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671-3710
CN 11-4766/R
主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出版:科学出版社

心理科学进展, 2021, 29(2): 296-310 doi: 10.3724/SP.J.1042.2021.00296

研究前沿

基于网络理论的物质成瘾新视角

刘宇1, 胡传鹏,2, 樊富珉,1, 孙沛1, 徐杰3, 蔡玉清1, 刘雪莉4

1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3北京高新医院, 北京 100001

4北京社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京 100001

A New perspective of substance addiction based on network theory

LIU Yu1, HU Chuan-Peng,2, FAN Fumin,1, SUN Pei1, XU Jie3, CAI Yuqing1, LIU Xueli4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Leibniz Institute for Resilience Research (LIR), 55131 Mainz, Germany

3Beijing Gaoxin Hospital, Beijing 100001, China

通讯作者: 樊富珉, E-mail:ffm@mail.tsinghua.edu.cn;胡传鹏, E-mail:hcp4715@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19-12-17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2-15

基金资助: 中国禁毒基金会(中禁基合字[2016]22号)

Received: 2019-12-17   Online: 2021-02-15

摘要

物质成瘾是一种涉及生理、心理和环境等多因素的复杂现象, 但是当前基于生物还原论的解释对物质成瘾现象整体性的理解和康复研究造成了阻碍。网络理论聚焦于心理障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反馈环路, 从整体视角为研究物质成瘾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将网络理论应用于物质成瘾的研究中将有利于:(1)理解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2)理解症状网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动态变化过程; 以及(3)将多层次和多水平因素整合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中。从网络理论视角来理解物质成瘾, 也将对未来的干预和治疗提供了理论支持。目前, 网络理论仍处于言语模型阶段, 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出更具体、可验证的统计模型, 以完善对于物质成瘾机制的了解, 更加有效地推进物质成瘾的治疗与恢复。

关键词: 物质成瘾; 网络理论; 生物还原论; 动态系统

Abstract

Substance addiction involves multiple factors, ranging from biological, social, to cultural. But the dominant biological reductionism-based explanations focus primarily on the brain, potentially hinder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clusive research of substance addiction and its recovery. We propose that network theory, focusing on feedback loops formed by interactions between myriad psychological disorder variables, will provide a better holistic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substance addiction. Applying network theory to substance addiction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 (1) understand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symptoms, (2)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atic integrity and dynamic changes in symptom networks, and (3) integrating multiple levels of factors into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lso, network theory may generate new approaches for future interventions and treatments. In sum, networktheory, as a theoretical model,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substance addiction and its intervention. We believe this reframing will encourag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toward various other hypotheses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us, promoting the treatment and recovery of substance addiction.

Keywords: substance addiction; network theory; biological reductionism; dynamical system

PDF (831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刘宇, 胡传鹏, 樊富珉, 孙沛, 徐杰, 蔡玉清, 刘雪莉. 基于网络理论的物质成瘾新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021, 29(2): 296-310 doi:10.3724/SP.J.1042.2021.00296

LIU Yu, HU Chuan-Peng, FAN Fumin, SUN Pei, XU Jie, CAI Yuqing, LIU Xueli. A New perspective of substance addiction based on network theor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1, 29(2): 296-310 doi:10.3724/SP.J.1042.2021.00296

1 引言

物质成瘾(substance addiction)是指对于物质的使用失去控制、强迫性的物质寻求和使用, 并且不顾及不良后果(Nestler, 2001)。从法律的角度, 成瘾物质通常被分为非法物质(即毒品, 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和大麻等)和合法成瘾物质(包括香烟、酒精等)。一项针对国内社区人群的研究显示, 任意一种物质(包括酒精与非法物质)成瘾所导致的终生患病率高达5.58% (刘肇瑞 等, 2013)。物质成瘾及其相关心理障碍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存在最为普遍、影响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7)。其中, 因非法物质与成瘾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尤甚, 如艾滋病、抢劫盗窃、暴力伤害、毒驾等案件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互关联、接踵而来, 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例如, 根据2020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底, 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已达到214万名, 占总人口的0.16%。此外, 仅2019年全国查获的吸毒人员总人次为61.7万人次, 其中复吸人次为39.4万人次, 复吸率居高不下(Office of China 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Commission, 2020)。这对于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均带来了重要的隐患。

“成瘾”一词最早从人类祖先发现发酵后的水果与谷物可以令人陶醉之时开始, 便逐渐被人们所熟知(Nathan et al., 2016)。随着历史发展, 人们对“成瘾”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一些精神病学家在1964年建议将“成瘾”一词替换为似乎更为中性的“依赖”来描述该现象(Wilson, 1993)。然而“依赖”常被认为与使用药物后导致药效降低, 以及停药后的戒断反应综合征有关, 主要反映药物对身体带来的不适应状态。这与成瘾现象中对毒品的强迫性感受, 以及不顾后果的冲动行为并不一致。“物质依赖”无法很好地将真正的成瘾者和仅出现停药反应、无药物滥用行为的患者进行区分(O’Brien, 2011)。尽管目前《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不再对物质依赖和物质滥用进行区分, 并统称为物质使用障碍(Am. Psychiatr. Assoc, 2013), 但相较于“物质成瘾”, 这些概念的出现时间较短, 大部分在精神病学领域中有其特定内涵, 多通过生物医学模式来理解成瘾问题。如DSM-5认为物质使用障碍存在疾病分类学上的生物实体, 并致力于定义与寻找不同症状背后的一个或多个共同潜在生理病因(Am. Psychiatr. Assoc, 2013)。然而, 当前主流的医学模式下物质成瘾治疗的有效性仍然不理想。据相关资料显示, 拥有完善的戒毒体系, 条件较好的西方国家, 71%的阿片类吸毒者在戒毒治疗后两个月内复吸(Gossop et al., 1989); Kirshenbaum等(2009)研究结果发现, 尼古丁、海洛因和酒精在一年戒断时间内复吸比例接近, 均为80%~95%; 我国海洛因成瘾者在半年内复吸率高达93.5%以上(孙步青 等, 2001)。此外, 在非医疗模式下, 毒品成瘾者却存在大量自愈现象, 即许多毒品成瘾者并未接受任何治疗而获得康复(Heyman, 2013)。一些成瘾者仅通过信念的改变就能产生积极的恢复效果。例如, 研究发现认为自己是具有不健康习惯的成瘾者, 相比那些认为自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成瘾者更容易康复(Field et al., 2019)。

近年来, 通过寻找生物学病因来看待物质成瘾和其他心理障碍的生物医学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一些精神病学家提出, 心理障碍是由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 不存在生理上的共同病因(Borsboom, 2017; Borsboom & Cramer, 2013)。在该观念的推动下, 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逐渐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 提出心理障碍的本质是症状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 由于症状之间存在反馈环路, 症状系统长期处于一种动态的自我维持中, 导致心理障碍难以自发恢复(Borsboom, 2017; Cramer, 2016)。

目前, 基于网络理论思想已经开发出相应的多种网络分析模型(Network Analysis) (见: 蔡玉清 等, 2020), 并应用于不同的心理障碍研究之中(Contreras et al., 2019)。如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Cramer et al., 2016; Fried et al., 2016; St Quinton & Stain, 2020),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fzali et al., 2017; An et al., 2020; McNally et al., 2015), 以及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 (Forbush et al., 2016)。Rhemtulla等(2016)也首次在物质滥用中使用网络分析模型, 从症状网络的视角为人们对成瘾障碍带来新的理解。网络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精神疾病观, 不仅通过网络分析模型建构可视化的症状网络, 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涉及生理、心理与文化等不同水平因素的物质成瘾现象(Griffiths, 2005; 杨波, 秦启文, 2005)。通过将不同水平的因素纳入到网络框架之中, 有助于对物质成瘾的发展过程和干预治疗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与手段。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分析模型的目的在于揭示症状之间的连接模式, 为症状之间相互作用提供证据。但模型作为一种工具, 其本身并不会自发地形成具有实质性的理论来解释心理障碍本质。如果缺乏模型背后的理论指导, 仅采用网络分析模型来改变已有的数据建模形式, 可能导致对这些连接模式的有限解释。本文首先对物质成瘾当前主流生物还原论观点进行回顾, 指出其局限; 其次, 介绍网络理论的特征与优势; 最后, 对网络理论在物质成瘾中的应用进行介绍与探讨。期待网络理论的新视角能为物质成瘾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与启示。

2 基于生物还原论的物质成瘾研究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物质成瘾是一种慢性大脑疾病, “患者”由于大脑受到药物的影响而出现反复用药行为(Leshner, 1997; Levy, 2013; Lewis, 2017)。如美国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将物质成瘾定义为:一种导致患者强迫性地使用药物的慢性、易复发大脑疾病。包括NIDA在内, 来自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和美国成瘾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Addiction Medicine, ASAM)的大量研究结果均支持该观点(Lewis, 2017), 即认为物质成瘾与神经突触或大脑回路受损有关, 特别是中脑多巴胺系统的失调状态。更多的证据来自早期动物实验, 这些实验发现暴露于海洛因、安非他命和吗啡的动物, 其多巴胺代谢会发生变化, 并导致大脑神经突触结构发生变化, 这与人类使用毒品后纹状体中多巴胺活性的变化一致(Kalivas & Stewart, 1991; Robinson & Berridge, 2000)。在长时间的药物作用下, 与推理、计划和自我控制有关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会逐渐与纹状体、杏仁核及其他与动机有关的区域失去功能性连接(Goldstein & Volkow, 2002, 2011)。一些研究者认为, 这是物质成瘾者反复出现“疯狂”寻求毒品行为的根本原因, 即大脑已经被物质所“劫持” (Levy, 2017)。这些研究结果似乎都为物质成瘾作为一种具有典型生理特征的慢性大脑疾病提供支持。其中一些研究者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通过更好的设备与方法, 能够精确地将物质成瘾定位到大脑中的某些病变区域(Insel & Cuthbert, 2015)。

尽管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生物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我们了解物质成瘾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如Adam (2013)所言,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几乎所有心理障碍的遗传、代谢和细胞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关于成瘾研究, 认知神经科学在多巴胺、神经递质和基因方面所产生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如人们所期望的一样, 将物质成瘾问题与纯粹的生理疾病(如心脏病、癌症)等同起来, 使用单一生物学理论进行解释与预测(Borsboom et al., 2019)。

之所以在传统物质成瘾研究中长期将生物还原论解释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其证据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成瘾者遇到毒品相关线索时, 中脑边缘系统(与奖赏相关)多巴胺的摄取急剧增加(Robinson & Berridge, 1993); 二是成瘾者长期使用毒品后, 大脑中多巴胺受体(如D2和D3受体)面对非毒品活动时水平降低, 多巴胺系统出现钝化; 三是前额叶皮层出现变化, 如突触密度降低(Connolly et al., 2013), 以及与纹状体之间功能性联结减弱, 造成成瘾者控制能力降低, 增加高风险情境中使用的可能(Volkow & Fowler, 2000)。然而, 这些并非成瘾现象的全部图景。个体在不同环境中的行为表现同样也能对生理结构带来影响。如经过长期训练的伦敦出租车司机海马体发生结构性变化(Maguire, 2000); 高频率的杂技训练会影响表演者的灰质密度(Devinsky et al., 1995)。大脑变化会对个体成瘾症状产生影响, 并导致更广泛的症状表现(Volkow et al., 2016); 反之亦然, 在缺乏社会支持环境下, 社交活动持续减少的个体同样会更加依赖毒品带来的效果, 加重毒品对大脑带来的改变(Lewis & Todd, 2007; Lewis, 2010)。将物质成瘾视为大脑疾病, 实际上是将生物学水平的解释置于首要, 甚至唯一的位置。该解释以生物还原论为前提, 认为位于较高水平的术语概念, 可以通过较低水平的概念进行解释与定义。例如, 温度作为一种较高水平的抽象概念, 可以还原到较低层级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这一概念进行解释。

在精神病学中生物还原论解释并不鲜见, 近几十年仍然是人们认识精神疾病的主流范式(Müller, 2019)。尽管成瘾现象具有明显的生物学痕迹, 但是, 采用生物还原论假设对物质成瘾现象进行解释却可能是不充分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 当前物质成瘾的诊断均依赖于对症状的描述, 而非生物学标志。这意味着成瘾诊断总是症状描述先于神经生理解释。极少出现个体仅因某些神经递质或大脑回路出现问题被诊断为成瘾障碍。也就是说, 位于较低层级的生物解释依赖于较高层级症状现象上的描述, 而平均动能并不依赖于温度概念而存在, 这与物质成瘾在本质上存在区别。许多研究已发现的成瘾相关生理机制同样存在于其它正常现象中。例如面对毒品线索, 成瘾者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的变化, 与人类在伴侣追求、购物、财富获取和宗教行为等活动中类似(Fisher et al., 2010; Noori et al., 2016; Sussman et al., 2011), 并非物质成瘾现象所特有。

第二, 物质成瘾和生理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据存在模糊性。例如将多巴胺受体(如D2和D3受体)水平的下降的原因归为长期毒品使用, 并作为成瘾者对非毒品线索脱敏、钝化的一个原因。但另一些研究结果表明, 贫穷、创伤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同样会减弱D2和D3多巴胺受体水平。也就是说, 身处逆境的成瘾者同样会使多巴胺受体水平异常, 从而降低对毒品以外活动的需要, 继续维持毒品的使用(Czoty et al., 2010)。

此外, 对于生理疾病(如艾滋病)来说, 即使个体未出现症状, 也能根据体内感染的HIV病毒被诊断为艾滋病携带者。类似地, 按照生物还原论观点, 将物质成瘾仅看作是一种植根于大脑的生理疾病, 那么即使成瘾者不存在对某种毒品的滥用行为(即症状表现), 也可以根据某种生物标记物(biomarker)将其检测出来。然而, 目前实际情况仍然无法将成瘾与其症状表现分离开来诊断, 即不存在没有毒品滥用行为的物质成瘾者(Borsboom & Cramer, 2013)。

即便如此, 大多数成瘾研究者仍基于生物还原论的假设, 以寻找“生物标志物”为目标(Redei et al., 2014)。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认识到物质成瘾现象的复杂性, 开始探讨生理、心理和环境因素对物质成瘾的影响(Amodia et al., 2005; Chambers et al., 2007; Skewes & Gonzalez, 2013)。尽管后者采用了整体性的观点建构理论, 但却只是从先前的单一潜变量(大脑疾病)变为多个潜变量(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进行解释。尚未将成瘾者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现象进行研究, 忽视了成瘾现象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基于心理障碍的复杂性, Kendler等人(2011)认为, 心理障碍在本体论上不属于任何类型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包括生物学本质主义)。相反, 它是由不同机制联结而成的一个集群(cluster), 类似于生物学中对物种发展的解释(Boyd, 1991)。对于物质成瘾这类复杂现象的治疗, 生物还原论的简化解释方式通常难以奏效(Barabasi, 2012), 导致物质成瘾治疗复发率高居不下, 急需新的理论为复杂系统中不同水平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一个整合框架。

3 网络理论基本思想与分析模型

近期, 精神病学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是脱离了对于心理障碍生物还原论的单一性解释(Kendler, 2005, 2012), 并产生了如下的新视角和新观点:(1)心理障碍存在复杂的多因果关系; (2)心理障碍的维持机制跨越不同的诊断框架; (3)心理障碍需要多元化解释(Borsboom et al., 2011)。网络理论正是其中一种新视角, 它不再假定物质成瘾存在一个(或多个)潜在的共同病因, 而是通过重要节点(如物质成瘾的核心症状和环境等)之间的相互影响来构建复杂的网络系统(Borsboom et al., 2019)。由于网络中的节点不再相互独立, 而是具有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 因此有效地解决了生物还原论对于物质成瘾现象解释中的不足(Borsboom et al., 2019)。

网络理论所蕴含的复杂系统观, 为物质成瘾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整合思路, 同时也将言语化理论(Verbal Theory)转化为形式化理论(Formal Theory)提供了方向。言语化理论的目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现象进行解释, 而形式化理论则通过实证的方式对该现象进行建模、验证及推广(Haslbeck et al., 2019)。网络理论目前仍然属于言语化理论, 而网络分析模型作为实现网络理论的一个量化工具, 主要将数学中的图论(graph theory)应用于网络理论中, 并建立相应的统计模型。通常网络分析模型包含节点(node)与连线(edge)。在经典的社交网络分析中, 节点是单个的个体, 连线是个体之间的互动(Borsboom, 2017; Borsboom & Cramer, 2013; Cramer et al., 2010)。

近10年来, 网络分析模型得到了快速发展, 并应用于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中(见: 蔡玉清 等, 2020)。但是, 网络分析模型的快速发展无法直接反映网络理论与传统生物还原论思想的区别。如前文所述, 模型仅作为更好实现网络理论的工具, 而不会推进理论本身。网络分析模型与传统的统计模型也并非排斥, 两者有共通之处。例如, 在统计结果上, Rasch模型能够等价于Curie-Weiss模型(网络分析二分变量Ising模型中的特例) (Marsman et al., 2017); 同样, 网络分析模型在探索问卷数据结构时也与因子分析也有相似之处, 采用网络分析模型, 因子同样能在网络中聚团反映出问卷的结构(Jayawickreme et al., 2017)。网络理论与成瘾生理机制研究也不排斥, 但不再认为生理机制居于成瘾网络系统中的首要解释位置, 而是与其它心理或环境等因素处于同样水平, 共同决定整个症状系统的发展(Borsboom, 2019)。在网络理论的指导下, 由不同水平因素构建的物质成瘾模型可以对观测变量之间的关联和结构进行直接可视化的研究, 这一点是基于生物还原论所构建的潜变量模型难以实现的。具体而言, 将网络理论应用于物质成瘾研究,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 关注症状以及症状之间联系。不再受限于生物医学还原论中的共同病因假设, 认为神经生物基础是一系列症状的根本原因。它将物质成瘾研究焦点从寻找生理基础上的本质, 转向研究生理过程在网络结构中的作用;

第二, 当前诊断通常基于量表总分或症状数量的计算, 因此并非每个被诊断为物质成瘾的个体都具有相同的症状表现, 传统的诊断方式会损失许多重要信息(Fried et al., 2016)。网络理论对症状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关注, 可以提供不同时间点每个症状在网络中的动态变化, 为评估个体心理状况和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 变量之间关系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 具有稳定性和自强化的特点。成瘾者在外部应激源消失后其症状仍然维持, 这不仅符合网络理论的假设, 也符合当前的临床观察(Cramer et al., 2016; Kalisch et al., 2019)。也就是说, 个体症状网络一旦形成成熟的因果反馈环路, 外部因素就不再是推动症状发展的必需因素(Borsboom, 2017)。症状网络这种自强化的状态类似于复杂的生态系统中的自组织过程(Barton, 1994; Kauffman, 1990), 为研究物质成瘾复杂动力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后, 网络理论不再假定不同因素之间因果的优先级别。有助于将生理、心理和环境等不同水平的因素纳入模型中进行整合。由不同节点组成的网络, 可能存在多水平的反馈关系, 通过对其整合, 能更全面地理解物质成瘾内在机制的复杂性。

4 网络理论在物质成瘾中的应用

4.1 静态症状网络分析模型

DSM-5认为物质使用障碍存在某种潜在共同原因, 因此11个症状条目中任意出现两个症状即可被确诊。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个体A和个体B由完全不同的两个症状组合而被诊断为同一心理障碍, 那么在使用DSM系统或量表总分进行诊断的精神科医生眼中, 便难以发现两个个体之间的差异。这可能导致即使有长达两年强制戒毒经历的成瘾者, 在毒品药物效果减退之后, 出戒毒所仍然具有较高的复发概率。为了研究者、精神科医生及相关工作人员针对个体的特征进行诊断、干预和治疗, 有必要对症状本身以及其网络架构进行个性化的考察。

实际上DSM-5中的诊断条目并非完全独立, 心理障碍症状描述本身就因为暗含因果联系而聚集在一起。许多条目在诊断过程中均需要精神科医生或者物质成瘾者本人进行因果推断。例如:在同一条目中因为“多次使用某物质”导致“工作、学业或家庭的失责或失败”。另外, 条目之间也符合因果逻辑, 例如, “耐受性”增加, 意味着个体需要更大剂量, 导致“花费大量时间获得该物质”; “戒断症状”和“渴求”也长期被视为与犯罪、共用针头、卖淫行为等“高风险使用“和”社会功能失调行为”有关(Booth et al., 2000; Gossop et al., 2000)。症状之间天然的内在联系, 不仅符合网络理论的假设, 也为网络分析模型的构建提供便利。将症状作为节点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 这在认识论上与传统基于生物还原论的潜变量模型存在本质区别。

尽管纳入网络分析模型的症状选取需要根据研究问题与假设, 选择能够代表心理障碍本质的相关变量, 但从已有诊断手册中的症状进行选择是初期实现网络理论的一个简便方式(Borsboom, 2017)。在DSM系统中, 用于临床诊断的症状条目来自该领域专家论证与实践检验, 每个症状都具有良好的代表性。目前已有的物质成瘾症状网络研究结果也表明, DSM系统中的症状在网络分析模型中具有一定相互关联度, 即使有些症状在网络中相互关联的程度会弱一些, 例如“相关生理或心理问题”, “难以停止使用”, 以及在DSM-5中去除掉的“法律问题”等条目在网络分析模型中的多个关联性指标结果均较低(Rhemtulla et al., 2016)。为了更加清晰地阐释网络理论思想下的静态症状网络分析模型与传统生物还原论思想上的差异, 我们选取DSM-5中关联程度较高的7个症状作为模型示意图(未纳入所有11个症状主要考虑到大部分物质成瘾者不会出现所有的症状, 同时症状个数的选取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假设, 较少数目的症状示意图更有助于清晰呈现)。这7个症状分别为:(1)耐受性(出现药物耐受性); (2)戒断反应(减少和停用后出现戒断反应); (3)渴求(使用物质的强烈渴求); (4)高风险使用(固执地使用该物质而不顾其明显的危害性后果); (5)活动减少(使用该物质, 放弃或减少了重要的社交或娱乐活动); (6)责任缺乏(多次使用某种物质而导致工作、学业、或家庭的失责或失败); (7)社交问题(尽管由于该物质带来社交或人际关系问题, 仍然继续使用该物质)。在物质成瘾生物还原论的潜变量模型中, 所有症状被归咎于某个生理上的共同病因, 如肺癌患者表现出咳嗽、气喘与胸闷等症状是由于癌细胞所导致, 如果癌细胞被完全清除, 症状也会随之消失(图1左侧); 然而, 在网络分析模型中, 症状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稳态网络, 症状不再相互独立, 不存在一个具有优先级别的潜在共同生理病因, 其中任何一个节点症状都有可能激活(activates)系统中的另一个节点, 即影响了其他相关症状的产生, 从而对整个系统带来影响(图1右侧)。

图1

图1   基于生物还原论的潜变量模型与网络理论下的网络分析模型物质成瘾症状关系示意图。左侧为潜变量模型, 假定有一个共同的生理病因(中央的黑色C)导致了各种症状; 右侧为网络分析模型, 箭头表示各个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 症状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整体1(1本图作为示意图, 图中节点与连线关系来自文献查阅(Rhemtulla et al., 2016), 并非真实数据研究结果。以下图2与图3同样仅作为示意图, 而非基于实证数据。)。


网络理论关注症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基于横断数据构建的静态网络分析模型能对症状之间的关系, 以及单一症状、症状之间的关系在网络中具有何种特点进行探索。例如, 通过比较不同成瘾群体在症状网络上的异同, 从而理解不同群体中哪些症状联系更加紧密、核心症状是什么、以及整个网络的连通性怎样。Rhemtulla等人(2016)率先采用偏相关网络分析模型, 对DSM-Ⅳ物质成瘾中的11个症状进行网络分析, 纳入分析的毒品类型包括大麻、镇静剂、冰毒、可卡因、阿片类以及致幻剂, 结果发现不同物质使用者症状之间的联系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具有类似药理效果的可卡因和冰毒可能由于使用的社会情景不同, 两者网络中的症状联结也存在显著差异。

使用横断面数据构建的静态症状网络, 研究焦点从潜在的生理变量转向不同的症状显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理解成瘾现象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信息。静态症状网络的优势在于横断面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便捷性, 但遗憾的是无法提供症状之间的动态信息和因果关系。因此,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探索成瘾症状动态发展过程非常重要, 当症状网络中的某个节点被激活后, 可能进一步激活网络中“相邻”的其他症状。例如, 当戒断症状加重时, 渴求等相关症状也会增加。这种现象犹如在雁群中发生的同步行为, 某只大雁的移动会影响旁边邻近的大雁, 每只大雁的移动均受到身旁临近“邻鸟”的影响。

4.2 网络系统中症状的稳定与变化

网络理论不仅关注症状之间的静态联系, 而且引入复杂系统观点, 认为心理障碍症状之间的相互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雁群的例子, 单个大雁只受临近个体的影响, 但是整个雁群却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具有其规律性、队形调整的动态性。类似地, 研究显示, 在物质成瘾中, 应对技巧(心理因素)能够影响饮酒行为(具体行为)。反过来, 饮酒行为本身也会对应对技巧产生影响(Gossop et al., 2002), 进而又可能影响到认知、渴求、情绪状态(Niaura, 2000)。上述研究虽然不是针对症状本身所形成的网络分析模型, 但是为之后将与生理、心理(含症状)、环境等相关的观察变量纳入网络作为节点, 并考察其动态发展变化, 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网络理论中的动态变化, 不仅表现在某一症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过程, 也体现在不同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基于不同时间点的网络状态所进行的因果关系推断。因此, 在网络分析模型的视角下, 这种动态性不仅是时间尺度上的动态, 更是系统内部节点之间的互动与时间尺度相乘形成的系统模型。

网络理论整体观进一步指出, 一个复杂系统会在某种稳定状态后, 由于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equilibrium), 打破稳定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 需要越过能量屏障, 即超过某个临界值。网络的这种稳态特点对于了解成瘾者的康复与复发具有重要的启发。无论是正在进行治疗还是已经康复的人群, 其处于休眠状态的症状都可能由于外界刺激而被激活。当整个网络系统症状活跃度超过某个临界值时, 个体就会跌入复发状态。例如在面对压力事件时, 个体的负性情绪导致对毒品的渴求会明显上升(Geng et al., 2016; Schwabe et al., 2011)。如果处于戒断早期的个体缺乏相应的应对技巧和支持, 导致生活状态的进一步恶化, 症状很快会随着网络路径从单个症状的激活扩散到整个网络, 最终导致成瘾复发。即使最初的压力事件消失, 由于症状网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成瘾稳态, 因此并不会随着压力事件的消失而消失。如图2所示, 这种外界应激源消失后, 症状仍然维持的状况与临床中出现的迟滞现象一致, 症状很少因为压力事件的消失而减退(Cramer et al., 2016; Kalisch et al., 2019), 更多是进入到一种稳定的复发状态。如图2成瘾者t+3时刻。个体症状在网络中激活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 就会形成稳定的因果反馈环路, 该环路具有自给自足, 即自强化特征, 这时外部因素便不再是推动症状发展的必需因素(Borsboom, 2017)。Kalisch等人(2019)借用化学中的双稳态模式(double-well potential model) (Kramers, 1940)来解释该现象, 认为心理障碍从“健康”状态突然转为“患病”状态的过程, 犹如化学物质因周围温度短暂升高而进行的状态转变, 只要能量突破某个临界点, 穿过能量屏障后即可到达一个新的稳定状态(请见图2物质成瘾者与康复者的双稳态曲线)。对成瘾而言, 已有研究发现阿片类毒品戒断超过5年的成瘾者, 复发率从90%降到15% (Kirshenbaum et al., 2009; White, 2007), 这可能表明康复者经过长期戒断, 症状网络也进入到相对稳定状态。此时的个体具有更多的资源或技巧应对外界刺激, 症状网络之间也具有较低的连通性, 这就导致了需要更高的能量才能越过屏障, 因此难以再次跌入成瘾状态中。而当压力事件消退后, 康复者被激活的部分症状也会随之降低, 之后逐渐进入到休眠状态, 如图2康复者部分。康复者与成瘾者具有不同网络结构, 这为遇到同样压力事件后两者不同的应对模式和健康状态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图2

图2   物质成瘾者与康复者症状网络发展过程与对应的双稳态示意图。t时间点症状处于休眠状态, 成瘾者与康复者均表现为健康状态(节点均为浅灰色); 时间点t+1时出现压力事件, 两者均出现了症状S2和S3(黑色节点), 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均向临界状态移动; 在时间点t+2, 由于网络联结状况差异, 康复者尚未到临界点, 而成瘾者则超过了临界点; 时间点t+3, 当外在压力事件消失后, 康复者回到了健康状态, 而物质成瘾者则因为t+2时越过临界点, 进入了成瘾状态。


4.3 整合多水平因素的网络框架

网络理论不再假定各因素之间的优先级别, 而是将生理、心理与环境等不同水平因素作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中。基于网络理论, 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探讨心理障碍不同水平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包括症状与环境、人格甚至不同心理障碍的症状(Afzali et al., 2017; Isvoranu et al., 2016; Lunansky et al., 2019)。

正如先前的研究结果发现, 早期创伤、贫困和较低的社会地位等逆境都会影响大脑中D2和D3受体的激活水平(Czoty et al., 2010)。前额叶皮层随着毒品使用, 突触密度降低, 以及与纹状体的功能性失联, 也会影响个体计划、决策和延迟满足的表现(Czoty et al., 2010)。反映在成瘾者出现生活责任缺乏, 高风险情境下使用毒品频率增多。根据神经可塑性以及用进废退的原则, 那些有助于成瘾者脱离困境, 进行理性决策和计划, 与高级认知相关的前额叶皮层神经突触会被逐渐“修剪”, 依赖高级认知皮层参与的活动也越来越少(Lewis, 2018)。成瘾症状网络在生理因素的影响下变得越发稳固, 日益严重与习惯化的成瘾症状行为又会在环境中进一步加速生理结构的变化。毒品在生理上给成瘾者带来巨大影响, 而心理和环境因素又会进一步放大成瘾者脱离泥潭的困难。仅将成瘾现象归咎于生理上的变化, 可能会忽视其他因素与成瘾行为之间的重要关系。

网络理论从更大的系统来理解成瘾现象, 并提供具有整合性的框架。如图3, 由大脑生理水平、症状行为、个体近端环境以及远端文化共同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 症状作为整个系统中的一个层次, 不仅受到症状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影响, 同时还受到来自不同层级其它水平中的因素制约。已有研究表明, 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成瘾者保持戒断时间更长(Majer et al., 2010), 其再次跌入成瘾状态中的临界点也更高。将家庭氛围、社会支持、社区环境和经济收入等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因素纳入网络之中, 有助于理解同样的压力事件对症状系统带来的不同影响。此外, 一个更大的网络是将成瘾者所在地域共有的信念、道德规范以及集体价值观等间接影响因素考虑进来。相较于症状网络组成的系统, 这些间接影响因素构成的网络相对稳定, 对个体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不同水平之间的网络节点以某种参数连接在一起, 犹如具有不同转换比的大大小小齿轮, 共同描绘出物质成瘾现象的概貌。

图3

图3   物质成瘾多水平因素网络框架整合示意图。脑代表的是物质成瘾的神经生物机制, 其与成瘾症状水平的节点相关(浅灰色), 而不同的成瘾症状涉及不同的生物性(圆心中的脑)和社会性(近端环境因素, 即示例中的深灰色节点)因素, 它们共同形成相互作用的网络反馈环路; 同时, 成瘾个体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成瘾行为以及近端的环境因素又处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远端文化因素, 即示例中的黑色节点)。


忽视远端因素带来的变化可能会造成治疗方案设计上的短见, 导致人们过高地期待某种特定因素的改变能对整个成瘾系统的治疗带来突出的效果。从更大脉络中看待物质成瘾现象也符合个体差异性的治疗, 评估后以生理因素为核心的成瘾者只需要聚焦于生理节点的改变, 就可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这时过分关注心理与环境因素反而会阻碍恢复的进程。例如, 物质成瘾治疗中发现, 仅使用尼古丁替代治疗或美沙酮维持治疗就能有效减少一部分成瘾者的毒品使用(Mattick et al., 2003; Tulloch et al., 2014)。但针对另一些多次复吸的成瘾者, 其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该群体的症状网络可能还混杂了心理与环境因素。在欧洲进行的海洛因维持治疗临床试验可能正是这种情况。当注册登记的海洛因成瘾者被允许获得高纯度的海洛因时候, 一部分成瘾者健康状况开始改善, 犯罪率有所下降, 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合法工作; 但另一部分吸毒者并未停止用药, 相反, 其使用海洛因的剂量变得越来越大(Reuter & MacCoun, 2002)。

网络理论考虑更多因素带来的相互影响, 能让人们从更全面、系统的视角看待物质成瘾的内在机制。然而, 将来自不同水平的数据(例如生理、心理数据)整合进同一模型进行分析绝非易事, 大脑生理上的变化与成瘾行为表现变量之间的相关往往很低。大部分模型在统计上简单的处理方式是将生理变量作为调节变量, 以此来确定两个症状之间联系强度, 但这种解决方式是以增加假阳性为代价。网络理论为避免采用较低水平的生理概念对较高水平现象进行还原论性的解释, 实现多水平因素的整合, 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构建不同水平因素之间的联结模式, 其次采用相应的统计模型反映这种联结模式中的具体关系。不同水平因素之间的联结模式可能有两种方式:第一, 不同水平因素之间作为分体结构(mereological structure)进行联系。例如生理因素作为心理变量的组成指标, 只是形成心理变量, 而不是引发特定心理变量的原因, 犹如橘子瓣形成了整个橘子, 而非生成橘子(Kievit et al., 2011); 第二, 嵌套结构, 即将生理变量组成的网络嵌套在心理变量组成的网络中。如同俄罗斯套娃一样, 更小的套娃并不是导致更大套娃出现的原因, 生理变量可以通过某种函数关系嵌入心理变量之中, 不同变量之间共同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发生转变。

寻找不同水平变量之间联系的函数, 建立一个更具整合的模型是一项极具挑战, 同时又具前景性的工作。由于涉及精神病学理论、数学基础以及计算机应用, 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临床心理学家参与, 也需要更多跨学科的合作。在这个统一的框架下, 将促进研究者从当前关注静态的、单一水平因素之间的网络, 转变为关注生理、心理和环境变量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型视角。

4.4 网络理论下物质成瘾的治疗与恢复

正如上文提及, 物质成瘾网络理论最终目的在于临床中的效用。先前通常认为物质成瘾的解释或治疗应该将解决某种生理功能障碍视为目标。例如, 多巴胺系统缺陷常被视为毒品成瘾的本质原因(Westerink, 1995), 由此涌现出的许多理论采用单一原因进行生物还原性解释(Koob, 1992; Wise, 2002), 希望借由解决多巴胺系统缺陷以解决毒品成瘾的问题。然而, 基于生物还原论的成瘾治疗模型很快便在实践中失败了(Spanagel & Kiefer, 2008)。在基于生物还原论进行治疗的同时, 仅有少数研究者关注不同水平因素之间构成的复杂系统(Salamone, 1996)。但逐渐地, 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基于复杂系统进行治疗的优势, 它主要体现在从整体角度看待物质成瘾, 不再将生理、环境与心理因素隔离开来, 使人们能够在更大的脉络之中探讨行为的改变。因此, 生理因素不再被认为是导致物质成瘾的决定性原因。当使用药物帮助个体戒断的同时, 我们也关注成瘾者的人际关系状况, 以及关注某些成瘾症状的降低是否能够缓解网络中其他症状的激活程度, 从而恢复到相对健康的水平。

网络理论可以为评估与诊断提供新的参考, 临床工作者不再只是通过确定症状的数量或量表总分获取信息。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网络确定症状的状态, 以及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对症状节点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行评估, 最大限度地获取可用于治疗的信息。对上文物质成瘾动态系统临界点的研究表明, 如果干预的时间节点接近临界点, 会对系统带来更大的扰动(Scheffer et al., 2009), 并能通过瞬时评估技术对网络临界点进行测量(Wigman et al., 2015)。根据评估后的信息进行网络化干预, Borsboom (2017)认为至少有三个方向:第一, 对症状进行直接干预, 改变一个或多个症状的状态。例如使用药物直接降低成瘾者在治疗中的戒断反应; 第二, 对网络外部刺激进行干预, 降低外部刺激源的强度。例如避开线索刺激或降低压力事件带来的强度; 第三, 改变症状与症状之间的连接。例如吸毒人员在毒品使用上耗费大量时间后, 认为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产生了自己不值得被别人喜欢的信念, 结果回避社会活动, 出现了更多的人际交往问题。这时使用认知治疗对信念进行干预, 能够帮助调整症状之间的连接, 从而取得较好的疗效。

目前许多有效的治疗方式已经用于物质成瘾的干预之中, 无论是以生理基础为目标的药物治疗还是与心理相关的认知行为疗法, 均可能对成瘾者的恢复有所帮助。然而, 早期的物质成瘾理论大部分基于生物还原论解释, 将干预的靶目标寄托于少数几个变量, 缺乏整体视角观察复杂系统的状况与变化过程, 因此难以将不同水平的干预方式纳入脉络之中进行整合。网络理论根据所获取的系统动态的变化信息, 可以有效地将各种干预手段进行组合, 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 以整个网络恢复到健康状态为目标, 帮助成瘾者回归社会。

5 不足与展望

成瘾问题困扰人类上千年, 时至今日, 尽管通过技术手段已经能够窥探大脑神经与分子层面的变化, 但在努力寻求成瘾生理标志物的同时, 高居不下的成瘾复发率仍然值得反思。Kotov等人(2017)曾断言:“目前还没有一个心理障碍能在分类学上被视为一个实体”, 物质成瘾、进食障碍以及心境障碍等都存在边界模糊与阈值不够确定的问题(Bornstein, 2019)。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 成瘾现象会与自然界众多复杂现象一样, 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任何将物质成瘾问题简化为单一的生理或环境的模型可能都是徒劳的。

基于对早期成瘾单一因素模型的批评与临床研究发现, 已有研究者提出类似的物质成瘾的动态网络模型, 模型中不再假定某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影响力, 而是认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可能对不稳定的系统带来影响, 导致复吸行为发生(Witkiewitz & Marlatt, 2004)。然而, 该理论可能受限于模型发展进程的影响, 至今尚未开发相应的统计模型应用于物质成瘾中。网络理论为物质成瘾的复杂因素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 从动态系统的观点进行探讨, 弥补长期以来精神病理学研究中源自笛卡尔二元论的心理和生物领域的分裂。当前基于成瘾症状之间关系的网络分析模型可能是将网络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一个良好开端。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网络理论研究仍然缺乏比较严格的实证检验,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Robinaugh et al., 2020)2(2 如前所述, 网络理论与网络分析模型并非同一层次, 本文聚焦于网络理论的取向, 因此主要对网络理论目前的局限性进行讨论。网络分析模型作为一种统计方法, 本身也具有一些局限性, 更多内容请见Isvoranu et al., 2020; Forbes et al., 2019; de Ron et al., 2019; 蔡玉清 等, 2020。)。首先, 虽然网络理论中节点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相关, 而且可能有因果关系, 但是目前对节点之间因果关系进行严谨验证的研究极少, 使用纵向数据的研究仍然缺乏。这样一来, 采用网络分析模型的研究中, 其统计指标在临床上的意义仍然存在争议(Bringmann et al., 2019), 难以直接为网络理论假设提供支持或者否定的证据。其次, 当前已有的横断数据网络研究, 多数采用已有数据库, 这些数据收集的初衷并不是将心理障碍作为一个复杂网络系统进行研究。因此, 研究设计本身就并非用来验证网络理论。此外, 针对同一个心理障碍所使用的量表条目也存在差异(在对18项独立的抑郁症网络理论研究中, 发现研究者使用了12个不同的抑郁测量量表) (Robinaugh et al., 2020), 进而导致难以衡量已有数据是否真正代表同一个心理障碍(Fried & Cramer, 2017; Hallquist et al., 2019)。最后, 已有的网络分析模型数据多为观察性研究, 主要通过精神科医生询问某个症状是否存在而获得, 缺乏通过操作自变量获取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实验研究。观察性研究设计有助于了解某个心理障碍的样貌, 提出合理的网络结构假设, 但无法直接证明网络理论中关于不同因素/节点的因果关系。

总的来说, 将不同水平成瘾数据纳入网络的复杂系统理论在当前仍然属于言语模型(verbal model), 很少有研究针对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进行详细论述。这点也是网络理论未来在精神病学中发展的重点, 而计算模型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发挥关键作用(Robinaugh et al., 2020)。近期已有研究者尝试将这类计算模型应用于抑郁与惊恐障碍的研究之中, 尝试对抑郁和惊恐障碍系统进行预测(Cramer et al., 2016; Robinaugh et al., 2019)。未来随着计算工具和网络分析模型的不断发展, 因素之间复杂的作用过程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厘清, 并通过量化的形式得以呈现。尤其与纵向追踪研究以及实验方法结合, 验证症状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因果关系。此外, 利用网络理论在动态系统中的优势, 物质成瘾网络中的节点不仅可以涉及症状的变化, 还可以将人类高级认知中的意向性内容作为关键性节点纳入网络模型, 使其成为联结生理与心理状态之间动态变化的桥梁。

6 总结

本文引入网络理论, 提供与生物还原论不同的视角看待物质成瘾现象。在网络理论中, 物质成瘾不再完全聚焦于生物学上的“实体”病因, 而是一种由多因素相互作用所维持的系统。这种交互作用模型至少为当前成瘾研究提供了三点新思路:第一, 直接关注个体症状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而非将其一视同仁, 仅作为最终诊断的一个指标或构成量表总分的一部分; 第二, 采用动态系统的观点理解个体成瘾与康复概念, 位于系统中的症状不再是某个潜在病因的表现, 而是与其它症状相互影响和强化, 从而影响系统的整体结构。当随着时间的推移, 系统的变化从量化积累超过某个阈限后, 个体就会转入另一稳定状态之中; 第三, 提供多水平因素之间的整合框架, 不再将成瘾生理机制视为中心地位, 而是建构复杂系统, 将生理、心理与环境因素作为不同路径, 并认为其均有可能通过反馈环路使个体再次陷入成瘾状态之中。将物质成瘾现象置于更大的系统中, 有可能将不同水平数据整合进同一模型, 观察不同因素对人类成瘾的影响。这种整体观, 可以避免“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局限性, 同时有利于跨越物质成瘾研究历史长河中将身体、心理以及环境作为独立因素而带来的分歧, 为物质成瘾研究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蔡玉清, 董书阳, 袁帅, 胡传鹏. (2020).

变量间的网络分析模型及其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28(1), 178-190.

[本文引用: 3]

刘肇瑞, 黄悦勤, 陈曦, 程辉, 罗晓敏. (2013).

北京市社区人群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及物质使用障碍的现况调查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7(2), 102-110.

[本文引用: 1]

孙步青, 叶遇高, 秦领军. (2001).

615例海洛因依赖者复吸原因调查与分析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10(3), 214-216.

[本文引用: 1]

杨波, 秦启文. (2005).

成瘾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心理科学, 28(1), 32-35.

[本文引用: 1]

Adam, D. (2013).

Mental health: On the spectrum

Nature, 496(7446), 416-418.

DOI:10.1038/496416a      URL     PMID:23619674      [本文引用: 1]

Afzali, M. H., Sunderland, M., Batterham, P. J., Carragher, N., Calear, A., & Slade, T. (2017).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symptom-level association between alcohol use disorder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52(3), 329-339.

DOI:10.1007/s00127-016-1331-3      URL     PMID:28013328      [本文引用: 2]

PURPOSE: The high prevalence of alcohol use disorder among individuals with a history of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s well documented. The current study applied network analysis to map the structure of symptom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disorders. METHODS: Data come from a community sample of 449 Australian adults with a history of trauma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during the last 12 months. Data analysis consiste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orbidity network of PTSD/AUD symptoms, identification of the bridging symptoms, computation of the centrality measures, and evaluation of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RESULTS: Results highlighted two main symptom clusters, corresponding to two disorders, and that only nine edges connected the two clusters. Bridging symptoms connecting the two clusters were: alcohol use in dangerous situations,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s a result of alcohol use, loss of interest or reduced social activities, and reckless/self-destructive behaviour. CONCLUSIONS: Identification of both central symptoms, because of their key role in the constellation and strong associations with majority of symptoms, and bridge symptoms, because of their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wo disorders, has some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self-medication and risk-taking/self-regulation theories of comorbidity and provides a number of clinical implications, which warrants further exploration within clinical sample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本文引用: 2]

Amodia, D. S., Cano, C., & Eliason, M. J. (2005).

An integral approach to substance abuse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37(4), 363-371.

DOI:10.1080/02791072.2005.10399809      URL     PMID:16480163      [本文引用: 1]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in the substance abuse field for more comprehensive models of etiology and treatment that address the complex issues of addiction, including the biological, social, cultural, spiritual and developmental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 integral approach to substance abuse that expands on the existing biopsychosocial model. One contribution of the model i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pirituality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integral approach examines substance abuse etiology and treatment from a four-quadrant perspective adapted from the work of Ken Wilber, and incorporates concepts from integrative medicine and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psychiatry.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l are explored.

An, Y., Hu, C.-P., Zhao, J., Chen, Y., & Wu, X. (2020).

Changes in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mong earthquake exposed adolescents in china: A two-year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20-00995-6

DOI:10.1007/s10578-020-01100-7      URL     PMID:33387164      [本文引用: 1]

Research has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 major issue in early adolescence, and depression. However, longitudinal studie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have yielded mixed results. Thus,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how specific aspect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ubtyp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re related over a two-year period. Adolescent females (N = 265)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battery at baseline and two-year follow-up.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aseline depressive symptoms prospectively predict peer overt victimization,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decreased prosocial behaviors at follow-up; baseline peer victimization did not predict depressive symptoms at follow-up. Further,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tial predictive value of specific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overt vs.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d decreased prosocial behavior. Taken together, this study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impa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peer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reatment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Barabasi, A. L. (2012).

The network takeover

Nature Physics, 8(1), 14-16.

URL     [本文引用: 1]

Reductionism, as a paradigm, is expired, and complexity, as a field, is tired. Data-based mathematical models of complex systems are offe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rapidly developing into a new discipline: network science.

Barton, S. (1994).

Chaos, self-organization, an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1), 5-14.

DOI:10.1037/0003-066X.49.1.5      URL     [本文引用: 1]

Booth, R. E., Kwiatkowski, C. F., & Chitwood, D. D. (2000).

Sex related HIV risk behaviors: Differential risks among injection drug users, crack smokers, and injection drug users who smoke crack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58(3), 219-226.

DOI:10.1016/s0376-8716(99)00094-0      URL     PMID:10759032      [本文引用: 1]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ssess differences in sex-related risk behaviors between drug injectors who did not smoke crack cocaine, crack smokers who did not inject drugs, and drug users who both injected drugs and smoked crack. Current drug users (i.e. used within the past 30 days) from 22 cities were recruited and assessed. The sample (n = 26,982) included 28% who injected only, 42% who smoked crack only, and 30% who both injected and smoked crack. Results showed that active drug users were at risk of HIV infection through sexual transmission: in the 30 day period prior to their interview, 28% reported sex with two or more individuals, 23% had an IDU sex partner, and 24% had exchanged sex for drugs or money. In addition, more than 80% did not use a condom during sex. Crack only smokers and crack smoking injectors were more likely than injectors only to report multiple sex partners and exchanging sex. Because of these high risk behaviors, condom use wa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The number of days of alcohol use and having an IDU sex partner were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not using a condom. Crack smoking injectors reported the highest average number of day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were the most likely to have had an IDU sex partner.

Bornstein, R. (2019).

Beyond trait reductionism: Implications of network structures for dimensional models of psychopatholog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2, E4.

DOI:10.1017/S0140525X18001243      URL     [本文引用: 1]

Borsboom, D. (2017).

A network theory of mental disorders

World Psychiatry, 1 6(1), 5-13.

[本文引用: 7]

Borsboom, D., & Cramer, A. O. J. (2013).

Network analysi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the structure of psychopathology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9, 91-121.

DOI:10.1146/annurev-clinpsy-050212-185608      URL     PMID:23537483      [本文引用: 3]

In network approaches to psychopathology, disorders result from the causal interplay between symptoms (e.g., worry --> insomnia --> fatigue), possibly involving feedback loops (e.g., a person may engage in substance abuse to forget the problems that arose due to substance abuse). The present review examines methodologies suited to identify such symptom networks and discusses network analysis techniques that may be used to extract clin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such networks (e.g., which symptom is most central in a person's network). The authors also show how network analysis techniques may be used to construct simulation models that mimic symptom dynamics. Network approaches naturally explain the limited succes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strategies, which are typically based on the idea that symptoms are manifestations of some common underlying factor, while offering promising methodological alternatives. In addition, these techniques may offer possibilities to guide and evaluat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Borsboom, D., Cramer, A. O. J., & Kalis, A. (2019).

Brain disorders? Not really: Why network structures block reductionism in psychopathology research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2, E2.

DOI:10.1017/S0140525X17002266      URL     [本文引用: 4]

Borsboom, D., Cramer, A. O. J., Schmittmann, V. D., Epskamp, S., & Waldorp, L. J. (2011).

The small world of psychopathology

PloS One, 6(11), e2740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27407

DOI:10.1371/journal.pone.0028283      URL     PMID:22140568      [本文引用: 1]

The serotonergic (5-HT) system has been implicated in various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and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but in many aspects its role in normal and pathologic brain function is still unclear. One reason for this might be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animal models which can address the complexity of physiological and pathophysiological 5-HT functioning. In this respect, rats offer many advantages over mice as they have been the animal of choice for sophisticated neuro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tudies. However, only recently technologies for the targeted and tissue specific modification of rat genes - a prerequisite for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5-HT system - have been successfully developed. Here, we describe a rat transgenic system for inducible gene manipulations in 5-HT neurons. We generated a Cre driver line consisting of a tamoxifen-inducible CreERT2 recombinase under the control of mouse Tph2 regulatory sequences. Tissue-specific serotonergic Cre recombinase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four transgenic TPH2-CreERT2 rat founder lines. For functional analysis of Cre-mediated recombination, we used a rat Cre reporter line (CAG-loxP.EGFP), in which EGFP is expressed after Cre-mediated removal of a loxP-flanked lacZ STOP cassette. We show an in-depth characterisation of this rat Cre reporter line and demonstrate its applicability for monitoring Cre-mediated recombination in all major neuronal subpopulations of the rat brain. Upon tamoxifen induction, double transgenic TPH2-CreERT2/CAG-loxP.EGFP rats show selective and efficient EGFP expression in 5-HT neurons. Without tamoxifen administration, EGFP is only expressed in few 5-HT neurons which confirms minimal background recombination. This 5-HT neuron specific CreERT2 line allows Cre-mediated, inducible gene deletion or gene overexpression in transgenic rats which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to decipher the complex functions of the mammalian serotonergic system.

Boyd, R. (1991).

Realism, anti-foundationalism and the enthusiasm for natural kinds

Philosophical Studies, 61(1), 127-148.

DOI:10.1007/BF00385837      URL     [本文引用: 1]

Bringmann, L. F., Elmer, T., Epskamp, S., Krause, R. W., Schoch, D., Wichers, M., ... Snippe, E. (2019).

What do centrality measures measure in psychological network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8(8), 892-903.

DOI:10.1037/abn0000446      URL     PMID:31318245      [本文引用: 1]

Centrality indices are a popular tool to analyze structural aspects of psychological networks. As centrality indices were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networks, it is unclear to what extent these indices are suitable in a psychological network context. In this article we critically examine several issues with the use of the most popular centrality indices in psychological networks: degree, betweenness, and closeness centrality. We show that problems with centrality indices discussed in the social network literature also apply to the psychological networks. Assumptions underlying centrality indices, such as presence of a flow and shortest paths, may not correspond with a general theory of how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relate to one another. Furthermore, the assumptions of node distinctiveness and node exchangeability may not hold in psychological networks. We conclude that, for psychological networks, betweenness and closeness centrality seem especially unsuitable as measures of node importance. We therefore suggest three ways forward: (a) using centrality measures that are tailored to the psychological network context, (b) reconsidering existing measures of importance used in statistical models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networks, and (c) discarding the concept of node centrality entirely. Foremost, we argue that one has to make explicit what one means when one states that a node is central, and what assumptions the centrality measure of choice entails,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a match between the process under study and the centrality measure that is used. (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c) 2019 APA, all rights reserved).

Chambers, R. A., Bickel, W. K., & Potenza, M. N. (2007).

A scale-free systems theory of motivation and addiction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1(7), 1017-1045.

DOI:10.1016/j.neubiorev.2007.04.005      URL     PMID:17574673      [本文引用: 1]

Scale-free organizations, characterized by uneven distributions of linkages between nodal elements, describ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any life-based complex systems developing under evolutionary pressures. We explore motivated behavior as a scale-free map toward a comprehensive translational theory of addiction. Motivational and behavioral repertoires are reframed as link and nodal element sets, respectively, comprising a scale-free structure. These sets are generated by semi-independent information-processing streams within cortical-striatal circuits that cooperatively provide decision-making and sequential processing functions necessary for traversing maps of motivational links connecting behavioral nodes. Dopamine modulation of cortical-striatal plasticity serves a central-hierarchical mechanism for survival-adaptive sculp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otivational-behavioral repertoires by guiding a scale-free design. Drug-induced dopamine activity promotes drug taking as a highly connected behavioral hub at the expense of natural-adaptive motivational links and behavioral nodes. Conceptualizing addiction as pathological alteration of scale-free motivational-behavioral repertoires unifies neurobiological, neurocomputation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while addressing addiction vulnerability in adolescence and psychiatric illness. This model may inform integrative research in defining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addiction.

Connolly, C. G., Bell, R. P., Foxe, J. J., & Garavan, H. (2013).

Dissociated grey matter changes with prolonged addiction and extended abstinence in cocaine users

PloS One. 8(3), e5964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9645

DOI:10.1371/journal.pone.0060529      URL     PMID:23555989      [本文引用: 1]

BACKGROUND: Pancreatic neuritis is a histopathological hallmark of pancreatic neuropathy and correlates to abdominal neuropathic pain sensation in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PCa) and chronic pancreatitis (CP). However, inflammatory cell subtypes that compose pancreatic neuritis and their correlation to the neuropathic pain syndrome in PCa and CP are yet unknown. METHODS: Inflammatory cells within pancreatic neuritis lesions of patients with PCa (n = 20) and CP (n = 20) were immunolabeled and colorimetrically quantified with the pan-leukocyte marker CD45, with CD68 (macrophages), CD8 (cytotoxic T-lymphocytes), CD4 (T-helper cells), CD20 (B-lymphocytes), NCL-PC (plasma cells), neutrophil elastase, PRG2 (eosinophils), anti-mast cell (MC) tryptase and correlated to pain sensation. Perineural mast cell subtypes were analyzed by double immunolabeling with MC chymase. Expression and neural immunoreactivity of 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 type 1 (PAR-1) and type 2 (PAR-2) were analyzed in PCa and CP and correlated to pain status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In PCa and CP, nerves were predominantly infiltrated by cytotoxic T-lymphocytes (PCa: 35% of all perineural inflammatory cells, CP: 33%), macrophages (PCa: 39%, CP: 33%) and MC (PCa: 21%, CP: 27%). In both entities, neuropathic pain sens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increase of perineural MC (PCa without pain: 14% vs. PCa with pain: 31%; CP without pain: 19% vs. CP with pain: 34%), not affecting the frequency of other inflammatory cell subtype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MC contained MC chymase. PAR-1 and PAR-2 expression did not correlate to the pain sensation of PCa and CP patients. CONCLUSION: Pancreatic neuritis in PC and CP is composed of cytotoxic T-lymphocytes, macrophages and MC. The specific enrichment of MC around intrapancreatic nerves in neuropathic pain due to PCa and CP suggests the presence of MC-induce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in the pancreas. Therefore, pancreatic and enteric neuropathies seem to share a similar type of neuro-immune interaction in the generation of visceral pain.

Contreras, A., Nieto, I., Valiente, C., Espinosa, R., & Vazquez, C. (2019).

The study of psychopathology from the network analysis perspective: A systematic review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88(2), 71-83.

DOI:10.1159/000497425      URL     PMID:30889609      [本文引用: 1]

BACKGROUND: Network analysis (NA) is an analytical tool that allows one to explore the map of connections and eventual dynamic influences among symptoms and other element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recent years, the use of NA in psychopathology has rapidly grown, which calls for a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its clinical utility. METHODS: Following PRISMA guidelin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ublished empirical studies applying NA in psychopathology, between 2010 and 2017, was conducted. We included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PubMed and PsycINFO using as keywords any combination of

Cramer, A. O., van Borkulo, C. D., Giltay, E. J., van der Maas, H. L., Kendler, K. S., Scheffer, M., & Borsboom, D. (2016).

Major depression as a complex dynamic system

PLoS One, 11(12), e016749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67490

DOI:10.1371/journal.pone.0169091      URL     PMID:28036384      [本文引用: 5]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mycoplasmal membrane protein p37 enhances cancer cell mig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Previously, we generated 6 monoclonal antibodies (MAbs) against the mycoplasmal protein p37 and showed the presence of mycoplasma-infected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n the blood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by using CA27, one of the six MAbs. When mycoplasmas were incubated with cancer cells in the presence of CA27, mycoplasma infection was completely inhibited, suggesting that CA27 is a neutralizing antibody inhibiting mycoplasma infection. To examine the neutralizing epitope of CA27, we generated a series of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GST)-fused p37 deletion mutant proteins in which p37 was partly deleted. To express p37-coding sequences in E.coli, mycoplasmal TGA codons were substituted with TGG in the p37 deletion mutant genes. GST-fused p37 deletion mutant proteins were then screened to identify the epitope targeted by CA27. Western blots showed that CA27 bound to the residues 216-246 o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p37 protein while it did not bind to the residues 183-219 and 216-240. Fine mapping showed that CA27 was able to bind to the residues 226-246, but its binding activity was relatively weakened as compared to that to the residues 216-246, suggesting that the residues 226-246 is essential for optimal binding activity of CA27. Interestingly, the treatment of the purified GST-tagged epitopes with urea showed that CA27 binding to the epitope was sodium dodecyl sulfate-resistant but urea-sensitive. The same 226-246 residues were also recognized by two other anti-p37 MAbs, suggesting that the epitope is immunodominant.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ovel neutralizing epitope may provide new insight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37 protein and host receptors.

Cramer, A. O., Waldorp, L. J., van der Maas, H. L., & Borsboom, D. (2010).

Comorbidity: A network perspective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2-3), 137-193.

DOI:10.1017/S0140525X09991567      URL     PMID:20584369      [本文引用: 1]

The pivotal problem of comorbidity research lies in the psychometric foundation it rests on, that is, latent variable theory, in which a mental disorder is viewed as a latent variable that causes a constellation of symptoms.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morbidity is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latent variables. We argue that such a latent variable perspective encounters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comorbidity, and offer a radically different conceptualization in terms of a network approach, where comorbidity is hypothesized to arise from direct relations between symptoms of multiple disorders. We propose a method to visualize comorbidity networks and, based on an empirical network for major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we argue that this approach generates realistic hypotheses about pathways to comorbidity, overlapping symptoms, and diagnostic boundaries, that are not naturally accommodated by latent variable models: Some pathways to comorbidity through the symptom space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hose pathways generally have the same direction (i.e., from symptoms of one disorder to symptoms of the other); overlapping sympto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orbidity; and boundaries between diagnostic categories are necessarily fuzzy.

Czoty, P. W., Gage H. D, & Nader, M. A. (2010).

Differences in D2 dopamine receptor availability and reaction to novelty in socially housed male monkeys during abstinence from cocaine

Psychopharmacology, 208, 585-592.

DOI:10.1007/s00213-009-1756-4      URL     PMID:20066401      [本文引用: 3]

RATIONALE: Studies in socially housed monkeys have demonstrated an influence of position in the social dominance hierarchy on brain dopamine D2 receptors and the reinforcing effects of cocaine that dissipates after long-term cocaine self-administration. OBJECTIVE: The aims of the study wer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bstinence from cocaine on D2 receptors in socially housed monkeys and to extend behavioral characterizations to measures of reactivity to a novel object. MATERIALS AND METHODS: Twelve socially housed male cynomolgus monkeys with extensive cocaine self-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 were used (average lifetime intakes approximately 270 and 215 mg/kg for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monkeys, respectively). Abstinence lasted for approximately 8 months, after which D2 receptor availability was assessed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the D2 ligand [18F]fluoroclebopride. Reaction to novelty was also assessed in these subjects as well as nine individually housed monkeys. RESULTS: During abstinence, D2 receptor availability in the caudate nucleu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ominant versus subordinate monkeys. Average latency to touch a novel object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ominant monkeys compared to subordinates or individually housed monkeys. In socially experienced monke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caudate nucleus D2 receptor availability and latencies to touch the novel object. CONCLUSIONS: Although chronic cocaine self-administration blunts the ability of social dominance to alter D2 receptor availability and sensitivity to the reinforcing effects of cocaine, this influence reemerges during abstinence. In addition, the data suggest that prior experience with social dominance can lead to longer latencies in reaction to novelty--a personality trait associated with low vulnerability to cocaine abuse.

de Ron, J., Fried, E. I., & Epskamp, S. (2019).

Psychological networks in clinical populations: Investiga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Berkson's bia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

URL     PMID:33436120      [本文引用: 1]

Devinsky, O., Morrell, M. J., & Vogt, B. A. (1995).

Contributions of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to behaviour

Brain, 118(1), 279-306.

DOI:10.1093/brain/118.1.279      URL     [本文引用: 1]

Field, M., Heather, N., & Wiers, R. W. (2019).

Indeed, not really a brain disorder: Implications for reductionist accounts of addi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2, E9.

DOI:10.1017/S0140525X18001024      URL     [本文引用: 1]

Fisher, H. E., Brown, L. L., Aron, A., Strong, G., & Mashek, D. (2010).

Reward, addic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rejection in love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04(1), 51-60.

DOI:10.1152/jn.00784.2009      URL     PMID:20445032      [本文引用: 1]

Romantic rejection causes a profound sense of loss and negative affect. It can induce clinical depression and in extreme cases lead to suicide and/or homicide. To begin to identify the neural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this natural loss state, we use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study 10 women and 5 men who had recently been rejected by a partner but reported they were still intensely

Forbes, M. K., Wright, A. G. C., Markon, K. E., & Krueger, R. F. (2019).

The network approach to psychopathology: Promise versus reality

World Psychiatry, 18(3), 272-273.

DOI:10.1002/wps.20659      URL     PMID:31496101      [本文引用: 1]

Forbush, K. T., Siew, C. S. Q., & Vitevitch, M. S. (2016).

Application of network analysis to identify interactive systems of eating disorder psychopatholog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6(12), 2667-2677.

DOI:10.1017/S003329171600012X      URL     PMID:27387196      [本文引用: 1]

BACKGROU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eating disorders (EDs) attribute symptoms to an underlying, latent disease entity. The network approach is an alternative model in which mental disorders are represented as networks of interacting, self-reinforcing symptoms. This project was the first to use network analysis to identify interconnected systems of ED symptoms. METHOD: Adult participants (n = 143; 77.6% women) with a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 ED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community to take part in a larger ongoing longitudinal study.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 Disorders (SCID-I) was used to establish diagnoses. An undirected network of ED symptoms was created using items from the Eating Pathology Symptoms Inventory (EPSI) and the R package qgraph. RESULTS: Body checking emerged as the strongest and most important single symptom in the entire network by having the shortest average distance to other symptoms in the network, and by being the most frequent symptom on the path between any two other symptoms. Feeling the need to exercise every day and two symptoms assessing dietary restraint/restricting emerged as 'key players', such that their removal from the network resulted in maximal fracturing of the network into smaller components. CONCLUSIONS: Although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EDs focuses on reducing body checking to promote recovery, our data indicate that amplified efforts to address body checking may produce stronger (and more enduring) effects. Finally, results of the 'key players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argeting interventions at these key nodes might prevent or slow the cascade of symptoms through the 'network' of ED psychopathology.

Fried, E. I., & Cramer, A. O. J. (2017).

Moving forward: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psychopathological network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6), 999-1020.

DOI:10.1177/1745691617705892      URL     PMID:28873325      [本文引用: 1]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as networks of causally interacting symptoms, this novel framework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he past years have resulted in over 40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numerous conference symposia and workshops. Now is an excellent moment to take stock of the network approach: What are its most fundamental challenges, and what are potential ways forward in addressing them? After a brief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we first discuss challenges to network theory: (1) What is the validity of the network approach beyond some commonly investigated disorders such as major depression? (2) How do we best define psychopathological networks and their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3) how can we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al nature and real-life underpinnings of associations among symptoms? Next, after a short technical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modeling, we discuss challenges to network methodology: (4) heterogeneity of samples studied with network analytic models, and (5) a lurking replicability crisis in this strongly data-driven and exploratory field.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may propel the network approach from its adolescence into adulthood and promises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psychopathology both at the nomothetic and idiographic level.

Fried, E. I., van Borkulo, C. D., Epskamp, S., Schoevers, R. A., Tuerlinckx, F., & Borsboom, D. (2016).

Measuring depression over time.. Or not? Lack of unidimensionality and longitudinal measurement invariance in four common rating scales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8(11), 1354-1367.

DOI:10.1037/pas0000275      URL     PMID:26821198      [本文引用: 2]

In depression research, symptoms are routinely assessed via rating scales and added to construct sum-scores. These scores are used as a proxy for depression severity in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and differences in sum-scores over time are taken to reflect changes in an underlying depression construct. To allow for such interpretations, rating scales must (a) measure a single construct, and (b) measure that construct in the same way across time. These requirements are referred to as unidimensionality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We investigated these 2 requirements in 2 large prospective studies (combined n = 3,509) in which overall depression levels decrease, examining 4 comm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s (1 self-report, 3 clinician-report) with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between assessments (between 6 weeks and 2 years). A consistent pattern of results emerged. For all instruments, neither unidimensionality nor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ppeared remotely tenable. At least 3 factors were required to describe each scale, and the factor structure changed over time. Typically, the structure became less multifactorial as depression severity decreased (without however reaching unidimensionality). The decrease in the sum-scores was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variances of the sum-scores, and increases in internal consistency. Thes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common interpretation of sum-scores and their changes as reflecting 1 underlying construct. The violations of common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are sufficiently severe to suggest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depression sum-scores as formative instead of reflective measures. We discuss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se violations such as response shift bias, restriction of range, and regression to the mean. (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Geng, L., Xiang, P., Yang, J., Shen, H., & Sang, Z. (2016).

Association between hair cortisol concentration and perceived stress in female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9 1, 82-86.

[本文引用: 1]

Goldstein, R. Z., & Volkow, N. D. (2002).

Drug addiction and its underlying neurobiological basis: Neuroimaging evidence for the involvement of the frontal cortex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9(10), 1642-1652.

DOI:10.1176/appi.ajp.159.10.1642      URL     [本文引用: 1]

Goldstein, R. Z., & Volkow, N. D. (2011).

Dysfunction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 addiction: Neuroimaging finding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2(11), 652-669.

DOI:10.1038/nrn3119      URL     PMID:22011681      [本文引用: 1]

The loss of control over drug intake that occurs in addiction was initially believed to result from disruption of subcortical reward circuits. However, imaging studies in addictive behaviours have identified a key involvement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PFC) both through its regulation of limbic reward regions and its involvement in higher-order executive function (for example, self-control, salience attribution and awareness). This Review focuses on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studies conducted in the past decade that have expa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FC in drug addiction. Disruption of the PFC in addiction underlies not only compulsive drug taking but also accounts for the disadvantageous behaviou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addiction and the erosion of free will.

Gossop, M., Green, L., Phillips, G., & Bradley, B. (1989).

Lapse, relapse and survival among opiate addicts after treatment: A prospective follow-up stud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4(3), 348-353.

[本文引用: 1]

Gossop, M., Marsden, J., Stewart, D., & Rolfe, A. (2000).

Reductions in acquisitive crime and drug use after treatment of addiction problems: 1-year follow-up outcome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58(1-2), 165-172.

DOI:10.1016/s0376-8716(99)00077-0      URL     PMID:10669068      [本文引用: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quisitive crime and drug misuse problems was studied among 753 clients recruited to the National Treatment Outcome Research Study (NTORS). More than 17000 offences were reported during the 90-day period prior to treatment. Half of the clients committed no acquisitive crimes during this period whereas 10% committed 76% of the crimes. At 1-year follow-up, the number of crimes was reduced to one third of intake levels, and criminal involvement was reduced by about half. Reductions in regular heroin use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reductions in crime. The reduction in crime following treatmen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provides immediate benefit to society through the reduced economic costs of crime.

Gossop, M., Stewart, D., Browne, N., & Marsden, J. (2002).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bstinence, lapse or relapse to heroin use after residential treatment: Protective effect of coping responses

Addiction, 97(10), 1259-1267.

DOI:10.1046/j.1360-0443.2002.00227.x      URL     PMID:12359030      [本文引用: 1]

AIM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bstinence, lapse or relapse to heroin use after residential treatment and, specifically, the extent to which changes in cognitive, avoidance and distraction coping responses were related to heroin use and other drug use outcomes. DESIGN, SETTING, PARTICIPANTS: The sample comprised 242 clients from 23 residential programmes in the NTORS project, who used heroin before treatment and who were followed-up after treatment during the first 12 months of the study. MEASUREMENTS: Data on cli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coping responses, drug use and other outcomes, were collected by structured face-to-face interviews. FINDINGS: Many clients (60%) used heroin after treatment, with the first occasion of heroin use usually occurring very soon after leaving treatment: 40% remained abstinent from heroi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for three groups based upon heroin outcome status (abstinent, lapsed, relapsed). Clients who avoided a full relapse to heroin use (abstinent and lapse groups) consistently made more use of cognitive, avoidance and distraction coping strategies at follow-up than at intake. Treatment completion was related to better outcome. The lapse and relapse groups reported higher rates of use of illicit drugs other than heroin after treatment than the abstinent group. CONCLUSIONS: Despite generally satisfactory drug use outcomes, the lapses and relapses to heroin use give rise to concern. Treatment services should develop further and strengthen relapse prevention and relapse coping skills among drug misusers.

Griffiths, M. (2005).

A ‘components’ model of addiction within a biopsychosocial framework

Journal of Substance Use, 10(4), 191-197.

[本文引用: 1]

Hallquist, M. N., Wright, A. G. C., & Molenaar, P. C. M. (2019).

Problems with centrality measures in psychopathology symptom networks: Why network psychometrics cannot escape psychometric theory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25.

DOI:10.1080/00273171.2020.1822148      URL     PMID:32996335      [本文引用: 1]

To conduct a multilevel meta-analysis of multiple single-case experimental design (SCED) studies, the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IPD) can be analyzed in one or two stages. In the one-stage approach, a multilevel model is estimated based on the raw data. In the two-stage approach, an effect size is calculated for each participant and these effect sizes and their sampling variances are subsequently combined to estimate a meta-analytic multilevel model. The multilevel model in the two-stage approach has fewer parameters to estimate, in exchange for the reduction of information of the raw data to effect siz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how the one-stage and two-stage IPD approaches can be applied in the context of meta-analysis of single-case designs. Both approaches are compared for several single-case designs of increasing complexity. Through a simulation study we show that the two-stage approach obtains better convergence rates for more complex models, but that model estim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verge at a faster speed. The point estimates of the fixed effects are unbiased for both approaches across all models, as such confirming results from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n IPD meta-analysis of group-comparison designs. In light of these results, we discu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th methods in R.

Haslbeck, J. M. B., Ryan, O., Robinaugh, D., Waldorp, L., & Borsboom, D. (2019).

Modeling Psychopathology: From data models to formal theories

https://doi.org/10.31234/osf.io/jgm7f

URL     [本文引用: 1]

Heyman, G. M. (2013).

Quitting drug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feature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9, 29-59.

URL     PMID:23330937      [本文引用: 1]

Insel, T. R., & Cuthbert, B. N. (2015).

Brain disorders? Precisely

Science, 348(6234), 499-500.

DOI:10.1126/science.aab2358      URL     PMID:25931539      [本文引用: 1]

Isvoranu, A. M., Borsboom, D., van Os, J., & Guloksuz, S. (2016).

A network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psychotic disorder: Brief theoretical framework

Schizophrenia Bulletin, 42(4), 870-873.

DOI:10.1093/schbul/sbw049      URL     [本文引用: 1]

Isvoranu, A. M., Guloksuz, S., Epskamp, S., van Os, J., Borsboom, D., & GROUP, Investigators. (2020).

Toward incorporating genetic risk scores into symptom networks of psychosi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50(4), 636-643.

DOI:10.1017/S003329171900045X      URL     PMID:30867074      [本文引用: 1]

BACKGROUND: Psychosis spectrum disorder is a heterogeneous, multifactorial clinical phenotype, known to have a high heritability, only a minor portion of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molecular measures of genetic vari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genetic variation underlying psychotic disorder may have suffered due to issues in the psychometric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phenotype. Here we aim to open a new line of research into the genetics of mental disorders by explicitly incorporating genes into symptom networks. Specifically, we investigate whether links between a polygenic risk score (PRS) for schizophrenia and measures of psychosis proneness can be identified in a network model. METHODS: We analyzed data from n = 2180 subjects (controls,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a non-affective psychotic disorder, and the first-degree relatives of the patients). A network structure was computed to examin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42 symptoms of the Community Assessment of Psychic Experiences (CAPE) and the PRS for schizophrenia. RESULTS: The resulting network shows that the PRS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spectrum of positiv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the items conspiracy and no future being more often located on predictive pathways from PRS to other symptoms. CONCLUSIONS: To our knowledge, the current exploratory study provides a first ap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framework to the field of behavior genetics research. This allows for a novel outlook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based PRSs and symptoms of mental disorders, by focusing on the dependencies among variables.

Jayawickreme, N., Mootoo, C., Fountain, C., Rasmussen, A., Jayawickreme, E., & Bertuccio, R. F. (2017).

Post-conflict struggles as networks of problems: A network analysis of trauma, daily stressor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Sri Lankan war survivo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0, 119-132.

URL     PMID:28858697      [本文引用: 1]

Kalisch, R., Cramer, A. O., Binder, H., Fritz, J., Leertouwer, I., Lunansky, G., ... van Harmelen, A.-L. (2019).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resilience: A dynamic network approach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5), 765-777.

URL     PMID:31365841      [本文引用: 3]

Kalivas, P. W., & Stewart, J. (1991).

Dopamine transmission in the initiation and expression of drug- and stress-induced sensitization of motor activity

Brain Research Reviews, 16(3), 223-244.

DOI:10.1016/0165-0173(91)90007-u      URL     PMID:1665095      [本文引用: 1]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10 years in determin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sensitization induced by amphetamine-like psychostimulants, opioids and stressors. Changes in dopamine transmission in axon terminal fields such as the nucleus accumbens appear to underlie the expression of sensitization, but the actions of drugs and stressors in the somatodendritic regions of the A10/A9 dopamine neurons seem critical for the initiation of sensitization. Manipulations that increase somatodendritic dopamine release and permit the stimulation of D1 dopamine receptors in this region induce changes in the dopamine system that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sensitization. However, it is not known exactly how the changes in the A10/A9 region are encoded to permit augmented dopamine transmission in the terminal field.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dopamine neurons of sensitized animal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ensitive to excitatory pharma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timuli or desensitized to inhibitory regulation. Alternatively, changes in cellular activity or protein synthesis may result in a change in the presynaptic regulation of axon terminal dopamine release.

Kauffman, S. A. (1990).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and "origins of order"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90(2), 299-322.

[本文引用: 1]

Kendler, K. S. (2005).

Toward a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for psychiat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2(3), 433-440.

[本文引用: 1]

Kendler, K. S. (2012).

Levels of explanation in psychiatric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tiologically based nosology

Molecular Psychiatry, 17(1), 11-21.

DOI:10.1038/mp.2011.70      URL     PMID:21670729      [本文引用: 1]

The soft medical model for psychiatric illness, which was operationalized in DSM-III, defines psychiatric disorders as syndromes with shared symptoms, signs, course of illness and response to treatment. Many in our field want to move to a hard medical model based on etiological mechanisms.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ve and asks whether psychiatric disorders have the needed single clear level of explanation for an etiologically based nosology. I propose seven criteria for a good explanation: (i) strength, (ii) causal confidence, (iii) generalizability, (iv) specificity, (v) manipulability, (vi) proximity and (vii) generativity. Applying them to cystic fibrosis, a gene-level approach to etiology performs well across the board. By contrast, a detailed review of alcohol dependence and a briefer review of major depression suggests that psychiatric disorders have multiple explanatory perspectives no one of which can be privileged over others using scientific data alone. Therefore, a move toward an etiologically based diagnostic system cannot assume that one level of explanation will stand out as the obvious candidate on which to base the nosology. This leaves two options. Either a hard medical model will be implemented that will require a consensus about a preferred level of explanation which must reflect value judgments as well as science. To take this approach, we need to agree on what we most want from our explanations. Alternatively, we will need to move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hard medical model that requires that we ground our diagnoses in single biological essences, and focus instead on fuzzy, cross-level mechanisms, which may more realistically capture the true natur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Kendler, K. S., Zachar, P., & Craver, C. (2011).

What kinds of things are psychiatric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1(6), 1143-1150.

DOI:10.1017/S0033291710001844      URL     PMID:20860872      [本文引用: 1]

This essay explores fou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What kinds of things are psychiatric disorders?' Essentialist kinds are classes whose members share an essence from which their defining features arise. Although elegant and appropriate for some physical (e.g. atomic elements) and medical (e.g. Mendelian disorders) phenomena, this model is inappropriate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which are multi-factorial and 'fuzzy'. Socially constructed kinds are classes whose members are defined by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ise. This model excludes the importance of shared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same disorder could be identified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dvocates of practical kinds put off metaphysical questions about 'reality' and focus on defining classes that are useful. Practical kinds models f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mplicit in the DSM nosologies, do not require that diagnoses be grounded in shared causal processes. If psychiatry seeks to tie disorders to etiology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a model first proposed for biological species, mechanistic property cluster (MPC) kinds, can provide a useful framework. MPC kinds are defined not in terms of essences but in terms of complex, mutually reinforcing networks of causal mechanisms. We argue that psychiatric disorders are objectively grounded features of the causal structure of the mind/brain. MPC kinds are fuzzy sets defined by mechanisms at multiple levels that act and interact to produce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kind. Like species, psychiatric disorders are populations with central paradigmatic and more marginal members. The MPC view is the best current answer to 'What kinds of things are psychiatric disorders?'

Kievit, R. A., Romeijn, J. W., Waldorp, L. J., Wicherts, J. M., Scholte, H. S., & Borsboom, D. (2011).

Mind the gap: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to the reduction problem

Psychological Inquiry, 22(2), 67-87.

[本文引用: 1]

Kirshenbaum, A. P., Olsen, D. M., & Bickel, W. K. (2009).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ubiquitous relapse curve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36(1), 8-17.

DOI:10.1016/j.jsat.2008.04.001      URL     PMID:18571890      [本文引用: 2]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ascertain whether relapse to drug dependence, in terms of continuous abstinence assessment, exhibits a typical pattern that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a common quantitative function. If the relapse curve is indeed ubiquitous, then some underlying mechanism must be operating to shape the curve that transcends variables such as drug class, population, or treatment type. Survival analyses are performed on 20 alcohol and tobacco treatment studies using the proportions of individuals remaining abstinent after a period of initial abstinence. Several parametric models of relapse are compared, an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 log-logistic distribution is the most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available data and the basic shape of the relapse curve is uniform. In most reports examined, the rate of relapse decelerates after initial abstinence has been achieved, and therefore, the amount of accumulated time abstinent may be the transcending variable that operates to shape the relapse curve.

Koob, G. F. (1992).

Drugs of abuse: anatomy, pharmacology and function of reward pathways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13, 177-184.

DOI:10.1016/0165-6147(92)90060-j      URL     PMID:1604710      [本文引用: 1]

Drugs of abuse are very powerful reinforcers, and even in conditions of limited access (where the organism is not dependent) these drugs will motivate high rates of operant responding. This presumed hedonic property and the drugs' neuropharmacological specificity provide a means of studying the neuropharmacology and neuroanatomy of brain reward. Three major brain systems appear to be involved in drug reward--dopamine, opioid and GABA. Evidence suggests a midbrain-forebrain-extrapyramidal circuit with its focus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Data implicating dopamine and opioid systems in indirect sympathomimetic and opiate reward include critical elements in both the nucleus accumbens and ventral tegmental areas. Ethanol reward appears to depend on an interaction with the GABAA receptor complex but may also involve common elements such as dopamine and opioid peptides in this midbrain-forebrain-extrapyramidal circuit.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brain reward systems have a multidetermined neuropharmacological basis that may involve some common neuroanatomical elements.

Kotov, R., Krueger, R. F., Watson, D., Achenbach, T. M., Althoff, R. R., Bagby, R. M., ... Zimmerman, M. (2017).

The hierarchical taxonomy of psychopathology (HiTOP): A dimensional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nosologi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6(4), 454-477.

DOI:10.1037/abn0000258      URL     PMID:28333488      [本文引用: 1]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raditional taxonomies are limited by arbitrary boundaries between psychopathology and normality, often un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disorders, frequent disorder co-occurrence, heterogeneity within disorders, and diagnostic instability. These taxonomies went beyond evidence available on the structure of psychopathology and were shaped by a variety of other considerations, which may explain the aforementioned shortcomings. The Hierarchical Taxonomy Of Psychopathology (HiTOP) model has emerged as a research effort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It constructs psychopathological syndromes and their components/subtypes based on the observed covariation of symptoms, grouping related symptoms together and thus reducing heterogeneity. It also combines co-occurring syndromes into spectra, thereby mapping out comorbidity. Moreover, it characterizes these phenomena dimensionally, which addresses boundary problems and diagnostic instability. Here, we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TOP and the relevant evidence. The new classification already covers most forms of psychopathology. Dimensional measure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assess many of the identified components, syndromes, and spectra. Several domains of this model are ready for clinical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s. The HiTOP promises to improve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by addressing the aforementioned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nosologies. It also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summarize and convey information on risk factors, etiology, pathophysiology, phenomenology, illness course, and treatment response. Thi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utility of the diagnosis of mental disorders. The new classification remains a work in progress. However, it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is poised to advance mental health research and care significantly as the relevant science matures. (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Kramers, H. A. (1940).

Brownian motion in a field of force and the diffusion model of chemical reactions

Physica, 7(4), 284-304.

DOI:10.1016/S0031-8914(40)90098-2      URL     [本文引用: 1]

Leshner, A. I. (1997).

Addiction is a brain disease, and it matters

Science, 278(5335), 45-47.

URL     PMID:9311924      [本文引用: 1]

Levy, N. (2013).

Addiction is not a brain disease (and it matter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4, 24.

URL     PMID:23596425      [本文引用: 1]

Levy, N. (2017).

Hijacking addiction

Philosophy,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4(1), 97-99.

[本文引用: 1]

Lewis, M. (2017).

Addiction and the brain: Development, not disease

Neuroethics, 10(1), 7-18.

URL     PMID:28725282      [本文引用: 2]

Lewis, M. (2018).

Brain change in addiction as learning, not diseas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9(16), 1551-1560.

DOI:10.1056/NEJMra1602872      URL     [本文引用: 2]

Lewis, M. D., & Todd, R. M. (2007).

The self-regulating brain: Cortical-subcortical feedba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cti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22(4), 406-430.

DOI:10.1016/j.cogdev.2007.08.004      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To speak of cognitive regulation versus emotion regulation may be misleading. However, some forms of regulation are carried out by executive processes, subject to voluntary control, while others are carried out by “automatic” processes that are far more primitive. Both sets of processes are in constant interaction, and that interaction gives rise to a stream of activity that is both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tudying the brain helps us understand these reciprocal regulatory influences in some detail. Cortical activities regulate subcortical activities through executive modulation of prepotent appraisal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Subcortical systems regulate the cortex by tuning its activities to the demands or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environment. Cortical controls buy us time, as needed for planning and intelligent action. Subcortical controls provide energy, focus, and direction, as needed for relevant emotion-guided behaviour. We review the neural processes at work in both directions of regulatory activity, looking at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as a hub of cortical systems mediating downward control, and discussing limbic, hypothalamic, and brainstem systems that mediate upward control. A macrosystem that displays both directions of control includes the ACC and the amygdala within a feedback circuit whose features vary with clinical-personality differences.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ACC-mediated self-regulation support advances in directed attention, response inhibition, and self-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amygdala-mediated self-regulation involve the compilation of meanings that direct thought and behaviour, thus consolida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ver the lifespan. In this way, the capacity to exert voluntary control develops alongside the accumulation of associations that trigger the responses that demand control. The balance between these developmental progressions has implications for personality formation and mental health.]]>

Lunansky, G., van Borkulo, C., & Borsboom, D. (2019).

Personality, resilience, and psychopathology: A model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low and fast network processes in the context of mental health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https://doi.org/10.1002/per.2263

DOI:10.1002/per.2046      URL     PMID:27688595      [本文引用: 1]

Graduation from college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for young adults, marked by mixed emotions and poignancy, and therefore is an especially salient context for studying meaning in life. The present research used 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ology to examine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tudents'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over the course of graduation. Participants were 74 graduating students who provided a total of 538 reports over the span of three days, including commencement day. Increased levels of state meaning in life during the days around commencement were linked to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in general and with family in particular, as well as thinking about one's years in college. Thinking about one's years in college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present company on state meaning in life. Graduates who experienced higher levels of state meaning in life during the days around their commencement ceremony had higher trait levels of meaning in life one week following commencement. We discuss how making meaning of a poignant experience ha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y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Maguire, E. A., Gadian, D. G., Johnsrude, I. S., Good, C. D., Ashburner, J., Frackowiak, R. S., & Frith, C. D. (2000).

Navigation-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7(8), 4398-4403.

DOI:10.1073/pnas.070039597      URL     PMID:10716738      [本文引用: 1]

Structural MRIs of the brains of humans with extensive navigation experience, licensed London taxi driver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control subjects who did not drive taxis. The posterior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 w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relative to those of control subjects. A more anterior hippocampal region was larger in control subjects than in taxi drivers. Hippocampal volume correlated with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as a taxi driver (positively in the posterior and negatively in the anterior hippocampus). These data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that the posterior hippocampus stores a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an expand regionally to accommodate elaboration of this representation in people with a high dependence on navigational skills. It seems that there is a capacity for local plastic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healthy adult human brain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demands.

Majer, J. M., Payne, J. C., & Jason, L. A. (2015).

Recovery resources and psychiatric severity among persons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51(4), 437-444.

DOI:10.1007/s10597-014-9762-3      URL     PMID:25069418      [本文引用: 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covery resources (abstinence social support, abstinence self-efficacy) was conducted among two groups exiting inpatient treatment for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comorbi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nd persons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Both groups reported comparable levels of abstinence social support, but this resource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ubstance use among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comorbi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lthough abstinence self-efficacy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ubstance use,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comorbi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abstinence self-efficacy than persons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Findings suggest that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comorbi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exit alcohol/drug treatment with lower levels of abstinence self-efficacy compared to their substance use disorder peers.

Marsman, M., Borsboom, D., Kruis, J., Epskamp, S., van Bork, R., Waldorp, L. J., van der Maas, H. L. J., & Maris, G. K. J. (2017).

An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psychometrics: Relating Ising network models to 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53((1), 15-35.

URL     PMID:29111774      [本文引用: 1]

Mattick, R. P., Breen, C., Kimber, J., & Davoli, M. (2009).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versus no opioid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opioid dependence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3), CD002209. https://doi.org/10.1002/14651858.CD002209. pub2

DOI:10.1002/14651858.CD011118.pub2      URL     PMID:25803793      [本文引用: 1]

McNally, R. J., Robinaugh, D. J., Wu, G. W. Y., Wang, L., Deserno, M. K., & Borsboom, D. (2015).

Mental disorders as causal systems: A network approach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3(6), 836-849.

[本文引用: 1]

Müller, C. P. (2019).

Making a case for constructive reductionism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2, E16.

[本文引用: 1]

Nathan, P. E., Conrad, M., & Skinstad, A. H. (2016).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Addiction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2, 29-51.

URL     PMID:26565120      [本文引用: 1]

Nestler, E. J. (2001).

Molecular basis of long-term plasticity underlying addic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2), 119-128.

URL     PMID:11252991      [本文引用: 1]

Niaura, R. (2000).

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and related perspectives on drug craving

Addiction, 95(8s2), 155-163.

DOI:10.1046/j.1360-0443.95.8s2.4.x      URL     [本文引用: 1]

Noori, H. R., Cosa, L. A., & Spanagel, R. (2016).

Largely overlapping neuronal substrates of reactivity to drug, gambling, food and sexual cues: A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6(9), 1419-1430.

URL     PMID:27397863      [本文引用: 1]

O'Brien, C. (2011).

Addiction and dependence in DSM-V

Addiction, 106(5), 866-867.

DOI:10.1111/j.1360-0443.2010.03144.x      URL     PMID:21477226      [本文引用: 1]

As preparations for the fifth revision of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are under way, this paper focuses upon changes proposed for the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section. It briefly outlines the history behind the current nomenclature,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term 'dependence' over 'addiction' in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DSM. The term 'dependence', while used in past decades to refer to uncontrolled drug-seeking behavior, has an alternative meaning--the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that occurs when medications acting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re ingested with rebound when the medication is abruptly discontinued. These dual meanings have led to confusion and may have propagated current clinical practices related to under-treatment of pain, as physicians fear creating an 'addiction' by prescribing opioids. In part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a change proposed for DSM-V is to alter the chapter name to 'Addiction and Related Disorders', which will include disordered gambling. The specific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may be referred to as 'alcohol use' or 'opioid use' disorders. The criteria for the disorders are likely to remain similar, with the exception of removal of the 'committing illegal acts' criterion and addition of a 'craving' criterion. The other major change relates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abuse/dependence dichotomy, given the lack of data supporting an intermediate stage. These changes are anticipated to improve clarification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ubstance use and related disorders.

Office of China 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Commission. (2020). Drug Situation in China 2019. Retrieved July 20, 2020, from http://www.nncc626.com/2020-06/25/c_1210675877.htm

URL     [本文引用: 1]

Redei, E. E., Andrus, B. M., Kwasny, M. J., Seok, J., Cai, X., Ho, J., & Mohr, D. C. (2014).

Blood transcriptomic biomarkers in adult primary car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undergoing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4(9), e442.

[本文引用: 1]

Reuter, P., & MacCoun, R. (2002).

Heroin maintenance: Is a U.S. experiment needed?

In: D. Musto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Heroin (pp. 159-180). Westport, CT: Greenwood.

[本文引用: 1]

Klatzky, R. L. (1998).

Allocentric and egocentric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Definitions, distinction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C. Freksa, C. Habel, & K. F. Wender (Eds.), Lecture not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 1404: Spatial cogni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representing and processing spatial knowledge (pp. 1-17). Springer-Verlag.

Rhemtulla, M., Fried, E. I., Aggen, S. H., Tuerlinckx, F., Kendler, K. S., & Borsboom, D. (2016).

Network analysis of substance abuse and dependence symptom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161, 230-237.

DOI:10.1016/j.drugalcdep.2016.02.005      URL     PMID:26898186      [本文引用: 4]

BACKGROUND: The DSM uses one set of abuse and dependence criteria to assess multiple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SUDs). Most SUD research aggregates across these symptoms to study the behavior of SUD as a static construct. We us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at conceptualizes symptoms as directly interacting variables in psychopathological networks. We apply network models to symptom-level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unique roles of individual symptom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in SUD. METHODS: We analyzed 11 DSM III-R/IV abuse and dependence criteria in a sample of 2405 adult twins who reported use of at least one illicit substance six or more times from the Virginia Adult Twin Study of Psychiatric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VATSPSUD). We estimated a symptom network for each substance class as well as a global network collapsed across all substance classes. We examin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the 6 networks in terms of symptom-to-symptom connections and symptom centrality. RESULTS: The global network model revealed several interesting symptom connections, such as a strong predictive relation between tolerance and more-than-planned substance use. The most central symptom was using a drug more than planned. In addition, several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across substances emerged, both in the strength of symptom connections as well as the centrality of symptoms to each network. CONCLUSIONS: When analyzed as networks, abuse and dependence symptoms do not function equivalently across illicit substance class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e value of analyzing individual symptom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to gain new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s of SUD.

Robinaugh, D., Haslbeck, J. M. B., Waldorp, L., Kossakowski, J. J., Fried, E. I., Millner, A., … Borsboom, D. (2019).

Advancing the network theory of mental disorders: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panic disorder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0, from https://doi.org/10.31234/osf.io/km37w

URL     [本文引用: 1]

Robinaugh, D., Hoekstra, R., Toner, E., & Borsboom, D. (2020).

The network approach to psychopatholog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2008-2018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Psychological Medicine, 50(3), 353-366.

DOI:10.1017/S0033291719003404      URL     PMID:31875792      [本文引用: 3]

The network approach to psychopathology posits that mental disorders can be conceptualized and studied as causal systems of mutually reinforcing symptoms. This approach, first posited in 2008, has grown substantially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is now a full-fledged area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we provide an over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363 articles produc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is research program, with a focus on key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In addition, we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next decade of the network approach and propose critical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each of these domains. We argue that this program of research will be best served by working toward two overarching aims: (a) the identification of robust empirical phenomena and (b) the development of formal theories that can explain those phenomena. We recommend specific steps forward within this broad framework and argue that these steps are necessary if the network approach is to develop into a progressive program of research capable of producing a cumulative body of knowledge about how specific mental disorders operate as causal systems.

Robinson, T. E., & Berridge, K. C. (1993).

The neural basis of drug craving: An incentive-sensitization theory of addiction

Brain Research Reviews, 18(3), 247-291.

URL     PMID:8401595      [本文引用: 1]

Robinson, T. E., & Berridge, K. C. (2000).

The psychology and neurobiology of addiction: An incentive-sensitization view

Addiction, 95(8s2), 91-117.

[本文引用: 1]

Salamone, J. D. (1996).

The behavioral neurochemistry of motivation: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issues in studies of the dynamic activity of nucleus accumbens dopamin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 64(2), 137-149.

DOI:10.1016/0165-0270(95)00125-5      URL     PMID:8699874      [本文引用: 1]

Considerable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evidence links forebrain dopamine (DA) systems to the performance of motor activities and to motivational processes. Much of the support for this conclusion was obtained from studies utilizing lesions or drugs to manipulate aspects of central dopaminergic function. Although such experiments yield importan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interference with DA systems in brain, they do not demonstrate any relation between the dynamic activity of DA neurons and the level or type of motor function exhibited by the organism. This review discusses the emerging field of behavioral neurochemistry,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recent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nucleus accumbens DA release and behavior. Particular emphasis is placed upon current research involving microdialysis, voltammetry and electrophysiology. These different methods are viewed as complementary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ng the activity of DA systems in behaving animals.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DA activity is most reliably activated by stimuli that trigger instrumental behavior and during the preparatory or instrumental phase of motivated behavior. The effects of consummatory reactions to positive reinforcers are somewhat equivocal; with food consumption, dialysis studies have yielded inconsistent results, while some voltammetric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A activity in accumbens or ventral tegmental area actually decreases during consumption of food reinforcement. Moreover, the responsiveness of accumbens DA activity during behavioral stimulation is not unique to appetitive conditions, as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versive or stressful conditions also stimulate accumbens DA release or metabolism. It is reasonable to suggest at this time that accumbens DA neurons are activated by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otivational conditions, but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activation is to modulate the behavioral reactivity of the organism. This type of function is seen as representing an area of overlap between motor and motivational processes.

Scheffer, M., Bascompte, J., Brock, W. A., Brovkin, V., Carpenter, S. R., Dakos, V., ... Sugihara, G. (2009).

Early-warning signals for critical transitions

Nature, 461(7260), 53-59.

DOI:10.1038/nature08227      URL     PMID:19727193      [本文引用: 1]

Complex dynamical systems, ranging from ecosystems to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climate, can have tipping points at which a sudden shift to a contrasting dynamical regime may occur. Although predicting such critical points before they are reached is extremely difficult, work in different scientific fields is now suggesting the existence of generic early-warning signals that may indicate for a wide class of systems if a critical threshold is approaching.

Schwabe, L., Dickinson, A., & Wolf, O. T. (2011).

Stress, habits, and drug addiction: A psychoneuroendocrinological perspective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19(1), 53-63.

URL     PMID:21341923      [本文引用: 1]

Skewes, M. C., & Gonzalez, V. M. (2013).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addiction

Principles of Addiction, 1, 61-70.

[本文引用: 1]

Spanagel, R., & Kiefer, F. (2008).

Drugs for relapse prevention of alcoholism: Ten years of progress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9(3), 109-115.

DOI:10.1016/j.tips.2007.12.005      URL     PMID:18262663      [本文引用: 1]

Multiple neurochemical pathways are involved in mediating craving and relapse to alcohol. Opioidergic and glutamatergic systems have a key role in alcoholism, as demonstrated by the clinically effective compounds naltrexone and acamprosate acting through these systems. The dopaminergic system has long featured in alcoholism research; hitherto disappointing results from clinical studies could improve following the discovery that dopamine D3 receptor antagonism produces consistent and robust results in preclinical studies. 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signalling and the endocannabinoid system integrate stress-related events and thereby mediate relapse behaviour. Overall, these new targets have yielded several compounds that are undergoing clinical testing. However, the heterogeneity in treatment response makes it necessary to characterize genetic and protein markers and endophenotypes for individualized pharmacotherapy.

St Quinton, T., & Stain, H. J. (2020).

A network approach to depressive disorders

Journal of Rational Emotive &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38, 1-13.

[本文引用: 1]

Sussman, S., Lisha, N., & Griffiths, M. (2011).

Prevalence of the addictions: A problem of the majority or the minorit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for Health Professions, 34(1), 3-56.

[本文引用: 1]

Tulloch, H., Pipe, A., Els, C., Aitken, D., Clyde, M., Corran, B., & Reid, R. D. (2014).

Flexible and extended dosing of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or varenicline in comparison to fixed dose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smoking cessation: Rationale, methods and 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EX trial

Contemporary Clinical Trials, 38(2), 304-313.

DOI:10.1016/j.cct.2014.05.011      URL     PMID:24861558      [本文引用: 1]

Quitting smoking is the single most effective strategy to reduce morbidity and premature mortality in smoker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pharmacotherapy in smoking cessation, but few studies have directly compared varenicline and monotherapy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NRT) and none have examined varenicline and combinations of NRT products. The majority of smoking cessation trials involve carefully circumscribed populations, making their results less generalizable to those with severe medical conditions or psychiatric comorbidities.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rationale, methodology and 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esigned to: (1) determine which pharmacotherapy - NRT, long term combinations of NRT, or varenicline - is most effective in achieving abstinence; (2)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among participants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quit attempt; and (3) assess wheth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in those receiving differing pharmacotherapies, and between those with and without psychiatric illnesses.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carbon monoxide confirmed abstinence from weeks 5-52 following a target quit date. Secondary outcomes included neuropsychiatric (i.e.,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anxiety, anger) and withdrawal symptoms. Smokers (N=737)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ree treatment conditions, and were scheduled to attend 8 follow-up appointments over 12 months. All participants received 6-15 minute practical counseling sessions with nurse counselors experienced in treating tobacco dependence. We expect that the results will lead to an enh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icacy of these pharmacotherapies, including those with a history of psychiatric illnes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7).

World Drug Report 2017

Retrieved July 12, 2020, from https://www.unodc.org/wdr2017/field/Booklet_1_EXSUM.pdf

URL     [本文引用: 1]

Volkow, N. D., & Fowler, J. S. (2000).

Addiction, a disease of compulsion and drive: Involvement of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Cerebral Cortex, 10, 318-325.

DOI:10.1093/cercor/10.3.318      URL     PMID:10731226      [本文引用: 1]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the brain which occu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normal to addictive behavior has major implications in public health. Here we postulate that while reward circuits (nucleus accumbens, amygdala), which have been central to theories of drug addiction, may be crucial to initiate drug self-administration, the addictive state also involves disruption of circuits involved with compulsive behaviors and with drive. We postulate that intermittent dopaminergic activation of reward circuits secondary to drug self-administration leads to dysfunction of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via the striato-thalamo-orbitofrontal circuit. This is supported by imaging studies showing that in drug abusers studied during protracted withdrawal,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is hypoactive in proportion to the levels of dopamine D2 receptors in the striatum. In contrast, when drug abusers are tested shortly after last cocaine use or during drug-induced craving,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is hypermetabolic in proportion to the intensity of the craving. Because the orbitofrontal cortex is involved with drive and with compulsive repetitive behaviors, its abnormal activation in the addicted subject could explain why compulsive drug self-administration occurs even with tolerance to the pleasurable drug effect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is model implies that pleasure per se is not enough to maintain compulsive drug administration in the drugaddicted subject and that drugs that could interfere with the activation of the striato-thalamo-orbitofrontal circuit could be beneficial in the treatment of drug addiction.

Volkow, N. D., Koob, G. F., & McLellan, A. T. (2016).

Neurobiologic advances from the brain disease model of addic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4(4), 363-371.

DOI:10.1056/NEJMra1511480      URL     [本文引用: 1]

Westerink, B. H. (1995).

Brain microdi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the study of animal behaviour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70(2), 103-124.

DOI:10.1016/0166-4328(95)80001-8      URL     PMID:8561902      [本文引用: 1]

Microdialysis is a sampling method that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tracellular concentrat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in the brain. The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conscious and unrestrained animals and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emistry of endogenous behaviou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tribution that microdialysis mad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emistry of behaviour.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he implantation time and the use of guide cannulas are reviewed. The question whether neurotransmitters and related metabolites in dialysates reflect true synaptic release is critically discussed. There is much evidence that dopamine, noradrenaline, acetylcholine and serotonin in dialysates are related to neurotransmission, but there is serious doubt whether this is the case with amino acid transmitters such as GABA, glutamate and aspartate. Until now far over 100 papers appeared that used microdialysis in behavioural studies. Behavioural activation, the sleep-awake cycle and diurnal rhythms were subject of several of these studies. Various workers have described neurochemical changes in the brain that are related to feeding. Other studies were concerned with sexual behaviour and the sexual cycle in females. Parturition, maternal behaviour and offspring recognition have been studied in a series of microdialysis studies carried out in sheep. An overview is given of the microdialysis studies that were carried out to understand the biochemistry of stress. In this respect dopamine and noradrenaline hav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A great number of microdialysis studies dealt with the role of dopamine in self-stimulation, reward and aversive emot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microdialysis is at presently the most versatile and practical method to study the chemistry of behaviour and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it will soon be a routine methodology in behavioural research. Finally, perspectives and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he methods are discussed.

White, W. L. (2007).

A recovery revolution in Philadelphia

Counselor, 8(5), 34-38.

[本文引用: 1]

Wigman, J. T. W., van Os, J., Borsboom, D., Wardenaar, K. J., Epskamp, S., Klippel, A., ... Wichers, M. (2015).

Exploring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mental disorders: Cross-diagnostic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from a network perspective using both a top-down and a bottom-u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5(11), 2375-2387.

DOI:10.1017/S0033291715000331      URL     PMID:25804221      [本文引用: 1]

BACKGROUN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psychopathology is best described as a complex network of components that interact in dynamic ways.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paper was to examine the concept of psychopathology from a network perspective, combining complementary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using momentary assessment techniques. METHOD: A pooled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 dataset of three groups (individuals with a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psychotic disorder or no diagnosis) was used (pooled N = 599). The top-down approach explored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mental states across different diagnostic categories. For this purpose, networks of five momentary mental states ('cheerful', 'content', 'down', 'insecure' and 'suspiciou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The complementary bottom-up approach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explore whether empirically derived network structures yield meaningful higher order clusters. RESULTS: Individuals with a clinical diagnosis had more strongly connected moment-to-moment network structures, especially the depressed group. This group also showed more interconnections specifically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ntal states than the psychotic group. In the bottom-up approach, all possible connections between mental states were clustered into seven main components that together capture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dynamics. CONCLUSIONS: Our combination of (i) comparing network structure of mental states across three diagnostically different groups and (ii) searching for trans-diagnostic network components across all pooled individuals showed that these two approaches yield different,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s in the field of psychopathology. The network paradigm therefore may be useful to map transdiagnostic processes.

Wilson, M. (1993).

DSM-II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sychiatry: A histor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0(3), 399-410.

DOI:10.1176/ajp.150.3.399      URL     PMID:8434655      [本文引用: 1]

The author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SM-III within the larger context--intellectual,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ideological--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sychiatry since World War II.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investiga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 from the DSM-III task force and APA, and interviews with key participants.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until the mid-1970s, a broadly conceived biopsychosocial model, informed by psychoanalysis, sociological thinking, and biological knowledge, was the organizing model for American psychiatry. However,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did not clearly demarcate the mentally well from the mentally ill, and this failure led to a crisis in the legitimacy of psychiatry by the 1970s. The publication of DSM-III in 1980 represented an answer to this crisis, as the essential focus of psychiatric knowledge shifted from the clinically-based biopsychosocial model to a research-based medical model.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while DSM-III, and the return to descriptive psychiatry which it inaugurated, has had posi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profes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narrowing of psychiatry's clinical gaze.

Wise, R. A. (2002).

Brain reward circuitry: Insights from unsensed incentives

Neuron, 36(2), 229-240.

URL     PMID:12383779      [本文引用: 1]

Witkiewitz, K., & Marlatt, G. A. (2004).

Relapse prevention for alcohol and drug problems: That was Zen, this is Tao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4), 224-235.

[本文引用: 1]

/


版权所有 © 《心理科学进展》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16号院 
邮编:100101 
电话:010-64850861 
E-mail:jinzhan@psych.ac.cn
备案编号:京ICP备10049795号-1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18号

本系统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51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