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671-3710
CN 11-4766/R
主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出版:科学出版社

心理科学进展, 2021, 29(3): 531-539 doi: 10.3724/SP.J.1042.2021.00531

研究前沿

亲社会行为中的从众效应

魏真瑜,1, 邓湘树1, 赵治瀛2

1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 成都 611130

2耶鲁大学医学院, 美国

The effect of conformity tendency on prosocial behaviors

WEI Zhenyu,1, DENG Xiangshu1, ZHAO Zhiying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School of Medicin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06510, USA

通讯作者: 魏真瑜, E-mail:weizhenyu@swufe.edu.cn

收稿日期: 2020-03-31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3-15

基金资助: 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JBK2001045)

Received: 2020-03-31   Online: 2021-03-15

摘要

亲社会行为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 从众心理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出现。亲社会从众行为包括利他从众、公平偏好从众、信任从众、慷慨从众等。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心理机制包括模仿理论与动机改变理论。亲社会从众行为的神经机制包括奖赏加工与错误加工神经回路。社会价值取向、人际信任水平与人际敏感性对亲社会从众行为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亲社会从众效应的稳定性、个体差异、儿童及青少年的亲社会从众行为研究、临床研究以及跨文化角度入手。

关键词: 亲社会行为; 从众; 神经机制; 个体特质

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cohesion. Previous behavioral studies found that prosocial behaviors can be influenced by conformity tendency, including altruistic behavior, trusting behavior, fairness, generosity and charity. People tend to imitate others’ behaviors and adopt the deeper goals and motives of group in social context. Previous neuroimaging studies found that prosocial conformity are related to brain regions involved in reward processing, such as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Brain areas that were related to error processing als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prosocial conformity. Prosocial conformity can be modulated by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Future studies can focus on the stability of prosocial conformity, prosocial conformity in childre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clinic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diversity.

Keywords: prosocial behavior; conformity; neural mechanis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DF (524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魏真瑜, 邓湘树, 赵治瀛. 亲社会行为中的从众效应. 心理科学进展, 2021, 29(3): 531-539 doi:10.3724/SP.J.1042.2021.00531

WEI Zhenyu, DENG Xiangshu, ZHAO Zhiying. The effect of conformity tendency on prosocial behavior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1, 29(3): 531-539 doi:10.3724/SP.J.1042.2021.00531

1 引言

法国思想家卢梭著有《社会契约论》, 书中写道: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的行为并非仅由自身的价值观或态度决定, 同时也会受到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上个世纪50年代, 心理学家Asch (1956)通过线条长短判断实验, 发现人类存在从众行为。实验中, 被试需要对两条线的长短进行比较。研究者发现, 当被试身处于一个群体之中时, 他会不由自主地跟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选择, 即使群体的选择是错误的(Asch, 1956)。社会心理学家将这一行为定义为:改变自身的行为与态度, 从而达到与他人保持一致的目的(Cialdini & Goldstein, 2004)。有研究表明, 并非只有人类存在从众行为, 动物同样存在从众行为(Claidière & Whiten, 2012)。通过常年跟踪观察, 进化心理学家发现, 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觅食策略以及工具的使用偏好会受到其所在族群的影响(Dindo et al., 2009; van de Waal et al., 2013; Whiten et al., 2005)。除了灵长类动物, 其它哺乳动物也存在从众行为。比如, 沟鼠的觅食偏好会受到其他沟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Galef & Whiskin, 2008; Laland & Plotkin, 1993)。另有研究发现, 大自然中野生鸟类的觅食行为与鸣叫偏好会受到从众效应的影响(Aplin et al., 2015; Lachlan et al., 2018), 鱼群的躲避行为、觅食行为以及迁徙过程中出现“调转方向”行为同样也受到从众效应的驱动(Brown & Laland, 2002; Day et al., 2001; Lachlan et al., 1998; Lecheval et al., 2018; Pike & Laland, 2010)。研究者认为, 人类与动物都存在从众行为, 说明从众可能是具有一定的进化意义, 族群文化因从众效应的存在而不断延续(Laland et al., 2011)。对于人类为何会出现从众行为, 研究者认为:第一, 为了获得社会支持, 希望被群体接受; 第二, 为了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三, 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感受(Deutsch & Gerard, 1955)。据此, 从众可以分为信息从众与规则从众(Deutsch & Gerard, 1955)。研究者认为, 信息从众的动机是为了追求决策判断的正确性, 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他人的行为或观点作为可利用于做出判断与决策的信息; 而规则从众是为了获得社会赞许, 与他人达成友好联盟关系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追求一种群体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 担心被群体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Deutsch & Gerard, 1955)。

从众效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利有弊。MacKay (2003)认为, 从众效应会促使个体做出扭曲、错误的决策行为。由于从众心理的存在, 诸多危害社会的行为会不断增多, 例如酒精成瘾、破坏自然、自私自利等(Cialdini, 2003; Latané & Darley, 1968; Prentice & Miller, 1993)。然而, 从众心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已有研究表明, 从众效应会使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增多, 包括捐赠行为(Frey & Meier, 2004; Götte & Tripodi, 2018; Park & Shin, 2017; Shang & Croson, 2009), 注重公平行为(Fowler & Christakis, 2010; Peysakhovich & Rand, 2013), 保护环境(Goldstein et al., 2008)。可见, 亲社会行为因从众心理的存在而得以传播。不仅如此, 社会心理学领域还发现, 社会规范会引导亲社会行为的出现(Blake et al., 2015; House, 2018; House et al., 2020)。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从众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文梳理近10年相关研究文献, 对于亲社会从众的行为研究、心理机制、神经机制、个体差异进行综述, 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2 亲社会从众效应的行为研究

上个世纪80年代起, 行为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人类的社会偏好行为(Axelrod & Hamilton, 1981)。通过使用各类经济博弈实验, 研究者们对利他行为、公平行为、合作行为以及互惠行为进行研究与分析。目前, 对于亲社会从众行为的研究大部分也采用经济博弈范式。

公共品实验范式常常被用于研究人类的合作与利他行为。2005年, Bardsley和Sausgruber (2005)采用这一实验范式来研究亲社会从众效应。传统的公共品实验中, 共有N人参与, 每个人在实验开始时都会获得一定的初始资金。被试需要做的是决定向一个公共项目账户中投入一定数额的金钱。“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 人们应该拒绝向公共项目账户中投入金钱。然而, 实验结果显示, 第一回合博弈中, 所有参与者平均贡献出50%的初始金额, 一部分参与者甚至将全部的初始金额投入公共项目帐户中。随着回合次数增加, 参与者投入的金额则越来越少, 到最后一回合降至0元(Ledyard, 1995)。并且, 当被试看到同组其他成员投出较多金钱时, 他们会倾向于投出更多的金钱, 这一现象被称为“涌入效应”。研究者们为了探究“涌入效应”是由亲社会从众心理驱动, 还是由互惠动机驱动, 进而设计出一项特别的公共品实验(Bardsley & Sausgruber, 2005)。实验中, 被试被分为A组与B组。A组被试在决定投出多少代币之前, 能够看到本组内其他成员的选择; 而B组被试则是在做出决策前可以看到本组成员与A组被试的所有选择。实验结果表明, 当B组被试看到A组被试投出较多代币时, 会倾向于投出更多代币; 在A组被试投出较少代币时, B组被试也降低投出代币的数量(Bardsley & Sausgruber, 2005)。通过计算被试在不同条件下投出代币平均数量的差值, 研究者们发现, “涌入效应”的总效应值为3.58 (同组成员投出较多代币条件与同组成员投出较少代币条件之间的差值), “从众效应”的效应值为1.18 (外组成员投出较多代币条件与外组成员投出较少代币条件之间的差值) (Bardsley & Sausgruber, 2005)。可见, 公共品博弈中, 从众效应能够解释三分之一的“涌入效应”, 剩余的三分之二则是受互惠动机的影响(Bardsley & Sausgruber, 2005)。

最后通牒博弈是验证公平偏好行为的经典实验范式。实验共有两位参与者, 其中一人扮演方案提议者, 另一人则是方案响应者。方案提议者会向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此方案, 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 如果响应者不同意, 则两名参与者什么都得不到。Wei等人(2013)通过改编传统的最后通牒实验, 考察个体的公平偏好从众行为。实验中, 被试作为响应者, 在每一试次中, 都需要对同一个分配方案做两次选择。首先, 被试先独立做出第一次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分配方案。接着, 他们在屏幕上看到同组成员的选择。最后, 他们需要进行第二次选择。研究结果发现, 被试在第二阶段的选择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选择与同组成员不一致时, 会倾向于改变第一次的选择(Wei et al., 2013)。

信任他人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它会促进社会成员互助合作, 提升社会凝聚力。研究者主要采用信任博弈考察人类的信任偏好。信任博弈的参与者分别是委托人与代理人, 两者都持有一定的初始金额。委托人可以选择投资全部或部分金钱给代理人, 也可以选择不投资。委托人如果选择投资给代理人, 那么投资金额将会翻倍。在这一情况下, 代理人同样有两种选择, 选择返还一部分金钱给委托人或不返还任何金钱。实验结果显示, 委托人倾向于投资出初始金额的50%, 代理人则倾向于将一定数量的金额返还给委托人(Bohnet & Zeckhauser, 2004)。基于信任博弈实验范式, 研究者通过加入团体成员的选择, 设计出信任从众实验(魏真瑜 等, 2017; Wei et al., 2016, 2019)。研究者发现, 在信任行为中也存在从众效应。实验中, 被试在做出是否信任的选择前, 会看到同组成员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 当被试看到同组成员选择信任当前投资对象时, 也更倾向于做出信任的决策(魏真瑜 等, 2017; Wei et al., 2016, 2019)。

慷慨是人类社会的美德, 独裁者博弈经常被用于考察人类的慷慨行为。实验中, 被试的决策角色是方案分配者, 其主要任务是将一笔金钱分为两份, 一份属于自己, 另一份则属于方案接收者。研究者发现, 尽管掌握分配权, 人们仍愿意分配出一部分金钱给接收者, 而非将所有金钱占为己有(Forsythe et al., 1994)。在独裁者博弈中, 亲社会从众效应同样存在。在改编后的独裁者博弈实验中, 被试先了解到其他已完成实验的被试的决策结果, 而后进行决策。结果显示, 他人慷慨的分配行为会促使被试作出同样的慷慨行为(Krupka & Weber, 2009)。Zaki和Mitchell (2011)设计出独裁者博弈的变式, 主要考察个体在分配资源中的慷慨行为。每一个实验试次中, 电脑都会将一笔钱分为两份, 一份属于被试, 一份属于被试的同伴(陌生人)。每次分配决策中, 都只能有一人可以获得金钱。被试作为唯一决策者, 需要决定是自己获得金钱, 还是同伴获得金钱(Zaki & Mitchell, 2011)。在这一实验的基础之上, 研究者同样探究了分配资源中是否存在慷慨从众效应。他们发现, 被试的决策会受到同组成员的影响。当同组成员选择同伴获得金钱时, 被试也更倾向于做出同样的选择, 表现出慷慨从众倾向(魏真瑜 等, 2017; Wei et al., 2016, 2017)。Bicchieri等人(2009)也发现, 在独裁者博弈中, 被试分配给伙伴的金钱数额会受到其他人慷慨决策的影响。

除了行为博弈领域, 研究者们在社会心理实验中也发现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存在。研究者们发现, 个体倾向于跟从他人, 做出慷慨的捐赠行为(Frey & Meier, 2004; Nook et al., 2016)。实验中, 被试分为慷慨组与吝啬组, 慷慨组的被试将会看到一个高的捐赠平均值, 吝啬组则看到一个低的捐赠平均值(Frey & Meier, 2004; Nook et al., 2016)。观看捐赠平均值后, 被试需要进行捐赠。实验结果显示, 捐赠者看到其他人慷慨大方的捐赠行为, 则会增加自己的捐赠金额, 表现出亲社会从众倾向(Frey & Meier, 2004; Nook et al., 2016)。此外, Nook等人(2016)的实验中, 被试观察他人的捐赠行为后, 需要阅读一篇与捐赠无关的故事, 在阅读后自评共情体验的水平, 并对故事中的人物写下一段表达鼓励、支持的文字。他人的捐赠行为包括慷慨的捐赠与吝啬的捐赠, 故事中人物经历分为极度痛苦的与轻微痛苦的(Nook et al., 2016)。实验结果表明, 相较于吝啬捐赠影响, 处于慷慨捐赠行为影响之下的被试, 在阅读轻微痛苦的人物故事后, 报告的自评共情体验更强烈(Nook et al., 2016)。并且, 之后书写鼓励文字的时间更长, 写下的文字更具有情感支持性(Nook et al., 2016)。同样, 在一项捐赠决策实验中, 李晴蕾和王怀勇(2019)通过操纵实验情景, 将被试分类为两组——高社会压力组与低社会压力组。高社会压力组被告知, 参与调查的10人中有9人选择捐赠, 并且捐赠金额较高; 低社会压力组则被告知, 参与调查的10人中仅有3人选择捐赠, 并且捐赠金额较低。实验结果显示, 高社会压力组比低社会压力组捐赠出更多的金钱(李晴蕾, 王怀勇, 2019)。此外, 研究者走出实验室, 在户外进行一项实地实验。他们在公园内设置捐赠点, 观察市民的捐赠行为。实验结果表明, 当市民得知其他人慷慨的捐赠出2美元, 他们更愿意做出捐赠行为(Alpizar et al., 2008)。

从众行为研究最开始主要出现于各类判断任务, 例如线条判断、音乐评价、面孔评价等(Asch, 1956; Berns et al., 2010; Klucharev et al., 2009)。纵览这些传统从众实验, 它们共同特点是任务属于简单的判断与评价, 实验结果对个体自身利益不会有任何影响, 个体在决策中仅需要面对从众压力。然而, 亲社会从众实验中, 个体需要处理的并不只有从众压力。亲社会行为属于人类的社会偏好行为, 反映个体在利益资源分配博弈中的个人偏好。所以, 相比于传统从众实验, 个体在亲社会从众实验中需要面对一类心理冲突——自身的博弈偏好与从众压力之间的矛盾。个体在社会压力下做出的决策反映出他是如何处理这一矛盾的。由此可见, 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心理机制更为复杂, 个体在亲社会从众压力下的内在心理冲突感更强。

3 亲社会从众效应的心理机制

研究者认为, 目前存在两个理论可以解释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心理机制。模仿理论认为, 人类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为动作以及说话方式(Dijksterhuis, 2001; Street et al., 1983)。研究者认为, 亲社会从众行为可能是受到这一模仿动机的驱动, 当一个人看到周围的人都表现出亲社会态度或行为时, 他会不由自主地模仿, 从而使得亲社会从众效应存在(Nook et al., 2016)。另一种动机改变理论认为, 模仿理论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单, 人类做出亲社会从众行为是由于其深层动机发生变化(Nook et al., 2016)。也就是说, 亲社会从众行为不仅是对他人行为的简单模仿, 更有可能是个体接受他人的亲社会动机, 转变自己的态度。研究者们通过系列研究, 对这两类亲社会从众行为的理论解释进行初步验证。

Nook等人(2016)通过大型的网络调查, 进行了5项行为实验。首先, 在实验1与实验2中, 被试了解到他人的捐赠金额后, 需要决定自己是否捐赠以及捐赠数额。研究者发现, 他人的捐赠行为会影响被试的捐赠决定, 他人做出慷慨的捐赠时, 被试就会捐赠更多的金额(Nook et al., 2016)。实验3中, 被试先是观看他人的捐赠行为, 而后需要写下一段文字送给处在困境的陌生人。研究者发现, 他人慷慨的捐赠行为会激活被试更强烈的共情水平, 促使被试写下的文字更具有安慰性与支持性(Nook et al., 2016)。捐赠行为与共情行为属于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 观看慷慨捐赠促使共情行为出现, 说明亲社会从众效应很可能是由于动机的改变,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行为模仿。实验4中, 被试需要对文字材料进行自我共情感受的评分。研究者发现, 他人的共情感受评分会影响被试对自己的共情感受的评分, 他人的强烈共情感受会诱发被试更强烈的共情体验(Nook et al., 2016)。不仅如此, 在实验5中, 研究者还发现, 他人的强烈共情感受会促使被试做出更慷慨的捐赠行为(Nook et al., 2016)。这一系列实验结果说明亲社会从众效应不仅仅是简单的单一行为模仿, 更是个体接受他人的亲社会态度。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 人类通过模仿他人的言行, 可以快速习得各类社会行为规则(Legare & Nielsen, 2015)。一方面, 模仿使得个体快速习得社会规则, 适应社会的步伐, 更好地生存; 另一方面, 个体的模仿行为也使得整个社会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保证社会有序、高效的运转。从模仿理论角度看, 亲社会从众效应的存在使得亲社会行为在社会成员之间传播, 社会成员之间互相模仿学习, 促使社会倡导的良好行为规范不断得到重复与强化。从动机改变理论的角度分析亲社会从众效应, 则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对他人内在深层次态度与观念的采择与内化, 而非停留于表层的外在行为。实际上, 动机改变的最终目的也是个体保证自己不偏离群体, 具有一定社会适应作用。所以, 我们认为, 无论是从理论解释水平上, 还是实验经验水平上, 都很难将它们完全分离。究其源头, 这两个心理机制的内在驱动力都与从众行为本身的心理动机是一致的, 既个体追求群体的接纳与认可, 避免离经叛道, 从而维持正性的自我概念。

4 亲社会从众效应的神经机制

随着脑成像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应用的发展, 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个体行为的内在神经机制。为了揭示亲社会从众效应的内在心理过程, 亲社会从众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前人研究, 本文认为亲社会从众效应的神经机制主要是涉及奖赏加工脑网络与错误加工脑网络。

4.1 奖赏加工

Wei等人(2019)通过功能性磁共振实验发现, 信任从众行为的内在神经机制与奖赏加工非常相似。信任博弈过程中, 当个体跟从群体选择信任博弈对象时,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腹内侧纹状体的神经活动显著增强(Wei et al., 2019)。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是奖赏加工回路中的重要脑区(Grabenhorst & Rolls, 2011; Rangel & Hare, 2010; Rushworth et al., 2009, 2011)。此外, 它也参与大脑对某一事物的主观价值加工过程。Hayden等人发现, 当个体对虚构的奖赏进行加工时, 前扣带区显著激活(Hayden et al., 2009)。腹内侧纹状体则同样与奖赏加工的心理过程有关(Knutson & Wimmer, 2007; McCoy & Platt, 2005; Rilling et al., 2002, 2004a, 2004b)。Mason等人认为, 奖赏相关脑区参与从众的心理过程, 说明个体认为跟从群体选择是正确的(Mason et al., 2009)。从博弈实验属性角度思考, 信任博弈中, 个体的决策取决于他持有的博弈策略(Espin et al., 2016)。在有限的决策时间内, 个体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 对博弈对象的可信度做出判断, 从而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魏真瑜 等, 2017)。信任从众行为的存在, 说明个体将群体行为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 信赖群体的选择(魏真瑜 等, 2017)。

4.2 错误加工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 避免违反社会规则是个体选择从众的一个重要的动机(Deutsch & Gerard, 1955)。当个体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或态度与群体不一致时, 错误加工相关脑区会显著激活(Falk et al., 2010)。社会规则领域的学者发现:人类大脑已形成特有的神经机制, 这一神经机制主要负责探测个体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则, 以便个体及时根据社会规则调整自身行为, 以达到适应社会的目的(Montague & Lohrenz, 2007)。公平偏好从众实验中, 研究者发现个体的从众行为与脑岛及额中回的神经活动密切相关(Wei et al., 2013)。此外, 在利他从众实验中, 当个体看到团体的利他选择时, 额下回、额上回与双侧额中回的神经活动水平显著增强(Wei et al., 2017)。神经活动水平与行为的相关分析中, 研究者发现, 个体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扣带区喙部及脑岛的神经活动水平与其从众行为的出现有关(Wei et al., 2017)。扣带区喙部的激活与个体对自身行为是否违反社会规则的监测有关(Cohen & Ranganath, 2007; Kerns et al., 2004; Klucharev et al., 2009; Ridderinkhof et al., 2004)。额中回、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个体对社会规则的加工及相应的行为调整有关(Beer et al., 2003; Berthoz et al., 2002; Falk et al., 2010; Mason et al., 2009)。可见, 人们认为群体行为是一种社会规则。自身行为与群体不一致被视为错误信号, 促使个体调整自身行为, 保证自己不偏离社会规则。研究者认为, 与错误加工相关脑区激活有关的从众行为是属于规则从众(Mason et al., 2009)。可见, 利他从众与公平偏好从众是属于规则从众, 错误加工相关脑区在这一类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心理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 亲社会从众效应的神经机制主要是奖赏加工与错误加工两大神经网络。亲社会从众效应的心理机制, 既个体将他人的亲社会行为视为学习对象, 通过模仿行为以及内化态度, 习得正确的社会行为, 从而保证自身融入群体, 适应社会生存。此外, 从社会奖赏角度思考, 个体了解亲社会行为是社会提倡鼓励的, 他们可能还存在对亲社会从众行为结果的社会奖赏期待。所以, 亲社会从众行为的神经表征与奖赏加工神经网络一致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错误加工神经网络在亲社会从众效应中所起到的作用, 类似于人类大脑中的“监测系统”。个体首先要察觉到自身的态度、行为与群体不一致, 而后选择是否调整自己的态度与行为。

5 亲社会从众效应与个体特质

大量的实验研究证实亲社会从众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为了进一步了解, 研究者们将关注点放在亲社会从众效应与个体特质的交互作用, 包括社会价值取向、人际信任水平与人际敏感性。在决策中, 个体不仅关注自身的利益, 同时也会考虑他人的利益。研究者认为, 人们在赋予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上的权重偏好是不同的, 既社会价值取向不同(Pletzer et al., 2018)。有一类人更看重自身的利益, 可以被定义为亲自我个体; 另一类人则更愿意考虑他人的利益, 而不仅仅是关注自身的利益, 被定义为亲社会个体(Pletzer et al., 2018)。曾有多个实验结果显示, 在决策中, 亲社会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而亲自我个体则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Wei等人(2016)通过社会价值取向量表的测量, 将被试分为亲自我个体与亲社会个体, 所有的被试都进行带有社会压力情景的信任博弈与独裁者博弈。实验结果说明, 亲社会个体更倾向于表现出亲社会从众行为(Wei et al., 2016)。此外, 独裁者博弈中, 在亲社会压力下, 亲自我个体甚至改变自身的行为偏好, 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Wei et al., 2016)。

人际信任水平是一种个体特质, 用于衡量个体对他人或群体是否可信的期望与信念(Betts et al., 2013)。人际信任水平量表主要从可预测性、可靠性与可依赖性三个方面测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感(Betts et al., 2013)。相关研究表明, 相较于低人际信任水平个体, 高信任水平个体更信任他人, 更容易接受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建议(Touré-Tillery & McGill, 2015)。同样采用带有社会压力情景的信任博弈与独裁者博弈, 研究者发现人际信任水平对亲社会从众效应有一定的影响(魏真瑜 等, 2017)。信任博弈中, 高人际信任水平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信任从众行为; 在独裁者博弈中, 则是低人际信任水平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从众行为(魏真瑜 等, 2017)。究其原因, 研究者认为两种博弈中的亲社会从众属于不同类别的从众行为。信任博弈中的信任从众行为属于信息从众, 独裁者博弈中的慷慨从众行为属于规则从众。面对信息从众时, 高人际信任个体由于更易于接受他人的建议, 所以更倾向于跟从群体的选择, 表现出更多的信任投资。而在面对规则从众时, 低人际信任个体由于抗群体压力能力较差, 所以更容易卷入社会压力情景中, 服从于群体的选择, 表现出慷慨从众行为(魏真瑜 等, 2017)。

同样是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特质, 人际敏感性对亲社会从众效应的影响也受到关注。人际敏感性指的是个体对他人的情绪与行为的知觉敏感程度(Boyce & Parker, 1989)。高人际敏感性个体对人际关系十分在意, 会为了迎合他人期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与态度(Harb et al., 2002)。研究者发现, 由于害怕他人对自己的负面批评, 避免群体排斥自己, 高人际敏感性个体在捐助中对社会压力更加敏感, 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从众行为(李晴蕾, 王怀勇, 2019)。并且, 在社会压力下, 高人际敏感性个体为他人做捐助决策时, 也会捐助出更多的金钱(李晴蕾, 王怀勇, 2019)。

社会价值取向是用于考察个体是如何看待与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利益分配关系, 人际信任水平是用于衡量个体是如何看待他人的可靠性, 人际敏感性则是用于度量个体对他人的感知力。在资源分配过程中, 由于亲社会从众行为产生的结果与持有共赢观念的个体期望的分配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亲社会个体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从众行为。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度高, 认为他人是可靠的、可信赖的, 与他人的人际黏合度较高, 那么他们也更容易跟从他人的亲社会行为。此外, 当个体对他人的人际信息感知力强, 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接纳, 避免被群体边缘化时, 他也更容易受到亲社会从众压力的影响。从行为的属性分析, 不论是亲社会行为, 还是从众行为, 都是属于人际交往行为。可见, 个体自身固有的人际认知模式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亲社会从众行为产生影响。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个体的人际模式会影响其原有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所以, 亲社会从众实验设计中需要设置基线条件, 即不提供他人选择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测量个体原有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将个体原有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与他在从众压力下的亲社会行为进行比较, 则能更好地反映出亲社会从众效应的强度。

6 总结与展望

从众心理属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课题, 本文聚焦从众心理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对亲社会从众效应的行为研究结果、两类心理机制、神经机制及个体差异进行梳理。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

首先, Nook等研究者(2016)的实验结果说明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之间也会存在亲社会从众效应, 据此推论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心理机制可能更多的是内化他人的态度, 自身动机发生变化。如果亲社会从众行为更多的是个体自身的动机改变, 那么这一效应就可能相对较为稳定。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关注个体在表现出亲社会从众行为后, 这一效应可以持续多久。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了解亲社会从众效应的稳定性。

其次, 尽管目前已有研究对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人际信任水平与人际敏感性对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影响进行讨论, 但还有其他的个体特质尚未被探究。例如, 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与宜人性对个体的亲社会从众行为是否有影响; 不同共情水平的个体是否在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倾向性上存在差异; 不同类型的成人依恋风格是否会对亲社会从众行为产生影响。

再者, 已有研究发现, 青少年群体也存在亲社会从众行为。当中学生看到同伴愿意参加社区志愿者工作时, 他们的参与意愿也会增加(Choukas- Bradley et al., 2015)。可见, 亲社会从众行为不仅只出现在成年人群体中。那么, 亲社会从众行为是否也存在于儿童及青少年群体呢?已有研究表明, 1岁的幼童已经会做出亲社会行为(Roth- Hanania et al., 2011)。以后的研究中, 研究者可以聚焦幼童群体与青少年群体中的亲社会从众行为, 也可以对亲社会从众行为进行追踪研究, 从而增加我们对亲社会从众行为发展规律的了解与认识。

另外, 心理疾病患者的社会功能问题一直是精神疾病与心理治疗领域的重要课题。亲社会从众行为的结果是正向积极的, 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作用。那么, 伴有社会功能受损的心理疾病患者又是如何应对亲社会从众压力的?例如, 抑郁症患者对社会奖赏的加工异常是否影响到其亲社会从众行为; 具有高人际敏感度的社交焦虑个体会如何处理亲社会从众压力。

最后, 亲社会从众的心理动机是避免离经叛道, 使自己所在的群体接纳自己。从这个角度推论, 亲社会从众倾向性强的个体可能会将自己所属的群体视为重要的归属, 不希望自己与群体分离。那么, 我们就需要去考虑不同的社会文化是否会对亲社会从众行为产生影响。例如, 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是否会影响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出现; 不同族群之间的亲社会从众行为是否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李晴蕾, 王怀勇. (2019).

社会压力与决策角色对不同人际敏感性个体助人决策的影响

心理科学, 3, 626-632.

[本文引用: 4]

魏真瑜, 赵治瀛, 郑涌. (2017).

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其从众倾向性的影响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39(10), 139-146.

[本文引用: 8]

Alpizar, F., Carlsson, F., & Johansson-Stenman, O. (2008).

Anonymity, reciprocity, and conformity: Evidence from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to a national park in Costa 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5-6), 1047-1060.

DOI:10.1016/j.jpubeco.2007.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Aplin, L. M., Farine, D. R., Morand-Ferron, J., Cockburn, A., Thornton, A., & Sheldon, B. C. (2015).

Experimentally induced innovations lead to persistent culture via conformity in wild birds

Nature, 518(7540), 538-541.

DOI:10.1038/nature13998      URL     PMID:25470065      [本文引用: 1]

In human societies, cultural norms arise when behaviours are transmitted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via high-fidelity social learning. However, a paucity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has meant that there is no comparabl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socially transmitted behaviours might spread and persist in animal populations. Here we show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aging traditions in a wild bird population. We introduced alternative novel foraging techniques into replicated wild sub-populations of great tits (Parus major) and used automated tracking to map the diffusion, establishment and long-term persistence of the seeded innovations. Furthermore, we us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diffusion dynamics. From only two trained birds in each sub-population, the information spread rapidly through social network ties, to reach an average of 75% of individuals, with a total of 414 knowledgeable individuals performing 57,909 solutions over all replicates. The sub-populations were heavily biased towards using the technique that was originally introduced, resulting in established local traditions that were stable over two generations, despite a high population turnover. Finally, we demonstrate a strong effect of social conformity, with individuals disproportionately adopting the most frequent local variant when first acquiring an innovation, and continuing to favour social information over personal information. Cultural conformity is thought to be a key factor in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culture in humans. In providing the first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conformity in a wild non-primate, and of cultural norms in foraging techniques in any wild animal, our results suggest a much broader taxonomic occurrence of such an apparently complex cultural behaviour.

Asch S. E.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0(9), 1-70.

[本文引用: 3]

Axelrod, R., & Hamilton, W. D. (1981).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211(4489), 1390-1396.

DOI:10.1126/science.7466396      URL     PMID:7466396      [本文引用: 1]

Cooperation in organisms, whether bacteria or primates, has been a difficulty for evolutionary theory since Darwin.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pairs of individuals occur on a probabilistic basis, a model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n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Deductions from the model, and the results of a computer tournament show how cooperation based on reciprocity can get started in an asocial world, can thrive while interacting with a wide range of other strategies, and can resist invasion once fully establishe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clude specific aspects of territoriality, mating, and disease.

Bardsley, N., & Sausgruber, R. (2005).

Conformity and reciprocity in public good provi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6(5), 664-681.

DOI:10.1016/j.joep.2005.02.001      URL     [本文引用: 5]

Beer, J. S., Heerey, E. A., Keltner, D., Scabini, D., & Knight, R. T. (2003).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 Insights from patients with orbitofrontal dama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4), 594-604.

DOI:10.1037/0022-3514.85.4.594      URL     PMID:14561114      [本文引用: 1]

Although once considered disruptiv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re now theorized to be fundamentally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behavior.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social regulation function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s by comparing healthy participants with a neuropsychological population--patients with orbitofrontal lesions--characterized by selective regulatory deficits. Orbitofrontal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participated in a series of tasks designed to assess their social regulation and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nother task assessed the ability to infer others' emotional states, an appraisal process involved in self-conscious emo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that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re important for regulating social behavior,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eficient behavioral reg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appropriat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at reinforce maladaptive behavior. Additionally, deficient behavioral reg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mpairments in interpreting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of others.

Berns, G. S., Capra, C. M., Moore, S., & Noussair, C. (2010).

Neural mechanisms of the influence of popularity on adolescent ratings of music

Neuroimage, 49(3), 2687-2696.

DOI:10.1016/j.neuroimage.2009.10.070      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It is well-known that social influences affect consumption decisions. We us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to elucidate the neural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influence with regard to a common consumer good: music. Our study population was adolescents, age 12–17. Music is a common purchase in this age group, and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adolescent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perceptions of popularity in their reference group. Using 15-s clips of songs from MySpace.com, we obtained behavioral measures of preferences and neurobiological responses to the songs. The data were gathered with, and without, the overall popularity of the song revealed. Song popularit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articipants' likability ratings of the songs. fMRI results showed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rating and activity in the caudate nucleus, a region previously implicated in reward-driven actions. The tendency to change one's evaluation of a so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tivation in the anterior insula and anterior cingulate, two region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physiological arousal and negative affective states. Sensitivity to popularity was linked to lower activation levels in the middle temporal gyrus, suggesting a lower depth of musical semantic processing.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 principal mechanism whereby popularity ratings affect consumer choice is through the anxiety generated by the mismatch between one's own preferences and others'. This mismatch anxiety motivates people to switch their choices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ensus. Our data suggest that this is a major force behind the conformity observed in music tastes in some teenagers.]]>

Berthoz, S., Armony, J. L., Blair, R. J. R., & Dolan, R. J. (2002).

An fMRI study of intentional and unintentional (embarrassing) violations of social norms

Brain, 125(8), 1696-1708.

DOI:10.1093/brain/awf190      URL     [本文引用: 1]

Betts, L. R., Rotenberg, K. J., & Trueman, M. (2013).

Young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consistency as a predictor of future school adjustment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6), 310-318.

DOI:10.1016/j.appdev.2013.09.003      URL     [本文引用: 2]

Young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consistency was examined as a predictor of future school adjustment. One hundred and ninety two (95 male and 97 female, M-age = 6 years 2 months, SDage = 6 months) children from school years 1 and 2 in the United Kingdom were tested twice over one year. Children completed measures of peer trust and school adjustment and teachers completed the Short-Form Teacher Rating Scale of School Adjustment. Longitudinal quadratic relationships emerged between consistency of children's peer trust beliefs and peer-reported trustworthiness and school adjustment and these varied according to social group, facet of trust, and indicator of school adjustment.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conclusion that interpersonal trust consistency, especially for secret-keeping, predicts aspects of young children's school adjustment. (C) 2013 Elsevier Inc.

Bicchieri, C., & Xiao, E. (2009).

Do the right thing: But only if others do so

.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2(2), 191-208.

DOI:10.1002/bdm.v22:2      URL     [本文引用: 1]

Blake, P., Piovesan, M., Montinari, N., Warneken, F., & Gino, F. (2015).

Prosocial norms in the classroom: The role of self-regulation in following norms of g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5, 18-29.

DOI:10.1016/j.jebo.2014.10.004      URL     [本文引用: 1]

Bohnet, I., & Zeckhauser, R. (2004).

Trust, risk and betraya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5(4), 467-484.

DOI:10.1016/j.jebo.2003.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Boyce, P., & Parker, G. (1989).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3(3), 341-351.

DOI:10.1177/000486748902300320      URL     [本文引用: 1]

Brown, C., & Laland, K. N. (2002).

Social learning of a novel avoidance task in the guppy: Conformity and social release

Animal Behaviour, 64(1), 41-47.

DOI:10.1006/anbe.2002.3021      URL     [本文引用: 1]

Choukas-Bradley, S., Giletta, M., Cohen, G. L., & Prinstein, M. J. (2015).

Peer influence, peer statu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peer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s’ intentions to volunteer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4, 2197-2210.

URL     PMID:26525387      [本文引用: 1]

Cialdini R. B. (2003).

Crafting normative messag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4), 105-109.

DOI:10.1111/1467-8721.01242      URL     [本文引用: 1]

Cialdini, R. B., & Goldstein, N. J. (2004).

Social influence: Compliance and conform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5, 591-621.

URL     PMID:14744228      [本文引用: 1]

Claidière, N., & Whiten, A. (2012).

Integrating the study of conformity and culture in humans and nonhuman anima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8(1), 126-145.

DOI:10.1037/a0025868      URL     PMID:22061691      [本文引用: 1]

Conformity--defined here by the fact that an individual displays a particular behavior because it is the most frequent the individual witnessed in others--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by social psychologists as one of the main categories of social influence. Surprisingly,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conformity has become an active topic in animal and comparative biology. As in any new and rapidly growing field, however, definitions, hypotheses, and protocols are diverse, not easy to organize in a coherent way, and sometimes seriously in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Here we pursue greater coherence by reviewing the newer literature on conformity in behavioral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in light of the foundational work in social psychology. We suggest that the knowledge accumulated in social psychology can be exploited by behavioral ecologists and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to bring conceptual clarity to the field, avoid some experimental pitfalls, and help design new and challenging experiments. In particular, we propose that the notions of informational and normative conformity that, until now, have been little recognized in recent literature can resolve some important controversies. In turn, research on animal culture should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social scientists, because understanding human culture and human uniqueness requires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our cognitive capacities and their evolutionary origins. Our review suggests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tists to join forces in build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he pervasive phenomenon of conformity.

Cohen, M. X., & Ranganath, C. (2007).

Reinforcement learning signals predict future decision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7(2), 371-378.

URL     PMID:17215398      [本文引用: 1]

Day, R. L., MacDonald, T., Brown, C., Laland, K. N., & Reader, S. M. (2001).

Interactions between shoal size and conformity in guppy social foraging

Animal Behaviour, 62(5), 917-925.

DOI:10.1006/anbe.2001.1820      URL     [本文引用: 1]

Deutsch, M., & Gerard, H. B. (1955).

A study of 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s upon individual judgment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51(3), 629-636.

DOI:10.1037/h0046408      URL     PMID:13286010      [本文引用: 4]

Dijksterhuis, A. (2001).

Automatic social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behavior links as an explanatory mechanism for behavior matching

In J. P. Forgas & K. Williams (Eds.), Social influence, direct and indirect processes(pp. 95-108).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本文引用: 1]

Dindo, M., Whiten, A., & de Waal, F. B. M. (2009).

In-group conformity sustains different foraging traditions in capuchin monkeys (cebus apella)

Plos One, 4(11). doi: 10.1371/journal. pone.0007858

DOI:10.1371/journal.pone.0007985      URL     PMID:19956741      [本文引用: 1]

Recent 16S ribosomal RNA gene (rRNA) molecular profiling of the stomach mucosa revealed a surprising complexity of microbiota.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 use are two main contributors to gastritis and peptic ulcer.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ther members of the stomach microbiota and gastric diseases. In this study, cloning and sequencing of the 16S rRNA was used to profile the stomach microbiota from normal and gastritis patients.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ree phylotypes from eight bacterial phyla were identified. The stomach microbiota was found to be closely adhered to the mucosa. Eleven Streptococcus phylotypes were successfully cultivated from the biopsies. One to two genera represented a majority of clones within any of the identified phyla. We further developed two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ssays to quantify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 Firmicutes phylum and the Streptococcus genus. Significantly higher abundance of the Firmicutes phylum and the Streptococcus genus within the Firmicutes phylum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antral gastriti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enus taxon level can largely represent much higher taxa such as the phylum. The clinical relevance an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altered microbiota composition in gastritis require further functional studies.

Espín, A. M., Exadaktylos, F., & Neyse, L. (2016).

Heterogeneous motives in the trust game: A tale of two rol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728.

URL     PMID:27242633     

Falk, E. B., Berkman, E. T., Mann, T., Harrison, B., & Lieberman, M. D. (2010).

Predicting persuasion-induced behavior change from the brai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0(25), 8421-8424.

URL     PMID:20573889      [本文引用: 2]

Forsythe, R., Horowitz, J. L., Savin, N. E., & Sefton, M. (1994).

Fairness in simple bargaining experiment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6(3), 347-369.

DOI:10.1006/game.1994.1021      URL     [本文引用: 1]

Fowler, J. H., & Christakis, N. A. (2010).

Cooperative behavior cascades in human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12), 5334-5338.

DOI:10.1073/pnas.0913149107      URL     [本文引用: 1]

Frey, B. S., & Meier, S. (2004).

Social comparison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esting “conditional cooperation” in a field experi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5), 1717-1722.

DOI:10.1257/0002828043052187      URL     [本文引用: 4]

Galef, B. G., & Whiskin, E. E. (2008).

“Conformity” in Norway rats ?

Animal Behaviour, 75(6), 2035-2039.

DOI:10.1016/j.anbehav.2007.11.012      URL     [本文引用: 1]

Goldstein, N. J., Cialdini, R. B., & Griskevicius, V. (2008).

A room with a viewpoint: Using social norms to motiv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hote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3), 472-482.

DOI:10.1086/586910      URL     [本文引用: 1]

Götte, L., & Tripodi, E. (2018).

Social influence in prosoci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experiment

CEPR Discussion Papers, 13078.

[本文引用: 1]

Grabenhorst, F., & Rolls, E. T. (2011).

Value, pleasure and choice in the ventral prefrontal cortex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2), 56-67.

DOI:10.1016/j.tics.2010.12.004      URL     [本文引用: 1]

Rapid advances have recently been made in understanding how value-bas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brain. We integrate neuroeconomic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with evidence on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value and experienced pleasure to describe how systems for 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are organized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of humans and other primates. We show that the orbitofrontal and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VMPFC) cortices compute expected value, reward outcome and experienced pleasure for different stimuli on a common value scale. Attractor networks in VMPFC area 10 then implement categorical decision processes that transform value signals into a choice between the values, thereby guiding action. This synthesis of findings across fields provides a unifying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the brain.

Harb, G. C., Heimberg, R. G., Fresco, D. M., Schneier, F. R., & Liebowitz, M. R. (2002).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measure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8), 961-979.

URL     PMID:12186358      [本文引用: 1]

Hayden, B. Y., Pearson, J. M., & Platt, M. L. (2009).

Fictive reward signals in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cience, 324(5929), 948-950.

URL     PMID:19443783      [本文引用: 1]

House, B. (2018).

How do social norms influence prosocial developmen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 87-91.

DOI:10.1016/j.copsyc.2017.08.011      URL     PMID:28858771      [本文引用: 1]

Humans are both highly prosocial and extremely sensitive to social norms, and some theories suggest that norms are necessary to account for uniquely human for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how norms influence prosocial behavior is thus essential if we are to describe the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is article I review recent research from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that provides (1) a theoretical model of how norms influence prosocial behavior, (2)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model based on studies with adults and children, and (3) predictions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orms shape prosocial behavior. I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need for future studies into how prosocial behavior develops through emerg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ally varying norms, social cognition, emotions, and potentially genes.

House, B., Kanngiesser, P., Barrett, H., Broesch, T., Cebioglu, S., Crittenden, A. N., … Silk, J. B. (2020).

Universal norm psychology leads to societal diversity in prosocial behaviour and development

Nature Human Behaviour, 4(1), 36-44.

DOI:10.1038/s41562-019-0734-z      URL     PMID:31548679      [本文引用: 1]

Recent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social norms play a key role in motivating human cooperation and in explaining the unique scal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our prosociality.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that directly link social norms to the form, development and variation in prosocial behaviour across societies. In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eight diverse societies,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1) the prosocial behaviour of adults is predicted by what other members of their society judge to be the correct social norm, (2) the responsiveness of children to novel social norms develops similarly across societies and (3) societally variable prosocial behaviour develops concurrently with the responsiveness of children to norms in middle childhood. These data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ur is shaped by a psychology for responding to normative information, which itself develops universally across societies.

Kerns, J. G., Cohen, J. D., MacDonald, A. W., Cho, R. Y., Stenger, V. A., & Carter, C. S. (2004).

Anterior cingulate conflict monitoring and adjustments in control

Science, 303(5660), 1023-1026.

URL     PMID:14963333      [本文引用: 1]

Klucharev, V., Hytönen, K., Rijpkema, M., Smidts, A., & Fernández, G. (2009).

Reinforcement learning signal predicts social conformity

Neuron, 61(1), 140-151.

URL     PMID:19146819      [本文引用: 2]

Knutson, B., & Wimmer, G. E. (2007).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04(1), 54-69.

DOI:10.1196/annals.1390.020      URL     [本文引用: 1]

Krupka, E., & Weber, R. A. (2009).

The focusing and informational effects of norm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0(3), 307-320.

DOI:10.1016/j.joep.2008.11.005      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This paper reports an experiment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norms on pro-social behavior. We test two predictions derived from work in psychology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norms. The first is a “focusing” influence, whereby norms only impact behavior when an individual’s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m; and the second is an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whereby a norm exerts a stronger impact on an individual’s behavior the more others he observes behaving consistently with that norm. We find support for both effects. Either thinking about or observing the behavior of others produces increased pro-social behavior – even when one expects or observes little pro-social behavior on the part of others – and the degree of pro-social behavior is increasing in the actual and expected pro-social behavior of others. This experiment eliminates strategic influences and thus demonstrates a direct effect of norms on behavior.]]>

Lachlan, R. F., Crooks, L., & Laland, K. N. (1998).

Who follows whom? Shoaling preferences and social learning of foraging information in guppies

Animal Behaviour, 56(1), 181-190.

DOI:10.1006/anbe.1998.0760      URL     PMID:9710476      [本文引用: 1]

Preferences of fish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hoals may influence the transmission of novel information through them. We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eferences of guppies, Poecilia reticulata, for different shoals in order to shed some light on how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ccurs. Adult subjects were given a choice between swimming with two diverging shoals of conspecifics that differed with respect to key characteristics. In six choice experiments, subjects discriminated between shoal partners on the basis of: (1) shoal size, subjects preferring a shoal of 10 to a single fish; (2) size of shoaling fish, small fish preferring small conspecifics rather than an equal number of large fish, while large fish showed no preference; (3) local foraging experience of shoaling fish, shoals containing fish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repeatedly fed in the experimental tank being preferred to shoals with no such experience; and (4) familiarity of shoaling fish, guppies preferring familiar rather than unfamiliar conspecifics. No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colour or hunger was observed. In addition, following a shoal to a food site on just three trials allowed guppies to learn a route, or food site, preference. Guppies were considerably more likely to learn to adopt the behaviour shown by members of a shoal of several demonstrators than an alternative behaviour shown by a single conspecific demonstrat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ferences for different shoals and the social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is discussed in the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hoaling preferences may strongly influence the social transmission of novel foraging information or feeding preferences through fish populations, and imply that learned infor-mation may diffuse through fish populations in a nonrandom, or directed, manner. Copyright 1998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nimal Behaviour.

Lachlan, R. F., Ratmann, O., & Nowicki, S. (2018).

Cultural conformity generates extremely stable traditions in bird so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9(1), 1-9.

DOI:10.1038/s41467-017-02088-w      URL     PMID:29317637      [本文引用: 1]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how pigments and internal nanostructures generate color in nature. External surface structures can also influence appearance, such as by causing multiple scattering of light (structural absorption) to produce a velvety, super black appearance. Here we show that feathers from five species of birds of paradise (Aves: Paradisaeidae) structurally absorb incident light to produce extremely low-reflectance, super black plumages. Directional reflectance of these feathers (0.05-0.31%) approaches that of man-made ultra-absorbent materials. SEM, nano-CT, and ray-tracing simulations show that super black feathers have titled arrays of highly modified barbules, which cause more multiple scattering, resulting in more structural absorption, than normal black feathers. Super black feathers have an extreme directional reflectance bias and appear darkest when viewed from the distal direction. We hypothesize that structurally absorbing, super black plumage evolved through sensory bias to enhance the perceived brilliance of adjacent color patches during courtship display.

Laland, K. N., Atton, N., & Webster, M. M. (2011).

From fish to fashion: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6(1567), 958-968.

DOI:10.1098/rstb.2010.0328      URL     [本文引用: 1]

Laland, K. N, & Plotkin, H. C. (1993).

Social transmission of food preferences among Norway rats by marking of food sites and by gustatory contact

Learning & Behavior, 21(1), 35-41.

[本文引用: 1]

Latane, B., & Darley, J. M. (1968).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 215-221.

URL     PMID:5704479      [本文引用: 1]

Lecheval, V., Jiang, L., Tichit, P., Sire, C., Hemelrijk, C. K., & Theraulaz, G. (2018).

Social conformity and propag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ollective U-turns of fish school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5(1877), 20180251.

DOI:10.1098/rspb.2018.0251      URL     PMID:29695447      [本文引用: 1]

Moving animal groups such as schools of fishes or flocks of birds often undergo sudden collective changes of their travelling direc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stochastic fluctuations in heading of the individual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se behavioural fluctuations aris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propagate within a group are still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combine an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spontaneous collective U-turns in groups of rummy-nose tetra (Hemigrammus rhodostomus) swimming in a ring-shaped tank. U-turns imply that fish switch their heading between the clockwise and anticlockwise direction. We reconstruct trajectories of individuals moving alone and in groups of different sizes. We show that the group decreases its swimming speed before a collective U-turn. This is in agreement with previous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showing that speed decrease facilitates an amplification of fluctuations in heading in the group, which can trigger U-turns. These collective U-turns are mostly initiated by individuals at the front of the group. Once an individual has initiated a U-turn, the new direction propagates through the group from front to back without amplification or dampening, resembling the dynamics of falling dominoes. The mean time between collective U-turns sharply increases as the size of the group increases. We develop an Ising spin model integrating anisotropic and asymmetr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fish and their tendency to follow the majority of their neighbours nonlinearly (social conformity). The model quantitatively reproduces key features of the dynamics and the frequency of collective U-turns observed in experiments.

Ledyard, J. (1995).

Public goods: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J. Kagel & A. Roth (Eds.),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Legare, C. H., & Nielsen, M. (2015).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dual engines of cultural learn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11), 688-699.

URL     PMID:26440121      [本文引用: 1]

Mason, M. F., Dyer, R., & Norton, M. I. (2009).

Neural mechanisms of social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0(2), 152-159.

DOI:10.1016/j.obhdp.2009.04.001      URL     [本文引用: 3]

MacKay, C. (2003).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New York, NY: Dover.

[本文引用: 1]

McCoy, A. N., & Platt, M. L. (2005).

Expectations and outcomes: Decision-making in the primate bra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A, 191(3), 201-211.

DOI:10.1007/s00359-004-0565-9      URL     [本文引用: 1]

Montague, P. R., & Lohrenz, T. (2007).

To detect and correct: Norm violations and their enforcement

Neuron, 56(1), 14-18.

URL     PMID:17920011      [本文引用: 1]

Nook, E. C., Ong, D. C., Morelli, S. A., Mitchell, J. P., & Zaki, J. (2016).

Prosocial conformity: Prosocial norms generalize across behavior and empath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8), 1045-1062.

URL     PMID:27229679      [本文引用: 15]

Park, S., & Shin, J. (2017).

The influence of anonymous peers on prosocial behavior

Plos One, 12.

[本文引用: 1]

Peysakhovich, A., & Rand, D. G. (2013).

Habits of virtue: Creating norms of cooperation and defection in the laborato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2294242.

[本文引用: 1]

Pike, T. W., & Laland, K. N. (2010).

Conformist learning in nine-spined sticklebacks' foraging decisions

Biology Letters, 6(4), 466-468.

DOI:10.1098/rsbl.2009.1014      URL     PMID:20129948      [本文引用: 1]

Theoretical analyses have reported that in most circumstances where natural selection favours reliance on social learning, conformity (positive frequency-dependent social learning) is also favoure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uch animal social learning should involve a copy-the-majority strategy, yet there is currently surprisingly little evidence for conformist learning among animals. Here, we investigate this possibility in the nine-spined stickleback (Pungitius pungitius) by manipulating the number of demonstrator fish at two feeders, one rich and one poor, during a demonstration phase and evaluating how this affects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focal fish copy the demonstrators' apparent choices. As predicted,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copying with increasing numbers of demonstrators at the richer of the two feeders, with copying increasing disproportionately, rather than linearly, with the proportion of demonstrators at the rich foraging patch. Control conditions with non-feeding demonstrators showed that this was not simply the result of a preference for shoaling with larger groups, implying that nine-spined sticklebacks copy in a conformist manner.

Pletzer, J., Balliet, D., Joireman, J., Kuhlman, D., Voelpel, S., & van Lange, P. (2018).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xpect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A meta-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2(1), 62-83.

DOI:10.1002/per.2139      URL     [本文引用: 2]

Prentice, D. A., & Miller, D. T. (1993).

Pluralistic ignorance and alcohol use on campus: Some consequences of misperceiving the social nor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2), 243-256.

URL     PMID:8433272      [本文引用: 1]

Rangel, A., & Hare, T. (2010).

Neural comp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goal-directed choice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20(2), 262-270.

DOI:10.1016/j.conb.2010.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In goal-directed decision-making, animals choose between action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reward outcomes (e.g., foods) and with different costs (e.g., effort). Rapid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goal-directed choices, and of how those computation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brain. We review some important findings, with an emphasis on computational models, human fMRI, and monkey neurophysiology studies.

Ridderinkhof, K. R., Ullsperger, M., Crone, E. A., & Nieuwenhuis, S. (2004).

The role of the medial frontal cortex in cognitive control

Science, 306(5695), 443-447.

URL     PMID:15486290      [本文引用: 1]

Rilling, J. K., Gutman, D. A., Zeh, T. R., Pagnoni, G., Berns, G. S., & Kilts, C. D. (2002)

A neural basis for social cooperation

Neuron, 35(2), 395-405.

URL     PMID:12160756      [本文引用: 1]

Rilling, J. K., Sanfey, A. G., Aronson, J. A., Nystrom, L. E., & Cohen, J. D. (2004a).

Opposing bold responses to reciprocated and unreciprocated altruism in putative reward pathways

Neuroreport, 15(16), 2539-2243.

DOI:10.1097/00001756-200411150-00022      URL     PMID:15538191      [本文引用: 1]

Mesencephalic dopamine neurons are believed to facilitate reward-dependent learning by computing errors in reward predictions. We used fMRI to test whether this system was activated as expected in response to errors in predictions about whether a social partner would reciprocate an act of altruism. Nineteen subjects received fMRI scans as they played a series of single-shot Prisoner's Dilemma games with partners who were outside the scanner. In both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ventral striatum, reciprocated and unreciprocated cooperat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BOLD responses,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mesencephalic dopamine projection sites carry information about errors in reward prediction that allow us to learn who can and cannot be trusted to reciprocate favors.

Rilling, J. K., Sanfey, A. G., Aronson, J. A., Nystrom, L. E., & Cohen, J. D. (2004b).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ory of mind with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Neuroimage, 22(4), 1694-1703.

DOI:10.1016/j.neuroimage.2004.04.015      URL     PMID:15275925      [本文引用: 1]

Tasks that engage a theory of mind seem to activate a consistent set of brain areas. In this study, we sought to determine whether two different interactive tasks, both of which involve receiving consequential feedback from social partners that can be used to infer intent, similarly engaged the putative theory of mind neural network. Participants were scanned using fMRI as they played the Ultimatum Game (UG) and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PDG) with both alleged human and computer partners who were outside the scanner. We observed a remarkable degree of overlap in brain areas that activated to partner decisions in the two games, including commonly observed theory of mind areas, as well as several brain areas that have not been reported previously and may relate to immersion of participants in real social interactions that have personally meaningful consequences. Although computer partners elicited activation in some of the same areas activated by human partners, most of these activations were stronger for human partners.

Roth-Hanania, R., Davidov, M., & Zahn-Waxler, C. (2011).

Empathy development from 8 to 16 months: Early signs of concern for others

Infant Behavior & Development, 34(3), 447-458.

DOI:10.1016/j.infbeh.2011.04.007      URL     PMID:21600660      [本文引用: 1]

The study examined the responses of typically developing infants to the distress of another, prior to and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to the second year. Infants' responses to maternal simulations of distress and to a peer distress videotape were observed from 8 to 16 months, using an accelerated longitudinal design (overall n = 37). Modest levels of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for another in distress were already evident before the second year, and increased gradually (and not always significantly)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the second year. Prosocial behavior was rare in the first year and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during the second year. Self-distress reactions were rare overal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assessed in the first year, particularly at 10-months, predicted the levels of prosocial behavior observed in the second year. No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fou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Rushworth, M. F., Mars, R. B., & Summerfield, C. (2009).

General mechanisms for making decisions?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19(1), 75-83.

DOI:10.1016/j.conb.2009.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many aspects of reward-guided behaviour can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computational account of decision making. The account emphasises representation of expectations about decision outcomes and the revision of future expecta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prediction error—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actual outcome and prior expectation. Frontal cortex and striatum are implicated in such processes in humans, monkeys, and rats suggesting they are ubiquitous and found in many species. Disagreement remains over the exact contribution made by each brain region. A growing body of work even suggests analogous processes may account for behaviour outside the domain of reward-guided decision making, for example, when people and animals learn about visu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Rushworth, M. F., Noonan, M. A. P., Boorman, E. D., Walton, M. E., & Behrens, T. E. (2011).

Frontal cortex and reward- guided learning and decision-making

Neuron, 70(6), 1054-1069.

DOI:10.1016/j.neuron.2011.05.014      URL     [本文引用: 1]

Reward-guided decision-making and learning depends on distributed neural circuits with many components. Here we focus on recent evidence that suggests four frontal lobe regions make distinct contributions to reward-guided learning and decision-making: the lateral orbitofrontal cortex, the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adjacent medial orbitofrontal cortex,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nd the anterior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We attempt to identify common themes in experiments with human participants and with animal models, which suggest roles that the areas play in learning about reward associations, selecting reward goals, choosing actions to obtain reward, and monitoring the potential value of switching to alternative courses of action.

Shang, J., & Croson, R. (2009).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information on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9(540), 1422-1439.

DOI:10.1111/j.1468-0297.2009.02267.x      URL     [本文引用: 1]

Street Jr, R. L., Street, N. J., & van Kleek, A. (1983).

Speech convergence among talkative and reticent three year-olds

Language Sciences, 5(1), 79-96.

DOI:10.1016/S0388-0001(83)80015-1      URL     [本文引用: 1]

Touré-Tillery, M., & McGill, A. L. (2015).

Who or what to believe: Trust and the differential persuasiveness of human and anthropomorphized messengers

Journal of Marketing, 79(4), 94-110.

[本文引用: 2]

van de Waal, E., Borgeaud, C., & Whiten, A. (2013).

Potent social learning and conformity shape a wild primate’s foraging decisions

Science, 340(6131), 483-485.

URL     PMID:23620053      [本文引用: 1]

Wei, Z., Zhao, Z., & Zheng, Y. (2013).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ocial conformity in an ultimatum gam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7, 896.

URL     PMID:24399954      [本文引用: 3]

Wei, Z., Zhao, Z., & Zheng, Y. (2016).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n the effect of social influence in prosocial decis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952.

DOI:10.3389/fpsyg.2016.00952      URL     PMID:27445917      [本文引用: 6]

Prosocial behaviors are susceptible to individuals' preferences regarding payoffs and social contex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combin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social influence and attempted to discover the effect of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 and social influence on prosocial behavior in a trust game and a dictator game.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trust game could be motivated by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whereas individuals' decisions in the dictator game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ir social preference. In the trust game, prosocials were less likely than proselfs to conform to the behavior of other group members when the majority of group members distrusted the trustee. In the dictator game, the results of the three-way ANOVA indicated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 type of offer, in contrast to proselfs, prosocials were influenced more by others' generous choices than their selfish choices, even if the selfish choices were beneficial to themselves. The overal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 influence appears to depend on individuals' SVO: that is, prosocials tend to conform to prosocial rather than proself behaviors.

Wei, Z., Zhao, Z., & Zheng, Y. (2019).

Following the majority: Social influence in trusting behavior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3, 89.

DOI:10.3389/fnins.2019.00089      URL     PMID:30804747      [本文引用: 2]

When making decisions, people may change their behavior, sometimes against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f peers. However, the effect of social influence on trust is still unknown. In our study, we used the event-relat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investigate brain activity in social influence during a trust game. The behavior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people tend to conform to others' opinions and behaviors in a trust game. Decreased activations were observed in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during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luences. Moreover, brain regions supporting value processing and reward learning were activated when subjects decided to follow the majority. These regions include the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entral striatum, and parahippocampal gyrus. Finally, our exploratory analysis revealed an increase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the ventral striatum during conformity in trusting behavior.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influence in trusting behavior are similar to the mechanisms implicated in reward learning. The brain regions involved in reward learning might reflect the reward value of agreeing with others in our study.

Whiten, A., Horner, V., & de Waal, F. B. (2005).

Conformity to cultural norms of tool use in chimpanzees

Nature, 437(7059), 737-740.

DOI:10.1038/nature04047      URL     PMID:16113685      [本文引用: 2]

Rich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extensive behavioural diversity recorded in wild great apes reflects a complexity of cultural variation unmatched by species other than our own. However, the capacity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ssumed by this interpretation has remained difficult to test rigorously in the field, where the scope for controlled experimentation is limited. Here we show that experimentally introduced technologies will spread within different ape communities. Unobserved by group mates, we first trained a high-ranking female from each of two groups of captive chimpanzees to adopt one of two different tool-use techniques for obtaining food from the same 'Pan-pipe' apparatus, then re-introduced each female to her respective group. All but two of 32 chimpanzees mastered the new techniqu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ir local expert, whereas none did so in a third population lacking an expert. Most chimpanzees adopted the method seeded in their group, and these traditions continued to diverge over time. A subset of chimpanzees that discovered the alternative method nevertheless went on to match the predominant approach of their companions, showing a conformity bias that is regarded as a hallmark of human culture.

Zaki, J., & Mitchell, J. P. (2011).

Equitable decision making is associated with neural markers of intrinsic valu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49), 19761-19766.

DOI:10.1073/pnas.1112324108      URL     [本文引用: 2]

/


版权所有 © 《心理科学进展》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16号院 
邮编:100101 
电话:010-64850861 
E-mail:jinzhan@psych.ac.cn
备案编号:京ICP备10049795号-1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18号

本系统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