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 以女性群体为对象的性别偏见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像一些影视作品中营救计划失败总是归因于一个“傻白甜”女性角色的干扰; 多数爱情故事中女性角色总是柔弱的, 等待着无所不能的男主角拯救; 女性瘦身塑形产品广告大肆鼓吹“S曲线”, 被客体化的女性价值取决于她达到“迷人女性”要求的程度; 成功男人模式投射出的对全职太太家务劳动的轻视……经历过多的性别偏见会给女性自身的心理和生理带来许多的负面后果, 如焦虑和抑郁情绪、更低的社会自尊、体像困扰(Body Image Disturbance), 甚至会导致心脏性疾病(梁瑞, 王葵, 陈楚侨, 2017)。
偏见并非一种单方面的社会心理现象, 而是偏见持有者、偏见对象、旁观者等多方相互作用和共同建构的结果(程永佳, 杨莉萍, 2017)。近年来, 性别偏见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偏见持有者视角向偏见对象、旁观者视角偏移, 更多的研究者尝试探索女性作为偏见对象或旁观者在经历性别偏见后, 如何对偏见持有者做出直接对抗的主动性行为及其产生的积极作用(Kaiser & Miller, 2004; Brinkman, Dean, Simpson, McGinley, & Rosén, 2015)。然而, 在性别偏见事件中, 女性往往拥有着双重身份, 她们既是性别偏见的受害者, 有时也会成为他人遭受性别偏见的旁观者, 在不同身份下女性的回应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 从性别偏见和回应的分类引出女性对抗偏见行为的解释模型, 着重分析双重身份下女性回应偏见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 回应性别偏见的发生机制
1.1 性别偏见的分类
性别偏见(Gender Prejudice)是基于社会性别分类, 偏见持有者认为偏见对象群体拥有更低的社会地位的一种态度(Brinkman & Rickard, 2009)。作为两个容易与之混淆的概念, 性别歧视(Sexism)是指偏见持有者不平等地、带有攻击性地对待特定对象(曲映蓓, 辛自强, 2016; Hammond, Milojev, Huang, & Sibley, 2018), 它是偏见态度的行为表现。换言之, 性别偏见是心理性的态度倾向, 而性别歧视是行动上的具体反应; 同属于心理层面, 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是指人们对不同性别的群体固有的期望和看法(张陆, 叶娜, 刘峰, 2015; Corrigan et al., 2017), 包含好的印象和坏的印象, 后者往往是偏见态度产生的认知基础。
从偏见持有者的动机来看, 对女性的性别偏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恶意的偏见, 另一种是“善意”的偏见。其中, “善意”的性别偏见基于偏见持有者对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的积极态度, 表现为保护性的家长式作风、对女性行为举止的理想化期待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恶意的性别偏见则基于对女性的敌对情绪和消极的刻板印象, 支持约束女性的行为以适应社会规定, 表现为支配性的家长式作风、对女性贬损的信念以及对异性的敌意。这两种类型的性别偏见的共同特点是均将女性视为较弱的性别, 维护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权威性(Kuchynka et al., 2018)。
在以往性别偏见研究的基础上(Swim, Cohen, & Hyers, 1998; Kaiser & Miller, 2004), Brinkman和Rickard (2009)将女性经历的性别偏见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Traditional Gender Role Stereotypes), 认为女性只适合某种工作, 在某个领域有更低的能力; 二是性客体化(Sexual-objectification), 将女性作为取乐的客体, 对女性吹猫哨, 诱导女性对过瘦的身体形态的追求等; 三是贬低性的评论和行为(Demeaning or Derogatory Comments and Behaviors), 给他人贴标签等偏见评论, 以及不受欢迎的上下打量等行为举止。从动机上来看, 这三种类型都属于恶意的偏见, 原因可能是人们对负性信息更为敏感, 善意的偏见带来的威胁和不快比较小, 往往不易被歧视对象察觉。这一分类虽然忽略了善意的偏见, 但对恶意的性别偏见进行了更细致的区分, 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三个层面呈现出了性别偏见的不同内涵及表现形式。
1.2 性别偏见回应的分类
当遭遇性别偏见时, 女性往往会做出不同反应。Swim等人(1998)将女性对真实性别偏见事件的回应归纳为三种类型：独断性反应(Assertive Responses)、非独断性反应(Nonassertive Responses)和心理反应(Psychological Responses)。其中, 独断性反应是指以一种偏见者可见的方式向其表达不满, 包括立即的身体动作和言语评论; 非独断性反应包括迁就或安抚偏见者、替代性反击、消极抵抗等, 也有一些反应带有延迟性, 比如从朋友和家庭中寻找社会支持; 心理反应指个体虽然产生了对偏见情境的情绪或认知反应, 却没有试图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偏见者, 也不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前两种反应属于外在反应, 第三种反应属于内在反应。
过去多项研究(Shelton & Stewart, 2004; Kahn, Barreto, Kaiser, & Rego, 2016)都使用一个不同可能的反应框架, 即受害者是否做出对抗反应(Confrontational Responses), 研究者将这种反应界定为直接采用行动向性别偏见者表达不满。其他的可能反应包括：非对抗性反应(No Confrontation)、质问(Questioning)、抗议(Exclaiming)、抱怨(Grumbling)。在此基础上, Brinkman, Garcia和Rickard (2011)将性别偏见回应的类型扩展为四种：对抗性反应、非对抗性反应、心理反应和不做任何反应。其中, 对抗性反应意指表达对偏见者不满的行为, 包括：非语言的交流, 如对人怒目而视; 言语反应, 如坚决地说“停止”; 身体反应, 如打了偏见者的手。非对抗性反应是参与者在没有直接对抗偏见者的情况下使用的, 希望借助这些行动缩短她们处在此情境下的时间, 甚至是致使偏见情境的结束。
以上两种分类框架的差别在于使用“独断性”还是“对抗性”, 这两个术语其实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 意指受害者表达对某种处境的不满。相比较而言, 前者更着重于偏见发生时受害者是否立即做出反应, 强调反应速度; 而后者更有助于强调受害者直接向偏见者表达对这种处境的反对, 更关注受害者对偏见持有者的对抗态度的表达程度, 以及影响这种态度转化为行为的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后一种分类方式, 且对女性何时以及为何运用对抗性反应更感兴趣, 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反应, 研究者们认为对抗性反应通常是最有效的反应, 可以同时影响性别偏见的持有者和目标对象。
1.3 适应女性双重身份下对抗偏见的解释模型
以往的研究发现, 不论作为偏见受害者还是旁观者, 大多数女性在面对性别偏见持有者时, 实际做出的对抗回应数量都明显少于期待做出对抗回应的数量, 即使她们能够识别偏见并期待有所回应, 仍有大量的人会选择具有最低社会风险的沉默的方式(Swim & Hyers, 1999; Stangor, Van Allen, Swim, & Sechrist, 2002; Hyers, 2007; Brinkman et al., 2011)。
为何女性不愿意正面对抗偏见持有者?研究者提出了两个解释模型。
第一, 压力应对模型(Stress and Coping Model)。Kaiser和Miller (2001)认为, 面对偏见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情境, 女性对性别偏见的回应通常受到认知、情感和意志等心理过程的影响。Kaiser和Miller (2004)通过对正面对抗行为的分析, 提出了一个压力应对模型, 即应对是一个意志参与过程, 需要利用个人资源调节情绪、认知、行为、生理和环境, 以达到应对压力事件或环境的目的。女性试图通过对抗性反应来改变存在偏见对象的环境, 这一过程需要女性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Kaiser & Miller, 2001)。
此外, 压力应对也需要认知评估的参与, 即需要判断一个事件是否具有潜在的危害或收益, 以及一个人是否拥有能力处理该事件。对抗性别偏见的认知评估分为三个部分：衡量对抗性别偏见产生的人际关系成本, 减少偏见事件发生的期望, 对自己对抗能力的焦虑(Kaiser & Miller, 2004)。认知评估的结果决定女性是否愿意对抗偏见者, 那些将对抗偏见看成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过程的女性, 对自己对抗偏见的能力会更有信心, 她们比那些感受到对抗威胁的女性更有可能付诸行动。认知评估会受到个人资源的影响, 比如收入和乐观人格等。该模型有助于人们从多个心理层面来理解女性回应性别偏见的行为。
第二, 对抗偏见反应模型(Confronting Prejudiced Responses Model)。受旁观者干预理论的启发, Ashburn-Nardo, Morris和Goodwin (2008)认为, 女性做出对抗行为之前会遇到五重障碍：第一, 无法确认当前事件是偏见事件; 第二, 意识不到偏见事件的严重性; 第三, 自己作为旁观者时, 寄希望于其他旁观者去对抗, 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抗偏见; 第四, 没有合适的方法对抗偏见; 第五, 担心对抗行为会有损自己与偏见持有者或其他人的关系, 或担心自己被认为是过度反应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女性都不会做出对抗行为(程永佳, 杨莉萍, 2017)。
压力应对模型和对抗偏见反应模型关注的是女性作为偏见言论受害者或旁观者的认知过程对性别偏见回应的影响, 解释了不同回应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心理机制。压力应对模型着重考察制约认知评估的个人资源, 比如乐观、社会地位等非认知因素对女性对抗性回应行为的影响; 对抗反应模型则聚焦于探讨社会情境因素对女性回应偏见行为的影响, 更像是一个理解在偏见情境和对抗行为之间多种障碍的启发教育模型。不仅关注女性自身的认知判断、情绪感受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而且强调了旁观者之间产生的对干预偏见的抑制效应。
2 双重身份下女性对性别偏见的回应选择及影响因素
根据压力应对模型和对抗偏见反应模型的解释, 双重身份下的女性一方面有着对抗性别偏见的想法, 另一方面害怕承担对抗之后产生的社交代价(Kaiser & Miller, 2004)。真实想法和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她们很少按照预先的计划做出对抗回应, 处于受害者和旁观者不同身份下的女性不仅在回应偏见时可利用的个人资源和认知评估过程不会完全一致, 而且在做出对抗行为前遇到的障碍类型及其程度也是不同的。Ashburn- Nardo等人(2008)强调, 旁观者不需要一一克服五重障碍就可以实现对抗行为。这些因素会导致女性在不同身份下选择的对抗回应方式既存在一些相似点, 也会存在某些差异。
以往的研究发现, 在面对偏见持有者时, 不同身份下的女性在对抗偏见选择的差异主要与四类影响因素有关, 即个体对偏见事件回应代价/收益评估、影响认知评估的乐观人格、偏见情境诱发的痛苦情绪和对女权文化的认同(Kaiser & Miller, 2004; Ashburn-Nardo et al., 2008; Good, Moss- Racusin, & Sanchez, 2012; Brinkman et al., 2015)。
2.1 乐观(Optimism)与双重身份下女性回应偏见的选择
以往的研究发现乐观因素作为一种间接影响因素在起作用, 乐观的偏见受害者对潜在风险的敏感性较低, 更倾向于认为对抗偏见不需要承担很大的压力, 于是会更多的进行正面对抗或者向更有权威的人士报告(Kaiser, Major, & McCoy, 2004)。乐观的女性旁观者的亲社会倾向得分比悲观的女性更高, 她们会更多地选择帮助受害者, 对偏见事件进行干预, 对抗偏见持有者(Bennett, Banyard, & Garnhart, 2014)。多项研究(Weber & Dickter, 2015; Sechrist, 2010)证实, 女性的乐观水平得分可以显著预测其作为旁观者时对抗行为的发生概率, 这与Kaiser和Major (2004)的观点一致, 认为乐观只是间接的影响了旁观者权衡偏见事件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过程, 进而促使她们做出对抗。
以往研究给出了三种解释：第一, 乐观影响了自我的能力判断。将偏见事件视为压力事件时, 具有乐观人格倾向的女性会具有更多的对抗偏见的勇气, 不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旁观者, 她们都会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智慧处理偏见事件(Kaiser & Miller, 2004; Kaiser, Major, & McCoy, 2004)。第二, 乐观降低了对抗的代价评估。乐观的女性更倾向认为对抗性别偏见的成本更低, 收益更大, 并且对自己应对性别偏见的能力更有信心, 不会过度担心损害自己与偏见持有者或其他人的关系(Ashburn-Nardo et al., 2008; Sechrist, 2010)。第三, 乐观提高了干预的积极效果预期。乐观的女性更倾向于认为对抗偏见可以教育偏见者, 因此更愿意和偏见者交谈, 指出他/她们的问题, 使之拥护自己的立场(Sechrist, 2010)。因此不管在哪一种身份下, 乐观女性通常都不回避性别偏见事件, 均期望通过与偏见持有者对抗来获得有利的结果(Kaiser & Miller, 2004)。
需要注意的是, 乐观和悲观主义者在对过往经历事件中偏见水平的评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推断, 乐观的人格因素增加的是性别偏见对抗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影响预估对抗行为产生的后果的认知过程和女性对抗偏见的实际行为, 而不是将经历评估为偏见事件的认知过程。
2.2 代价/收益(Cost/Benefit)与双重身份下女性回应偏见的选择
尽管在性别偏见面前保持沉默并不一定代表着对现状的满意, 但是双重身份下的女性在低危险偏见情境下都会优先考虑对抗偏见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可能的收益(Good et al., 2012)。在拥有更高社会权力的偏见持有者面前对抗偏见的意图就会明显减少(Ashburn-Nardo, Blanchar, Petersson, Morris, & Goodwin, 2014)。
以往研究发现, 女性所担忧的对抗代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 身体代价。正面对抗可能会产生肢体冲突和负面情绪等负性后果(Kaiser & Miller, 2004)。第二, 人际代价。受害者害怕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对抗后面临着人际关系破裂、遭受报复以及丢失工作等潜在损失, 而旁观者也不愿意额外付出人际成本(Kaiser & Miller, 2004)。第三, 自我形象代价。尤其是在工作或学业领域的竞争中, 受害者宣称遭受性别偏见的这种行为会被看做是无礼的抱怨, 因此受害者一般都会选择不回应(Swim & Hyers, 1999; Stangor et al., 2002)。
旁观者同样会因为权衡在这种低危险偏见情境下付出的代价比收益大, 很少进行实际的对抗(Brinkman et al., 2015)。但是在高危险偏见情境中, 女性旁观者会倾向不计较代价和收益而选择对抗偏见持有者(Fischer, Greitemeyer, Pollozek, & Frey, 2006)。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比他人能更快更准确的意识到情境的紧急性, 且不会被认为是过度反应或者抱怨, 承担的代价比受害者更小(Ashburn-Nardo et al., 2008)。
2.3 痛苦水平(Distress)与双重身份下女性回应偏见的选择
以往的研究表明, 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身份不同, 导致她们体验到的痛苦情绪的水平不同, 从而选择的回应方式不同。作为偏见受害者, 体验到的痛苦水平越高, 感受到的羞辱和愤怒越多, 她们会更倾向对抗偏见持有者。实际使用对抗性回应的女性, 比那些想要使用对抗性回应但最终什么都没做的女性所报告的痛苦水平更高(Brinkman et al., 2011; Shepherd, 2019), 在面对偏见事件选择什么都不做的受害者, 报告的痛苦水平明显更低, 内心的恐惧感更强, 她们更偏向选择逃离偏见情境(Ayres, Friedman, & Leaper, 2009; Bastomski & Smith, 2017)。
与受害者不同的是, 当女性旁观者目睹女性遭遇嘲讽, 轻蔑的评论时, 尽管她们比控制组体验到更高的痛苦水平, 却更多的选择走开而不是对抗偏见持有者(Chaudoir & Quinn, 2010); 与男性旁观者相比时, 女性旁观者仍然体验到更高的痛苦水平, 但是也没有显著提高女性对抗偏见持有者的可能性(Brinkman et al., 2015)。然而在特定的性别偏见事件比如有肢体上的性骚扰时, 研究发现, 女性更容易正面对抗乃至惩罚那些对自己的女性同事进行性骚扰的人, 原因可能是女性旁观者对于肢体性骚扰这种形式的偏见事件更加敏感, 更容易产生共情, 体验到极高的痛苦水平, 从而使得她们在同样的情境下做出更多的助人反应(Benavides-Espinoza & Cunningham, 2010)。可见, 在面对来自性别偏见者施加的侮辱性言语和行为时, 女性旁观者的反应是不同的, 这与女性对偏见事件的严重性判断有关, 正如对抗偏见反应模型所指出的, 只有当女性充分意识到偏见事件的严重性时才有可能发生对抗行为(Ashburn- Nardo et al., 2008)。
双重身份下女性的回应差异可能与她们在偏见事件中的自我卷入程度有关。受害者自我卷入程度高, 痛苦水平高; 而旁观者共情程度的差异, 导致她们可能无法确认当前偏见事件的严重性, 只有当偏见持有者的行为和语言极其过分时, 旁观者体验到的痛苦水平才足够使她们有对抗的欲望(Ashburn-Nardo et al., 2008; Chaudoir & Quinn, 2010; 程永佳, 杨莉萍, 2017)。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体验的痛苦水平更高更有助于女性对抗偏见, 但体验痛苦不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即使增加对抗的发生频率, 在情绪激动下的对抗效果也可能更加不乐观。因此, 关注应对技巧和干预策略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替代性影响因素。
2.4 女权主义(Feminist Activism)与双重身份下女性回应偏见的选择
研究发现, 对女权主义的态度也会影响双重身份下女性对偏见的回应。当女性作为受害者时, 承认自己的女权主义身份与女性受害者的对抗性反应有关, 她们更加容易识别性别偏见存在的普遍性, 有更强烈的性别平等的概念, 并且认为自己更容易遭受性别偏见(Weis, Redford, Zucker, & Ratliff, 2018)。Leaper和Arias (2011)发现, 仅仅是支持女权主义并不会促进对抗行为的发生, 有些支持女权主义的女性因为害怕被别人认为自己是愤怒的, 像泼妇一样的, 从而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观点, 不会进行对抗。只有那些支持并公开承认自己女权主义身份的女性表现出对抗偏见的倾向。但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藏女权主义身份, 偏见受害者都更加倾向寻求权威人士、朋友和伴侣的帮助。与正面对抗这种形式相比, 寻求帮助的方式显得更加的私密和安全。
当女性作为旁观者, 公开支持女权主义的态度能够预测她们采取对抗性回应的可能性(Brinkman et al., 2015), 女性旁观者更可能将这种干预行为看作为女性争取性别平等的责任。公开表达女权身份的意愿越强烈, 她们越会关注偏见事件, 对自己成功对抗偏见的信心也越强, 从而支持她们进行正面对抗(Ashburn-Nardo et al., 2008)。认知一致性理论认为, 女性对抗性别偏见的程度与她们持有的性别平等的信念和对性别偏见的警觉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Weis et al., 2018)。
因此, Ashburn-Nardo等人(2008)认为, 唤醒女性的女权意识是减少性别偏见的有效干预手段和策略。鼓励在大学等教育机构增加女权主义的宣传教育, 增加女生在女权主义活动中的参与度。此外, 有研究发现, 当男性旁观者采取更加严肃的方式回应偏见持有者, 对抗性别偏见的效果同样显著(Drury & Kaiser, 2014), 这种做法值得女性旁观者学习和效仿。
3 不足与展望
综上所述, 虽然对双重身份下女性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但乐观人格, 代价/收益的认知评估、痛苦情绪和公开女权主义身份等因素确实可以促进女性在面对性别偏见时的对抗反应。然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 在对抗性别偏见时, 大多数女性仍会选择沉默或者忍耐。对抗性回应是否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内隐性别偏见持有者的态度如何改变?除了鼓励对抗之外, 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干预方式或者途径, 增强女性对抗偏见的信心和能力?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分析, 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探索。
3.1 聚焦对抗性回应行为的效度争议
虽然对抗偏见是公认减少偏见的有效策略, 但研究发现, 被指控种族偏见能够引起人们对受到冒犯的偏见对象的关注并有持久的减少偏见发生的效果。而被指控性别偏见却常被视为一种娱乐, 受到轻视(Gulker, Mark, & Monteith, 2013)。为何对抗性别偏见的效果差强人意呢?未来的研究应该聚焦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 人们对不同类型偏见的危害性评估是否存在差异?Crosby (2015)指出, 种族问题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明确的社会规范, 人们对有色人种的偏见会遭到整个社会的诟病, 偏见者和偏见对象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 但性别偏见的危害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Hyers (2007)认为, 社会上存在着两种常见的性别社会规范：一是有关性别角色的规范, 即当发生性别偏见时, 女性要体谅施害者, 即使这可能不符合女性自身的利益; 二是当女性对抗性别偏见时面对的刻板印象威胁, 如果女性反击可能会强化“她们是不守妇道的”这一刻板印象, 如果女性对抗时看起来很生气, 可能会强化“她们是不理性的”这一刻板印象。这些规范无形中给女性施加了压力, 一方面提醒女性对抗可能付出的代价, 另一方面也暗示和一个已经对女性有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的人交谈, 对抗偏见本身未必有效。
其次, 来自女性受害者的实际对抗是否会减少偏见持有者的偏见水平?已有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Simon和O'Brien (2015)将同样持有性别偏见的被试随机分为两组, 其中一组被告知通过考核, 证明其“没有性别偏见”。结果发现, 与另一组相比, “无性别偏见组”被试会更倾向于在后续的任务中避开那些对抗他们的女性受害者, 但对抗并没有减少偏见持有者对女性的偏见水平。而在Parker, Monteith, Moss-Racusin和van Camp (2018)的最新研究中发现, 当持有他人存在性别偏见的有力证据进行对抗时, 偏见持有者会因此产生更多指向自我的消极情感, 抑制自己表现出偏见。这些人更愿意拒绝那些明显不合时宜的观点, 诸如女性不如男性聪明, 不适合科学领域等, 偏见持有者也更愿意据此改变自己对受害者的偏见行为。
第三, 当对抗回应来自旁观者, 其有效性是否会发生变化?Chaney和Sanchez (2018)的最新研究发现, 旁观者通过口头批评对抗种族偏见者导致偏见持有者产生了更多的内疚情感, 因此延长了反刍时间, 最终在一周后偏见持有者仍然表现出偏见行为的抑制。面对性别偏见这一类情境时, 对相关研究的元分析发现, 在遭遇过性别偏见的直接对抗之后, 偏见持有者对未来性别偏见的关注明显增多(Parker et al., 2018), 但是否也会有持久性的减少性别偏见的效果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验证。
第四, 对抗性回应的效果是否与被试群体的社会身份、因变量测量时间等因素有关?已有的对抗性别偏见研究关注的群体大多数是异性恋的大学生, 很少以包括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性少数群体(LGBT)为研究对象。而性少数群体可能比异性恋群体遭遇更多的性别偏见(Brinkman et al., 2015); 此外, 由于许多研究在实验室进行口头对抗情境设计, 在对抗完后就对偏见持有者进行态度测量, 这时偏见持有者很容易回忆起不久前被对抗的情境, 呈现减少性别偏见的态度。因此, 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性少数群体以及调整对抗发生后的因变量测量时间, 增加测量次数, 探究对抗性回应行为在减少性别偏见中的持久性作用。
3.2 关注对内隐性别偏见持有者的干预作用
以往研究多聚焦双重身份下的女性如何应对外显的性别偏见。外显偏见通常表现有明显的歧视或者侮辱性言语和行为, 容易发现和识别; 而内隐偏见比较隐蔽, 通常难于觉察, 潜在的影响人们的偏见行为, 加剧群体间冲突, 并且内隐偏见就好像坏习惯一样很难改变, 需要充足的动机、意识和努力才能破解(Girvan, Deason, & Borgida, 2015)。
目前在对内隐种族偏见的干预研究中发现, 经过睡眠反偏见训练后, 带有种族偏见的被试的偏见水平在一周后会明显降低(Hu, Antony, Creery, Vargas, Bodenhausen, & Paller, 2015)。此外, Forscher, Mitamura, Dix, Cox和Devine (2017)发现针对不良行为习惯的干预能够导致人们对种族相关问题的信念发生持久的变化, 两年后与对照组相比, 干预组更可能在公共网络论坛上发表反对种族偏见的言论。
因此, 为了减少性别偏见的发生, 以及双重身份下的女性对抗性别偏见所要面对的压力和代价, 未来的研究可以借鉴种族偏见干预研究取得的成果, 探索对内隐性别偏见持有者的干预作用。
3.3 拓展想象接触的替代作用
鉴于女性正面对抗行为产生的效果至今仍有较大争议, 并且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当偏见持有者有不合时宜的偏见言论时, 只有16%的受害者选择直接进行言语对抗, 45%的受害者选择了别的间接形式表达了对偏见持有者的不满(Swim & Hyers, 1999)。女性旁观者的大多数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Brinkman et al., 2015)。可见, 不管是哪一种身份, 女性对抗偏见只是主动减少性别偏见的一种形式, 并且这种形式有承担惨重代价的潜在风险(Ashburn-Nardo et al., 2014)。
近来的研究发现, 群际接触是一种既有效、安全又容易操作的减少偏见的干预措施。两个不同群体进行积极的想象接触可以减少未来群际偏见的发生概率(Good et al., 2012), 通过运用更广泛的想象接触, 和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的想象接触, 可以降低群际焦虑, 改善群际关系, 减少偏见(Yetkili, Abrams, Travaglino, & Giner-Sorolla, 2018)。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关注双重身份下的女性与男性旁观者之间的积极性互动, 通过更广阔的研究视角, 将男性旁观者视为偏见情境中的外群体, 增加其与女性群体的积极的想象接触的训练, 提高他们对正在发生的性别偏见事件的敏感度, 促使其对偏见情境进行干预, 可以有效的达到与女性直接正面对抗性别偏见相似的目的, 减少性别偏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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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use me—What did you just say?! Women's public and private responses to sexist remarks
Confronting the “F” word: The effects of gender, ambigu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 on non-targets’ confrontation of heterosexist comments
DOI:10.1080/00918369.2015.1060050 URL [本文引用: 1]
Feminist identity, attitudes toward feminist prototypes, and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in everyday sexist events
DOI:10.1177/0361684318764694 URL [本文引用: 2]
Imagined contact with atypical outgroup members that are anti-normative within their group can reduce prejud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