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2019, 27(7): 1248-1257 doi: 10.3724/SP.J.1042.2019.01248

研究前沿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行为

黄勖喆, 褚晓伟, 刘庆奇, 周宗奎, 范翠英,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Bystander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HUANG Xuzhe, CHU Xiaowei, LIU Qingqi, ZHOU Zongkui, FAN Cuiying,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通讯作者: 范翠英, E-mail: fancy@mail.ccnu.edu.cn

收稿日期: 2018-10-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7-15

Received: 2018-10-8   Online: 2019-07-15

摘要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是指“目击网络欺负事件的个体”。旁观者目击欺负后的行为反应可以分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有旁观者的个人特质(冲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旁观者的心理因素(同理心、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受欺负个体的自我表露程度和生态环境中的关系等。旁观者效应、道德脱离和旁观者干预模型可以对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事件后的反应进行解释。未来可以从具身认知、脑神经机制、跨文化和网络环境塑造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 网络欺负 ; 旁观者 ; 社会认知 ; 旁观者干预模型

Abstract

Bystanders in cyberbullying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who witness bullying events online”. The behaviors of bystanders after witnessing bully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There ar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bystander’s behaviors which include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impulsiveness, extroversion and openness), psychological factors (empathy, self-efficacy,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the degree of self-disclosure of bullied individual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tc.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bystander effect can explain bystander reactions after they witness the cases of cyberbullying. Future studies may make further explo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on, brain mechanism, cross-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 constructions of network environment.

Keywords: cyberbullying ; bystander ; social cognition ; 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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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黄勖喆, 褚晓伟, 刘庆奇, 周宗奎, 范翠英. (2019).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行为. 心理科学进展, 27(7), 1248-1257

HUANG Xuzhe, CHU Xiaowei, LIU Qingqi, ZHOU Zongkui, FAN Cuiying. (2019). Bystander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7), 1248-1257

1 引言

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高速普及使得欺负已经扩展到网络领域。网络欺负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 在国内外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但研究大多集中在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两种角色, 对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角色缺少关注。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例如开放性、匿名性), 网络欺负情境中存在大量的潜在观众, 即旁观者(Kowalski, Giumetti, Schroeder, & Lattanner, 2014)。研究调查的结果也显示,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占有很高的比例。88%的美国青少年表示在社交媒体上目击了网络欺负(Lenhart et al., 2011)。17至35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中, 旁观者的比例在两年内由61%增加到70% (Balakrishnan, 2015, 2017)。

旁观者在欺负事件中有重要的作用, 传统欺负中, 旁观者出手干预可以让欺负在10秒内停止(Patterson, Allan, & Cross, 2017)。网络环境中, 旁观者的行为能够及时有效遏制欺负者的行为, 并能减弱或缓解该行为对受欺负者带来的伤害(Slonje, Smith, & Frisén, 2013)。他们可以告诉欺负者让其停止欺负行为、尝试安慰受欺负者或者告诉其他人以寻求其帮助(Jones, Mitchell, & Turner, 2015)。尽管如此, 大多数旁观者还是选择什么都不做, 而且旁观者的这种不行动具有跨文化上的普遍性。例如当在社交媒体上目击到网络欺负事件时, 91%的美国青少年选择忽略该事件(Lenhart et al., 2011), 61%的大学生没有任何行动(Gahagan, Vaterlaus, & Frost, 2016), 58%的比利时中小学生保持消极和被动的行为(Van Cleemput, Vandebosch, & Pabian, 2014), 85%的中国台湾高中学生也没有行动(Huang & Chou, 2010)。

本文对以往网络欺负中旁观者的研究进行系统地综述和分析, 重点分析和梳理网络欺负中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旁观者行为的理论解释, 以期对制定网络欺负的干预措施提供借鉴。

2 网络欺负旁观者的界定

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2018)和维基百科(Wikipedia, 2018)将旁观者(bystander)定义为“在现场但是没有参与事件的个体”, 其他的英文表达还有onlooker, observer, spectator, passerby等。国内学者(原珂, 齐亮, 2015)认为在公共冲突领域, 旁观者主要是对处于冲突情境中而非冲突中相关各方的人群的称呼。应用于传统的校园欺负中, 旁观者就是指那些“目睹了打架或是暴力冲突的学生” (原珂, 齐亮, 2015)。国外学者也认为旁观者没有卷入欺负和被欺负的具体行动(Stueve et al., 2006), 他们站在一旁(Price et al., 2014)。然而现有文献并未给网络欺负中旁观者以明确的定义, 结合已有研究,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是指“目击网络欺负事件的个体”。

网络欺负的旁观者与传统欺负的旁观者之间也存在区别和联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旁观者目击欺负的空间性质。传统欺负中, 欺负是面对面的, 旁观者身处欺负现场, 直接看到身体欺负行为或者感受到关系欺负氛围; 而网络欺负中, 旁观者只能看到网络上呈现的内容, 缺乏肢体线索、语言线索和距离线索。二是旁观者目击欺负的时间性质。传统欺负中, 旁观者直接看到正在发生的欺负事件, 而网络欺负中旁观者目击的欺负事件可能正在发生(网络直播), 也可能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三是旁观者的数量。传统欺负中的旁观者人数相对有限, 由于网络的可访问性, 网络欺负中潜在的旁观者数量巨大。旁观者对欺负事件进行转发和分享, 会使得一个毫不相关的人卷入网络欺负成为旁观者(Wong-Lo & Bullock, 2014), 网络旁观者的人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四是旁观者身份转变的难易性。传统欺负中, 旁观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被报复)向受欺负者伸出援手, 或者受到同伴压力加入欺负(Pozzoli & Gini, 2010)。网络环境中, 由于网络本身的匿名性和社交平台的开放性, 旁观者身份的转变更加容易。一个简单的点赞就能表达对欺负者的间接支持(周懿瑾, 魏佳纯, 2016), 也可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想法, 选择保护和帮助受欺负者或者支持欺负者。

3 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反应

旁观者的定义简单, 但其目击网络欺负后的行为反应以及反应发生的机制相对复杂。目前研究者(Song & Oh, 2018)根据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后的行为反应将旁观者分为局外人(outsider)、保护者(defender)、强化者(reinforcer)和协助者(assister)。保护者会直接反对欺负者尝试停止欺负, 或者安慰和帮助受欺负者, 也会告知其他更有权力的人介入干预(Cao & Lin, 2015; Pozzoli & Gini, 2010)。强化者给欺负者积极地反馈(如鼓励、大笑), 以此来加强欺负者对受欺负者的欺负行为(Quirk & Campbell, 2015)。协助者虽然没有发起欺负, 但是在后来加入欺负(Pozzoli & Gini, 2010)。局外人目击了欺负事件, 始终什么也没有做, 纵容欺负者的行为(Pozzoli & Gini, 2010)。另外一些研究者(Bastiaensens et al., 2014; Thornberg et al., 2012) 则将行为反应分为持续作为局外人(remaining an outsider)、协助和强化欺负(assisting or reinforcing the bully)与支持和保护受欺负者(supporting and defending the victim)。

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后行为反应的两种分类方式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支持和保护受欺负的概念是对保护者的行为进行更细致的表述, 协助和强化欺负的概念是协助者和强化者的综合, 持续作为局外人的概念更强调了局外人始终不采取行动。上述两种分类方式都是基于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后的行为反应, 体现了旁观者的行动自主性及其身份可转变性, 所以理解旁观者及旁观者行为需要注意:(1)旁观者最初既不是欺负者也不是受欺负者, 仅仅站在一旁目睹欺负事件而与其产生了联系。(2)旁观者目击欺负后可以选择保持消极被动地旁观, 消极主动地加入和强化欺负, 或者积极主动地干预欺负。(3)当旁观者加入、强化欺负或者主动干预欺负时, 其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4)个体目击欺负后的行为反应可以分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其中, 亲社会行为包括:通过直接的方式干预欺负和间接的方式(如告知家长、安慰受欺负者)来支持和保护受欺负一方; 个体没有采取行动实质上是纵容网络欺负事件的持续进行, 因此将其归为反社会行为, 所以反社会行为则表现为协助、强化欺负者和没有行动的持续旁观。

4 影响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的因素

目前研究中涉及影响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的因素有旁观者的个人特质(冲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旁观者的心理因素(同理心、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受欺负个体的自我表露程度和生态环境中的关系等。以下将从这几个方面探讨影响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的因素。

4.1 旁观者的个人特质

冲动性是个体对内部或外部的刺激, 做出不考虑对个人和他人消极后果的快速、无计划的反应倾向(Moeller, Barratt, Dougherty, Schmitz, & Swann, 2001), 因此, 冲动性高的个体发现他人受到欺负时可能更不计后果地帮助他人。但目前研究显示, 旁观者的冲动性会对其干预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 冲动性高的青少年会有更小的可能性去帮助受欺负者(Erreygers, Pabian, Vandebosch, & Baillien, 2016)。一方面, 冲动的青少年缺少助人行为需要的自我管理和抑制能力(Eisenberg, Fabes, & Spinrad, 2006); 另一方面, 冲动性可能只是说明帮助得更快速, 而不是更频繁。

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和亲社会行为有关(Smith, Organ, & Near, 1983), 研究结果显示大五人格维度中的外向性和开放性与网络欺负旁观者的干预策略相关(Freis & Gurung, 2013), 高外向性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回击欺负者的策略, 高开放性的个体更可能转移话题。开放性高的个体表现出偏爱多样性、积极的想象力、关注内在情感和较高的求知欲(McCrae & Costa, 1987), 他们无意地转移话题, 可能能够减轻网络欺负带来的强烈情感。

4.2 旁观者的心理因素

同理心是一种能够辨认、理解、分享情绪和感觉的能力(Barlińska, Szuster, & Winiewski, 2013)。同理心与亲社会行为成正相关(丁凤琴, 陆朝晖, 2016), 同理心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前部脑岛和前扣带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联合区等脑区会被激活, 也会诱发与情绪有关的N200效应(肖凤秋, 郑志伟, 陈英和, 2014)。同理心被看成亲社会行为最主要的动机源, 它已经被证明可以减少攻击行为、同伴暴力与犯罪, 并且可以预测网络欺负(Brewer & Kerslake, 2015)。现有结果也证实, 当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时, 同理心程度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帮助网络受欺负者(Barlińska et al., 2013; Freis & Gurung, 2013; Macháčková, Dedkova, Sevcikova, & Cerna, 2013; Schacter, Greenberg, & Juvonen, 2016)。同理心程度高的个体更能够知觉到网络受欺负者的情绪反应, 感受到网络欺负者行为对他人的伤害, 因此在目睹网络欺负后可以抑制攻击行为。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任务的主观判断, 能正向预测网络旁观者保护受欺负者的行为(Dorit, Tali, & Sigal, 2017; Machackova, Dedkova, & Mezulanikova, 2015)。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他们为了成功地完成某项特定任务会去寻找增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Barrows, Dunn, & Lloyd, 2013), 在学习干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又能够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更可能增加帮助网络受欺负者的意图和行为。

现有的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和孤独感与旁观者的干预行为有关(Cardoos & Hinshaw, 2011; Dorit et al., 2017)。旁观者的社会支持水平高而孤独水平低时, 他感到更加安全和自信, 为网络受欺负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朋友进行更多网上社交互动(例如给朋友进行评论、及时回复朋友的信息、转发照片或视频)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网络欺负的亲社会反应(Cao & Lin, 2015)。他们使用社交网站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归属感和同伴接纳(Roskamp, 2009), 朋友之间的社会纽带和情感联系与亲社会行为有关(Barry & Wentzel, 2006; Estrada, 1995), 与朋友经常进行网络互动的个体, 可能具有很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个体在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时, 更倾向于表现出亲社会的社会交换行为。

4.3 受欺负个体的自我表露程度

网上透露更多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地址)的个体更容易受到欺负, 当他们受欺负时更不易从旁观者那里得到社会支持(Weber, Ziegele, & Schnauber, 2013)。社交平台中高自我表露(不论其效价)的个体受到网络欺负时, 旁观者对其进行帮助的可能性更小, 在这个过程中旁观者对受欺负人的责备、对受欺负者的同情起到完全中介作用(Schacter et al., 2016)。旁观者对受欺负者的看法由其社交媒体展示的内容所塑造, 高程度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过度分享”可能是寻求关注的行为, 会引起其他人的负面评价(Hollenbaugh & Ferris, 2014), 旁观者会将责任归咎于受欺负者自己、唤起更低程度的同情, 因而不提供帮助。

4.4 生态环境中的关系

生态环境中旁观者与欺负者、受欺负者的关系会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反应(Bastiaensens et al., 2014; Brody & Vangelisti, 2015; Macháčková et al., 2013; Patterson et al., 2017; Song & Oh, 2018)。例如旁观者与欺负者关系紧密会抑制旁观者的助人行为(Macháčková et al., 2013; Song & Oh, 2018), 当其好友加入欺负时, 他们也更可能加入欺负(Bastiaensens et al., 2014); 当旁观者与受欺负者关系亲近, 他们更愿意提供帮助(Bastiaensens et al., 2014; Brody & Vangelisti, 2015), 如果旁观者与欺负者关系不友好, 他们更可能保护受欺负者(Song & Oh, 2018)。事件严重程度还与其他旁观者的身份相互作用, 影响个体帮助网络受欺负者的行为意图(Bastiaensens et al., 2014)。访谈结果也发现“关系”影响旁观者理解网络欺负的事件背景、感知到的事件严重程度, 以及之后的干预行为(Patterson et al., 2017)。

4.5 其他

研究显示, 相比于面对面的环境, 网络环境增加旁观者的消极行为(Barlińska et al., 2013), 并且相较于公共网络社交平台, 网络旁观者更愿意在私人网络对话环境中帮助受欺负者(Bastiaensens et al., 2015)。研究者利用实验材料(网络欺负事件是否展示图片)控制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 结果发现旁观者目睹更严重的事件时, 他们更有可能帮助受欺负者(Bastiaensens et al., 2014); 此外, 问卷分析结果显示, 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通过影响旁观者对时间紧急程度的评估, 进而影响其感受到的责任, 以及后续的干预意图(Obermaier, Fawzi, & Koch, 2014)。当个体受网络欺负后呈现消极行为(忽视或什么也没有做), 相比于积极行为(报告被欺负和寻求帮助)和反击行为(让欺负者停止欺负)的情况, 旁观者更倾向于认为网络欺负事件不太严重(Holfeld, 2014), 旁观者的干预意图和行为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网页设计中的观众浏览通知和观众规模提醒, 通过公共监督、问责制和个人责任的链式反应中介作用, 增加旁观者的干预可能性。

此外, 年龄和性别作为人口学变量的研究结果尚存不一致, 这可能和使用的研究方法、采用的研究材料不同有关。旁观者之前受欺负经历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争议, 这可能是因为现有的研究未能控制旁观者受欺负经历的伤害程度和是否有旁观者插手干预等变量。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已考察旁观者的个人特质、旁观者的心理因素、受欺负个体的自我表露程度、生态环境中的关系等因素对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后干预意图和行为的影响, 但从总体上来说对于现有网络欺负旁观行为的影响因素的探讨仍然比较有局限性。一方面, 如前所述, 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受到旁观者认知因素(如感知的事件严重程度、对个体受欺负后行为归因)的影响; 另一方面, 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仅会单独对其意图和行为起作用, 而且各个因素之间还可能会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如情景因素(如事件的严重性、个体网络平台上的自我表露)可能会通过个体心理因素(如自我效能感、同理心)的中介间接作用于旁观者干预的意图, 个体心理因素也会在情景因素对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以上都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

5 关于网络欺负中旁观者行为的理论解释

就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事件后的行为反应, 相关研究者多利用旁观者效应、道德脱离和旁观者干预模型进行解释。

5.1 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效应指的是, 如果更多其他的人在场, 人们不太可能帮助处于困境的人(Latan & Darley, 1970; Van Cleemput et al., 2014)。Latan和Darley (1970)在最初提出了三种可能导致这种效应的心理因素:责任扩散(旁观者数量越多, 分担的责任越少), 评价恐惧(当在公开环境行动时害怕他人的评价)和多元无知(倾向于依赖他人的反应, 如果别人没有采取行动, 我也保持沉默)。基于责任扩散的效应, 网络环境中存在大量的潜在观众, 旁观者的转发和分享像“滚雪球”一样, 让更多无关的人卷入网络欺负, 旁观者数量越多, 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 因此, 在旁观者单独目睹网络欺负时感受到更多的责任, 也就更可能对受欺负者进行帮助。研究发现也证实该效应, 其他旁观者人数为1~2人时, 旁观者更可能进行干预(Machackova et al., 2015), 而人数增加时更可能不帮助受欺负者(Machackova et al., 2015; Obermaier et al., 2014)。从评价恐惧的视角, 旁观者可能害怕其公开的行为反应受到其他旁观者的评价, 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较于公共网络社交平台, 网络旁观者更愿意在私人网络对话环境中帮助受欺负者(Bastiaensens et al., 2015), 这可能和害怕他人评价有关。基于多元无知的观点, 其他旁观者目睹其他旁观者无作为, 得出不需要采取行动的结论。其他旁观者没有对网络欺负进行干预, 他们可能归因于欺负行为不够严重, 因此没有进行干预(Obermaier et al., 2014; Song & Oh, 2018), 这项研究结果也符合多元无知的观点。

旁观者效应的理论从责任扩散、评价恐惧和多元无知的角度展开, 揭示网络欺负中旁观者为何没有进行干预, 现有的研究结果也为该理论提供实证支持。但其忽视了人格特质、心理因素和受欺负者的因素, 对旁观者复杂的行为的解释不够全面, 尤其缺乏对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后积极行为的解释。

5.2 基于社会认知的道德脱离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一种三元的结构——即个体、行为和环境相互影响, 在此基础上, 又提出了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的概念, 它是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 2010), 能解释一些人做出残忍行为却没有感到痛苦和惭愧的原因(Bandura, 1991)。

个体的道德脱离既和网络环境本身有关, 还与个体的道德推理有关。一方面, 网络环境下社会线索减少、人与人之间缺少面对面的接触, 会导致网络环境中道德线索缺失, 进而使得人们的道德意识减弱、道德标准降低。随着个体道德意识减弱和道德标准降低, 个体内部的道德机制更易失去自我调节作用, 进而产生道德脱离, 对网络欺负中的受欺负者冷漠旁观或者加入欺负者。另一方面, 个人的道德行为与道德推理有关(吴鹏, 范晶, 刘华山, 2017; 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 而道德推理是基于个体对当前情况的认知。如果旁观者想要得到正面的结果(如他人的社会认可), 其将更有可能在其他旁观者的面前为受欺负者辩护; 如果感知到同伴压力, 其更可能选择与群体成员行为一致的行动。不论何种解释,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 道德脱离水平对旁观者干预欺负有预测作用, 道德脱离程度高的旁观者更容易忽视欺负或帮助欺负者(Desmet et al., 2012; Menesini, Codecasa, Benelli, & Cowie, 2003; Patterson, Allan, & Cross, 2016; Shultz, Heilman, & Hart, 2014; Van Cleemput et al., 2014), 道德脱离程度低的网络欺负旁观者更可能展开干预(Song & Oh, 2018)。

个体的道德脱离程度受网络环境的特点影响, 也与个体本身的道德水平有关。旁观者行为背后的反应机制复杂, 可能存在着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 比如同情能推动个体进行他人取向的道德推理(Berenguer, 2010), 道德推理影响道德行为(吴鹏等, 2017)。所以, 仅从单一因素水平的高低决定个体是否进行干预尚存疑问。

5.3 旁观者干预模型

旁观者干预模型(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BIM)由Latan和Darley (1970)提出, 他们认为旁观者面对突发事件时, 需要依次经历5个阶段:1)注意到事件; 2)认为是一个紧急事件; 3)感觉到自己有责任提供帮助; 4)干预的信念和知识; 5)提供帮助。该理论经常用来表示旁观者积极行为的变化阶段。

第一阶段中旁观者对网络欺负的敏感性不高, 很难注意到该事件, 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 旁观者对网络欺负的含义不清楚; 其次, 在使用电子设备时, 人们倾向于多任务并行地处理信息(Allison & Bussey, 2016); 再次, 他们没有曾经受欺负的经历, 很难唤醒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第二阶段旁观者感知事件的紧急程度受上文所述受欺负者的行为反应(Holfeld, 2014)、网络环境的线索缺乏性(Barlińska et al., 2013; Macháčková et al., 2013)和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Obermaier et al., 2014; Patterson et al., 2016)影响。第三阶段旁观者感受到的责任一方面与其道德水平和潜在的旁观者数量有关, 另一方面受到旁观者对网络欺负事件紧急性评估的影响(Obermaier et al., 2014)。前三个阶段可以归为经历因素、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Song & Oh, 2018), 只有依次经历了前三个阶段, 才进入第四阶段, 在第四阶段中旁观者的自我效能感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 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他们为了成功地完成某项特定任务会去寻找增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Barrows et al., 2013), 这增加他们干预网络欺负的自我效能感; 另一方面, 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 能够更好地管理和调节情绪、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刘勤学, 陈武, 周宗奎, 2015), 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更高, 目睹网络欺负时更倾向于帮助受欺负者。该模型的最后一个阶段才是对受欺负者进行帮助。

旁观者干预模型重在行为变化的阶段性, 显示出干预过程的复杂, 当网络欺负发生后, 尽管有68%的人注意到, 但只有10%的人会直接进行干预(Dillon & Bushman, 2015)。行为意向作为行为启动的动机要素(林琳, 2017), 在个体行为中起重要作用, 旁观者干预模型忽视了动机的作用, 未能解释行为和动机的关系。此外, 多种因素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也未能在干预流程中得到体现。

综上所述, 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脱离机制可以作为旁观者干预模型某一阶段的要素进行解释, 但目前看来, 单一的理论解释网络欺负中旁观者干预行为尚存局限。一方面, 未能全面地涉及各种影响因素, 如缺少意向与行为关系角度的解释; 另一方面, 不能体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者(DeSmet et al., 2016)综合社会认知理论、理性行动方法(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Fishbein & Ajzen, 1975)和旁观者干预模型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尝试解释旁观者干预行为及其发生过程的复杂性。目前看来, 解释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的理论需要更加多元。

6 展望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探讨影响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后行为反应的因素, 现有的理论也能够从某些方面对干预发生过程进行解释, 但现有研究未能揭示网络欺负中旁观者行为的全貌, 如网络欺负中旁观者的脑神经机制、东方文化下旁观者的行为特点等。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探索:

第一, 从具身认知的角度思考身体状态对网络欺负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及感觉运动系统对人类认知的塑造(Barsalou, 1999), 身体状态可以导致认知状态, 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经验及其心理模拟在认知加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叶浩生, 2012)。身体感受到温暖可以促进人际的温暖(Williams & Bargh, 2008), 面孔动作控制会影响视觉图片的情绪信息理解(王柳生, 蔡淦, 戴家隽, 潘发达, 张海燕, 2013)。身体状态是否影响网络欺负旁观者对文字、图片、视频的理解, 进而影响其目击网络欺负后的行为, 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具身认知相关的研究范式探索。

第二, 开展跨文化层面的研究。现在的诸多研究都是在国外进行, 特别是西方国家, 相较于西方,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方面, 东方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对团体中的其他成员负责, 并在团体成员之间表现出更大的整合和凝聚力(陈文平, 段锦云, 田晓明, 2013), 更可能去帮助团体内的成员。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从整合全观出发, 谋求行动体系的和谐共处(张德胜 等, 2001), 个人行动更可能和团体行动保持一致。文化影响网络欺负旁观者的干预行为(Ferreira, Simão, Ferreira, Souza, & Francisco, 2016), 而东方文化背景中, 旁观者的行为反应呈现的特点尚不清楚, 及其背后的机制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未来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增加东方文化下有关网络欺负中旁观者行为的相应研究, 探寻东方文化下旁观者行为的特点, 另一方面展开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 从而找到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第三, 探讨网络欺负中旁观者的脑神经机制。脑成像结果显示, 腹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有关, 在名誉加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Gallagher & Frith, 2003), 而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是参与奖赏加工的重要脑区(魏萍, 康冠兰, 丁锦红, 郭春彦, 2014)。网络欺负中的助人行为是一种亲社会行为, 关于名誉和奖赏机制的争论, 我们可以扫描被试在行为决策时的大脑活动, 探索脑区的激活模式。此外, 是否有特殊的脑区负责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后的行为, 以及脑区之间如何相互合作完成整个过程, 其时间进程如何等等,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四, 网络环境塑造的应用性角度。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个体的发展需要与环境的不同层次相互作用(Bronfenbrenner, 1979)。因此, 生态系统的每个层次都对旁观者的行为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 网络环境的塑造需要得到重视。首先, 建立公认的规则和监督监管机制。面对传统欺负, 旁观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例如青少年可以通过告知家长、老师或公安机关)来停止事态的恶性发展, 但是网络缺乏相应的权利机构, 用户不知道向谁报告(Patterson et al., 2016)。另外, 有的旁观者感知到干预的责任, 但是害怕被受欺负者报复(Balakrishnan, 2018; Dorit et al., 2017; Patterson et al., 2017)。建立相应的规则和机构, 加强网络旁观者的安全感, 可能能够有效地增加旁观者的干预, 减少网络欺负的发生率。其次, 加强多媒体的交互设计和应用软件开发。在网页设计中, 不断提醒网络用户意识到他人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 能够增强网络使用者对欺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DiFranzo, Taylor, Kazerooni, Wherry, & Bazarova, 2018)。尽管我们不知道被谁注视着, 但是知道他们的人数和存在的监控行为, 就可能增加旁观者干预的行为。如何有效地在网页中添加这一元素, 又不影响用户使用网络的体验, 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严肃游戏也能够提高旁观者的自我效能、亲社会技能、对网络欺负事件的关注和表现积极行为的意图(DeSmet et al., 2018), 如何将教育元素融入到游戏中, 值得教育研究者和软件开发人员探索。此外, 老师和家长也应该给予儿童和青少年足够的社会支持, 在日常教育中注意培养道德责任感, 并且加强儿童和青少年在网络使用方面的教育, 提高他们的技术使用策略和自我保护意识(Wong-Lo & Bullock, 2014), 鼓励他们采用积极的旁观者行为。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陈文平, 段锦云, 田晓明 . (2013).

员工为什么不建言:基于中国文化视角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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