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愿拓疆运动(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能够促进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Kitayama, Ishii, Imada, Takemura, & Ramaswamy, 2006; Kitayama, Varnum, & Sevincer, 2014)。它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个体主义的差异, 比如Kitayama等人分别比较了美国、英国和德国在框架直线任务(Framed line task)、自我膨胀任务(Symbolic self-inflation)、内隐社会取向任务(Implicit social orientation questionnaire)、归因任务(Attribution task)四个文化任务上的行为表现, 结果发现美国人比英国人和德国人更倾向于素质归因, 自我膨胀程度更高, 对情境的关注度更低, 体验到更多的社会分离情绪和更少的社会卷入情绪, 而且这两类情绪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上, 美国人社会分离情绪对幸福感的贡献更大, 这些都表明了美国人在归因、知觉和动机以及自我肯定方面都表现出比英国人和德国人更强的独立我倾向(Kitayama, Park, Sevincer, Karasawa, & Uskul, 2009), 但是外显测量报告的Singelis自我构建量表(Singelis self-construal scale)结果与内隐文化任务报告的结果并不一致; Varnum曾经比较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四个移民国家以及英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最常见孩子名字在人群中的百分比的差异, 结果发现移民国家最常见孩子名字在人群中的百分比要低于欧洲国家, 而且这些差异可以用Hofstede的各个国家的个体主义分数进行解释, 说明移民国家的人们在给孩子起名字时, 更愿意给孩子起与众不同的名字, 从而导致了最常见名字占人群的百分比低的现象(Varnum, & Kitayama, 2011)。它也可以解释同一国家或文化内不同州或县之间的差异, 如Varnum等用最常见名字占人群的百分比作为个体主义的指标, 发现在美国内部, 越晚加入美国的州, 其个体主义越高, 反映了越晚加入美国的州的人越偏好与众不同(Varnum, & Kitayama, 2011); Kitayama等采用内隐社会取向任务、认知失调的合理化任务和归因任务三个文化任务, 将被试分成美国人、出生和居住地都在北海道的日本人、出生在日本本岛但是现居住在北海道的日本人、出生和居住在日本本岛的日本人四组, 结果发现出生和居住地都在北海道的日本人在上面三个任务的表现都更像美国人那样表现出独立我的文化特征, 而不同于日本本岛的日本人表现出互依我的文化特征(Kitayama et al., 2006)。
自愿拓疆运动主要通过以下机制来促进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Kitayama et al., 2006; 陈姗姗, 徐江, 任孝鹏, 2016)：(1)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拓荒者(frontier settler)自愿移居边疆的主要动力是追逐个人财富和自由, 他们为此做出了大量的个人投入和牺牲, 因而拓荒者们具有高度自主、独立和目标导向的心理特征, 倾向于新异寻求和冒险; (2)强化(reinforcement)或适应(adaption)：拓荒者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艰苦, 不具备独立的目标追求、自我导向与自力更生品质的拓荒者将无法生存下去, 即拓荒环境强化了拓荒者的独立我特征; (3)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一大群目标取向的人聚集在一起, 必然迅速形成与独立我特征相适应的制度化的规范和信念, 并通过这些制度化的规范和信念传递给其他人和下一代。一些研究探讨了这三个机制, 特别是自我选择和适应机制, 结果发现, 在自愿移居的过程中的确存在自我选择、适应和制度化机制(Kitayama et al., 2006; Sevincer, Kitayama, & Varnum, 2015)。
自愿拓疆运动假说的不足之处在于都是用自愿拓疆者的后裔来推测其祖先,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已经很难找到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供人类开发, 所以找不到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 利用拓疆者来检验这些机制(Kitayama et al., 2014)。但是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可以自由流动, 提供了一个符合自愿拓疆运动假说的地区——深圳(Feng, Ren, & Ma, 2017; 陈姗姗等, 2016)。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现在已经成为和北京、上海、广州一起的一线大都市, 但是深圳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口)以及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传统一线城市都不同, 他是个由外地移民组成的城市, 而且这些移民也与历史上的中国的移民不同, 是自己主动选择来到的深圳。深圳在形成过程中符合自愿拓疆运动的所有特征：(1)移民的自我选择; (2)深圳是中国的边疆地区, 而且在早期, 深圳特区与其它地区之间还有人为设立的屏障, 使得其边疆的意味更浓; (3)虽然深圳不存在自然环境的艰苦, 但是所有深圳移民远离自己的家乡和熟人网络, 也使得他们必须靠自己去解决遇到的大多数问题, 其社会环境相比于家乡是艰苦的; (4)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 引领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很多政策都是在深圳进行尝试以后才推向全国的; (5)深圳也开始形成自己的地区认同(何梅念, 郭田友, 2008), 并在很多方面都与周边地区不同, 比如深圳人说普通话, 而周边地区说方言(Feng et al., 2017)。
有研究表明, 深圳地区确实比其它地区的个体主义更高, 如深圳人在自我膨胀任务上比佛山人的自我膨胀程度更高, 在框架直线任务上比佛山人在绝对任务上误差要低, 在相对任务上误差要高, 表明深圳人在观察物体时对焦点目标更关注(陈姗姗等, 2016)。深圳人比武汉人自我报告的独立我要高, 而互依我没有差异, 知觉到的关系流动性更高, 在“亲亲性”任务(Loyalty/nepotism task)上对陌生人更多采用奖励的方式, 而朋友和陌生人的差异更小, 也就是说比武汉人的内群体偏好更低(Feng et al., 2017); 比荆州和巴中地区更喜欢用独特的名字给孩子命名(陈欣欣, 任孝鹏, 张胸宽, 2018)。这些证据表明即使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也能促进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
不过, 在深圳的个体主义高的研究中, 有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很好地控制本地人和外地人。虽然Feng等(2017)认为所有的深圳人都是移民, 最多是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区别而已, 并且控制了关系流动性以后, 深圳人仍然比武汉人的个体主义更高, 但是中国的客观情况是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的外地移民, 差异只是外地移民的比例高低不同。再者, Oishi, Lun和Sherman (2007)的研究表明认为, 对于高居所流动性(Residential mobility)的个体来说, 独立我更加重要, 而对于低居所流动性的个体来说, 互依我更加重要; Oishi等(2007)的研究也表明, 低居所流动性会促进集体主义行为的发生。因此, 如果能够严格控制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混淆, 深圳的个体主义高的结果会更有说服力。
考虑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个多维概念, 而且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测量方法, 如自陈问卷, 文化任务和文化产品(Ren et al., 2016; 黄任之, 任孝鹏, 黄敏, 2016)。因此, 本研究是在控制外地移民后, 采用已经在自愿拓疆运动假说研究中使用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测量工具, 如Singelis的自我构建量表、归因任务、亲亲性任务(Feng et al, 2017; Kitayama et al., 2006; Kitayama et al., 2009), 还有已经在中国被试中得到检验的工具, 如Van de Vliert使用的集体主义量表(Van de Vliert’s collectivism scale)和分类任务(Triad task) (Van de Vliert, Yang, Wang, & Ren, 2013; Talhelm et al., 2014), 以进一步检验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与个体主义的关系, 即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 已经形成了与对照地区相比更偏向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具体而言, 在上述所用到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自陈问卷上, 深圳人的个体主义指数高于对照组, 而集体主义取向低于对照组; 在分类任务上, 深圳人的整体性思维低于对照组; 在归因任务上, 深圳人更偏向素质归因; 在“亲亲性”任务上, 深圳人的内群体偏好低于对照组。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选取深圳与襄樊(对照地区)两地高校一、二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660份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583份有效问卷, 有效率为88.33%。根据18岁以前主要居住地与现居住地是否一致判断是否为本地人, 其中深圳市样本270人, 本地人78人(27.7%), 外地人192人(68.1%), 男生78人(28.9%), 女生190人(70.4%), 缺失2人(0.7%), 平均年龄19.77 ± 1.30岁; 襄樊样本313人, 本地人108人(34.5%), 外地人203人(64.9%), 男生115人(37.0%), 女生190人(63.0%), 平均年龄为19.39 ± 2.2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建构量表
采用Singelis编制的自我建构量表, 共24个条目, 采用7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由独立我和互依我两个分量表组成(段洋, 陆柯雯, 任孝鹏, 2013)。在本研究中, 独立我、互依我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0和0.77。采用个体主义指数(即独立我与互依我得分之差)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 得分越高说明独立我越高。
2.2.2 集体主义量表
采用Van de Vliert等人编制的集体主义量表(Van de Vliert et al., 2013), 共14个条目, 采用5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 5 = 非常同意)。在本研究中,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信度良好。采用量表总均分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 得分越高说明独立我越低。
2.2.3 图片分类任务
向被试呈现一系列图片, 每张图片分别有三个物体(如, 鸡、草和牛), 图片的上面是两个物体(鸡, 草), 分别标记为A和B, 图片下面是一个箭头所指的物体(牛)。被试的任务是选出A和B物体中哪一个与箭头所指向的物体相配。通过所选出事物的组合, 可以测出被试是通过类别还是关系将事物进行联系(Ji, Zhang, & Nisbett, 2004)。选择鸡, 说明采用类别将事物进行联系, 体现的是分析性思维; 选择草, 说明采用关系将事物进行联系, 体现的是整体性思维。计算整体性思维(即关系分类频次占总选择频次的比例)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 比例越大说明被试互依我越强, 反之独立我越强(Talhelm et al., 2014)。
2.2.4 归因任务
采用Kitayama和Ishii (2006)编制的社会判断的倾向性偏差问卷。向被试呈现4个场景, 每个场景中主人公做出某种行为(如制药公司主管向需要帮助的非洲国家捐赠疟疾药品), 然后要求被试判断2个问题：a.影响主人公行为的原因更可能是他/她的个人特征(比如她的性格、态度或脾气)还是他/她周围的环境特征(比如氛围、社会规范或其它背景因素)?b.没有做出某种行为更可能的因素是他/她的个人特征还是他/她周围的环境特征?采用素质归因和反事实素质归因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 素质归因和反事实素质归因越高说明独立我越强(Kitayama et al., 2006)。
2.2.5 “亲亲性”任务
被试面临4个场景, 分别是诚实朋友、不诚实朋友、诚实陌生人和不诚实陌生人。在每个场景中, 被试都可以根据朋友或陌生人的诚实或不诚实行为选择0~1000元的奖励或惩罚(每级相隔100元), 但需花费被试所选数额的10%, 如选择奖励朋友1000元, 则需要花费被试100元。Wang等人(2011)、Talhelm等人(2014)和马欣然等人(2016)的研究分别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验证了“亲亲性”任务的效度。本研究中, 使用对朋友(陌生人)的奖励(惩罚)数值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 对朋友(陌生人)的奖励数值越小或惩罚数值越大说明独立我越强。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将研究工具统一装订成册, 研究者使用统一指导语对班级进行集体测试, 当场回收问卷。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缺失值采用平均数替代。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其中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为4个, 第一个因子能解释21.86%的变异量, 小于40%的临界标准, 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3.2 自愿移居地区(深圳)和对照地区(襄樊)的个体主义测量指标得分差异比较
深圳与襄樊本地和外地人样本在不同个体主义指标上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示。以居住地(深圳vs襄樊)为组间变量, 是否本地人(本地人vs外地人)为控制变量, 分别以个体主义指数、集体主义取向、素质归因、反事实素质归因、整体思维为因变量,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是否本地人主效应及居住地与是否本地人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其中：(1)个体主义指数(F(1, 577) = 12.74, p < 0.001, η2 = 0.02, 95%CI = [0.004, 0.050])、集体主义取向(F(1, 579) = 88.23, p < 0.001, η2 = 0.13, 95%CI = [0.085, 0.183] )、整体思维(F(1, 550) = 70.64, p < 0.001, η2 = 0.12, 95%CI = [0.069, 0.164] )的居住地主效应显著, 深圳样本(M = -0.32, SD= 0.80)比襄樊样本(M = -0.58, SD = 0.76)报告了更高的个体主义指数, 深圳样本(M = 3.50, SD = 0.49)比襄樊样本(M = 3.90, SD = 0.47)报告了更低的集体主义取向, 深圳样本(M = 0.65, SD = 0.25)比襄樊样本(M = 0.83, SD = 0.20)报告了更低的整体思维; (2)素质归因和反事实素质归因的居住地主效应不显著, 深圳样本的素质归因(M = 0.70, SD = 0.24)和反事实素质归因(M = 0.61, SD = 0.26)均与襄樊样本的素质归因(M = 0.66, SD = 0.26)和反事实素质归因(M = 0.61, SD = 0.29)无显著差异。
表1 深圳和襄樊本地、外地样本在不同个体主义指标上的描述性统计(M ± SD)
| 测量指标 | 深圳地区 | 襄樊地区 | ||
|---|---|---|---|---|
| 本地人 | 外地人 | 本地人 | 外地人 | |
| 个体主义指数 | -0.32 ± 0.69 | -0.31 ± 0.84 | -0.53 ± 0.67 | -0.60 ± 0.80 |
| 集体主义取向 | 3.52 ± 0.56 | 3.50 ± 0.46 | 3.93 ± 0.43 | 3.89 ± 0.48 |
| 整体性思维 | 0.65 ± 0.26 | 0.64 ± 0.24 | 0.81 ± 0.22 | 0.84 ± 0.19 |
| 素质归因 | 0.68 ± 0.26 | 0.71 ± 0.23 | 0.68 ± 0.27 | 0.65 ± 0.26 |
| 反事实素质归因 | 0.63 ± 0.28 | 0.61 ± 0.25 | 0.62 ± 0.29 | 0.61 ± 0.29 |
| 对朋友的奖励 | 664.94 ± 315.71 | 730.81 ± 266.77 | 781.19 ± 320.22 | 804.26 ± 276.31 |
| 对陌生人的奖励 | 532.47 ± 324.22 | 539.46 ± 304.87 | 545.54 ± 362.36 | 503.72 ± 347.85 |
| 对朋友的惩罚 | 444.16 ± 353.36 | 440.54 ± 333.83 | 357.43 ± 386.87 | 344.15 ± 371.03 |
| 对陌生人的惩罚 | 457.14 ± 370.78 | 454.59 ± 329.18 | 451.49 ± 403.39 | 410.64 ± 377.29 |
以居住地(深圳vs襄樊)为组间变量, 关系类型(朋友vs陌生人)和行为(奖励诚实vs惩罚欺骗)为组内变量, 是否本地人(本地人vs外地人)为控制变量, 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关系类型、行为、居住地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547) = 14.45, p < 0.001, η2 = 0.03, 95%CI = [0.006, 0.057]。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奖励诚实而言, 深圳样本对朋友的奖励(M = 697.87,SD = 283.02)显著低于襄樊样本(M = 792.72, SD = 292.06)对朋友的奖励, t (2, 563) = -3.48, p = 0.001, d = 0.33; 深圳样本对陌生人的奖励(M = 535.96, SD = 310.07)与襄樊样本对陌生人的奖励(M = 524.63, SD = 352.93)无显著差异, t (2, 570) = 0.65, p = 0.52。对于惩罚欺骗而言, 深圳样本对朋友的惩罚(M = 442.35, SD = 339.01)显著高于襄樊样本对朋友的惩罚(M = 350.79, SD = 376.03), t (2, 555) = 3.00, p = 0.003, d = 0.24; 深圳样本对陌生人惩罚(M = 455.34, SD = 341.21)与襄樊样本对陌生人的惩罚(M = 424.91, SD = 386.40)无显著差异, t (2, 565) = 0.94, p = 0.35。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深圳比对照地区更个体主义, 在自我报告的外显信念上, 深圳人比对照组的个体主义更高, 集体主义更低; 在分类任务上, 深圳人更偏向分析性思维, 在亲亲性任务上, 深圳人的内群体偏好更低。这与Feng等(2017)和陈姗姗等(2016)的结果一致, 表明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 经过约四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与对照地区相比更偏向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这也与Kitayama等(2006, 2009)以及Ishii, Kitayama和Uchida (2014)的发现一致, 某个边疆地区, 只要经历了大量自愿移民的移居运动, 就会促进或抚育高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 从而证明了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的普遍性, 不仅适用于源文化是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 也适用于源文化是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
另外,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自我选择和适应性可能都在深圳的高个体主义地区文化中发挥了作用。自愿拓疆运动本身既包括了移民和在拓疆地区的活动两个环节, 这也使得导致地区差异的可能机制有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 其中自我选择和适应性是被最多关注的两个。本研究发现深圳的个体主义更高, 而深圳都是由移民者组成, 说明自我选择起作用, 而同样是外地人, 深圳的外地人更像深圳人, 襄樊的外地人更像襄樊人, 说明适应也在起作用。这说明在深圳, 可能最初来的人确实是高个体主义倾向的人偏多, 从而使得该群体的个体主义程度高于对照地区; 但是, 他们来到深圳以后, 可能在艰苦环境中打拼也会进一步促进个体主义的提升。这和以往的研究比较类似, 如Kitayama等人(2006)在对北海道的研究中, 选取了北海道出生-北海道长大的日本人、对照地区出生-对照地区长大的日本人、对照地区出生-移居北海道工作和生活的日本人, 通过三者的比较来间接推断自我选择和适应的作用, 结果发现因指标而异, 总的来看自我选择的作用更重要。另外, 自愿拓疆运动与居住流动性等假说不同, 它主要用来解释某个地区的高个体主义文化。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特征使得这种假说的优势在于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能够解释真实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差异, 而劣势则在于地理空间上的比较往往很难辨析究竟是其中哪个环节起作用或者说哪个环节起的作用更大。不过, 深圳与北海道和美国西部拓疆运动不同, 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 其第一代移民仍然健在, 而且现阶段每年还有大量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 使得探讨各自的作用仍存在可能。另外, 未来也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 通过启动和情景模拟的方法来检验自我选择或适应性在自愿拓疆运动假说中的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二, 一个是进一步丰富了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的证据, 与陈姗姗等(2016)和Feng等(2017)的研究相比, 本研究将深圳人分为本地居民(有深圳户口)和外地移民(无深圳户口, 但是在深圳生活), 发现在控制了是否外地人以后, 深圳人仍然比对照组的个体主义要高, 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二是与Kitayama等(2006, 2009)的研究相比, 克服了用拓疆者的后裔来替代拓疆者进行比较的缺点, 为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的稳定性, 即使经过上百年的变化后, 自愿拓疆运动导致的高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也仍然存在。
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 一个就是发现深圳和对照样本在归因任务上并没有差异, 与Kitayama等人(2009)的结果并不一致。这也提示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是否存在文化任务的特异性。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存在多个面向(Brewer & Chen, 2007;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也就是说深圳与对照地区相比, 是不是在个体主义的某些面向存在差异, 而在个体主义的某些面向则没有差异。如果是这样的话, 未来需要采用更多文化任务来确定究竟深圳和对照样本在哪些个体主义的面向上存在差异。
本研究的第二个不足是对照组的选择, 这里面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地区作为对照样本是最理想的, 目前已经被选择的地区包括省会城市(武汉)和地级城市(襄樊、佛山、巴中和荆州), 但是这些地区与深圳都有可比较的一面, 也有不可比较的一面。有人建议如果拿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对照地区结果可能更为理想, 因为作为一线城市、在现代化程度比较接近。其实, 很难找到完美的对照地区, 即使是Kitayama等(2006, 2009)和Ishii等(2014)的研究也很难说对照地区在别的潜在的混淆变量上已经做到了严格地控制。未来可以同时采集多个地区的样本, 这样就能更好地凸显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本研究没有采用来自西方文化的被试作为对照组, 这是Kitayama等人建议的方法, 未来如果能够增加来自西方文化的被试作为对照, 而深圳的个体主义的分数能够高于中国其它地区, 而且和西方被试没有差异, 则提供更强的证据(Kitayama et al., 2006)。尽管有学者指出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拓疆运动地区的人们的个体主义分数与西方文化的被试没有差别并不一定是拓疆运动有效与否的保证, 但是未来如果能够增加西方文化的被试作为对照组会提供更多信息和证据。
5 结论
(1)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 已经形成了与对照地区相比更偏向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
(2)自愿移居假说也适用于源文化是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
参考文献
自我与幸福感: 关系和谐、自尊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在个体水平上自尊与关系和谐对自我与幸福感关系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Singelis自我构念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心理和谐量表之关系和谐分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对353名大学生及180名非大学生成人进行测量。结果:大学生样本中,依存自我经由关系和谐中介作用于幸福感,独立自我直接作用于幸福感;非大学生成人样本中,依存自我分别经由关系和谐和自尊的中介作用于幸福感,独立自我既可直接作用于幸福感,又经过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于幸福感。结论:依存自我稳定地通过关系和谐的中介来影响幸福感,独立自我对幸福感有直接作用。
深圳外来工子女社会认同的内隐研究
DOI:10.3321/j.issn:1000-6729.2008.12.013
URL
[本文引用: 1]
目的:考察深圳外来工子女对深圳社会认同的内隐态度.方法: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及常用研究指标内隐联结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设计了自我-地域IAT(self-region IAT,IAT1)与地域-偏爱IAT(region-favouritism IAT,IAT2)两个测验,对深圳某校初一学生采用整群抽样,有效样本119名,其中深圳户籍87名和非深圳户籍32名,对他们的社会认同进行了内隐研究.结果:(1)自我-地域IAT显示,深圳户籍被试的不一致部分反应时(1242±271)ms长于一致部分反应时(890±165)ms,非深圳户籍被试不一致部分反应时(1016±127)ms短于一致部分反应时(1097±196)ms;地域-偏爱IAT显示,深圳户籍被试和非深圳户籍被试的不一致部分反应时[(966±185)ms、(1021±133)ms]均长于一致部分反应时[(789±108)ms、(819±84)ms].(2)对非深圳户籍样本的方差分析显示,父亲的职业为脑力劳动者(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被试的身份认同测验得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如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P＜0.001);父亲学历为本科的被试的身份认同内隐效应显著高于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P＜0.001)、初中(P=0.003)的被试的身份认同内隐效应;父亲学历为硕士的被试的地域偏爱内隐效应显著高于父亲学历为初中(P=0.042)的被试.结论:深圳外来工子女对深圳社会认同的内隐态度有其自身特点,政策和教育层面应积极引导.
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南北方差异及其文化动力
DOI:10.3724/SP.J.1042.2016.01551
URL
[本文引用: 1]
中国存在着集体主义的地区差异,但学者对其内在动力机制尚未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儒家文化影响力的大小不容忽视,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区域集体主义倾向越强。研究运用＂亲亲性（loyalty/nepotism）＂的内隐文化任务对来自27个省份的745名被试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南方人对朋友更优待,内外群体的心理界限更明显,集体主义倾向更强。并探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中心南迁对这一差异形成的影响及其未来研究方向。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DOI:10.3724/SP.J.1042.2012.00757
URL
[本文引用: 1]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refers to the overlap in variance between two variables because of the type of measurement instrument used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a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derlying constructs. Researchers should give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CMV although it may not surely bias the conclus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asures. CMV effect is often created by using the same method — especially a survey — to measure each variable. Procedural design and statistical control solutions are provided to minimize its likelihood in studies. A statistical control technique is a good solution if it can separate construct varience, method varience and error, and distinguish method bias at the item level from method bias at the construct level, and takes account of Method×Trait interactions. Thus, method-factor approaches are better than partial correlation approaches.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model of every method-factor approache for selecting statistical remedies correctl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settings. Etimating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MV within specific research domains and the effect of CMV on empirical findings within a theoretical domain should be concerned for further research.
Where (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Ongoing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independent ag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DOI:10.3389/fpsyg.2017.01287
URL
PMID:5529403
[本文引用: 7]
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 leads to independent agency. Since this type of research has not yet been implemented in ongoing voluntary settlement frontiers, we conducted several cultural tasks to investigate Shenzhen, known as China’s ongoing “South Frontier,” which is composed mostly of people that have emigrated from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within the past 30 years. We hypothesized that residents of Shenzhen are more independent than those in other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As predicted, residents of Shenzhen scored higher than China inland residents in self-reported independent beliefs and scored lower in nepot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ven in a short-term ongoing frontier, voluntary settlement is associated with independent agency.
Consequences of voluntary settlement: Normative beliefs related to independence in Hokkaido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on predictors of happiness: the influence of initial cultural context
Is it culture or is it language? Examination of language effec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categorization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Japan's "northern frontier."
A cultural task analysis of implicit independence: Comparing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nd East Asia
Frontier settle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Residential mobility, self-concept, and positive affect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socioecological model of procommunity action: The benefits of residential stability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Culture and unmerited authorship credit: Who wants it and why?
Cosmopolitan cities: the fronti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OI:10.3389/fpsyg.2015.01459
URL
PMID:4604263
[本文引用: 1]
People with independent (vs. interdependent) social orientation place greater priority on personal success, autonomy, and novel experiences over maintaining ties to their communities of origin. Accordingly, an independent orientation should be linked to a motivational proclivity to move to places that offe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reedom, and diversity. Such places are cities that can be called “cosmopolitan.” In support of this hypothesis, Study 1 found that independently oriented young adults showed a preference to move to cosmopolitan rather than noncosmopolitan cities. Study 2 used a priming manipulation and demonstrated a causal impact of independence on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for cosmopolitan cities. Study 3 established ecological validity by showing that students who actually moved to a cosmopolitan city were more independent than those who either moved to a noncosmopolitan city or never moved. Taken together, the findings illuminate the role of cosmopolitan settle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hange toward independence and have implications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DOI:10.1126/science.1246850
URL
PMID:24812395
[本文引用: 3]
Abstract Cross-cultural psychologists have mostly contrasted East Asia with the West. However,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major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We propose that a history of farming rice makes cultures more interdependent, whereas farming wheat makes cultures more independent, and these agricultural legacies continue to affect people in the modern world. We tested 1162 Han Chinese participants in six sites and found that rice-growing southern China is more interdependent and holistic-thinking than the wheat-growing north. To control for confounds like climate, we tested people from neighboring counties along the rice-wheat border and found differences that were just as large. We also find that modernization and pathogen prevalence theories do not fit the data.
What’s in a name? Popular names are less common on frontiers
Climato-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The effects of culture and friendship on rewarding honesty and punishing deception
DOI:10.1016/j.jesp.2011.04.011
URL
[本文引用: 1]
78 Type of relationship matters for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 East Asians but not Americans. 78 Toward friends, East Asians reward honesty more than they punish deception. 78 Toward strangers, East Asians reward as much as they punish. 78 Americans reward more than they punish regardless of relationship. 78 Social mobility is suggested as a potential mechanism for thes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