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2020, 28(1): 55-61. doi: 10.3724/SP.J.1042.2020.00055

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与实践

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策略与基本内核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with multiple integrated structures: Policy-making approach, 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core content

WANG Junxi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通讯作者: 王俊秀, E-mail:casswjx@163.com

收稿日期: 2019-06-3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1-1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 .  16ZDA231

Received: 2019-06-3   Online: 2020-01-15

摘要

根据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出的政策逻辑, 分析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的策略应该采取研究视角、学科体系和研究取向等的多重整合, 包括个体、情境和社会视角的整合, 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整合, 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整合。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核心, 整合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的机制和过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在建构影响社会发展的心理环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需要社会发展的视角, 应该探索社会发展心理学的路径来承担整合学科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任务。

关键词: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 社会治理 ; 社会发展 ; 社会发展心理学

Abstract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s objective, whom it should serve, and what service it should provide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suggested by th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should adopt a strategy, where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multi-disciplines, and different research focuses are fully integrated. This includes an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situation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an integration of foundation and applied psychological disciplines, and an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societal applications. Social psychology is the core building block of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To develop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essential to integrate the approaches of both 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 and 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s to build an enabling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promots social development. It needs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hould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pathway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undertaking the task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 social governance ; social development ; psychology of social development

PDF (555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王俊秀. (2020). 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策略与基本内核. 心理科学进展, 28(1), 55-61

WANG Junxiu. (2020).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with multiple integrated structures: Policy-making approach, 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core content.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 55-61

1 政策逻辑与发展逻辑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由此,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吕小康, 汪新建, 2018a)。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中央新的社会政策纳入社会治理体系, 但这一政策并没有进一步的阐释和解读。心理学界热烈欢迎这一政策的提出, 但心理学界与政府相关部门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分歧, 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心理服务的定位的理解上。在字面上的疑问就是, “社会心理服务”是“社会的心理服务”, 还是“社会心理的服务”, 是面向社会的广泛的心理服务还是局限于社会心理学科方面的服务。辛自强 (2018a)认为目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社会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二是“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 三是“社会的心理服务体系”, 第一种实质也归属于第三种, 只是把心理服务理解为更狭义的心理健康服务。吕小康和汪新建 (2018b)根据“十九大”英文版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翻译为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s system, 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该理解为“公共心理服务体系”, 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学者们从政策演变的脉络来寻找社会心理服务的定位(陈雪峰, 2018; 辛自强, 2018a; 王俊秀, 2019), 但目前中央文件中与社会心理服务相关的表述有两个脉络, 一个是“社会心态”的脉络, 另一个是“心理健康”的脉络, 正是由于存在这两个脉络才使得人们对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强调社会心态培育, 从“十五计划”开始, 政府五年规划中连续出现“心理健康”的内容, 到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 同时出现了“心理健康服务”和“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2016年12 月30日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这两种表述同时出现。2018年12月4日, 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中宣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求试点地区建设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 要求到2021年底, 试点地区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但该通知提出的具体工作指标却全部是心理健康的内容。目前,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工作也基本上是在心理健康层面展开, 开展的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应该局限于心理健康, 而应该回到社会治理的层面, 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不等同“治病救人” (辛自强, 2018b; 辛自强, 2019), 应该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技术解决社会治理难题(辛自强, 2019), 要突破个体心理的小视角而从社会心理的综合性视角(吕小康, 2019)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这一体系“不仅仅包括心理健康服务, 至少还应包括社会心态培育、共同体认同建设等应用社会心理的相关主题, 形成‘大心理’、‘大应用’、‘大服务’的生态链” (吕小康, 汪新建, 2018a),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仅仅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而且是一种社会治理体系(王俊秀, 2019)。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两个脉络是以社会心态为主线, 以心理健康为副线, 目前看虽然政府文件的表述强调了社会心态这条主线的重要性, 强调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 目前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践却基本上是在副线展开的, 原因在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和理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四个核心问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服务的目标是什么?服务的对象是谁?服务的内容是什么?如何服务?要回答这些问题, 仅分析政策演变的脉络是不够的, 必须深入领会背后的政策逻辑和相应的社会发展逻辑。“十九大”报告在不同部分的表述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应该以这种逻辑关系为背景来理解和领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十九大”的主题中提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这些表述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而这一目标也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幸福发展观相一致, 代表发展观念的回归, 幸福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达成共识(王俊秀, 2011), 也就是说民众的幸福就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论述明确了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 通过充分的社会发展来满足后小康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需要的内容以及迫切程度存在相当的主观性和个体差异。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可以更好地达成这一社会治理的目标,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服务对象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十九大”报告指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这可以理解为是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路径, 通过不断提高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而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心理学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傅小兰, 2017), 这些研究也进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领域, 成为政府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参照。但在新时代如何提高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依然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使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安全感是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 安全感是个底线, 是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础, 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积累的获得感, 持续的获得感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是持续幸福感的保证(王俊秀, 刘晓柳, 2019)。心理学界可以在这一定位下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心理学界必须回答如何建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如何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如何实现社会的善治。

2 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策略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心理学面临的从未有过的挑战。首先, 这一挑战是对心理学化约主义的挑战, 心理学的原子化过程使得心理学丧失了面对整体性社会问题的能力(格兰诺维特, 2019), 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调整。其次, 虽然心理学已经逐渐发展出数不清的学科门类和应用领域,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但心理学的这些成果是碎片化的, 缺乏对社会治理本身的整体性研究, 这是摆在心理学界的难题。第三, 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特质和情境因素(Ross & Nisbett, 2011), 而社会心理服务所要面对的是更为宏观的社会层面, 这基本上是超越心理学或者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层次(王俊秀, 2014), 亟需突破。虽然心理学分为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 但是应用心理学面对的是一个专门的领域, 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提供的是综合的解决方案。因此,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的策略必然是从个体到社会的研究视角, 从基础到应用的学科体系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多重整合。

2.1 研究视角的整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 这里的幸福与心理学中个体性、主观性的幸福的意义不完全相同, 更强调客观的、社会层面的幸福, 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多采用幸福指数来测度人民的幸福, 幸福指数测量的指标体系中既包含客观的指标, 也包括主观的指标(王俊秀, 2011), 因此社会幸福的测量其实是对于社会环境的测量, 社会幸福的实现思路就是不断改善社会环境。按照桑德斯 (2005)的观点, “社会制度不能使人们幸福, 无论何种社会制度, 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条件, 在这些条件下, 个体能够追求幸福。”, 但是, 国内外的经验发现, 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幸福社会, 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体主观的幸福具有重要意义(王俊秀, 2011)。

心理学研究的幸福是个体层面的, 最常见的是主观幸福感, 常常通过情绪和社会认知来对个体幸福感进行测量。要提升个体幸福感就要涉及到影响个体幸福的因素, 现代科学心理学被定义为对行为的研究(津巴多, 约翰逊, 麦卡恩, 2016), 而影响行为的是性情还是情境因素一直存在争议, 分属于情境论(situationism)和性情论(dispositionism), 分别强调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行为的影响(Ross & Nisbett, 2011; 霍顿, 2013)。按照情境论的观点, 个体的幸福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 而性情论的观点则不同意将个体看作是一块白板, 强调人的遗传、生物因素和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先天性情(predisposition)的作用, 对于个体幸福更强调个体因素的影响(霍顿, 2013)。尽管许多心理学家意识到情境论和性情论的局限性, 人的心理和行为是由这二者共同决定的, 但心理学家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是整合的, 或者倾向于情境论, 或者倾向于性情论。而心理学研究中的情境虽然经常被作为社会环境来提及, 但一般都是局部性的环境, 时间上是阶段性的,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因此, 心理学研究和应用不仅要整合个体、情境的研究视角, 还要把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的层面。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也试图从个体、情境和社会整合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心理和行为。英国学者波尔(Burr, 2002)提出了两种模型, 一种是认为人是个体性存在的“内在心理模型” (the intrapsychic model), 另一种是认为人是关系性存在的“人际与社会模型” (interpersonal and societal models), 前者认为人具有自足性、先在性、整合性、一贯性, 也就是认为人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 其心理与行为倾向通常具有一致性, 是动机与认知综合的存在; 后者认为人具有人际互依性、社会嵌入性、情境依存性。他认为由“内在心理模型”转向“人际与社会模型”是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趋势, 应该打破个体与社会二分的思维模式, 辩证地理解和把握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既要看到个体积极参与建构社会的能动性, 又要看到个体为社会所制约的被动性(张曙光, 2019)。这种人际与社会模型强调人际之间的相互影响, 强调人受情境的影响, 强调人的行为的社会嵌入性, 实质上波尔所讲的社会并不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依然是作为社会心理的环境和背景存在的, 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层面的整合。

面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心理学要面对更加宏观的社会问题, 即使是心理学体系中最为宏观的社会心理学, 也需要把传统的学科边界扩展到更为宏观的社会现实(王俊秀, 2018)。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 (2011)把社会心理学研究分为个体内、人际和情境、群体内和群际四种分析水平, 其中, 个体内水平主要关注个体认知和对社会环境的评价, 人际和情境水平关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过程, 群体内水平关注不同社会位置对特定情境产生的影响, 群际水平是意识形态水平, 关注社会成员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社会学的分析水平要比社会心理学更为宏观, 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2009)把社会现实分成三个水平, 分别是微观、中观和宏观水平, 微观水平是指人际互动; 中观水平是社团单元和范畴单元, 社团又分为组织、社区和群体, 范畴则是指年龄、性别、种族等社会区分; 宏观水平则分为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 以及更为宏观的国家及国家系统。对比这两个学科的分析水平, 社会心理学的群际水平对应社会学宏观水平的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 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水平中即使最为宏观的群际水平也无法对应社会治理的层面, 面对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应该把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边界扩展到国家层面, 实现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水平的整合。斯达纽斯和普拉图(2010)的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把理论分为从微观到宏观的心理学模型、社会心理学模型、结构社会学模型和进化论模型,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模型是通过人格变量、认知过程或具体社会情境来解释现象, 社会结构模型则是从现实群体对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争夺的角度解释社会现象, 进化论则从群际竞争、内群合作和协调等行为来解释人类现象。这一理论的主张也是希望通过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整合来全面深入理解从个人、人际、群体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 是值得借鉴的思路。

2.2 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整合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心理学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 心理学可以分为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两大部分, 这两大部分又各自分化、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通过《中图法》心理学文献的分类可以粗略看出心理学的基本轮廓。主要的基础心理学包括:理论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生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主要的应用心理学包括: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商业心理学、法律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等, 以工业心理学为例, 包括了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劳动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和安全心理学等, 法律心理学则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矫正心理、民事诉讼心理、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犯罪心理、证人心理等(张琴, 2009)。心理学应用领域广泛, 这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的基础, 也是目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最为成熟的部分(王俊秀, 2019)。如果考察现有心理学研究文献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的内容可以归属社会治理范畴, 如公平感的研究; 另一类是关于社会治理本身的研究, 这类研究又分为对某一人群或者某种心理特点的研究和社会治理的综合研究(王俊秀, 2017)。心理学分支学科中, 相对比较成熟, 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服务的很多, 包括一些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的学科, 如心理健康相关学科, 法律心理学相关学科, 发展和教育相关学科, 商业管理相关学科等。也包括近些年发展迅速的分支学科, 如社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航空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环境心理学、传播心理学等。加上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基础学科, 这三类学科可以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起到有力的支撑, 在个体心理健康、人际和家庭关系和谐、组织和群体管理、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社会安全防范、社区和环境营造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构成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王俊秀, 2019)。虽然, 心理学庞大的学科体系可以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 但是, 面对更为广阔的社会治理实践需求, 心理学需要以服务社会治理为目标, 整合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成果, 逐渐满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求(王俊秀, 2019)。

2.3 研究和实践的整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在社会实践。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实践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 微观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依据现有心理学体系, 不断扩展心理服务内容和心理服务对象, 中观层面则是社会心态培育和社会治理, 宏观层面是实现幸福社会(王俊秀, 2019)。微观层面上应用心理学领域有许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如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 但心理学更多的分支学科实践性并不强, 这与长期以来心理学界重学术研究轻社会实践有关。与中观层面的社会治理相关的心理学领域更是如此,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和理论上追随西方学者, 失去了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性(俞国良, 谢天, 2015), 习惯于把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问题看作是普世问题, 很少有人从国内社会现实问题中提出问题、提炼概念、发展理论, 并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王俊秀, 2014)。因此, 要改变心理学各学科普遍存在的重学术研究, 轻成果应用和知识普及的局面, 在鼓励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科知识的普及和成果的应用, 培育应用人才, 不断提高各心理学分支学科服务社会大众、服务行业、领域的能力(王俊秀, 2019)。中观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实践有两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社会心态培育, 通过心理服务努力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 结合我们以往社会心态研究的五个方面, 分别从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动(王俊秀, 2014)上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借助于心理学方法和措施达到社会心态培育的目的。第二个路径是社会场域治理, 分别从个体、家庭、学校、职场、社区、社会、国家和天下等不同社会场域着手, 分别探究社会治理的问题和难点, 探索心理学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方法, 实现不同社会场域下社会心态的改善, 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王俊秀, 2019)。

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治理实践首要的就是参与社会治理政策的制订。“十九大”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以及之前反复提到的关于社会心态培育的要求, 这意味着心理学进入国家核心社会政策, 心理学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一样参与综合社会治理工作。随着心理学学科门类和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 心理学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领域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改善社会环境做出贡献。任何社会政策的出台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政策能否满足公众的心理需要, 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 政策是否能够顺利执行, 能否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都需要心理学的参与(罗清旭, 杨鑫辉, 2001)。美国心理学会很重视将心理学引入社会政策等重大社会问题, 1988年首次颁发每年一度的公共政策研究杰出贡献奖, 心理学家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呼声便越来越高(李晓明, 袁晶, 宗慧文, 2014)。心理学在经济、教育、医学、环境、健康和幸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杜丹, 2017)。将心理的成果转变为政策问题是心理学政策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 通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会政策的死角, 揭示心理学研究的公共政策含义, 唤起社会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及社会各方面对政策现象心理层面问题的重视, 把心理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结合起来, 促进公共政策的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在心理学与公共健康政策、心理学与司法政策、心理学与环境保护政策、心理学与社会保障政策等都有大量的工作(罗清旭, 杨鑫辉, 2001), 国内心理学界也应该努力去做。

3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内核

宏观的层面上,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探索与个体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途径, 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探索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机制, 建设健康社会、幸福社会(王俊秀, 2019)。这一过程是从满足个体需要出发, 最终实现社会需要的满足, 从追求个体幸福出发最终实现幸福社会, 从个体发展出发最终实现社会发展, 这一从个体到社会的路径应该以社会心理学为核心, 通过社会心理学来整合心理学学科体系。虽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是“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 但在其中社会心理学无疑居于最核心地位, 是整合心理学科与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内核”。社会心理学的内核作用是由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有研究者(Boyack, Klavans, & Borner, 2005)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心理学处于科学体系的枢纽位置(hub science) (Cacioppo, 2007)。之后, 有心理学家对1970到2009年40年间美国心理协会17个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学术期刊进行多维尺度分析, 结果发现社会心理学处在心理学两个维度的中心(heart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这两个维度分别是基础和应用, 以及特定人群和一般人群(Yang & Chiu, 2009)。社会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知识体系中起着整合、包容的作用, 既重视理论抽象与普适性, 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现象与特殊性(俞国良, 谢天, 2015)。社会心理学也是社会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桥梁, 有学者主张回到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 把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带入社会心理学(罗哈尔, 米尔凯, 卢卡斯, 2014)。这一主张对于丰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扩展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边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发挥心理学社会治理作用的必然途径。

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强调个体与情境不同,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 )强调社会力量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通过三个视角来看社会力量对个体生活的影响, 第一个视角是符号互动论, 第二个视角是社会结构和个性, 第三个视角是群体过程。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认为在社会建构中个体是主动参与者, 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创造意义并指导自己的行为, 不断创造社会。社会结构和个性强调较大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过程, 地位、角色、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等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群体过程视角关注群体环境下社会进程如何运行, 关注的核心内容包括权力、地位、公平和合法性等。社会心理学要真正成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的内核就一定要进行学科自身的完善, 也就是要进行多重整合, 也包括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整合。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无论从分析层次还是关注的问题上都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在分析层次上, 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还没有达到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强调个体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 强调人际互动的意义, 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影响, 强调群体过程, 更利于理解社会治理的机制和过程, 从个体能动性、人际互动、群体过程的综合研究直接关系到从个体到社会的社会建构过程, 更容易理解从个体需要满足到社会需要满足, 从个体幸福到社会幸福, 从个体发展到社会发展的过程。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环节, 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也是社会发展的过程。而发展是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议题, 许多学科都很重视这一议题, 关于发展的分支学科有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理论等, 但心理学中却很少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和讨论(王俊秀, 2016)。社会发展与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可以看到, 个体不仅受社会发展的影响, 个体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发展心理学重要奠基者皮亚杰和维果茨基都认为心理学也要面对现代性问题, 人的发展问题, 不能仅从个体角度去思考和研究, 要关注从“原始”精神生活到“文明”精神生活, 从前理性和集体思维到个体与科学思维(王俊秀, 2016)。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 认为资本主义起源的先决条件是新兴企业家和新型工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在韦伯这种关于观念和意识对社会和历史演进作用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后来的两种发展研究路径, 分别是文化和心理的路径, 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的“人的现代化”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需求”理论和哈根(Everett Hagen)的“创新性人格”理论都是这一心理路径的产物(王俊秀, 2016)。英克尔斯认为“当现代性深入到大多数国民的性格中去时, 现代的态度、舆论、行为就会变成一种巨大的内在推动力” (英克尔斯, 史密斯, 1992)。麦克莱兰认为人类的需要不是生理性的而是社会性的, 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条件下, 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成就需要、亲和需要和权力需要, 其中成就需要的高低不仅对人的成长和发展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于社会来说, 经济发展总是起源于成就动机的前期扩散(McClelland, 1967)。经济学家哈根认为创新人格是经济增长、企业精神扩散和资本形成的先决条件(什托姆普卡, 2011)。作为社会治理实践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就是在引导和建构这样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心理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需要在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学科思想——社会发展心理学(psychology of social development)的思想和学科体系建构, 来实现多重整合学科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使命。

参考文献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 戴维, H.史密斯. (1992).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 (顾昕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陈雪峰 . ( 2018).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中国科学院院刊, 33( 3), 308-317.

[本文引用: 1]

戴维E . 罗哈尔,梅利莎 A. 米尔凯,杰弗里 W. 卢卡斯.( 2014). 社会心理学 (郑全全, 张锦, 王晓梅等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戴维P . 霍顿.( 2013). 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尹继武, 林民旺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文引用: 2]

杜丹 . ( 2017).

中国特色心理学智库建设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管理观察, ( 25), 73-75.

[本文引用: 1]

吉姆· 斯达纽斯, 费利西娅·普拉图. (2010). 社会支配论 (刘爽,罗涛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乔纳森· H· 特纳. ( 2009). 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 (孙俊才, 文军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菲利普·津巴多, 罗伯特·约翰逊, 薇薇安·麦卡恩. (2016). 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钱静,黄珏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傅小兰 . ( 2017).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人民论坛, ( S2), 124.

[本文引用: 1]

李晓明, 袁晶, 宗慧文 . ( 2014).

简析心理学研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新闻传播, ( 4), 53.

[本文引用: 1]

罗清旭, 杨鑫辉 . ( 2001).

心理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心理学动态, 9( 1), 77-81.

[本文引用: 2]

吕小康 . (2019-01-08).

社会心理服务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光明日报, p. 11.

[本文引用: 1]

吕小康, 汪新建 . (2018a).

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到“公共心理服务体系”

心理技术与应用, 6( 10), 582.

[本文引用: 2]

吕小康, 汪新建 . (2018b).

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

心理科学, 41( 5), 1026-1030.

[本文引用: 1]

马克·格兰诺维特 . (2019). 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 (罗家德, 王水雄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彼得· 桑德斯 . (2005). 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 (张浩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彼得· 什托姆普卡 . (2011). 社会变迁的社会学 (林聚任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王俊秀 . ( 2011).

OECD的幸福指数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民主与科学, ( 6), 69-71.

[本文引用: 3]

王俊秀 . ( 2014).

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学研究, 29( 1), 104-124.

[本文引用: 3]

王俊秀 . ( 2016).

社会时间、社会发展与社会心态——迈向一种发展的社会心理学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 11), 125-129.

[本文引用: 3]

王俊秀 . ( 2017).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30年: 回顾与展望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0( 4), 10-16.

[本文引用: 1]

王俊秀 . ( 2018).

社会心理学如何响应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心理技术与应用, 6( 10), 579-589.

[本文引用: 1]

王俊秀 . ( 2019-01-08).

从心理健康到幸福社会

光明日报, p. 11.

[本文引用: 9]

王俊秀, 刘晓柳 . ( 2019).

现状、变化和相互关系: 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及其提升路径

江苏社会科学, ( 1), 41-49.

[本文引用: 1]

威廉∙杜瓦斯 . (2011). 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 (赵蜜,刘保中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辛自强 . ( 2018 a).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

心理技术与应用, 6( 5), 257-261.

[本文引用: 1]

辛自强 . ( 2018 b).

社会心理服务不等同“治病救人”

s北京观察, ( 9), 16-17.

[本文引用: 1]

辛自强 . ( 2019 -01-08).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之需

光明日报, p. 11.

[本文引用: 2]

俞国良, 谢天 . ( 2015).

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验靶场”

河北学刊, 35( 2), 133-139.

[本文引用: 2]

张琴 . ( 2009).

心理学学科分支体系与其文献分类研究

晋图学刊, ( 6), 4-7.

[本文引用: 1]

张曙光 . ( 2019).

社会心理学中的人: 两种基本人观模型的认识论基础及其演替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40( 1), 211-218.

[本文引用: 1]

Boyack K. W., Klavans R., & Börner K . ( 2005).

Mapping the backbone of science

Scientometrics, 64( 3), 351-374.

[本文引用: 1]

Burr ,V. (2002). The person in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本文引用: 1]

Cacioppo, J. ( 2007).

Psychology is a hub science

Observer, 20( 8).

URL     [本文引用: 1]

McClelland,D . (1967).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本文引用: 1]

RossL., &Nisbett R.E, . ( 2011).

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Pinter & Martin Ltd.

[本文引用: 2]

YangY.-J., &Chiu, C.-Y . ( 2009).

Mapping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Forty years of APA journal citations (1970-2009)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3( 4), 349-356.

[本文引用: 1]

版权所有 © 《心理科学进展》编辑部
本系统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技术支持:support@magte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