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通常指产生新奇且有用的想法或产品的过程(Sawyer, 2006)。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贸易市场迫使个体和公司不断实施新策略, 灵活、富有创造力地思考对于个体与团体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创造力可以使人们研发出创新性产品(Chua, Morri, & Mor, 2012)、协商商业解决方案(Maddux & Galinsky, 2009)、管理复杂的权力关系(Sligte, de Dreu, & Nijstad, 2011), 以及避免重大损失(Roskes, de Dreu, & Nijstad, 2012)。一系列研究表明, 创新能力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特质, 而是可以发展和培养的。许多与动机、认知和情感有关的情境因素都能够促进创造力。与外部动机相比, 内部动机驱动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 关注潜在的收益而不是损失增加了获得非传统想法的可能性; 另外, 创新思维在人们处于积极或中性情绪状态而不是消极情绪状态时更活跃(Crisp & Turner, 2011; Ritter et al., 2012)。除了上述因素之外, 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暴露于多元文化的经验也是影响个体创造性的重要因素。
自从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提出倡导以来, 创造性研究不断向心理学各分支渗透。文化心理学者沿着两条路径开展文化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路径一, 关注创造性的文化差异。包括不同文化如何塑造个体对创造性的定义、内隐社会认知以及创造性进程。Kaufman和Sternberg (2006)编著了《国际创造力手册》, 对世界上15种文化下创造力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 显示该领域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路径二, 开展多元文化经历如何影响创造力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者发现, 一些杰出的艺术家经常在国外完成杰作, 甚至在自己的传记中, 这些艺术家也强调异国文化对自己创作作品带来的巨大帮助(Maddux & Galinsky, 2009)。
多元文化经历必然会增加个体的创造能力吗?如果可以, 又是通过哪些心理机制达成?如果不一定, 又有哪些调节因素?过去10年来, 来自三大洲的多个独立实验室, 包括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西北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的研究者, 系统地探索了上述问题并获得了一些成果。当前, 国内关于多元文化与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多, 虽然杨阳和万明钢(2012)评述了两者关系的一些实证研究证据, 但并未对该领域做系统深入的介绍。因此, 本文基于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 评述多元文化经历与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重点介绍多元文化经历对创造力作用的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以供国内研究者参考。
1 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实证支持
Leung, Maddux, Galinsky和Chiu (2008)将多元文化经历界定为接触外国文化的成员和元素, 或与其相互作用的直接和间接的经历。探索多元文化经历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 遵循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开展：测量范式与文化启动范式。
测量范式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测量研究对象多元文化经历的水平与创造力表现, 探索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创造力的测量上, 由于研究人员借用的是已有的成熟测量方式, 对创造性主体的人格特征、创造性思维过程以及创造性表现进行测量, 因而不存在跨研究之间的差异。然而, 在对多元文化水平的衡量上, 不同研究之间差异明显, 概括起来存在两种测量模式：1)单一指标模式。选择单一测量指标评价多元文化经历水平。早期的一些调查研究通常选用这种模式, 例如, 一些研究陆续发现第一代移民、双语人群以及文化多样化的群体有更强的创造力(杨阳, 万明钢, 2012)。Maddux和Galinsky (2009)选择个体在国外居住的时间长度作为唯一指标, 然后指导来自40个不同国家的MBA被试完成Duncker蜡烛任务。结果发现, 即使控制了重要的个体差异因素, 如双语和大五人格变量, 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总量而非旅行时间总量能够预测Duncker蜡烛任务的表现; 2)多指标模式。这类研究采用结构化、系统化的多维指标测量多元文化经历的水平, 例如Leung等(2008)编制了多元文化经历调查表(MES), 评估了被试的家庭移居历史、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外国语言的能力、最亲近的朋友和喜爱的音乐家或音乐团体的种族、最喜欢的餐馆里的菜肴种类等多项指标, 然后指导被试完成一个想法取样的任务。该任务要求被试为心理学毕业论文提出一个关于幸福心理学的初步想法, 比如有更多朋友的人们更幸福, 以形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研究构想。鼓励被试准确表达他们自己独创的富有创造力的关于幸福的想法, 他们也可以从美国、土耳其或中国学者的语录中寻找灵感(从15个语录中选择7个进行阅读), 每一个学者都有简短的背景信息介绍。研究者进行了预实验确保被试的选择不受背景描述的特定内容所影响, 且平衡了背景描述和学者国籍, 因变量是被试选择阅读(如取样偏好)外国学者(中国和土耳其)写的幸福语录的百分比, 与选择美国学者语录的百分比进行比较。结果发现, 被试的多元文化经历水平与他们在想法取样任务中取样外国语录的倾向性有着正相关。
测量范式研究为多元文化经历与创造力的相关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但无法证实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换言之, 测量范式无法回答是多元文化经历促进了创造力的发展, 还是那些创造力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文化交流活动。为解决这一问题, 文化启动范式应运而生(Leung & Chiu, 2010)。该范式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 认为个体在参与某一文化的实践活动后, 将形成对该文化的认知表征, 从而激活相关的核心概念。因此, 呈现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线索可以暂时性地激活被试与线索相关的文化表征。一旦这种文化表征被激活, 被试将使用该文化的相关概念, 并将该认知表征作为一种图式对他们的注意、思维和其他的认知过程进行组织(Chiu, Mallorie, Keh, & Law, 2009)。与测量范式不同的是, 文化启动范式中的被试, 可以有直接的异国文化交互经验, 也可以是那些没有直接生活经验但间接接触的个体。例如, Maddux和Galinsky (2009)采用文化启动范式, 以有多元文化经验的个体为研究对象, 指导被试分别回忆学习异国文化和本国文化, 然后用填词测验来测量他们的创造力。结果发现, 相对于启动本国文化学习经历者, 那些启动异国文化学习经历的被试, 在填词测验上有更好的成绩。
Leung和Chiu (2010)以不了解异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欧裔美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实验, 指导被试先看一个45分钟的幻灯片, 然后完成一个创造力测试。实验条件共有5种：(1)单一中国文化组：被试观看中国文化元素的幻灯片, 如建筑、食物、艺术等; (2)并列条件组：幻灯片连续播放中国和美国文化的图片; (3)融合条件组：被试观看的图片为中美混搭的文化元素; (4)控制组：单一美国文化组, 播放美国的文化元素; (5)无幻灯片组。观看幻灯片后, 被试完成一个创造力测试, 为土耳其儿童写一个灰姑娘故事的创造性版本, 该测试无需中国文化知识。结果发现, 与其他三种条件相比, 并列条件和融合条件组写的故事更具创造力, 并且这种影响在5~7天后仍然存在, 表明文化混搭促进了创造力的提升。因为被试不熟悉中国文化且被随机分配, 因此该结果不能归因于其他无关变量, 如个人兴趣、双语等。对个体所创造的故事进行内容分析发现, 并列和融合条件中的被试更多地比较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异同, 而单一中国文化组很少这样比较。
2 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影响因素
随着研究的深入, 逐渐有学者发现, 并非所有接触异国文化的个体, 其创造性水平都会得到提升。两者之间的转化需要一些条件, Gocłowska和Crisp (2014)将其概括为三种特征：深度、双重参与及文化距离。
2.1 深度(Depth)
深度是指个体对两种文化认同的程度或在异国生活的时间长度, 只有当个体与所属的两个(或更多)团体发展了较深的关系时, 创造力才能得到提高。Tadmor和Tatlock (2009)发现, 同样是属于两个文化群体的被试, 双重认同者较单一认同者更具创造力。类似的研究发现, 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是提升创造力的必要条件, 仅仅进行国外短期旅游或度假, 对创造力的增益无益(Maddux & Galinsky, 2009)。
2.2 双重参与(Dual Engagement)
深度是多元文化经历提升创造力的前提, 但仅有深度是不够的。针对移民创造力的研究发现, 那些生活在一个庇护者中心或少数民族居住区、通常处于隔离状态、没有足够机会去学习新文化的移民, 虽然居住异国的时间很长, 但其创造力提升远不及那些流动性高且受过良好教育, 有着突出沟通技能及文化智力(Mor, Morris, & Joh, 2013), 或者对经验具有高开放性(Leung & Chiu, 2008)的世界公民。因此, 认同并双重参与两种文化、保留家文化的同时, 积极适应新文化至关重要。文化适应模型认为, 在适应新文化时, 个体可以采取三种策略：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与整合(Integration) (Sam & Berry, 2010)。同化是指个体放弃家文化而主张新文化, 分离则是指保持与家文化的联系、不参与新文化, 整合则是成为双重认同个体并积极与家文化及新文化交互。如果一个穆斯林来到美国, 为了适应美国文化而远离自己的家文化, 尽可能成为一名美国人, 他采取的就是同化策略; 相反, 如果一个穆斯林政治难民, 到美国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生存, 对美国主流文化不感兴趣而回避新文化, 那么他采取的是一种分离策略; 最后, 采取整合策略的穆斯林移民, 会认同自己既是穆斯林又是美国人两种身份, 并同时参与两种文化活动, 积极适应新文化。一系列相关研究发现, 同化和分离策略都不利于移民的创造力提升, 整合策略最有益。Sam, Vedder, Liebkind, Neto和Virta (2008)发现, 新文化和家文化的双重参与者在与外群体成员交流时不仅会感到更舒服, 有着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而且有更强的认知灵活性和创造力。对多元文化环境的参与程度能够积极地预测创造力的灵活性、创新性以及在工作中的表现(Godart, Maddux, Shiplov, & Galinsky, 2015)。
2.3 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
综上所述, 那些持有双重认同身份, 并积极参与两种文化的个体, 更有可能发展出灵活的、富有创造力的思维。然而, 研究者注意到, 家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距离也是影响创造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文化距离指的是两个群体中主流价值观、风俗和特征的分歧程度(Nguyen & Benet-Martínez, 2013)。如果文化距离小, 那么参与两种文化是容易的, 因为两种文化的价值观、风俗和特征相似; 当个体经历了新文化和家文化之间的不一致即文化距离较大时, 他们需要去整合认同以解决问题(Tadmor, Galinsky, & Maddux, 2012)。可以想象一个英国人, 他在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可能比在美国遇到的多, 因为在风俗、价值观、信念等方面, 英国和中国的差异更大, 即文化距离更大。
二元文化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BII)和认知复杂性研究为两者关系提供了很好的阐释(Benet-Martínez, Lee, & Leu, 2006)。研究者比较了高BII和低BII个体的认知表现, 要求美籍华人被试回答他们所认同的两种文化相互矛盾的程度(BII), 随后写下10句关于美国文化、中国文化或一个中性国家的句子。与低BII个体相比, 报告两种认同处于矛盾状态的被试对文化的描述更复杂深刻; 表明感知到的文化距离或两种认同之间的不一致, 促使个体对文化议题进行更认真地思考和详述。因此, 当两个群体存在较大的文化距离时, 两者的规范、价值观处于矛盾状态, 这会促使个体深刻思考这个矛盾并形成综合的解决方法, 在整合认同、解决不一致的过程中促进了个体的创造力。
2.4 小结与启示
多元文化经历并不会自动提升个体的创造力水平, 暴露于多元文化环境仅仅增加了创造力提升的可能性。从可能性过度到必然性, 需要个体深度融合、积极参与并整合两种文化中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信息。因此, 这一进程必然是缓慢并且需要个体积极参与的。认清并践行这一规律对发展国家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的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中国在全球约13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2位, 也是唯一进入全球前25名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创新排行的领头羊, 也是唯一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创新差距不断缩小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在创新指数上的长足进步, 得益于持久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在一带一路构想驱动下, 中国与全球其他文化的交互更加频繁和深入, 必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创新活力。
3 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心理机制
那些暴露于多元文化, 通过深入融合、同时参与家文化与新文化、并且能够整合两种不一致, 甚至相互冲突的文化的个体, 其创造性能力会得到提升。那么, 这些个体创造性得到提升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已有研究从两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认知机制与其它机制。
3.1 认知机制
Gocłowska和Crisp (2014)认为, 多元文化经历之所以有助于个体的创造力表现, 部分原因在于多元文化经历促进了创造性思维的三种认知技能：交替、整合和包含(图1)。这三种认知技能分别对应了创造力的三个认知过程, 包括灵活轻松地在多样的背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进行转换的能力(Nijstad, de Dreu, Rietzschel, & Bass, 2010), 整合不一致想法的能力(Tadmor et al., 2012), 从广泛的知识基础上获得想法的能力(Friedman & FÖrster, 2010)。
图1
3.1.1 交替(Alternation)
在同质的社会中, 个体只需遵守所属群体的那一套价值观和规范, 因此他们能够轻松、迅速地表现出适应性行为。但是双重认同个体发现, 由于文化距离, 他们同时所属的两(多)个群体支持显著不同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他们需要识别自己所处的情境以确保表现出符合群体规范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 双重认同个体发展了交替的认知技能, 在跨文化文献中常指框架转换(Frame-switching)(Bardi & Goodwin, 2011), 即在两种概念范畴或认同之间进行交替。想象一个巴基斯坦女孩Ishrat, 她在一个英国学校读书, 她所属的两个群体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文化距离, 为了适应学校生活, 白天, 她选择更西方化的服饰和行为风格, 下午放学回家后, Ishrat就换回传统的服装, 当Ishrat使用这种策略适应变化的环境时, 她就习得了交替技能。
已有文献表明, 优秀的框架转换能力对创造力极为重要。例如, 创造力的经典测量方法之一就是发散性思维任务, 被试需要想出一个普通物体(如塑料瓶)的多种用途。若个体只想到塑料瓶可以用来“喝水”、“存储液体”, 则表明其创造力水平低, 因为他们的回答只局限于一个概念范畴。如果被试提出更具独创性的用途, 如“作为一个存钱罐” (储存), “扔向某人” (武器), 或“替代作为一个足球” (游戏), 则体现了高创造力(Roskes, Elliot, Nijstad, & de Dreu, 2013); 双语者文献显示, 二元文化者和双语者为了适应异国文化规范, 需要不断地去监控周围的环境, 从而提高了对社会文化情境的敏感性, 轻松地在多种概念框架下转换(Prior & Macwhinney, 2010)。Kharkhurin (2011)以在美国学习的阿拉伯学生为样本发现, 英语水平较高的中东双语者创造力水平较高, 表现出更优秀的独创性(画的是外星人的非典型特征)和更低的stroop任务干扰, 体现了框架转换能力在双重认同和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3.1.2 整合(Integration)
尽管双重认同个体能够通过框架转换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问题可能出现。仍以Ishrat为例, 通过交替策略, Ishrat成功解决了文化之间的矛盾, 然而, 这种策略只有当两个群体分离时才有效; 当他们出现在同一时空条件下, 比如, 当Ishrat在学校里没有带头巾时碰到爷爷奶奶, 两种文化规范就会产生冲突, 为了维持她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归属感, Ishrat会努力去寻找一种更为满意的解决方法。例如, 她会通过改变戴头巾的形式来解决矛盾, 使头巾更现代更西方化。通过整合两种相互冲突的规范, Ishrat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整合相互矛盾、不一致信息的能力与创造力表现紧密相关(Gocłowska, Crisp, & Labuchagne, 2013)。面对矛盾信息时, 个体倾向于运用新的概念进行解释。Hall和Crisp (2005)的研究显示, 当指导个体去评价隶属于两个不同范畴, 但刻板印象间又存在冲突的对象时, 被试所用的词汇的创造性提升。例如, 美国被试在评价“女性机械师”时, 既不用与女性刻板印象一致的“温暖、贴心”形容, 也不用与机械师刻板印象一致的“粗鲁”, 而是认为该个体“有进取心、叛逆”。不仅如此, 也有研究显示, 启动矛盾信息不仅有助于提升解释该问题上的创造性表现, 对无关任务同样会产生启动效应。研究者将被试分为两组, 一组被试思考新颖的矛盾信息(什么东西既是一种家具又是一种水果?), 另一组被试思考普通问题(什么东西既是一种动物皮毛又是一件外套?), 然后施测托雷斯创造力测验。结果发现, 启动矛盾信息组在创造性测验上有更好的表现(Gocłowska & Crisp, 2014)。
与同化或分离策略的个体相比, 采用整合策略适应新环境的个体, 其认知更加复杂和整合。二元文化者在看待与文化或工作有关的问题时, 视角更加多元, 能够将两种不一致的认知整合进一个系统。Tadmor等(2012)将这种能力称之为整合复杂性(Integrative complexity), 并且发现整合的复杂性完全中介多元文化经历与创造力的关系。
3.1.3 包含(Inclusion)
Ishrat为了适应英国的新生活, 必须解决身份认同问题。为了达到更一致的自我双重认同, Ishrat可能会选用包含策略, 将两种认同合并进一个更高阶的范畴, 转换对自己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感知, 将新文化与家文化等均认同为人类文化, 认同自己是英籍巴基斯坦人, 或者自己与其他英国人均是人类成员。通过包含这一认知技能, 双重认同个体拓宽了自我的边界, 把自己从狭窄的自我定义范畴中解放出来, 得以在更广的领域获取想法。
自我边界的拓展对创造力的提升大有裨益(Gocłowska et al., 2013)。当产生想法和问题解决方案时, 创造性之所以被抑制, 部分原因在于个体会受到样例特征所限(Ward, Smith, & Finke, 2008)。例如, 当要求被试提出一个属于特定范畴的新样例(如新品种动物)时, 60%到65%的被试是基于范畴中已知的样例来进行的。如果提供的动物样例是猫, 被试容易受猫的动物特征所限; 如果以婚礼作为仪式的典型样例, 被试创造的新仪式中与婚礼相同的特征更多一些。同样, 启动已存在体育运动种类后要求被试提出运动的新种类, 被试的新想法倾向于利用启动的例子的特征。Gocłowska等(2013)指出, 尽管这种思考使得信息加工很有效, 但是同时它会扼杀个体的创造力。因此, 过度依赖狭窄的概念范畴或自我定义, 限制了个体在创造新事物时的想法。因此, 拓宽分类边界为个体提供了从更广认知范围中获得想法的可能性。
移民中的种族认同研究显示, 双重认同个体在更广更包容的认同中整合他们的分类表征(Amiot, de la Sablonnière, Terry, & Smith, 2007)。例如, 在另一个欧洲国家学习一年的英国大学生, 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欧洲认同以及对欧洲议题更多的兴趣(King & Ruiz-Gelices, 2003)。多样性经历使个体成为一个有世界之心的个体, 他们的参照团体是人类, 而不是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或其他。与该观点一致, 在英国呆了一年的美国学生更关心全球政治和合作, 更想要接触其他文化(跨文化兴趣)并表现出对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强烈的尊重。
总的来说, 成为新群体成员的个体更可能从狭窄的自我定义范畴转向一个更广的自我定义范畴, 并表现出在更广认知基础上抽样想法的倾向。更广的想法基础的发展使个体把自己从限制中解放出来, 并增加了产生更富有创造力想法的机会。
3.2 其他心理机制
与Gocłowska和Crisp (2014)仅仅强调认知技能不同的是, Leung等人(2008)认为多元文化经历至少可能通过5种机制促进创造性概念扩展, 这些方式中既包括认知因素, 又有动机、情绪、心态等其他因素。首先, 人们从多元文化经历中学习新的想法和概念, 这些新想法和概念可以作为创造力概念扩充过程的输入物。人们的新想法越多, 他们越有可能想出新颖的组合。第二, 多元文化生活经历帮助人们理解相同表面行为背后潜在的不同规范。例如, 在一些文化中(如约旦), 在主人家吃饭时留点食物在盘子中是一种欣赏的象征, 意味着主人给了足够多的食物; 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同样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无礼的, 是对食物品质的责备。那些有国外生活经历的人们更可能看到相同的形式(如盘子里的剩饭菜, 微笑, 鞠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多重意义。第三, 文化建立的概念和惯例使其成员形成了一定的认知结构, 当人们通过多元文化经历获得新概念时, 这种认知结构就会被打破而失去平衡, 接触多样的环境使个体能够获得认知结构外的非传统知识。第四, 从其他文化中获得不同的想法并成功应用, 使得有丰富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创造动机, 从不同来源获得新颖的想法。最后, 外国文化可能包含着与原有文化非常不同或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和信念。这些不一致的概念会激发个体对其相互关系的探索, 可能会在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中引起更强的认知复杂性。因此, 接触不同文化的个体可以自发地从每一种文化中提取不同的想法, 然后用新颖的方式并列整合这些想法。
当前, 对此类机制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已有研究探索了情绪(Emotion)与比较态势(Comparative mindset)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3.2.1 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探索了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了。一些研究发现正性情绪促进创造力, 另一些研究则提供了相反的证据, 负性情绪更有利于创造力表现(Nijstad, de Dreu, Rietzschel, & Baas, 2010)。这一现象提示研究者, 仅仅考虑情绪的效价是不够的, 更应该关注情绪的唤醒度及动机特征对创造力的影响(邓铸, 黄荣, 2010)。具体到在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过程中正负性情绪所扮演的角色, 不同研究者的假设并不一致。Chiu和Cheng (2007)认为面对异国文化, 负性情绪会促进认知闭合, 拒绝加工与本国文化不一致的信息, 从而降低整合复杂性信息的机会, 对创造力带来损伤; 而积极情绪下, 个体会将新文化视为一种潜在的、丰富的资源, 从而促进对新文化元素的加工与整合。与此相反的是, Cheng, Leung和Wu (2011)则认为, 面对异域文化, 负性情绪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失调, 避免认知失调的动机会驱使个体加工矛盾信息, 重新整合两种文化, 从而推动创造力的发展。
Cheng等(2011)采用文化启动范式, 对上述矛盾做了检验。研究人员抽取新加坡的华人学生为被试, 随机分为两组：双重文化暴露组和单一文化暴露组。给前一组被试观看72张幻灯片, 每张幻灯片上左右侧呈现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元素, 包括建筑、食物、艺术、家具、风景、音乐、文学作品等; 另一组被试也观看了同样数量的幻灯片, 只是仅呈现一种文化元素。随后, 研究人员测量了被试的情绪, 并且完成了创造力测验, 指导被试尽可能列举垃圾袋的用途。结果重复了之前的发现, 双重文化暴露组表现出更强的创造力, 并且, 负性情绪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支持了Cheng等研究者的假说。
3.2.2 比较态势的中介机制
比较态势(Comparative mindset), 首先由决策与判断的研究者提出, 指的是在判断时, 将当前目标与某一凸显标准进行比较的状态(Epstude & Roese, 2017)。比较态势可分为相似性对比(Similarity mindset)和差异性对比(Difference mindset), 前者关注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 后者关注差异性。Cheng和Leung (2013)假设, 多元文化可能启动了个体的关注差异而非相似性的态势, 继而促进了不一致信息的整合和加工。一项研究检验了上述假设。同样以新加坡的华人为被试, 一组暴露于文化差异大的两种文化背景(中国与美国文化), 另一组呈现的是两种相似的文化(中国和印度文化), 然后通过向被试呈现10组词语(比如鲸和海豚), 分别指导他们评价两者的相似性或者差异性以启动不同的比较态势, 随后进行四点任务与肿瘤任务测量创造力。结果显示, 创造力的增加仅出现在高文化差异下那些采用差异比较的个体上, 说明文化距离与差异化比较在创造力提升中扮演重要角色。
4 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对已有关于多元文化经历和创造力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并探讨了多元文化经历对创造力作用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尽管研究者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 但是, 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研究进行拓展和深化。
4.1 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 增强结论的可靠性
围绕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这一假设, 已有研究证据是多元的、立体的、丰富的。文献中既有相关研究支持, 又有实验室实验证据佐证; 既有个体水平的支撑, 又有群体水平的实证资料; 既关注了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 又考察了调节两者关系的变量。总体而言, 现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 不过, 为夯实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还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探索。首先, 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已有的大部分研究, 所选的被试样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 包括大学本科生以及MBA学生。尽管在这些样本中发现了多元文化经历和创造力之间强烈的一致的关系, 但是未来工作仍需要采用更具多样性的样本, 比如教育经历更少的个体如流动工人、还有亚非中东等国家的学生和非学生等, 以增加研究的外部效度; 其次, 应该关注短期的多元文化经历的价值。事实上, 个体在对外国进行短期访问期间获得改变人生经验的例子有很多。苏联解体后的首任总统叶利钦表示, 他对于重组俄罗斯政治经济学的想法是受到对休斯顿超市访问的启发。同样, 在麦加的朝圣之行期间, 马尔克姆改变了他的种族偏见观, 因为他看到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的穆斯林, 和谐地对真主敬拜。也有研究表明, 即使暴露于外国文化45分钟, 也可以产生持久的创造力益处(Leung et al., 2008)。未来研究应该探索短期多元文化经历影响创造力的因素和机制; 再次, 需要拓展创造力的测量方式。已有文献中的大多数研究, 对创造力的测量使用了现有的创造力测验, 如发散思维测验、远距离联想测验等, 所测的创造力多属于微创造力(Mini-c), 考察多元文化经历与专业创造力(Pro-c)及杰出创造力(Big-c)的研究很少, 未来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检验。
4.2 进一步深化对两者关系心理机制的研究
如前文所述, 交替、整合、包含等认知技能是已知的主要中介因素, 然而, 这些中介的前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仅有部分个体获得了这些技能?从接触异国文化伊始, 这些个体采取了何种认知策略, 受何种动机支配, 经历了怎样的自我调节过程, 最终成功适应了多元文化生活, 继而促进了自身创造力的提升?作者认为, 可以在压力交互模型的框架内探索这些问题(Mittal, Griskevicius, Simpson, Sung, & Young, 2015)。异国文化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本质上是一个压力事件。暴露于多元文化对个体的创造力是否有益, 与个体如何应对压力事件紧密相关。整合已有研究文献, 我们提出几种可能的中介机制：认知评价、趋近动机、积极情绪。1)认知评价。面对多元文化, 个体首先要评估目前情景对自己是威胁还是挑战, 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以应对。已有研究发现, 将压力视为挑战者更多关注环境中潜在的收益和机会(Byron, Khazanchi, & Nazarian, 2010), 从而诱发积极情绪(Mittal et al., 2015)与趋近动机(Schneider, Rivers, & Lyons, 2009), 促进灵活的、创造性思维生成(Baas, de Dreu, & Nijstad, 2008)。相反, 如果将文化适应过程视为对自身的威胁, 将会缩小个体的注意范围, 将关注点放在威胁本身(Notebaert, Crombez, van Damme, de Houwer, & Theeuwes, 2011), 从而降低创造力(Leung & Chiu, 2010)。2)趋近动机。如前文所述, 同时积极参与家文化与主文化两种活动, 是形成双重认同、提升创造力的必要条件。而融入主文化的驱动力, 主要源自趋近动机。有关心理疾病与创造力关系的文献显示, 与趋近动机关联的疾病(如轻躁狂), 对创造力有促进作用, 而与回避动机有关的心理问题(如焦虑), 则显著降低创造力绩效表现(Baas, Nijstad, Boot, & de Dreu, 2016)。我们推测, 趋近动机塑造个体形成融入主流文化的个人奋斗目标, 一旦在交互中获得积极反馈, 就会进一步强化个体奋斗的方向, 加速融合过程。未来研究可以考察, 暴露于多元文化个体的个人奋斗目标中的趋近动机在影响创造力表现中的作用。3)积极情绪。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比较复杂, 研究结果之间也充满了矛盾, 提示研究者应该对情绪做更精细的划分(邓铸, 黄荣, 2010)。需要指出的是, 之前的很多研究都聚焦于情绪如何影响创造力表现, 很少有学者关注情绪如何影响个体适应多元文化的过程。我们认为, 与消极情绪相比, 积极情绪推动着适应主文化的进程。无论是将压力视为挑战时的踌躇满志, 还是文化交互中产生的兴奋、喜悦、激动、超越之情, 都是文化适应中的催化剂。
4.3 进一步拓展影响多元文化经历促进创造力的调节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了多种调节变量, 除了本文列举的居住时间、双重认同水平、双重参与以及文化距离之外, 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例如, 高经验开放性、低认知闭合的个体更易从多元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 而死亡凸显(提醒个体自己的死亡)则会抑制这种倾向(Leung & Chiu, 2010)。Lüdtke, Roberts, Trautwein和Nagy (2011)则发现, 高神经质个体对异国文化提出的要求更为敏感, 也更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一种威胁; 相反, 高外向性的个体则视压力为挑战。如果将适应多元文化视为一种压力情景, 那么压力交互模型中提出的几种常见的调节因素, 比如健康、积极信念、问题解决技巧、社交技巧、社会支持以及物质资源等, 也可能成为个体适应环境进程中的影响因素。
4.4 建立整合模型, 深入理解影响创造力各因素的本质
纵览创造力相关文献可以发现, 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似乎与多元文化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 创造性更强的个体是多重社会认同者(Steffens, Gocłowska, Cruwys, & Galinsky, 2016)、童年期经历逆境者(Damian & Simonton, 2015)以及某些心理疾病患者(Simonton, 2014), 除此之外, 指导个体思考与自己已有图式相反的信息也可以增加个体思维的灵活性, 进而增强原创性(Gocłowska et al., 2013)。创造力以思维灵活、能整合不一致信息, 在更广的背景下搜集线索为特征, 那么, 凡是可以增强这些能力的因素, 均能有效增强个体的创造性。鉴于此, 亟需建立一个整合模型, 阐释这些因素之间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
4.5 进一步加强国内对此领域的实证研究
当今世界联系日益紧密, 人员流动性增强, 社会多元化趋势明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然而, 国内学者对文化交流如何影响国人的创造力变化关注的却很少, 仅有少部分研究涉及到这个领域(衣新发等, 2011)。理清中国人暴露于外国文化后的创造力变化, 对指导国人提升创新能力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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