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宗教对人类的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否会因促进人类的道德行为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这一直是心理学界感兴趣的问题。一般而言, 人们会认为世界几大宗教教义都强调美德与自律, 信仰宗教的人士似乎比其他人更加仁慈善良, 大量的相关研究也都表明宗教信仰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董梦晨, 吴嵩, 朱一杰, 郭亚飞, 金盛华, 2015; 喻丰, 彭凯平, 窦东徽, 董蕊, 韩婷婷, 2014)。然而, 近年来一些研究结论表明,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并不像看上去的这么简单。
欲探求宗教对道德的影响作用, 首先要明晰宗教概念之复杂。宗教包含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念、关于美德的行为准则、特定的仪式、超越自我的体验和对宗教团体的归属感等等内容 (Saroglou, 2011)。而道德也包含多种维度的对与错的价值判断、人际行为的规范等内容。两个概念都广阔且复杂。那么宗教到底能否促进道德行为呢?基于相关法的研究发现, 作为人口学变量的宗教信仰身份与亲社会、合作等某些道德行为正相关, 可有研究者认为这反映的是大众心中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刻板印象, 或者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其他基础心理机制导致的(Galen, 2012); 也有大量调查发现宗教信仰与某些不道德行为相关联, 如犯罪、极端暴力行为等, 不过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宗教导致了苦难, 还是人们在苦难中容易寻求宗教的慰藉则不得而知(Jackson & Gray, 2018)。可见, 仅仅通过相关研究来揭示宗教信仰对道德的预测作用,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还是不够的。
由于实验研究比相关研究能更好地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寻找其中的心理机制, 近年来通过宗教启动(religion priming)来探讨宗教对道德影响作用的研究大量涌现。宗教启动实验中, 研究者们通过不同的启动条件和启动内容操纵被试的宗教信仰状态, 尽量将宗教对因变量的影响从其他的相关变量(如人格特质、人口学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中分离出来。基于这些优势, 这一取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宗教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重视。因此本文将从宗教启动的研究思路入手, 来关注宗教对道德的复杂影响。
2 宗教启动
2.1 宗教启动的范式
宗教实验研究中所使用的启动范式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即通过给启动组的被试呈现宗教相关的线索以完成宗教启动, 而给控制组的被试呈现相似的但无关宗教的线索以形成参照, 然后观察两组被试在因变量上的差异。目前研究中常用的宗教启动范式大体包括以下四种：外显言语启动范式(explicit semantic priming paradigm)、内隐词语启动范式(implicit lexical priming paradigm)、阈下视觉启动范式(subliminal visual priming paradigm)和情境象征启动范式(contextually signal priming paradigm)。
在外显言语宗教启动范式中, 启动线索的宗教特征明显, 研究者并不掩饰启动线索的特征,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让被试意识到宗教相关的概念, 如直接询问被试有关宗教的问题像信仰类型、信仰的神明的特点等(e.g., Rand et al., 2014; Schumann, McGregor, Nash, & Ross, 2014; Purzycki et al., 2017), 或者让被试看一段经典的宗教经文(Tongeren, Newbound, & Johnson, 2016), 以此来简单直接地诱发被试的宗教信仰状态。
而对于内隐词语宗教启动范式, 研究者希望实验组的被试意识不到自己接受过宗教相关的刺激。例如句子重组任务是该范式常用的一种方法, 被试的具体任务是：面对5个单词为一组的十组词, 每组剔除1个词, 剩下的4个词组成一个意义通顺的句子。实验组的材料中会包含像“精神、神圣、上帝”这些宗教意义的词汇, 且每个词在组句过程中都不会被剔除出去。而控制组的被试看到的词中则没有含有宗教意味的词汇。这种启动范式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内隐的——尽管实验组的被试对宗教词汇进行了语义加工, 但实验后被试基本都表示没有见过宗教相关的刺激(Shariff & Norenzayan, 2007)。还有研究者为避免句子含义带来的额外影响, 仅用“上帝(GOD)”1 (1本文中所提到的“上帝” (GOD)专指基督教中崇拜的超验实体, 而提到“神” (deity)则泛指所有宗教中崇拜的超验实体。)一个单词进行启动, 呈现方式是在实验室的角落或电脑背后放有“上帝(GOD)”字样的印刷品(如学生常用的笔记本) (e.g., Lin, Tong, Lee, Low, & Gomes, 2016; Tong & Teo, 2018)。此类启动材料都力图使被试觉察不到他们曾接触过关于宗教的刺激。
阈下视觉宗教启动范式的研究通常是借由电脑屏幕上的决策任务来实现, 一般是要求被试盯住电脑屏幕上固定的点, 分辨该点将出现的有关目标的性质, 在目标出现的前后闪现宗教词汇(一般小于40 ms), 由于启动刺激闪现的时间很短, 可以保证被试绝对意识不到接受过相关的宗教刺激(e.g., Chan, Tong, & Tan, 2014; Tong & Teo, 2018)。
情境象征宗教启动范式的研究通常是通过向被试呈现宗教象征物来完成内隐宗教启动, 如Aveyard (2014)启动伊斯兰教被试的宗教概念时, 给被试呈现的刺激是提醒教徒祈祷的钟声。还有研究者将宗教建筑作为启动刺激(e.g., Sagioglou & Forstmann, 2013; Xygalatas, 2012), 或是将宗教歌词作为启动刺激(Batara, 2016)。Shariff, Willard, Andersen和Norenzayan (2016)曾指出, 在宗教启动的多种范式中, 这种情境象征的启动范式启动效应相对更好, 且具有更大的生态效度。
2.2 宗教启动的内容
宗教有广阔的内涵, 启动宗教不同部分的内容可能激活不同的心理结构, 因此除了根据宗教刺激呈现的方式对启动范式进行分类外, 根据宗教刺激内容的不同对启动范式进行分类也很重要。Ritter和Preston (2013)调查了一般人心中宗教刺激形成的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 将宗教启动内容分为了三类：主体(agents, 如上帝、天使)的启动、精神(spiritual/abstract, 如信仰、信念)的启动和机构(institutional/concrete, 如圣地、圣经)的启动三类。
主体主要是指宗教中的某种超验实体, 如上帝、神明、先知等宗教中崇拜的对象。例如研究宗教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时, 内隐启动时常用的词“上帝” (Lin et al., 2016), 再如研究神的形象与道德行为时(Purzycki et al., 2017), 研究者让被试列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神(deity), 然后评估这些神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知、会施加惩罚和奖赏的, 这里的上帝与神都是最典型的“主体”对象。
精神主要是指抽象的信念、原则, 指的是信仰者与神圣超验实体相联系的那些抽象概念, 如信仰、奇迹、启示和极乐等。例如有研究者问被试独自祷告的频次(Ginges, Hansen, & Norenzayan, 2009), 有研究者给被试呈现鸽子的形象(Batara, Quiachon, & Sembrero, 2016)等, 都是为了启动“精神”这一层面的宗教内容。
机构主要指跟宗教仪式、宗教组织相关的概念、如教堂、宗教仪式等。启动这个方面时, 研究者可以给被试呈现教堂(e.g., Sagioglou & Forstmann, 2013; Xygalatas, 2012), 或者问被试去教堂的次数(Ginges et al., 2009), 或者呈现本地教区相关的概念(Preston & Ritter, 2013)。
当然, Ritter和Preston (2013)提出的这种对宗教启动内容的划分也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方法, 不能涵盖所有的启动内容, 有的启动刺激可能同时涉及好几种类别, 比如有的研究只是询问被试信仰哪种宗教(Schumann et al., 2014), 这个启动就很难被归入上述三类中的某一类。宗教相关的心理结构毕竟不是泾渭分明的。另外, 某一类下面还可以再细致划分不同的内涵, 例如仅仅是对“上帝”这一概念的启动, 研究者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 可以启动上帝不同的特质。例如研究者发现, 相比于阅读上帝惩罚他人的文字片段的被试, 阅读上帝宽恕他人片段的被试在游戏和测试中作弊更多(Debono, Shariff, & Muraven, 2017)。总而言之, 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 研究者可以灵活的选择宗教启动呈现的方式和内容来实现自己的研究目的。
3 支持宗教启动使人更道德的研究
3.1 亲社会行为
有关宗教与道德的研究主题中, 研究最多的是宗教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自Shariff和Norenzayan (2007)用句子重组范式实验表明了宗教启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后, 大量探讨宗教启动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实验研究涌现出来。这些实验研究以经济游戏中的决策或者虚拟情境中的捐赠、帮助意愿和行为为因变量, 揭示了宗教启动与多种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Shariff和Norenzayan (2007)的研究发现, 接受了宗教启动和道德词汇启动的被试, 相比控制组的被试, 在独裁者游戏中分给陌生人更多的钱。Ahmed和Salas (2011)在智利的类似研究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句子重组任务中接受了宗教启动的被试, 在独裁者游戏和“囚徒困境”决策中的亲社会行为更多。还有研究者研究了宗教启动对其他亲社会行为的作用, 如对援助传染疾病受害者的机构的捐赠行为(Preston & Ritter, 2013)。Lin等(2016)对新加坡被试的研究发现, 接受内隐宗教启动的被试不仅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意愿和捐献器官的意愿更强, 为了慈善活动忍受手放在冰水里的痛苦的时间也更长。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了宗教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Purzycki等人(2017)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宗教启动效应的跨文化一致性, 在研究中选取了8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 结果同样显示了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人们越认为他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会施加奖惩的, 他们就越倾向遵守规则, 对群体内部的偏好就越少, 对地理上较远的同宗教的他人也越公正。作者认为这种对外群体的公正态度促进了群体间的合作, 增加了文化演进和繁荣的几率, 使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成为可能。
那么宗教为什么会促进亲社会行为呢?有研究者认为, 宗教启动会引发相关信念的自动激活, 进而促进对应行为的产生(Randolph-Seng & Nielsen, 2007, 2008)。对自动思维的研究发现, 人对相当一部分外部刺激是进行自动加工的, 有些外部刺激可以对应于个体内在的信念结构, 由此信念可以在某些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激活, 进而对相关行为产生影响。从刺激接收到行为产生整个过程都是无意识的。研究者认为宗教启动作为一种外界刺激, 在意识上或意识下激活了宗教心理表征, 从而影响了与之相关的亲社会行为(Randolph-Seng & Nielsen, 2007, 2008)。在这种理论解释中, 研究者们默认宗教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是相关联的, 宗教信念激活了亲社会动机, 形成了宗教启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现象。但是宗教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是有本质的联系还是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该观点对此未给出明确的解释。
3.2 非规范行为
宗教启动不仅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 也能够降低人们的非规范行为, 即敦促人们远离非道德行为。如Chan等(2014)对宗教与风险行为的关系的研究发现, 宗教启动能够增加被试的在经济游戏中的风险行为, 但是如果研究所涉及的风险行为违反社会规范(如犯罪)时, 宗教启动则会降低被试的风险行为。还有研究发现, 宗教启动降低了人们自我报告的酒精消费量, 接受了宗教启动的被试报告自己饮酒的频次和在各种场合里的饮酒量更少(Rodriguez, Neighbors & Foster, 2014)。宗教启动也能影响人们的道德情绪, 研究者以那些违反自己性价值观的人为被试进行实验发现, 被试的宗教信仰越强, 接受宗教启动后, 感受到的伴侣因他们的行为受到的痛苦越多,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的错误程度评估越高, 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差(Tongeren, Newbound, & Johnson, 2016)。宗教启动还能够减少对他人的愤怒, 例如有研究表明对“上帝”的启动不会降低人们对他人的责备, 但会降低对他人的愤怒, 会弱化“责备”与愤怒之间的关联(Tong & Teo, 2018)。
宗教启动为什么会降低非规范行为呢?超自然监控假说(supernatural monitoring hypothesis)对此提供了理论解释。该假说认为, 宗教启动激活了被超自然实体(如上帝)监控的感觉, 当人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无时无刻且不可避免地被一个有着完美道德的超自然实体关注时, 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意识和控制会增加——这种因道德旁观者在场而引发的对赞许的期待和对惩罚的恐惧抑制了非规范行为(Purzycki et al., 2016)。超自然监控假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相信惩罚性神灵比相信奖励性神灵的人更遵守社会规范。有研究发现相信上帝会愤怒的被试比那些相信上帝慈爱的被试表现出了更多的社会规范行为(Shariff & Norenzayan, 2011), 这也佐证了超自然监控假说的观点。
3.3 道德判断
除了上述效应, 宗教启动还能够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 因为在宗教信仰者看来, 神的判断就是道德判断本身。研究者们发现, 宗教启动改变了人们关于道德判断的认知风格, 由于信仰者将神的判断看作道德的基础, 宗教一般与道德客观主义正相关(Goodwin & Darley, 2008)。Yilmaz和Bahçekapili (2015)的研究也发现, 接受宗教启动的被试更多进行道德客观主义判断, 更少地进行道德相对主义判断。由于坚定地相信神的判断, 宗教信仰者更少地基于实用主义的思考来进行道德判断(Piazza & Landy, 2013)。更有研究发现, 接受阈下的宗教启动后, 被试对他人不公正行为施加的惩罚更多(McKay, Efferson, Whitehouse, & Fehr, 2011)。
宗教启动为什么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呢?在宗教启动激活的宗教相关的心理结构中, 宗教行为规则相关信念的激活可能是启动影响道德判断的原因(Randolph-Seng & Nielsen, 2007)。道德是人们行为的规则, 每个宗教有其特定的信众行为规则体系, 该行为规则体系来自神对信仰者的要求。当人们对一种人际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时, 所选取的行为规则不同, 得到的判断就不同。当启动激活了宗教行为规则, 人们以宗教行为规则对行为进行判断时, 其认知判断风格与世俗的道德判断可能就有不同(Yilmaz & Bahcekapili, 2015)。有研究显示, 有信仰的人的道德规范范围更广, 且对服从权威、内群体忠诚、性行为的纯洁等道德规则更加看重(Shariff, Piazza, & Kramer, 2014)。
4 不支持宗教启动使人更道德的研究
4.1 外群体攻击
虽然大量的研究显示了宗教与某些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 但有研究者指出, 从行为层面上看, 宗教启动并不一定会使人更加道德。即使有, 也都是指向宗教内群体的道德行为。而由于宗教群体的内群体偏好, 宗教信仰与消极后果的行为也有联系, 如外群体的偏见、歧视、欺骗和攻击等(Galen, 2012)。
对偏见的研究发现, 宗教人士相对于非宗教人士而言对外群体的偏见更大(Hall, Matz, & Wood, 2010)。知觉他人的过程中, 有信仰的人更喜欢那些公开了同样信仰身份的人, 会认为他们更加可爱和值得信赖, 而没有信仰的人不会通过宗教身份来评估别人的可爱程度和值得信任的程度(Bobkowski & Kalyanaraman, 2010)。Preston和Ritter (2013)推测, 大多数宗教刚开始形成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仪式与日常行为模式借以划分教徒的身份和增强内群体的群体归属感, 所以很多研究中, 宗教启动可能直接激活了身份的区分。
如果这种身份的区分更进一步关涉到价值观的冲突, 那么宗教启动就会激发攻击的情绪和行为。例如看到描述无神论或穆斯林相关的文字片段时, 基督徒会因为精神的纯洁性被侵犯而感受到厌恶情绪(Ritter & Preston, 2011)。以宗教建筑为背景启动的研究发现, 路过宗教建筑的被试对与自己宗教价值观不符合的外群体(无神论者、穆斯林、同性恋者)的态度更加消极(Johnson, Rowatt, & Labouff, 2012)。对基督徒的宗教启动增加了被试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偏见和负性情绪(Johnson, Rowatt, & LaBouff, 2010)。Neuberg等(2014)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 如果宗教对信仰群体的日常行为的影响越大, 则该群体对与其价值相冲突的其他群体不顾实力对比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 还有研究发现宗教启动会使人觉得有超自然同盟与自己同在, 从而对风险的知觉并不敏感(Kupor, Laurin, & Levav, 2015), 还能够降低对死亡的焦虑(Jackson et al., 2018), 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能导致激烈的群际冲突发生。
那么宗教哪一方面的心理结构与外群体偏见、攻击相关呢?研究者们认为与宗教组织和机构相关的内涵更能够激起信仰者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以宗教机构类的概念进行启动的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如Ginges等(2009)的研究中, 启动教堂参与频次的被试相比于启动向上帝祷告频次的被试, 对自杀式袭击的支持度更高。还有研究发现, 当宗教启动词汇是“教堂、圣经、布道”时, 学生被试的种族歧视将更强(Johnson et al., 2010)。Preston和Ritter (2013)将宗教启动分成了“宗教(religion)” 启动和“上帝(god)”启动, 在3个实验研究中都发现, 接受宗教启动的被试的亲社会行为更多的面向内群体成员, 如更愿意将钱捐给群体内的慈善组织, 在“囚徒困境”面对内群体成员时会更多的选择合作, 而“上帝启动”的被试则更多地面向外群体成员提供自己的捐助和合作。对此研究者认为, 宗教不同内涵的启动会激活不同的心理结构。对精神性的研究表明, 精神性与宗教既有联结也有区分(卢川, 郭斯萍, 2014)。Batara等(2016)以菲律宾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 精神类的启动也可以同时促进对内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而指向宗教机构类的启动词, 如“教堂、仪式”, 促进的亲社会行为主要指向内群体人员, 即产生所谓的教区内的利他主义(parochial altruism)。
另外, 启动神对外群体具有攻击性的一面也能促进被试对外群体的攻击。例如有的研究发现, 神作为超自然同盟(Supernatural Ally)的启动影响被试对威胁的感知(Holbrook, Fessler & Pollack, 2016)。Saroglou, Corneille和Cappellen (2009)发现那些对宗教高度服从的被试, 在接受宗教启动后, 更容易受到实验者怂恿而报复那些据说批评了他们的人。
4.2 消极不道德行为
关于宗教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 除了以上对外群体的消极行为以外, Jackson和Gray (2018)提出来一个新的观点, 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可以促进消极不道德行为(passive immorality)的产生。所谓消极不道德行为, 指因不作为而得以损人利己的行为, 例如捡到钱包不归还他人。这种现象的主要心理机制是, 当人们遇到受害者不明确、消极不作为就可以获利的情境时, 就会以这种获利是神的礼物为借口而消极不作为。Jackson和Gray (2018)的研究发现将事件归因为上帝的安排的人对自己过往道德有问题的行为进行判断时更加的宽容; 相比于没有信仰的人, 有信仰的人更多合理化自己的消极不道德行为, 生活中消极不道德的行为更多。其实稍早的研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Carpenter和Marshall (2009)关于道德伪善的研究发现, 宗教信仰不能降低道德伪善行为。Galen (2012)还认为, 由于宗教信仰者容易借神的名义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他们更加难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不过也应看到, 关于宗教启动对于消极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 这一观点也只是刚刚被明确提出, 目前的研究证据不仅非常少, 而且代表性和说服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未来这一问题还需更多研究深入挖掘。
5 宗教启动影响道德的中介机制及调节变量
在大量的以宗教启动为自变量的研究中, 面对同一个因变量, 有些研究实验效应显著, 有的研究效应不显著, 这使得研究者们对宗教启动的效应产生了激烈的争论(Gomes & Mccullough, 2015; Willard, Shariff, & Norenzayan, 2016)。这些研究结果之所以有诸多不确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存在一些调节变量, 在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上, 宗教启动对道德的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的效应, 因而导致二者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不确定的研究结论。基于这一思路, 下文首先将分析宗教启动影响道德的中介机制——宗教信念, 进而建立在此机制的基础上, 分析可能影响宗教启动与道德关系的调节变量。
5.1 作为中介机制的宗教信念
Shariff等(2016)通过元分析提出, 宗教启动对被试的影响依赖于被试本身原有的、受文化影响的那些与宗教相关的信念。既然宗教启动对道德相关认知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具体的宗教相关信念来完成的, 那么对此心理机制有影响的变量就能够调节宗教启动的效应, 于是探索那些可以对宗教与道德之间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的具体宗教信念就尤为重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此处所讲的宗教信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religion), 宗教信仰一般关注个体信仰哪个宗教或者信仰程度多深; 而Shariff等(2016)所说的信念则指宗教信仰带给信徒的具体的认知上的信念(belief)。
解释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的超自然监控假说认为, “自己受到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关注”的这个信念促进了被试的道德行为, 而且在这个抽象的信念的框架下, “上帝具有惩罚性”的信念比“上帝具有仁慈性”的信念更能够抑制被试的非规范行为(Good, Inzlicht, & Larson, 2015)。Schumann等(2014)关于宗教启动与宽宏大量行为的研究结果显示, 相信人应该宽宏大量的信念是宗教启动促进宽宏大量行为的中介变量, 持有该信念并且更忠于该信念的人宽宏大量程度更高。关于宗教启动与威胁感知和冒险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 宗教启动能够降低被试的威胁感知、提升冒险行为, 而这一效应的心理机制是宗教启动激活了被试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支持”这一信念(e.g., Chan et al., 2014; Eugenia & Keisham, 2017)。由此可见, 对宗教启动效应的心理机制的探索, 离不开对一则一则具体的宗教信念的揭示; 而只有在确定了具体的中介信念后, 对于宗教启动效应的调节变量的探讨也才会更加清晰。
5.2 宗教启动影响道德的调节变量
在揭示了宗教启动影响道德的心理机制——宗教信念之后, 研究者以此为基础, 围绕着被试有无相关中介信念, 探讨了人口学相关的调节变量; 围绕着实验启动是否激活了相关信念, 探讨了与启动方法和启动内容有关的调节变量; 围绕着与该信念相关的被试特质, 探讨了人格方面的调节变量。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依次论述。
5.2.1 人口学变量
在人口学相关的调节变量研究中, 被试本身的信仰类型是研究者首先关注的。以宗教启动为自变量的实验研究中, 参与实验的被试有的信仰实验所启动的宗教, 有的信仰的则是其他宗教, 有的认为自己信仰实验所启动的宗教但是信仰程度并不深, 还有被试是无神论者。一般逻辑推断是, 不信仰实验所启动的宗教的被试不应该持有影响实验结论的宗教信念, 即上文所述的中介机制不存在。因此, 在进行人口学变量调查时, 被试自我报告的原本的宗教信仰(intrinsic religion)是研究者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变量。
虽然被试是否信仰实验启动的宗教这个变量受到学者普遍的关注, 可是研究发现, 由于文化与宗教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关系, 这个变量能否在实验中起调节作用, 目前尚无定论：以基督教为启动宗教的研究发现, 对于结果变量是服从(Saroglou et al., 2009)、惩罚行为(McKay et al., 2011)等的研究中, 被试报告的信仰不起调节作用; 而在道德伪善(Carpenter & Marshall, 2009)及某些亲社会行为(Lin et al., 2016)的研究中, 被试的信仰程度又会对启动效应产生调节作用。Preston和Ritter (2013)认为, 身处在西方宗教文化中声称自己是无神论的人, 也可能吸收到一些宗教观念。从上文可以看出, 大部分实验所用的启动内容都是抽象的概念, 如“上帝(GOD)”, 这些概念中有些内容有可能是有信仰者与无信仰者所共享的, 如果实验中的中介信念是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共享的, 信仰与否就不会是调节变量, 反之则是调节变量。除此之外, 被试信仰的宗教的类型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因为不同宗教的信徒所持的宗教相关信念很有可能不同。有关佛教与外群体偏见的研究结果显示, 佛教不同于一神论的宗教, 其包容性更强, 更少强调群际差别, 佛教的启动不会激活被试对外群体的偏见(Clobert, Saroglou, & Hwang, 2015, 2017), 实验结论与上文基督教相关的类似研究结果不一致。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跨文化且跨宗教的研究较少, 信仰类别作为人口学变量的调节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另外, 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变量, 不仅是一种生物特征, 更具有其社会文化属性, 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因为宗教中针对不同性别的信徒的教义和行为规则有可能不一样, 同一规则对他们的影响也可能不一样。McCullough, Carter, DeWall和Corrales (2012)认为相比女性而言, 男性繁殖后代的生物动机更强大, 导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异性的青睐而更愿意展示自己的力量、愿意冒险且有更多的冲动, 而西方宗教则强调一夫一妻制及父亲对孩子的养育的高品质的投入, 那么宗教的启动可能抑制男性的冲动性及展示自己的动机。他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个逻辑推测, 宗教启动降低了男性对金钱的冲动及抓握任务上的耐力, 但对女性被试的任务表现没有影响。Farid, Margarida和Joana (2017)在购物中心实施的关于宗教启动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实地试验中, 在宗教启动环境下女性比男性展现了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宗教依附性更强, 与亲社会行为有关的宗教信念在女性心中更加重要。可以看出当性别对起中介作用的宗教信念有影响时, 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
5.2.2 启动方法与启动内容
由于宗教心理结构的复杂性, 实验过程中, 能否通过适当的启动方法和启动内容, 激活起中介作用的重要宗教信念, 是研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难题。如果启动方法不能够触发相关宗教信念, 或者启动内容与中介信念没有联系, 那么宗教启动就不能影响相关的认知行为因变量。Aveyard (2014)研究了宗教启动与诚实行为的关系, 他以穆斯林信仰者为被试, 研究一使用句子重组任务作为宗教启动的方法, 结果发现这种宗教启动与诚实行为关系不显著; 研究二将宗教启动的方法改为被试听一段繁忙街道的音频, 实验任务是评估街道上车辆发出的喇叭声的次数, 启动组所听的音频中插入了提醒穆斯林教徒祷告的钟声, 结果发现宗教启动组的被试在后续实验任务中的诚实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表明, 启动方法有可能会调节宗教启动与道德的关系, 提醒祷告的钟声要比宗教词句重组任务更能触发与诚实有关的宗教信念。Good等(2015)的研究发现, 启动的内容也可能会起到调节作用, 启动上帝的惩罚性或是启动上帝的仁慈性, 会给被试带来完全不同的心理后效。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Van (2017)认为宗教启动的刺激最好与被试日常、现实的宗教信念有联系, 这样才能流畅、快速地激活相关宗教心理结构。
5.2.3 人格特质
宗教启动对道德的影响要通过触发具体的宗教信念来实现, 那么与宗教信念或与道德相联系的某些人格特质, 也有可能影响宗教启动与道德的关系。如研究显示, 宗教启动与服从和顺从相关, 宗教启动能够促使被试依从权威指令实施报复行为或内化他人意见, 但这一效果只在依从性倾向高的被试身上显著(e.g., Saroglou et al., 2009; Cappellen, Corneille, Cols, & Saroglou, 2011)。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 对于高依从性倾向的个体, 宗教启动更加能够唤起他们与服从相关的宗教信念, 从而导致了他们更为内化权威的指令。还有研究发现面对冲突时, 在宗教启动下, 高独裁主义的被试更有可能在道义的名义下伤害他人的福祉和生命, 不管这些人是关系亲近的人还是关系疏远的人(Pachterbeke, Freyer, & Saroglou, 2011)。受到威胁时, 原本宽宏大量倾向性强的人, 在宗教启动的条件下, 做出宽宏大量行为更多(Schumann et al., 2014)。由此可见被试本身具有的某些个性倾向在与启动激活的宗教信念相结合时, 更有可能对因变量产生较强的影响。
5.2.4 对调节效应的小结
上文分析和梳理了现有研究中所关注的可以调节宗教启动与道德关系的变量, 由此可以看出, 宗教启动究竟如何影响道德、影响效应是强是弱, 会受到很多调节变量的复杂影响。当然也要承认, 现有的关于调节变量的研究还无法完全解释宗教启动何时促进道德、何时抑制道德这一问题, 但立足于现有研究对调节变量及其中介机制的关注, 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值得未来研究继续深入的线索。例如, 宗教启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主要是指宗教启动增加了对自私的压制和对公义的倡导(e.g., Purzycki et al., 2016)。因此可以推测, 当启动的内容与公义、无偏私这样的宗教信念相联系时, 则宗教启动更多对应于道德结果(e.g., Ritter & Preston, 2013)。而宗教启动对道德的抑制作用则是指宗教启动增加了对内群体的维护和对外群体的打压(e.g., Bobkowski & Kalyanaraman, 2010; Ginges et al., 2009 )。因此, 当启动的内容与内群体偏好、外群体偏见相关(如以宗教机构作为启动材料常有此情况), 则更可能导致非道德的结果(e.g., Batara et al., 2016)。虽然目前还鲜有研究者能够在一个研究中既发现宗教启动促进道德的条件, 也发现宗教启动抑制道德的条件, 进而对宗教启动影响道德的效应做出综合解释, 但随着这一领域对于调节作用及其机制研究的深入, 相信未来研究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6 小结与展望
宗教启动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从一方面来看, 有些研究发现宗教启动能够促进人们的道德行为, 督促人们严守道德原则。而从另一方面来看, 有的研究也发现宗教启动加重了群体之间的界限, 当群体之间的价值观相冲突时, 更加剧了群际之间的冲突。在不断探索这些心理效应的过程中, 大量的重复验证研究对前人的结论提出挑战, 不稳定的研究结论又反过来推动了实验范式的创新和研究主题的扩展。可以预计, 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将从多方面继续深入扩展。
首先, 要完善与创新宗教启动实验方法, 发展出相对稳定的实验工具用来探索宗教对道德及其他心理结构的影响, 并且要细分宗教各要素, 将启动激活的概念聚焦化, 研究具体的宗教要素与具体的道德变量的关系。现有的研究中, 宗教启动的效应有诸多争议, 启动实验设计的首要难点就是启动的效应大小本身就受众多因素的复杂影响, 如启动呈现的方式、启动的概念与被试自我的关系、实验控制的精确度等。完善启动方法既要进一步探索启动效应强的宗教的象征物有哪些, 更有效的呈现方式是什么, 也要将宗教象征物与具体的宗教要素联系起来, 分辨不同象征物代表的具体的宗教内容。宗教与道德均是含义广阔的概念, 宗教研究领域中宗教派别、取向、信念体系、心理展现形式(宗教认知、宗教情感、宗教行为)类别繁多, 道德也包含广阔的研究领域, 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也一直是使用相对模糊的概念来研究彼此之间的关系, 细化两个领域中的下属概念来研究其关系是一种趋势(Mckay & Whitehouse, 2015)。近年来的启动实验研究已经开始区分不同宗教启动线索的心理表征(e.g., Ritter & Preston, 2013; Batara et al., 2016)。未来需要更多地聚焦具体概念的研究, 发展出有针对性的启动方法, 确定不同象征物启动效果的高下之别和性质之分, 只有这样, 未来关于宗教对其他心理变量的影响的研究才能更加稳定、准确。
其次, 要继续深入挖掘对宗教与道德的关系起到中介和调节作用的有关变量。学界热衷于探讨宗教对道德相关行为的直接影响, 然而对其中起中介作用的心理变量挖掘较少, 更少区分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 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变化。虽然前文介绍了一些具体的起中介作用的宗教信念, 以及影响中介信念的调节变量, 但这些信念相对琐碎, 与类似的世俗信念的区别还不够清楚, 调节变量的研究就更加不够深入, 结论也远未达成统一, 更多潜在的中介和调节变量还有待研究进一步的揭开。例如群体认同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潜在调节变量, 即宗教启动可能只会增强内群体的道德, 而对外群体道德却存在削弱作用。但到目前为止, 只有极少研究在探讨宗教与道德关系时, 将内群体与外群体道德综合考察(e.g., Batara et al., 2016)。这样研究数量的不足, 阻碍了研究结论的确立。未来探索中介和调节变量的研究思路还非常值得深入下去。
最后, 加强和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借鉴跨文化、跨学科的宏观视角。从跨文化的方面来讲, 现有研究的被试大多数是西方个体, 研究的宗教也多是基督教, 只有少量涉及穆斯林、印度教或其他教派的研究。因此现有研究结论需要跨文化跨地区的研究验证。例如对于宗教启动与偏见的关系, 使用佛教作为启动宗教的实验结果就与以基督教为启动对象的结论不一样(Clobert et al., 2017)。可以推测, 由于不同宗教的教义不同, 以往的宗教启动的结论还有待于放在更广阔的宗教派别之下加以检验。再从跨学科的方面而言, 深入探讨宗教启动对道德的影响必须加强心理学和宗教学、伦理学等学科的交流。未来的研究需要对不同宗教、不同派别、不同教义做出更具体的划分, 也需要对道德的不同成分做出更细致的判别, 在此基础上再来具体讨论到底是宗教的哪一方面会对道德的哪一部分造成影响。而这些工作, 显然仅仅靠心理学研究者是难以完成的, 它需要多元学科的协同创新与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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