个个体形成积极稳固的联合体, 然后再泛化到其他外群体个体上。第三, 从环境层面来看, 发生在个体间的族际接触累积起来就塑造了族际接触氛围或规范, 越多的积极族际接触意味着：某地区族群间的接触一是有接触机会, 二是有以往接触先例, 三是族际互动被允许, 因而往后的族际接触意愿就更强。另外, Wright, Aron, Mclaughlin和Ropp (1997)的解释迁移到这里也是合适的。一方面, 积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 人们越倾向于将自己或观察的对象作为典型的内族群代表, 认为内族群规范支持族际接触, 从而有利于人际层面的互动关系泛化到族际层面。另一方面, 更多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 使得人们有机会更好的了解外族群, 降低对外族群的认知偏差, 减弱消极刻板印象, 同时也获知积极的外族群典范。更多的积极族际接触经验, 使得内外族群边界逐渐消融, 促进人们看重共有的大的身份, 促进将外族群纳入自我概念, 形成友谊和心理联结。相反, 消极族际接触一类的行为未能受到强化, 甚至会受到来自制度的惩罚, 因而往后出现的可能性降低, 不仅是消极族际接触行为本身, 一般化的族际接触意愿也降低。消极接触往往意味着人际需求满足受挫, 导致人际满意度、关联度降低, 关系趋向疏远, 并将泛化到外族群的其他成员上, 族际接触意愿降低。消极族际接触经验越多, 意味着整个族际接触氛围不良, 族际接触是不受欢迎的, 甚至会受到来自内族群的排斥, 内外族群的分立更加凸显, 因而族际接触意愿降低。

关于效价不对称性检验, 当前结果显示在族际接触意愿这一结果变量上, 所有样本上都有显著的不对称, 差异的方向支持Pettigrew (2008)的观点, 即积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更大。这与其他研究者以偏见作为结果变量的不对称检验结果相反(如Barlow et al., 2012)。效价不对称到底偏向的是消极还是积极, 已有研究没有达成定论(Paolini & McIntyre, 2019), 并没有像Baumeister、Bratslavsky、Finkenauer和Vohs (2001)所认为的那样普遍存在“坏的比好的更强有力”。究其原因, 可能受到结果变量的类型、研究的类型以及外群体类型的影响(Hayward et al., 2017)。首先, 关于结果变量类型, 有研究者认为消极偏向性或许在一些消极结果变量上才会出现, 而当前研究关注的接触意愿是积极的结果变量。其次, 关于研究类型, 比如横断相关法与实验法的区别, 在实验中往往操作的是单一的消极或积极的接触, 并假定这一操作不会诱发被试回想大量的以往的实际接触经验, 如此在相同数量情况下检验两种效价接触的效应大小, 常发现不对称性偏向消极。当前结果发现积极接触经验的数量远远多于消极接触, 因而积极接触的效应累积起来就可能逆转效应大小。第三, 关于外群体类型, 元分析结果显示对污名化外群体, 消极的比积极的影响更强烈(Paolini & McIntyre, 2019)。但在我国并没有明显的被污名化的民族, 各民族之间相对平等且相互欣赏, 因而并没有出现消极偏向性。

本研究发现积极或消极族际接触经验部分通过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对族际接触意愿产生积极促进效应或消极阻碍效应。具体而言, 伴随着维汉或回汉族际积极接触经验的增多, 族际自我效能得到提升, 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 该中介率约为25%。与常被关注的群际焦虑、对外群体更多了解、观点采择等中介变量所扮演的部分中介作用相似(Pettigrew & Tropp, 2008)。消极族际接触的增多则会降低族际自我效能, 进而削弱族际接触意愿, 中介率约为50%, 该发现与先前同时考虑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效应研究的结果类似(Bekhuis, Ruiter, & Coenders, 2013)。当前发现为自我效能在群际接触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提供了中国维汉和回汉族际背景中的证据。族际自我效能对两种效价族际接触所扮演的中介作用有所差异, 从中介率角度来看, 族际自我效能对消极族际接触而言是更有效的中介变量, 但从间接效应量来看, 族际自我效能对积极族际接触的中介效应倾向大于对消极接触的中介效应。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经验, 包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可以影响其自我效能的建立, 即经验对认知的塑造。族际自我效能和观点采择、对外群体更多认知等变量一样是认知类变量(Pettigrew & Tropp, 2008), 而像群际焦虑、愤怒等则是情绪类的变量(Hayward et al., 2017, 2018)。在族际互动和关系领域, 以往成功的族际接触经验, 比如正向有反馈的打招呼、坦诚交流民族风俗习惯、建立跨族友谊、正向的族际信息暴露等, 使个体对自己建立良好族际关系、应对族际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 而且不断积累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建立起稳定的族际自我效能; 相反, 失败的经验, 比如互动受挫、起口角争端、消极互动信息的传播等, 会削弱个体的族际自我效能, 降低个体对自己应对族际事件能力的评估, 多次失败的经验, 尤其是失败的经历发生在相对稳定的自我效能建立之前, 对个体自我效能的消极影响更大。族际自我效能受到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经验的显著影响, 这是族际自我效能发挥中介作用的前提之一。中介作用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是族际自我效能对族际接触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符合自我效能感动机理论的预测, 即“我能故我愿”。内地或新疆的维汉两族, 以及宁夏的回汉两族, 在他们在往来互动中, 存在直接和各种形式的间接积极族际接触和消极族际接触, 在持续族际互动过程, 两种效价接触经验不断增加, 塑造着族际双方的效能感等结果, 继而影响将来族际互动轨迹和族际关系走向。族际自我效能的提升, 有利于增强族际互动的动机和行为, 反之则削弱族际互动的动机, 阻碍族际互动行为。

本研究发现积极族际接触在新疆汉族样本上对族际接触意愿的效应大于新疆维吾尔族样本, 该结果与Pettigrew和Tropp (2006)的元分析结果一致。不过在内地样本和宁夏样本上却没有得到相似的与假设一致的发现。而消极族际接触在新疆汉族样本上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大于新疆维吾尔族样本, 该结果与预期相反。在内地维汉两族样本和宁夏回汉两族样本没有发现消极族际接触效应的显著差异。对此结果, 国外研究者的解释行不通, 即他们认为消极族际接触效应之所以在少数群体上大于多数群体通常是由于少数群体遭遇了更多的歧视或者在群际互动中有着更多的消极接触经验, 因而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更大(Thomsen & Rafiqi, 2016; Vedder et al., 2017)。

总体来看, 当前结果和已有的在多数和少数群体上同时探讨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的研究结果不同(Kanas, Scheepers, & Sterkens, 2015)。多数或少数这一群体身份在积极和消极接触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一致支持, 对此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国外研究涉及的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情况与当前研究中维汉和回汉族际背景明显不同。国外研究常将多数群体与优势群体挂钩, 将少数群体与劣势群体挂钩, 而在我国的民族政策背景中, 在全国范围内, 维汉两族或回汉两族虽然在人口构成上有明显的多数和少数之别, 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却有着相当的平等。二是未考虑地域因素。在更小的地域尺度上, 多数和少数情形可能发生转变, 在内地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 而在新疆, 尤其是南疆地区, 汉族人口比例则处于少数, 宁夏是全国回族人口最集中的省级地方。按照这种解释, 那么在新疆应该是维吾尔族的积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更大, 汉族的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更大。该预测与实际结果不完全一致, 说明该解释不完全成立。三是由于两种效价族际接触经验的相对多少以及相互作用所致。比如, 在内地, 维吾尔族的积极族际接触显著多于汉族的积极族际接触, 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使得其对于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也较大。但在新疆, 同样是维吾尔族接触多于汉族, 但并没有得到积极族际接触对维吾尔族有更大效应的结果, 说明该解释也不成立。维汉两族的消极族际接触经验的差异更细微, 而且从均数水平上看, 维吾尔族的积极族际接触更加远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使得其可以抵消消极族际接触对族际接触意愿的影响(Graf et al., 2014)。

在我国丰富多样的族际背景中, 同时关注两种效价接触的效应及其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方面, 加强消极接触研究, 响应Pettigrew (2008)的呼吁, 丰富群际接触理论和研究证据; 实践方面, 研究结果提示和谐融洽的族际关系有积极和消极族际接触两个着力点。一方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加积极族际互动, 提高族际自我效能, 从而达到增强族际接触意愿的目的; 另一方面, 在社会和个人层面要减少和避免消极互动, 处理消极族际接触的后续效应, 比如预防族际自我效能的降低。族际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提示, 除了从接触着手增加族际自我效能进而增强族际接触意愿之外, 还可从族际自我效能本身出发。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和拓展：首先, 本研究是横断研究, 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或实验法来更有力的确定因果关系。其次, 样本和族际背景问题。当前研究基于维汉和回汉族际背景, 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其他族际背景, 还有待进一步积累研究证据来解答。第三, 当前分析的是总的积极或消极族际接触, 不同类型接触的效应差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在不同群际背景中进行细致探索。第四, 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如何共同发挥作用, 积极接触能否缓冲消极接触的消极效应, 或者消极接触是否会消解积极接触的积极效应, 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我国族际背景中, 积极族际接触远多于消极族际接触, 积极族际氛围是主基调。

(2)积极族际接触经验促进族际接触意愿, 消极族际接触经验阻碍族际接触意愿。

(3)效价不对称性表现为积极接触效应优势。

(4)族际自我效能对积极、消极族际接触经验的效应均能起到中介作用。

(5)积极、消极族际接触的效应在多数或少数群体之间总体上无差异。

致谢：感谢所有协助数据收集的同学和老师, 感谢默默支持该研究工作的单位; 感谢所有提供数据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因为受资助力度有限, 未能给予你们中所有人以相应的酬劳, 当前唯有在此书面致谢;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评价、意见和建议; 感谢程九清博士和其学生Carolyn Pham。希望在该主题上贯彻“研究即实践”的理念, 欢迎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合作, 使得研究实施者和研究参与者能因此契机而汇集心与力, 为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而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