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671-3710
CN 11-4766/R
主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出版:科学出版社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27(10): 1743-1757 doi: 10.3724/SP.J.1042.2019.01743

研究前沿

美的就是好的?外貌吸引力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

李雪, 郑涌,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The rol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LI Xue, ZHENG Yong,

Facul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通讯作者: 郑涌, E-mail:zhengy@swu.edu.cn

收稿日期: 2018-11-7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0-15

基金资助: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190011)

Received: 2018-11-7   Online: 2019-10-15

摘要

外貌吸引力对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高外貌吸引力个体被认为具有更多的社会理想特质和更优良的基因, 因此被视为具有更高的配偶价值, 从而有效地促进亲密关系的建立。然而在亲密关系发展中, 由于不匹配的外貌吸引力引起低外貌吸引力伴侣采取一系列的伴侣保留、嫉妒、侮辱和性强迫行为, 从而加速亲密关系的破裂。也有研究指出高外貌吸引力男性可能不具有良好的基因, 而女性也不会在繁殖高峰期偏爱高外貌吸引力男性。“美的就是好的”的看法正在受到质疑, 研究结果也已引发了诸多争议和分歧, 相关的直接证据亦有待进一步夯实。

关键词: 外貌吸引力; 配偶价值; 伴侣保留

Abstract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Since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rating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re perceived as having more socially desirable traits and better genes, they are regarded as having a higher mate value that can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ssimilarity in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the less attractive partner tends to employ a range of mate retention, jealous, insulting, and sexual coercion behaviors. These behaviors contribute to an acceleration of the breakup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Other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attractive men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not possessing good genes, which would be favorable to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women do not show a stronger preference for attractive men when in the hormonal states associated with high fertility. The viewpoint of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is currently being questioned, the findings of which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and divergent. As a result, the relevant direct evidence needs to be further consolidated.

Keywords: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mate value; mate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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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 郑涌. 美的就是好的?外貌吸引力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 .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27(10): 1743-1757 doi:10.3724/SP.J.1042.2019.01743

LI Xue, ZHENG Yong.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The rol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9, 27(10): 1743-1757 doi:10.3724/SP.J.1042.2019.01743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自古美丽女子便是好郎儿寻求的佳偶。Burns和Farina (1987)用A-R-D理论解释外貌吸引力具有的三种功能属性:态度(attitude)、强化(reinforce)和方向(directive), 认为高外貌吸引力通过激发他人愉悦情绪体验(态度)的方式, 以此增加(正强化)他人积极情绪, 并促使他人接近(方向)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如:说话、微笑、约会等)。在亲密关系中, 外貌吸引力常常是一段恋情开始的契机(Buss & Schmitt, 1993; Lee, Loewenstein, Ariely, Hong, & Young, 2008)。人们倾向于选择长相更加美丽或者帅气的伴侣, 外貌吸引力更高的个体也更容易找到伴侣(Rhodes, Simmons, & Peters, 2005)。外貌吸引力有效地推动了亲密关系的发展且会准确地预测其积极结果(Langlois et al., 2000)。然而, 外貌吸引力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美的就是好的”的看法正在受到质疑, 研究结果也已引发了诸多争议和分歧。

1 美的就是好的:高外貌吸引力在亲密关系中的优势

Dion, Berscheid和Walster (1972)提出“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的观点, 即“美的就是好的”, 首次阐释了人们偏爱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的原因。个体对外貌吸引力的偏好在商业、政治和法律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可以影响经济的变化、选举的偏好甚至法律的审判(Olivola, Funk, & Todorov, 2014; Poutvaara, 2014; Stockemer & Praino, 2015, 2017)。人们会对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做出更加正性的评价, 认为其具有更多积极的人格特质(Lorenzo, Biesanz, & Human, 2010)。虽然个体可能并不具备这些积极特质, 但仍可从中“获利”。例如外貌吸引力影响个体的金钱决策行为, 人们会接受更多来自高吸引力个体不公平的金钱分配提议(Ma, Hu, Jiang, & Meng, 2015; Ma, Qian, Hu, & Wang, 2017)。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在招聘中也会更受欢迎, 他们应聘成功率更高, 升迁机率更大(Desrumaux, de Bosscher, & Léoni, 2009; Tsai, Huang, & Yu, 2012)。高外貌吸引力特征促进了他人接近个体的意愿, 继而推动了个体亲密关系的建立。Lee等(2008)对美国流行的交友网站HOTorNOT的会员数据进行分析, 第一组为“约会请求”数据, 即个体浏览完他人的照片和简介之后与其约会的意愿程度; 第二组为“吸引力等级评定”数据, 即个体和对方的吸引力等级分数。每当对方吸引力评分增加一个等级, 个体答应约会请求的机率就上升130%左右。与女性个体相比, 男性有240%的可能性答应女性的约会请求。研究结果认为, 高外貌吸引力增加了他人与个体约会的意向, 外貌吸引力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开展一段新恋情; 男性都会像青蛙王子一般, 倾向于不考虑自身吸引力水平的高低, 更愿意与外貌吸引力水平更高的女性约会。外貌吸引力作为重要的择偶标准之一, 影响个体的伴侣选择偏好, 对亲密关系的建立也有重要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从进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阐述个体偏爱高外貌吸引力个体为伴侣的原因、高外貌吸引力个体所具有的外貌特征以及如何利用外貌吸引力换取对方资源的现象, 解释了高外貌吸引力如何促进亲密关系的建立。

1.1 进化心理学视角

进化心理学侧重于研究进化的心理机制如何在进化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某一类特殊的适应性问题而产生的适应器(蒋柯, 熊哲宏, 2010)。这些适应性问题反复地出现在漫长进化过程中, 例如:伴侣选择。个体的外貌吸引力偏好作为人类的适应器有效地促进了伴侣选择的进程, Maestripieri, Henry和Nickels (2017)从进化心理学不同的视角解释个体对高外貌吸引力偏好的原因, 首先, 指出个体对于高外貌吸引力的偏爱具有功能性, 它的功能是接近高外貌吸引力个体, 旨在增加与其成为配偶的可能性。即高外貌吸引力个体被视为潜在伴侣, 促使人们接近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其次, 对外貌吸引力的偏好反映目标对象的某些“性信号”特征, 这些特征使目标对象更具吸引力。配偶价值理论解释了高外貌吸引力个体被视为潜在配偶的原因, 性选择理论进一步阐释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具备哪些特征。两个理论解释了个体对潜在配偶中具有高外貌吸引力个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原因, 此现象也可以解释成为增加与高外貌吸引力个体交配机率而形成的求偶行为。

1.1.1 配偶价值理论

个体成为他人潜在伴侣的价值大小被称为个体的配偶价值(Edlund & Sagarin, 2010), 包含了个体的健康状况(健康、年龄、生育能力)、表型条件(外貌吸引力)、基因质量(精子和卵子质量)和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当前和预期经济能力) (Howie & Pomiankowski, 2018)。以往研究中使用了诸多不同的方法来评估配偶价值,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法。第一种衡量方法是个体准确感知自我和他人的配偶价值之后形成的整体配偶价值判断, 例如:总的来说, 你会如何评价你作为他人配偶的受欢迎程度。第二种方法是将一个或多个配偶价值的组成因素作为配偶价值整体的评估标准, 常见的组成因素有外貌吸引力、面孔吸引力、男性特征(如音高)和女性特征(腰臀比) (Edlund & Sagarin, 2014)。由于较难准确地评估个体的整体配偶价值, 从而只能从个体的表型特征和行为特征来推断其配偶价值的高低(Howie & Pomiankowski, 2018), 因此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外貌吸引力常被视为个体内在配偶价值的外显指示器(徐华伟, 2016)。

在配偶选择中, 两性都视伴侣的外貌吸引力为重要选择标准(Buss & Schmitt, 1993), 但外貌吸引力对男性择偶意愿的影响更大。即男性比女性更加重视伴侣的外貌吸引力水平, 但重视程度如何, 之前的研究并未做出形象、具体的解释。Li, Bailey, Kenrick和Linsenmeier (2002)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观点阐释外貌吸引力偏好程度的性别差异。“必需品”是个体在低预算和高限制情况下的最初级需要, 但在个体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 个体对其渴求度会下降且在预算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小。“奢侈品”是指个体在低预算、高限制下并不重要的一部分, 但当个体的基础需求逐渐满足之后, 个体会愈加想要获得“奢侈品”。Li, Valentine和Patel (2010)认为伴侣的外貌吸引力对于男性而言是“必需品”, 尽管处于低预算、高限制情景下, 男性还是优先考虑伴侣的外貌吸引力水平。且这种偏爱不受自身外貌吸引力的限制, 即无论男性外貌吸引力水平如何, 男性都希望和外貌吸引力更高的女性交往。女性则将外貌吸引力视为“奢侈品”, 只有在个体预算逐渐增加, 选择限制减少时, 即男性伴侣具备提供养育后代资源的情况下, 女性才会对男性的外貌吸引力有所要求。女性择偶决策时更注重吸引力匹配原则(Todd, Penke, Fasolo, & Lenton, 2007), 会根据自身外貌吸引力水平的高低选择水平相仿的男性作为伴侣(Lee et al., 2008)。外貌吸引力作为配偶价值中的重要组成因素, 常被视为个体配偶价值的外显指标。由于两性侧重伴侣配偶价值的不同方面:男性看重女性的外貌吸引力, 女性重视男性的地位和资产, 导致男性和女性对外貌吸引力的偏好存在差异。男性视外貌吸引力为“必需品”, 所以当女性的外貌吸引力水平越高, 其配偶价值越高, 成为他人伴侣的可能性越大。女性视外貌吸引力为“奢侈品”, 但并不意味女性在选择受限的情况下, 会选择低外貌吸引力的男性作为未来伴侣。男性只有处于中等外貌吸引力(面孔吸引力)水平并具备理想的人格特质时才有机会被视为理想伴侣, 女性不会视低外貌吸引力(面孔吸引力)的男性为合适的伴侣, 尽管他们可能具有最理想的人格特质(Agthe, Spörrle, & Maner, 2010)。

1.1.2 性选择理论

外貌吸引力作为择偶的重要选择标准, 促使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的恋爱成功率比其他人更高(Rhodes, 2006; Rhodes et al., 2005)。大量研究已证明高外貌吸引力个体拥有更多的恋爱伴侣(Jokela, 2009; Langlois et al., 2000; Rhodes et al., 2005), 并且还会吸引很多倾向建立短期恋爱关系的个体(Perilloux, Cloud, & Buss, 2013)。Rhodes等人(2005)研究发现, 偏男性化身材和面孔、身材平均化的男性拥有更多的短期(恋爱时长小于1个月)伴侣, 且身材平均化的男性相较于同龄人会有更多的婚外性行为(extra-pair copulations, EPC); 偏女性化面孔的女性吸引了更多的长期(恋爱时间大于12个月)伴侣; 具有吸引力的男性(身体吸引力)和女性(面孔吸引力:偏女性化、对称性)都比同龄人更早发生性行为; 身材更高大的男性和更高挑的女性拥有更多的短期伴侣。不仅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的恋爱成功率更高, 且繁衍后代数量更多。Jokela (2009)探索了2241名被试的面孔吸引力与其生育情况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后代。此结果不仅停留在实证研究的阶段, 也有生物验证的支持。有研究证明男性面孔吸引力等级正向预测其精子质量(Soler et al., 2003), 女性雌激素水平与其女性面孔吸引力水平(偏女性化面孔特征)呈正相关(Law Smith et al., 2006)。对于男性而言, 其精子的质量和数量可以保证在同性竞争当中获得成功, 即保证了繁殖的成功率。而对于女性而言, 雌性激素与其生育能力息息相关, 雌性激素越高的女性其生育能力越好。

个体外貌特征和自身配偶价值紧密联系, 外貌特征上的差异反映了个体配偶价值的差异。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 个体对于某些特定的外貌特征形成偏好, 继而在择偶中倾向于选择具有这些外貌特征的异性作为未来伴侣(徐华伟 等, 2016)。这些外貌特征正是高配偶价值的外在体现, 个体对高外貌吸引力的偏好继而进化为一种心理机制, 成为一种自动化的行为。这种内化的行为, 使个体在择偶中可以准确且快速地选择更为优质的伴侣, 从而增加与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结合的机会, 并期望最终可以获得质量更高的后代(van Dongen, 2014)。

1.2 社会心理学视角

由于两性择偶偏好存在差异, 从而体现出两性择偶过程中不同的社会交换策略, 高配偶价值个体总是试图通过“展现个人的高外貌吸引力或高资产”来将婚配利益最大化以此换取对方的资源来寻找最好的伴侣。总结而言, 高配偶价值女性即高外貌吸引力女性, 以及高配偶价值男性即有地位和资源的男性, 更偏爱高配偶价值的伴侣(Mathes & Kozak, 2008)。男性的“资源”被分为两类:良好的基因或者良好的投资。良好基因假定男性拥有男子气、外貌吸引力、肌肉感、对称性和智力等特质(Cousins & Gangestad, 2007)。良好投资假定男性具有物质资源或者获得物质资源的潜能(Buss & Schmitt, 1993)。女性选择具有“高投资”特质的男性作为长期伴侣关系中的“好爸爸”, 而选择“髙基因”特质的人选作为短期伴侣关系中的“好恋人” (Cousins & Gangestad, 2007; Gangestad & Simpson, 2000)。

在理想择偶情景中, 高配偶价值女性期望利用自身的高外貌吸引力交换到更多的男性资源(Buss & Shackelford, 2008)。包含良好的基因:外貌吸引力、肌肉、性感、身体健康和智力(Cousins & Gangestad, 2007); 良好的投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有志向、学历、能力、职业(Lu, Zhu, & Chang, 2015); 良好的家长:对家庭和孩子的渴望、喜欢孩子、情绪稳定、成熟、温和、善解人意; 良好的伴侣:对伴侣忠诚和钟爱、情绪稳定且成熟。高外貌吸引力女性的择偶标准更高, 希望伴侣能够当好父亲、爱人的角色, 同时长相出众, 收入稳定可观。个体竟相追逐的高配偶价值个体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配偶价值吸引到满足自身择偶偏好的异性(Conroy-Beam & Buss, 2016), 相处过程中倾向于选择有利于伴侣的策略来维持亲密关系, 使伴侣觉得高配偶价值个体的价值更高, 也更加满意这段关系(Salkicevic, Stanic, & Grabovac, 2014)。但在现实择偶情境中, 个体需将自己的偏好以某种方式进行组合、加权或比较后再做实际的伴侣选择决定(Conroy-Beam & Buss, 2016)。虽然个体偏爱具有高配偶价值的异性, 最终却多倾向与相似配偶价值的异性缔结亲密关系, 但现实中依然时常发生伴侣双方看似不般配的情况, 例如:年轻貌美的女性与其貌不扬但多金的男性结合(Mathes & Kozak, 2008)。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的择偶现象, 虽然外貌吸引力和地位、资产分别是衡量女性和男性配偶价值的重要指标, 但是女性也会选择与外貌出众但资产一般的男性结合(Chu, Hardaker, & Lycett, 2007); 男性不选择高面孔吸引力的女性而认为与自身配偶价值相仿的女性的面孔吸引力更高, 更愿意与此女子结为伴侣。这些都是更广泛意义下的匹配——个体根据自身配偶价值的高低同时衡量其它的社会因素以换取异性相应的资源, 外貌吸引力或者地位、资产等, 以达到双方整体配偶价值匹配的状态, 得以实现社会交换理论在伴侣选择上的应用。实际择偶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和现实因素进行权衡后, 再选择相对应的伴侣。若未将自身外貌和能力与对方进行整体匹配, 导致配偶价值形成差异。在亲密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配偶价值差异而激起的冲突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2 都是美丽惹的祸:高外貌吸引力在亲密关系中的劣势

Dermer和Thiel (1975)提出“When beauty may fail”的观点, 即“都是美丽惹的祸”。与“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的结论相反, 高外貌吸引力的个体被认为更加自负、任性、冷漠、拜金主义, 和他人合作意愿也更低; 在婚姻关系中, 更可能出轨并且主动离婚(Dermer & Thiel, 1975; Muñoz- Reyes, Pita, Arjona, Sanchez-Pages, & Turiegano, 2014; Shinada & Yamagishi, 2014)。高面孔吸引力也会影响人们严肃对待科研人员的工作, 人们认为高面孔吸引力研究人员的科研质量不及低面孔吸引力个体(Gheorghiu, Callan, & Skylark, 2017)。这表明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并非只产出积极结果, 此特质也会使个体在职场生涯和亲密关系中处于劣势。

在职场情境中, 高外貌吸引力个体虽然受到欢迎, 但同时也伴随着负面的影响(Agthe, Spörrle, & Maner, 2011; Johnson, Podratz, Dipboye, & Gibbons, 2010; Luxen & van de Vijver, 2006)。Luxen和van de Vijver (2006)研究发现当面试官为女性时, 高外貌吸引力(面孔吸引力)使得女性面试者处于劣势地位。例如, 高外貌吸引力会引起人际贬损, 即当面试官为同性时, 将会把高吸引力面试者的成功归因于运气, 而非个人的能力(Försterling, Preikschas, & Agthe, 2007), 并且会减少与其社交互动的次数(Agthe et al., 2010)。研究者认为同性竞争导致了此状况的发生, 促使个体对高外貌吸引力同性做出负性评论或贬低的行为(Agthe et al., 2010; Maner, Miller, Rouby, & Gailliot, 2009; Ruffle & Shtudiner, 2015)。

高外貌吸引力个体被视为心仪和适宜的高质量伴侣, 但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的婚姻维持时间却比其他人更为短暂。Ma-Kellams, Wang和Cardiel (2017)选取了1977年至1980年的高中年鉴册中的238名男性照片(仅包含面孔)进行外貌吸引力评定, 接着从开放的数据库网站中获得了这些男性的婚姻状况(结婚、离婚、未婚)。结果发现, 与低面孔吸引力的男性相比, 高面孔吸引力男性的婚姻维持时间更短, 即他们更容易离婚。因为高外貌吸引力背后所蕴含的“良好基因”特质, 个体选择高外貌吸引力异性作为伴侣, 可以更好地将自己与伴侣的优良基因更多地遗传给下一代。但个体在择偶时, 较少关注伴侣选择之后的实际伴侣与理想偏好之间的适配程度。实际择偶结果并不能完全符合个体的理想偏好, 由于配偶选择而引发的行为和情感状态可能会导致消极的结果。尤其当个体未权衡个体与伴侣的整体配偶价值或者偏好的特质未产生预期积极的结果时, 又会发生什么呢?

2.1 配偶价值差异

人们虽然偏好高外貌吸引力的异性, 但在现实中会与外貌吸引力与自身大致相当的个体成为伴侣(Little, Burt, & Perrett, 2006)。在婚恋关系中, 选择与自己相似的配偶有利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张秋丽, 孙青青, 郑涌, 2015), 那么不相似的外貌吸引力是否对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形成了负面影响?Buss和Duntley (2011)预测配偶价值差异是导致亲密伴侣暴力因果链中的一个环节, 特别当女性配偶价值更高时, 更可能引发伴侣的暴力行为。首先, 较高配偶价值的个体更可能性不忠(Buss, 2000)。其次, 较高配偶价值的个体更可能给他人“暗示”而导致关系背叛。最后, 如果男性处于配偶价值较低的情况下, 他很难给伴侣提供优渥的资源, 这也增加了伴侣不忠或彻底背叛的几率。假设认为, 以上的变量与增加对伴侣暴力行为相关。事实上, 有证据显示, 较低配偶价值的个体显示出对伴侣更强的控制欲和攻击行为(Graham-Kevan & Archer, 2009)。这种对伴侣的控制和攻击行为可能与个体的“黑暗三角”人格特质相关, 低配偶价值个体的伴侣保留行为更多, 而个体采用伴侣保留行为和其“黑暗三角” (自恋、权术、精神病态)人格特质存在正相关, 即“黑暗三角”人格特质越明显的个体, 采用伴侣保留行为越多(Jonason, Li, & Buss, 2010)。“黑暗三角”人格特质为非社会理想特质, 往往和暴力、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相关(Furnham, Richards, & Paulhus, 2013; Pailing, Boon, & Egan, 2014)。且具有此特质的个体倾向于选择承诺较少的短期恋爱关系, 更可能“偷猎”他人的伴侣(Jonason et al., 2010), 也能预测个体当前亲密关系中的不忠行为(Jones & Weiser, 2014)。低配偶价值男性的“黑暗三角”人格特质中自恋程度越高, 对同性竞争者会有越多的攻击行为(Bird, Carré, Knack, & Arnocky, 2016)。

亲密关系满意度体现个体在亲密关系中体验到的愉悦和幸福的满意程度, 可以客观地反映出个体当前亲密关系的质量。个体自感配偶价值更高时, 认为伴侣不易替换自己, 会采取更多给予好处的伴侣保留策略; 当认为自身容易被替换, 即配偶价值比伴侣低时, 会采取造成伤害的伴侣保留策略(Sela, Mogilski, Shackelford, Zeigler-Hill, & Fink, 2017)。给予好处的伴侣保留策略更多被高配偶价值的个体所使用, 越多采取给予好处的策略亲密关系满意度越高; 造成伤害的伴侣保留策略更多被低配偶价值的个体所使用, 造成伤害策略使用频率越高亲密关系满意度越低(Salkicevic et al., 2014)。低配偶价值个体认为较难替换当前伴侣, 所以无论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替代对象, 个体都会对当前的亲密关系感到满意; 然而只有当更为合适的替代对象暂未出现时, 高配偶价值个体才会对此段关系感到满意(Conroy-Beam & Buss, 2016)。形成配偶价值差异的亲密关系中, 尽管低配偶价值个体认为高配偶价值伴侣不易被替换, 产生了较高的关系满意度。但自身处于易被替换的处境, 为了防止高配偶价值的伴侣被觊觎或者自身被替换, 出于自身资源有限的考虑, 便采取低成本的造成伤害的伴侣保留策略、或者其它攻击、控制等暴力行为。以上行为都与个体的负性人格特质相关, 可能会伤害到伴侣, 使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在亲密关系中处于劣势, 从而降低了关系满意度, 加速亲密关系的破裂。

2.2 伴侣保留行为及其相关行为

当个体感知外貌吸引力低于伴侣时, 他们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伴侣保留行为, 提防伴侣被他人觊觎并被“偷走”, 以防止当前亲密关系的破裂(Oltmanns, Markey, & French, 2016)。例如, 在公共场合男朋友会用手臂揽住自己的伴侣, 这种向其他潜在同性竞争对手宣示主权的行为被称为伴侣保留行为(Buss, Shackelford, & McKibbin, 2008)。伴侣保留行为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Buss等(2008)对人们采用的伴侣保留策略进行了归类, 伴侣保留行为包括从意识层面的警惕意识到行为层面的暴力行为。伴侣保留行为被进一步分成两种水平:造成痛苦(inflict costs)和给予好处(bestow benefits) (Buss et al., 2008; Miner, Starratt, & Shackelford, 2009)。低配偶价值的男性(外貌吸引力低、低物质资源、难以相处)更倾向于对伴侣采用造成痛苦的行为, 比起高配偶价值的男性(外貌吸引力高、可观的物质资源、好相处)他们更少选择给予好处的伴侣保留行为(Miner et al., 2009)。低配偶价值的男性更加缺少资源(金钱、时间等), 所以会避免选择需要花费资源的伴侣保留行为(给伴侣买昂贵的礼物或者对她们进行赞美), 转而选择低资源消耗的伴侣保留行为(告诉异性朋友:她不是个好的伴侣)。

当配偶为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 即具有高配偶价值时, 男性会采取更多的伴侣保留策略(Haselton & Gangestad, 2006)。因为男性意识到伴侣的外貌吸引力高于自己, 开始担心和怀疑伴侣会产生不忠的想法和行为, 害怕她们会吸引到外貌吸引力更高的男性。当男性试图采用伴侣保留策略来挽留伴侣, 防止伴侣开始新恋情, 可能会引起伴侣的抵抗行为。尤其当她们自感外貌吸引力高于伴侣时, 这种抵抗会愈加明显; 她们做出的承诺减少, 分手的想法增多, 对其他异性更感兴趣且调情行为增加(Fugère, Cousins, & Maclaren, 2015)。此时, 亲密关系进入了恶性循环, 男性通过采取一系列的伴侣保留行为试图维持这段关系, 而产生压力的女性则开始抵抗伴侣的保留行为。

19种伴侣保留策略中包含了嫉妒感应(jealousy induction), 如对其他女性展现好感促使伴侣生气; 诋毁伴侣(derogation of mate), 如让其他男性认为伴侣并不是个好人, 这是亲密关系中嫉妒和侮辱行为的缩影。此外, 一些伴侣保留策略与性强迫行为显著相关(Buss et al., 2008)。个别的伴侣保留策略可以有效预测男性对伴侣的暴力行为(Shackelford, Goetz, Buss, Euler, & Hoier, 2005)对于此类行为的识别, 可以干预伴侣暴力行为, 帮助女性有效避免伴侣暴力行为。

2.2.1 嫉妒

Buunk (1997)将亲密关系中的嫉妒分为反应性嫉妒、占有性嫉妒和焦虑性嫉妒。反应性嫉妒是指当伴侣做出不忠行为后, 个体体验到负面情绪的程度; 占有性嫉妒是指个体试图阻止伴侣与其他异性的接触; 焦虑性嫉妒是指一个人反复想象伴侣会发生的不忠行为并经历负面情绪的过程。当没有发生实际的不忠行为时, 嫉妒作为一种适应性机制会被不忠的预测因素激活, 比如配偶价值差异(Buss & Abrams, 2016)。高外貌吸引力个体人际交往圈可能存在更多的异性朋友, 使伴侣体验到更多的嫉妒情绪。无论是个体臆想还是真实存在的竞争对手, 当伴侣外貌吸引力水平更高时, 较低吸引力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焦虑性嫉妒情绪, 担心配偶会有不忠行为(Swami et al., 2012)。高外貌吸引力个体被人们自动加工为可能会导致亲密关系破裂的威胁(Ma, Zhao, Tu, & Zheng, 2015; Zhang, Maner, Xu, & Zheng, 2016), 高外貌吸引力不仅会诱发伴侣的同性竞争意识, 也会激起同性的竞争意识, 从而产生嫉妒情绪。个体担心高外貌吸引力同性会介入亲密关系, 导致个体处于一种长期的嫉妒情绪中, 对于高外貌吸引力同性的编码和记忆也会增强, 并对其做出内隐性负面评价(Agthe, Strobel, Spörrle, Pfundmair, Maner, 2016; Maner et al., 2009)。高配偶价值(高外貌吸引力)个体不仅引发了他人的嫉妒情绪, 而且自身也会做出更强的嫉妒反应:男性对性嫉妒的反应更强, 女性对情感嫉妒的反应更强(Edlund & Sagarin, 2014)。

2.2.2 侮辱

当男性认为配偶价值低于伴侣时, 对伴侣的侮辱行为也会增加, 例如:坏事都是伴侣导致的、嫌弃伴侣的胸丑、指控伴侣想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或者指责伴侣一无是处(Maner et al., 2009)。但Starratt和Shackelford (2012)的研究中并未发现此结果, 男性和女性的配偶价值都不会预测男性对伴侣的侮辱行为。性别差异可能导致了相反的结论, 不同性别的被试对于自身和伴侣的配偶价值的敏感度及认同度会有所出入。男性可能对于伴侣的配偶价值和伴侣采用的伴侣保留行为更加敏感, 但对自身的配偶价值和采用的伴侣保留行为并不敏感。但总结性地看, 男性确实会在亲密关系中更多的使用伴侣保留行为并对高外貌吸引力的伴侣进行直接的侮辱, 这种对女性的侮辱会造成女性自尊感的降低(Mckibbin et al., 2007)。

2.2.3 性强迫行为

性强迫是指主动方在违背对方意愿的情况下, 采用软策略(如诱骗、情感操控)或者硬策略(如肢体暴力、直接威胁)的方式与之发生性行为(何姗姗, 2012)。有研究认为亲密关系内的强迫性行为是一种反通奸的策略, 是指处于亲密关系的男性在怀疑伴侣有出轨行为之后, 强迫与伴侣发生性关系的行为(Goetz & Shackelford, 2006)。当个体怀疑伴侣有出轨嫌疑时, 若个体的性强迫行为越多, 那么采取的伴侣保留策略就会越多(Goetz & Shackelford, 2009)。个体威胁伴侣将会结束亲密关系, 同时对伴侣进行情绪上的操纵, 让伴侣认为“有义务”与其发生性关系, 又或者通过暴力方式强迫伴侣发生性行为。

个体因为高外貌吸引力的缘故, 遭到伴侣的猜忌, 激起伴侣的嫉妒, 促使伴侣采取伴侣保留或性强迫行为。两者虽然是防止伴侣出轨的适应性行为, 但更多的猜忌、不信任对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3 美丽是把双刃剑

在跨文化的情境中, 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择偶中男性都将高外貌吸引力特质作为择偶的首要标准(Li, Valentine, & Patel, 2010)。在日常生活中, 男性对高面孔吸引力女性的判断和再认存在偏好(张妍 等, 2010); 在实际择偶中, 男性偏爱高面孔吸引力女性欲与其建立亲密关系。但美丽是把双刃剑, 高面孔吸引力女性受到男性的偏爱的同时也受到男性的猜忌。高面孔吸引力的女性常被认为对短期亲密关系持更开放的态度, 她们吸引着更多的异性, 从而增加了与高质量伴侣建立亲密关系的机率(Fisher, Hahn, Debruine, & Jones, 2016)。虽然男性在建立亲密关系时偏爱高面孔吸引力女性, 但在亲密关系发展中害怕她们采取双重配偶策略, 因为高面孔吸引力女性被认为更容易从短期的交配策略中受益:能更好地抵消建立短期关系的潜在成本, 比如低投入(减少怀孕和哺乳的时间)。

3.1 双重配偶理论

Buss和Shackelford (2008)提出的双重配偶理论(dual-mating theory)认为, 基于交换理论女性可能已经进化到选择最好投资能力的男性作为长期伴侣, 同时选择具有更好遗传基因的男性作为短期伴侣。因为大部分的女性都无法在同一个男性身上获得“良好的投资”和“良好的基因”, 但部分女性期待未来的伴侣同时具有这两项要求时, 便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已有研究证明与低外貌吸引力女性的择偶标准不同, 高外貌吸引力的女性希望伴侣同时具有丰富资源和出众外貌的标准。Little, Burt, Penton-Voak和Perrett (2001)发现高外貌吸引力的女性(面孔吸引力)更加偏爱偏男性化和对称性的男性面孔(高面孔吸引力), 低腰臀比的女性(高外貌吸引力指标之一)也更偏爱具有男性化特质的男性面孔(Penton-voak et al., 2003)。双重配偶假设成立的核心为:越靠近排卵期的女性越容易被具有高外貌吸引力的配偶外男性所吸引。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被认为是最具外貌吸引力的时候(Welling & Puts, 2014), 也是女性繁殖能力高峰期。在此时期, 女性偏好具备“良好基因”特质的男性(陈瑞, 郑毓煌, 2015), 对偏男性化面孔的男性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兴趣(Ditzen, Palm- fischbacher, Gossweiler, Stucky, & Ehlert, 2017)。当长期伴侣吸引力低时, 越靠近排卵期的女性对配偶外男性性行为会产生更多的兴趣(Pillsworth & Haselton, 2006)。综合所述, 高外貌吸引力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更可能被高外貌吸引力的男性所吸引, 且希望伴侣为高外貌吸引力个体。

女性随月经周期变化衍生出的繁殖动机受高雌二醇和低黄体酮的共同作用(Gangestad, & Haselton, 2015), 偏好男性化面孔的转变与女性雌二醇的变化呈正相关(Roney & Simmons, 2008), 与黄体酮变化呈负相关(Jones et al., 2005)。Gildersleeve, Haselton和Fales (2014)通过元分析验证了处于排卵期的女性更加偏爱偏男性化的男性面孔。Wood, Kressel, Joshi和Louie (2014)同样通过元分析探索排卵期和非排卵期的女性对于具有男性化特质面孔偏爱的差异, 结果并未发现处于排卵期的女性更加偏爱具有男性化特质的面孔。由于女性有关的荷尔蒙状态对偏男性化面孔特征的偏好是模棱两可和有争议的, 而以往大量研究中女性荷尔蒙水平通过自我报告月经周期状态来评估, 并未对荷尔蒙水平进行准确地测量; 加之, 被试间设计易受个体荷尔蒙水平影响产生个体差异等因素可能造成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Jones等人(2018)通过纵向研究调查女性对偏男性化面部特征的偏好与其自身荷尔蒙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分析显示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实女性对偏男性化面部特征的偏好与其唾液内荷尔蒙水平的变化有关, 即不支持女性对男性面部特征的偏好受其荷尔蒙状态影响的假设, 从而使双重配偶假设成立的核心产生了争议性。而在现实中, 高外貌吸引力的女性是否会倾向于选择双重配偶策略, 还需要更多证据。

3.2 精子竞争理论

精子竞争(sperm competition)是指来自不同男性的精子为了同一卵细胞受精而产生的竞争(Baker, 2016)。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人类存在精子竞争现象(Dhole & Servedio, 2015; van der Horst & Maree, 2014), 且此现象是男性生理和心理上的一种适应性机制(Pham & Shackelford, 2014)。

伴侣具有高外貌吸引力或者伴侣周围的潜在竞争对手的出现被视为引起精子竞争的线索, 线索的出现促使男性采用精子竞争策略, 精子竞争现象常发生在男性认为伴侣采用了双重配偶策略之后(Pham & Shackelford, 2014)。男性认为高外貌吸引力女性更容易出轨, 更加年轻貌美的女性处于高生育价值时期, 此时男性伴侣则处于精子竞争的高风险阶段。伴侣的不忠或者对伴侣的猜疑引起了精子竞争行为, 因为伴侣不忠会威胁到男性的生殖成功率, 增加男性戴“绿帽子”的可能性, 导致男性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花费资源抚养另一个男性的后代。女性的外貌吸引力水平可以有效预测男性的反通奸行为, 包括伴侣保留行为的增多、与伴侣发生性行为次数的增加和性行为时长的缩短(Barbaro, Pham, & Shackelford, 2015; Kaighobadi & Shackelford, 2008)。频繁的性行为作为精子竞争策略之一, 旨在减少精子竞争的风险, 和其它潜在或者已经存在的精子展开竞争, 多次性行为保证了卵细胞的受精成功率(Pham et al., 2014)。精子竞争理论恰好解释了性强迫行为发生的机制(He & Tsang, 2017), 男性强迫伴侣发生性行为, 增加精子进入伴侣生殖通道的机率并和其它潜在的精子进行竞争, 以此提高自身生殖成功率(Barbaro et al., 2015)。有研究指出若男性将大部分的资源用于同性竞争和吸引异性时会导致大量雄性激素的循环, 便会减少生产高质量精子的资源(Soler et al., 2015)。虽然使用精子竞争策略可以增加精子与卵细胞结合的机率, 但也会降低精子的质量。

为防止高外貌吸引力伴侣出轨导致关系破裂而使用的一系列维持关系的策略本身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所采用策略能否有效防止伴侣出轨, 并能提高伴侣双方的关系满意度和稳定亲密关系的长期发展。高外貌吸引力女性出轨所采用双重配偶策略和男性防止其出轨使用的精子竞争方式都是进化形成的适应性行为, 研究者认为“存在即适宜”, 但这种适宜性是否就佐证了女性出轨或者有效防止女性出轨, 还需要更多证据。

3.3 配偶替换理论

参与婚外情、情感脱离、培养后备伴侣、终止当前关系以及重新开始都是个体的配偶替换策略。虽然分手、离婚或者出轨常常在道德层面贴上“失败”的标签, 但配偶替换产生特定的认知和行为策略可以成功解决从一个配偶到另一个配偶的适应性问题。Buss, Goetz, Duntley, Asao和Conroy-Beam (2017)将与现任伴侣分手, 再与另一个伴侣建立亲密关系的现象称为配偶替换(mate switching), 这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人类共同的、或者是主要的择偶策略。配偶替换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 旨在抛弃现有的配偶, 并获得新的配偶。主要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使用该策略:(1)配偶造成的意外成本, 或“关系负荷”; (2)任何一方配偶价值的变化, 造成以前不存在的差异; (3)出现一个新的、感兴趣的潜在伴侣, 其配偶价值高于现任价值且价值足以抵消分手的成本。配偶替换常发生在配偶价值形成差异或者不满伴侣的配偶价值的情况中, 但配偶价值的评估不是某个时间点的静态快照, 配偶价值的任何维度, 如吸引力、可靠性、地位、资源和情感稳定性, 都可能随时处于变化之中, 需要长时间追踪评估, 且追踪评估需求不会在配偶选择后停歇不前。综上所述, 长期监测自身及伴侣配偶价值, 保持双方配偶价值处于平衡状态或者让伴侣满意自身配偶价值可以更有效地防止伴侣采取配偶替换策略。

4 问题与展望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伴侣选择作为适应性问题从古至今反复地出现, 个体的外貌吸引力偏好作为人类的适应器有效地解决了该问题。亲密关系建立前, 鉴于高外貌吸引力背后代表着健康、生育能力以及其它积极的特质, 人们偏好选择高外貌吸引力的异性作为伴侣。但这种偏好需将自身的外貌吸引力水平以及配偶价值的其它组成因素考虑在内, 当亲密关系成功建立后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不匹配的外貌吸引力或者配偶价值差异引发的一系列消极影响, 是个体在最初择偶时并未考虑在内的因素。高外貌吸引力有效地促进亲密关系的建立, 也会加速亲密关系的破裂, 正所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个体更愿意与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结为伴侣, 这种“爱美之心”可以被理解, 但需在择偶初期匹配整体配偶价值, 这对未来亲密关系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配偶价值匹配的基础上正确看待高外貌吸引力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提高亲密关系的质量。当外貌吸引力不匹配时, 尽量保证整体配偶价值的匹配, 积极沟通以解决由外貌吸引力差异引起的冲突。冲突起源于对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的不信任、猜忌, 若使用积极的伴侣保留策略, 会提高高外貌吸引力伴侣心中个体的配偶价值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了冲突。

第一, 研究伴侣保留、精子竞争和性强迫行为的有效性。伴侣保留行为、精子竞争理论和性强迫都是一种适应性的行为, 但其有效性值得研究者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已有的吸引力匹配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吸引力匹配的伴侣关系可以更加持久(Taylor, Fiore, Mendelsohn, & Cheshire, 2011)。那么, 由于不匹配的外貌吸引力而引起的一系列行为, 最终是否能有效地达成行为者最初的目的。为了防止伴侣离开而采取对伴侣造成伤害的伴侣保留行为被认为具有高风险, 可能会增加关系破裂的风险, 结果与使用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尽管伴侣保留行为可能会减少伴侣出轨行为, 但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未提及它的有效性。使用伴侣保留行为的使用者和伴侣对于伴侣保留行为的认同度如何, 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 哪些伴侣保留措施可以更加有效地挽留伴侣,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第二, 验证高面孔吸引力男性“良好基因”的准确性。表现型相关联的假设(phenotype-linked fertility hypothesis, PLFH)表明男性的第二性特征可以准确地反映其生育能力。偏男性化面孔特征的男性被认为具有“良好基因”代表其生育能力更好, 并且能够将“优良基因”更好地遗传给后代。具有此特征的男性面孔被认为更有吸引力, 面孔吸引力越高的男性其精子质量越好(Foo, Simmons, & Rhodes, 2017; Soler et al., 2003), 但有研究发现男性面孔吸引力水平与其精子质量成反比(Soler et al., 2015)。研究中以男性面孔宽高比作为衡量男性面孔吸引力水平和睾酮浓度的标准, 发现偏男性化面孔(面孔更宽)的男性其精子质量不如偏女性化面孔的男性。男性面孔宽高比被认为是男性面孔性别二态特征之一, 也是男性睾酮浓度的可靠外显特征; 但更多研究不支持面孔宽高比是性别二态特征, 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男性面孔宽高比与其睾酮水平存在关联(郑治国, 俞宗火, 廖华, 刘建平, 2017)。从而无法支持高面孔吸引力男性与其精子质量成反比的假设, 相关的直接证据需要进一步夯实。

第三, 考察不同社会角色及年龄对于外貌吸引力的偏爱差异。对于高外貌吸引力的偏爱是与生俱来的, 研究发现婴儿早期就对高外貌吸引力(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更加的偏爱(Griffey & Little, 2014)。Fugère, Chabot, Doucette和Cousins (2017)对比了女儿及其母亲对于女儿未来伴侣的外貌吸引力的重视程度, 发现女儿更加重视伴侣的外貌吸引力。此结果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 还是由于婚前婚后社会角色的转变而有所不同。在伴侣选择当中, 男性更加注重女性的外貌吸引力, 女性更加关注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那么个体对于外貌吸引力的偏爱是否会随着时间、社会和家庭角色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四, 目前大量关于外貌吸引力的研究都以国外研究为主, 由于中国有鲜明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 西方研究的结果在中国文化下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是值得探究的。由于卵细胞形成周期、怀孕期和哺乳期花费了女性的大量时间, 使其生育能力远低于男性。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投入的资源更多, 承担的风险更大(Buss, 2017)。鉴于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投资可能会更多。综上所述, 有必要探究中国女性与配偶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状况与国外研究现状的差异。

Dion认为“美的就是好的”刻板印象产生机制之一为:个体会根据美丑的文化刻板印象来塑造自己的人格特质。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倾向于认为高外貌吸引力的个体具有更多社会理想的美好特质, 当高外貌吸引力个体不断感知到他人认知后, 便会影响到自我认知, 逐渐认为自身应该具有此类人格特质。最终高外貌吸引个体在他人的期盼中, 逐渐发展成人们希望的样子。人们认为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具有理想社会特质, 但相比之下人们认为低面孔吸引力个体具有更低的社会能力、更少的利他行为和更不聪明。即人们对于“丑的就是坏的”的认同度比“美的就是好”更高(Griffin & Langlois, 2006)。Segal-Caspi, Roccas和Sagiv (2012)的研究发现高外貌吸引力个体和低外貌吸引力个体在报告自我特质时并无差异, 差异存在于不同的价值观。高外貌吸引力的个体与低外貌吸引力个体相比, 她们的行为更多遵循重要性而非个人喜好, 顺从社会认为重要的行为准则, 同时会有更多的自我提升行为以符合社会对于高外貌吸引力个体的期待。无论亲密关系是因为“美的就是好的”还是“都是美丽惹的祸”导致的不同结果, 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个体不同的价值观, 取决于个体认为什么最为重要。此外, 双方外貌吸引力是否匹配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这种匹配能否促进伴侣双方的关系满意度和稳定亲密关系的长期发展。同时, 伴侣由于外貌吸引力不匹配引起一系列的适应性行为是否可以有效地防止关系破裂并促进了采取适应性行为后的关系满意度, 也是伴侣在采取行为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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